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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屈原都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对文学都有很高的造诣。虽然两人出生年代相距2230多年,但屈原及其作品对毛泽东却有较深的影响。
屈原及其作品的创作手法对毛泽东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习惯称呼毛泽东的诗为“毛体”。自汉代以来,人们习惯称呼屈原的诗为“骚体”。这说明毛泽东与屈原的诗均独具特色。屈原的诗在我国古代文学中独步肇开,璀璨夺目,毛泽东的诗在我国当代文学中气势磅礴,独树一帜。但二者也多有相互联系之处。
屈原作品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在毛泽东诗词中,有不少典故、词语、句式源于屈原作品,有的有着明显继承痕迹。屈原作品中出现次数较多,并有明显楚辞特色的字词,在毛泽东诗词中出现的次数也较多。如:“九”是楚文化中一个神秘的数字,楚人崇“九”是显而易见的。屈原作品中的“九”字出现20多次,如“九天”、“九州”、“九嶷”、“九死”等。毛泽东诗词中仅“九天”、“九派”、“九万里”的“九”就出现过5次以上。特别是屈原作品中“兮”字的大量运用,形成了屈原骚体的突出特色。毛泽东也曾沿用“兮”字创作诗词。1915年夏,在湖南一师上学的毛泽东,时任学友会总务兼研究部长,喜爱组织同学游泳,他写下一首杂言诗《游泳启事》:“铁路之旁兮,水面汪洋;深浅合度兮,生命无妨。凡我同志兮,携手同行;晚餐之后兮,游泳一场。”他将“兮”字运用其中,既富有趣味也饱含韵味。1976年春,他创作的四言诗《春日游花园小吟》中,即有“今我来兮,杨柳依依”的诗句。
楚地尊龙崇凤的习俗源远流长,毛泽东和屈原都曾以“龙”、“凤”喻人或喻事。屈原作品中,“凤”字出现20多次,如《离骚》:“凤皇翼其承旂兮”、“凤皇既受诒兮”,《九章·哀郢》:“鸾鸟凤皇,日见远兮”等等。而在毛泽东诗词中也出现多次。如毛泽东1934年7月创作的《贺乐能·凤珠团圆》一诗中,就有“十年重逢,喜龙得凤”的诗句,在此以龙、凤喻人。1935年10月创作的《念奴娇·昆仑》:“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在此以龙喻景喻物。同年10月7日创作的《清平乐·六盘山》:“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在此以龙喻事亦喻人。屈原在《离骚》、《天问》等13首诗作中20多处描写龙,屈原有着特殊的崇龙情结。如《离骚》“为余驾飞龙兮”、“驾八龙之婉婉兮”;《九歌·河伯》“鱼鳞屋兮龙堂”,《九章·悲回风》“鱼葺鳞以自别兮,蛟龙隐其文章”等等。
毛泽东在诗词中也有化用骚体的方法。屈原《九歌·湘夫人》中有“帝子降兮北渚”、“九疑缤兮并迎”、“洞庭波兮木叶下”,毛泽东《七律·答友人》中则有“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洞庭波涌连天雪”。屈原《离骚》中有“虽九死犹未悔”、“贯薜荔之落蕊”,毛泽东《念奴娇·井冈山》和《七律·送瘟神》中有“九死一生如昨”、“千村薜荔人遗矢”。如此之类,在毛泽东诗词中还有多例,说明骚体对毛泽东诗词风格的形成有着不可泯灭的影响。
毛泽东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挥洒雄放的抒情风格,也跟屈原作品一脉相承。从艺术风格上看,《离骚》那种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和创作方法,恰恰吻合毛泽东的审美趣旨和欣赏特性。屈原作品主观个性的强烈抒发和对现实的超越,与毛泽东的“人定胜天”的精神品貌完全可以相互印证,直接沟通。屈原“登九天兮抚彗星”,毛泽东“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屈原“奠桂酒兮椒浆”,向天神东皇太一敬献桂花酒,毛泽东请月宫的“吴刚捧出桂花酒”,为杨开慧、柳直荀的英灵接风洗尘;屈原“吾令凤鸟飞腾兮”、“令沅湘兮无波”,他能指令凤凰飞翔、江水止浪,毛泽东“敢教日月换新天”,能“截断巫山云雨”,能倚靠青天,抽出身上佩戴的宝剑把昆仑山斩成三截,并且“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很明显,毛泽东的诗词不仅受到屈原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影响,而且还将其豪迈奔放的政治热情与浪漫奇特的想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同时,毛泽东借助大胆的想象,揉合神话传说、历史人物、自然现象,采用想象奇特、富于激情的语言抒发自己的情感。最具代表性的是《蝶恋花·答李淑一》,全文几乎都是虚幻的神话境界,而且在词中对吴刚、嫦娥两个神话形象进行了再创造。屈原在作品中也较多地灵活运用神话传说,尤其是《离骚》、《天问》更为明显。
毛泽东在诗词中抒发个人情感的方式亦与屈原作品存在相似之处。屈原在《离骚》中说:“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屈原在此抒发了自己对腐朽的楚国朝廷的愤懑和绝望。毛泽东1925年所作的《沁园春·长沙》诗中,有“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处在紧要关头、反动军阀、官僚买办、地主阶级及国民党反动派都在争夺国家的领导权,毛泽东心急如焚,忧国忧民之情油然而生。毛泽东与屈原在此均用反问句式,强烈抒发了忧国忧民之情,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及前途忧心忡忡。
此外,毛泽东特别钟爱屈原的“骚体”。哪怕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毛泽东南征北战,东奔西走,身边所带的书籍中,均有屈原的作品。1959年10月23日,他在外出视察所带的书籍中,有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和明代陈第的《古义屈宋音》两本古籍。毛泽东多次阅读,在后一本书里,用红蓝两用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做了不少密密麻麻的注记。可以说,毛泽东从少年到晚年,对屈原的作品是百读不厌,终生爱不释手。
屈原及其作品的创作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
屈原创作的楚辞,形式是浪漫的、神化的,但其思想内容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运用理性反思历史,反思传统,探求真理。毛泽东主张创作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二者的创作思想均力求以浪漫主义反映现实,这也是毛泽东喜欢阅读、欣赏屈原作品的主要原因之一。195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时,在该文中加了一段话,特意把“屈原的批判丑恶”同“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重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等思想列在一起,看成是中国教育史、思想史上具有进步性的“人民性”的代表,并说:“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人民的教育。谈中国的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可见毛泽东对屈原作品的思想价值是给予高度肯定的。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阅读《离骚》等屈原作品最勤、时间最集中的是1958年前后。1957年12月,毛泽东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及有关屈原的作品尽量收集给他。逄先知专门请文研所所长何其芳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搜集,得到古今各种《楚辞》版本及相关著作50余种,毛泽东如获至宝,集中阅读了这些书籍。1958年1月12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从这段话中的“又”字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曾多次阅读和“领会”过屈原的作品。同时可以看出,《离骚》强烈个性的抒发,不拘陈规的对现实的超越,奇诡的想象世界,均与毛泽东的思想交相辉映。1958年前后,正是“大跃进”、“放卫星”年代,毛泽东所“领会”和“喜悦”的,就是力图把理想变为现实,把想象变为实践。由此看来,屈原想象丰富的创作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是较大的。这一时期,毛泽东年当65岁左右,正是他浪漫主义情怀急剧上升阶段,运用于诗词,则有部分惊人之作问世;运用于书法,他的狂草出神入化;运用于政治经济,却造成了“大跃进”运动的失误。从毛泽东研究屈原和阅读屈原作品的经历来看,他青年时代欣赏的是屈原的理想抱负及为之献身的精神,他晚年欣赏的主要是屈原的浪漫主义、想象丰富的奇幻色彩。
毛泽东不仅自己喜爱阅读和研究屈原作品,还将屈原作品推荐给其他领导干部,其中蕴蓄有现实思想的目的和意义。1951年7月7日,他邀请周世钊、蒋竹如在中南海划船时,曾说:“《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1958年9月,毛泽东在安徽视察时,借来一本《楚辞集注》,问随行的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张治中回答说:“未读过。”毛泽东说:“这是本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更有趣的是,毛泽东有一次阅读和研究《楚辞》时,竟将生死置之度外。1958年1月18日凌晨一时许,他在南宁会议期间,正聚精会神地读《楚辞》,突然警报声响起,空军雷达发现国民党的飞机向南宁飞来,全城已实行灯火管制,卫士冲进毛泽东卧室,劝他去防空洞,毛泽东大手一挥:“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接着又说:“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么样?我又回来了,他还能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他让卫士长李银桥点燃蜡烛,继续津津有味地看《楚辞》。
屈原的人格情操对毛泽东的影响
屈原强烈的爱国热情,对光明和理想的追求精神,对青年毛泽东就产生了巨大吸引力。毛泽东既敬慕屈原其人,又崇尚屈原的作品。1913年春,年仅20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2月与一师合并)求学期间,主要阅读了屈原的《离骚》等诗篇,在其共有47页的笔记《讲堂录》中,从首页至11页,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将《离骚》、《九歌》全文抄录,并在正文的“天头”上,写下了《离骚》各节的提要,同时,对许多诗句进行圈画和注记。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而且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诗篇中充分反映了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屈原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为实现“美政”而终身追求的求索精神。这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雄心壮志和远大抱负是一致的。毛泽东进入中年后,将屈原的这种精神运用到干部的教育上,激励人们奋发有为,积极向上。1957年,新华社的吴冷西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时,毛泽东找他谈话:“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毛泽东列举屈原、司马迁为例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放逐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到腐刑乃发愤著《史记》。”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期间作了一个批示:“将《离骚》印发给与会每一位同志。”1月16日,他在会议上讲话时又说:“学辞赋,先学《离骚》,再学老子。”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毛泽东对屈原的人格情操更是深深地敬佩。庐山会议期间,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枚乘〈七发〉》一文中说:“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屈原的作品,比较集中地表现出他坚持真理、恪守情操、宁死不愿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在屈原作品中,通过对以楚怀王为首的腐朽贵族集团的揭露和自己遭谗被疏的痛苦愤懑的抒发,充分表现出屈原对“美政”思想的追求和对楚国黑暗统治的大力批判。这种批判精神,也正适宜毛泽东的个性。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等人的成就虽不如屈原,但他们继承了屈原的这种精神,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可喜之处”。
毛泽东在1918年4月所作的七言古诗《送纵宇一郎东行》中,有一句“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再次提及了屈原与贾谊,毛泽东当时年近25岁。可见,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是十分欣赏屈原的。诗中的纵宇一郎即指罗章龙。毛泽东与罗章龙在交往过程中,罗章龙曾赠诗一首予毛泽东,诗中有“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之诗句,均直接赞颂屈原与宋玉的精神和才气。
毛泽东对屈原的评价很高。1949年12月,毛泽东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话时说:“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又说:“在《诗经》的无名作者之后,首屈一指的该是屈原了,他是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吴江、邵铁真、龚育之等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便从唐代柳宗元的《天对》、刘禹锡的《天说》回溯到屈原的《天问》,毛泽东说:“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但他的《天对》,太短,就那么一点。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产生以来,几千年来只有这一个人做了这么一篇。到现在,《天问》没有解释清楚,《天对》讲什么,也没说清楚,只知其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与古典文学史专家刘大杰谈论文学时说:“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的《天对》,胆子很大。”柳宗元被贬谪永州期间,用唯物主义思想和以回答《天问》的形式,创作了哲理诗体《天对》,虽然其思想内容不如《天问》绚丽多彩、瑰玮谲丽,但其胆识得到毛泽东的赞许。
1961年6月16日,毛泽东要工作人员找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南宋朱熹注本《楚辞集注》。同年秋,毛泽东在阅读屈原作品之后,创作了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毛泽东创作这首诗专门咏赞屈原,他没有哀叹屈原的不幸,认为屈原的作品犹如手中握着的一柄匕首,用这支战斗的“笔”书写和捍卫自己的爱国思想、强国抱负、忧民之情和高尚人格,揭露和讽刺楚王朝的腐朽与没落。
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时,将一套线装本的朱熹《楚辞集注》作为国礼赠送给田中,田中问:“是送给我们大家的,还是送给我的?”毛泽东微笑着说:“就是送给你的。”在国际间高级交往会晤中,毛泽东把屈原的诗作当礼品赠送给外国元首,既显明《楚辞》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又对当时日本学术界已出现的“屈原否定论”是一个有力的回击。同时,也向世界推崇屈原及其作品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田中角荣将《楚辞集注》带回日本后,随即要日本读卖新闻社复印。到1973年9月,读卖新闻社社长又转送给毛泽东一部由他们复制的《楚辞集注》。这种相互赠送过程,在政治外交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屈原的美政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
屈原在政治生涯中,曾任楚朝廷左徒。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职。屈原与毛泽东的政治经历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亦曾有“失宠”、“被疏”的经历。由此,相同的经历,产生了类似的政治思想。
1960年2月,毛泽东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毛泽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借用屈原被“疏”、“放”的经历,通过开除“官籍”、“下放劳动”,促使部分人深入基层,体察社会生活,得到政治思想上的改造。1968年,毛泽东倡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或许与这种启示相关。毛泽东晚年开展的这场“反右派”政治运动,其目的是想通过“下放劳动”等形式改造和教育“右派”,但结果适得其反,导致反右扩大化,造成部分冤假错案。
屈原振兴楚国的远大志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直到晚年,毛泽东对屈原的仰慕之情依然不减,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仍持续不断。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周谷诚,谈话中说到屈原与《离骚》时,共同探讨“离骚”的含义。周谷诚说:“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说是‘离’、‘牢’同声。”毛泽东却说:“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周谷诚又进一步解释说:“离骚可能就是牢骚,牢骚可能就是罗唆。‘牢’、‘罗’同声,‘骚’、‘唆’同声,念罗唆。可能就是发牢骚。”毛泽东未置可否,显然不认同这种说法。从古至今,对于“离骚”的含义众说纷纭,难成定论。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结论报告时说:“皇考是远祖,还是祖父,还是父亲?三后是楚国的三后,还是禹、汤、文,还是颛顼、帝喾、轩辕?兰是现在这样的兰,还是另外一种?”这都是涉及《离骚》诗篇中争论较多的问题,充分说明毛泽东有较深厚的楚辞学功底,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造诣颇深。在这次会议上他还说:“例如: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以上,是判断问题。”毛泽东引用《离骚》中的这一段诗句,真实思想是对与会者进行教育和引导,能够正确判断是非。其意思是说:若具备三位先王那样高尚的道德,自然吸引众芳。要像唐尧虞舜正大光明走上正确道路,不能像夏桀商纣猖狂放纵而走上邪路。毛泽东将屈原的政治思想运用到干部的政治教育之中,引用恰到好处,而且发人深省。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引用了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话,赞同司马迁对屈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的评价,并赞同司马迁说屈原写作《离骚》属于“贤圣发愤之所为作”的评述。毛泽东不仅认真阅读、研究屈原作品,而且将屈原的政治思想和屈原作品的思想内涵运用到实际政治生活之中。
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勤政殿见到原名为黄士元的驻外大使黄镇时,风趣地问道:“黄镇,你原来的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如实回答说:“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笑着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毛泽东以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白玉兮为镇”为典故,与“竹可黄而不毁其节”的古语相结合,巧妙地将“黄”、“镇”的意蕴融合其中,既表现了毛泽东幽默、浪漫的性格特征和具有丰富的学识功底,又灵活地表达了毛泽东对黄镇的期望。
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倡干部讲真话,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屈原虽然不得志,但敢于为原则作斗争。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让秘书林克编了一本有几十种评价《楚辞》的书刊目录,经由毛泽东审定后,印发与会全体人员阅读。由此可见,屈原及其作品对毛泽东政治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毛泽东还多次在政治外交场合提到屈原,并且数次向国外元首推崇、介绍屈原。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访华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说:“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把他死的这天作为节日,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在这天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再去伤害屈原。”在此,毛泽东不仅向国外元首介绍了中国人民纪念屈原的端午习俗,而且对屈原其人作出了较高评价,称赞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毛泽东在送别访华后即将归国的尼赫鲁时,又特地引用屈原《九歌·少司命》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来表达对尼赫鲁的友好之情。
毛泽东与屈原在生长地理上的相近,增加了他对屈原的感情。毛泽东诞生在与湘江相邻的湘潭韶山冲,清代乾隆二年《韶山记》记载:“韶山,南楚一名山也。”屈原诞生在长江之畔的秭归乐平里,诞生地均与江、山紧密相连,可谓山青水秀、人杰地灵,而且诞生地均属楚国疆域。屈原曾被流放于湖南沅湘一带,又殉国于湘江洞庭湖之滨,并留下了传世之作。毛泽东的故乡从韶山到湘乡、湘潭,再到长沙,均是楚风极盛之地,这也是毛泽东深受《离骚》、终身离不开《楚辞》等屈原作品,并将自己的诗词创作成新一代“离骚”的主要原因。为此,使毛泽东在感情上与屈原产生了共鸣。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在去苏联访问的火车上,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起中国文学时提到了屈原,毛泽东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还是我的家乡。所以我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毛泽东自豪地自称是屈原“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的相似性,同为楚地巨才的禀赋与气质,使毛泽东同屈原有了特殊感情上的沟通。
正如毛泽东自己说:“我对屈原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屈原对毛泽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活、思想发展、诗词创作等过程中,其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可以概括地说,毛泽东受屈原影响于青年,贯穿于终生,成就了中国,同时也为屈原及其作品在世界上的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表率作用。
(压题照片为:岳阳汨罗屈子祠)
屈原及其作品的创作手法对毛泽东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习惯称呼毛泽东的诗为“毛体”。自汉代以来,人们习惯称呼屈原的诗为“骚体”。这说明毛泽东与屈原的诗均独具特色。屈原的诗在我国古代文学中独步肇开,璀璨夺目,毛泽东的诗在我国当代文学中气势磅礴,独树一帜。但二者也多有相互联系之处。
屈原作品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在毛泽东诗词中,有不少典故、词语、句式源于屈原作品,有的有着明显继承痕迹。屈原作品中出现次数较多,并有明显楚辞特色的字词,在毛泽东诗词中出现的次数也较多。如:“九”是楚文化中一个神秘的数字,楚人崇“九”是显而易见的。屈原作品中的“九”字出现20多次,如“九天”、“九州”、“九嶷”、“九死”等。毛泽东诗词中仅“九天”、“九派”、“九万里”的“九”就出现过5次以上。特别是屈原作品中“兮”字的大量运用,形成了屈原骚体的突出特色。毛泽东也曾沿用“兮”字创作诗词。1915年夏,在湖南一师上学的毛泽东,时任学友会总务兼研究部长,喜爱组织同学游泳,他写下一首杂言诗《游泳启事》:“铁路之旁兮,水面汪洋;深浅合度兮,生命无妨。凡我同志兮,携手同行;晚餐之后兮,游泳一场。”他将“兮”字运用其中,既富有趣味也饱含韵味。1976年春,他创作的四言诗《春日游花园小吟》中,即有“今我来兮,杨柳依依”的诗句。
楚地尊龙崇凤的习俗源远流长,毛泽东和屈原都曾以“龙”、“凤”喻人或喻事。屈原作品中,“凤”字出现20多次,如《离骚》:“凤皇翼其承旂兮”、“凤皇既受诒兮”,《九章·哀郢》:“鸾鸟凤皇,日见远兮”等等。而在毛泽东诗词中也出现多次。如毛泽东1934年7月创作的《贺乐能·凤珠团圆》一诗中,就有“十年重逢,喜龙得凤”的诗句,在此以龙、凤喻人。1935年10月创作的《念奴娇·昆仑》:“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在此以龙喻景喻物。同年10月7日创作的《清平乐·六盘山》:“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在此以龙喻事亦喻人。屈原在《离骚》、《天问》等13首诗作中20多处描写龙,屈原有着特殊的崇龙情结。如《离骚》“为余驾飞龙兮”、“驾八龙之婉婉兮”;《九歌·河伯》“鱼鳞屋兮龙堂”,《九章·悲回风》“鱼葺鳞以自别兮,蛟龙隐其文章”等等。
毛泽东在诗词中也有化用骚体的方法。屈原《九歌·湘夫人》中有“帝子降兮北渚”、“九疑缤兮并迎”、“洞庭波兮木叶下”,毛泽东《七律·答友人》中则有“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洞庭波涌连天雪”。屈原《离骚》中有“虽九死犹未悔”、“贯薜荔之落蕊”,毛泽东《念奴娇·井冈山》和《七律·送瘟神》中有“九死一生如昨”、“千村薜荔人遗矢”。如此之类,在毛泽东诗词中还有多例,说明骚体对毛泽东诗词风格的形成有着不可泯灭的影响。
毛泽东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挥洒雄放的抒情风格,也跟屈原作品一脉相承。从艺术风格上看,《离骚》那种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和创作方法,恰恰吻合毛泽东的审美趣旨和欣赏特性。屈原作品主观个性的强烈抒发和对现实的超越,与毛泽东的“人定胜天”的精神品貌完全可以相互印证,直接沟通。屈原“登九天兮抚彗星”,毛泽东“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屈原“奠桂酒兮椒浆”,向天神东皇太一敬献桂花酒,毛泽东请月宫的“吴刚捧出桂花酒”,为杨开慧、柳直荀的英灵接风洗尘;屈原“吾令凤鸟飞腾兮”、“令沅湘兮无波”,他能指令凤凰飞翔、江水止浪,毛泽东“敢教日月换新天”,能“截断巫山云雨”,能倚靠青天,抽出身上佩戴的宝剑把昆仑山斩成三截,并且“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很明显,毛泽东的诗词不仅受到屈原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影响,而且还将其豪迈奔放的政治热情与浪漫奇特的想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同时,毛泽东借助大胆的想象,揉合神话传说、历史人物、自然现象,采用想象奇特、富于激情的语言抒发自己的情感。最具代表性的是《蝶恋花·答李淑一》,全文几乎都是虚幻的神话境界,而且在词中对吴刚、嫦娥两个神话形象进行了再创造。屈原在作品中也较多地灵活运用神话传说,尤其是《离骚》、《天问》更为明显。
毛泽东在诗词中抒发个人情感的方式亦与屈原作品存在相似之处。屈原在《离骚》中说:“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屈原在此抒发了自己对腐朽的楚国朝廷的愤懑和绝望。毛泽东1925年所作的《沁园春·长沙》诗中,有“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处在紧要关头、反动军阀、官僚买办、地主阶级及国民党反动派都在争夺国家的领导权,毛泽东心急如焚,忧国忧民之情油然而生。毛泽东与屈原在此均用反问句式,强烈抒发了忧国忧民之情,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及前途忧心忡忡。
此外,毛泽东特别钟爱屈原的“骚体”。哪怕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毛泽东南征北战,东奔西走,身边所带的书籍中,均有屈原的作品。1959年10月23日,他在外出视察所带的书籍中,有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和明代陈第的《古义屈宋音》两本古籍。毛泽东多次阅读,在后一本书里,用红蓝两用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做了不少密密麻麻的注记。可以说,毛泽东从少年到晚年,对屈原的作品是百读不厌,终生爱不释手。
屈原及其作品的创作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
屈原创作的楚辞,形式是浪漫的、神化的,但其思想内容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运用理性反思历史,反思传统,探求真理。毛泽东主张创作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二者的创作思想均力求以浪漫主义反映现实,这也是毛泽东喜欢阅读、欣赏屈原作品的主要原因之一。195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时,在该文中加了一段话,特意把“屈原的批判丑恶”同“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重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等思想列在一起,看成是中国教育史、思想史上具有进步性的“人民性”的代表,并说:“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人民的教育。谈中国的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可见毛泽东对屈原作品的思想价值是给予高度肯定的。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阅读《离骚》等屈原作品最勤、时间最集中的是1958年前后。1957年12月,毛泽东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及有关屈原的作品尽量收集给他。逄先知专门请文研所所长何其芳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搜集,得到古今各种《楚辞》版本及相关著作50余种,毛泽东如获至宝,集中阅读了这些书籍。1958年1月12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从这段话中的“又”字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曾多次阅读和“领会”过屈原的作品。同时可以看出,《离骚》强烈个性的抒发,不拘陈规的对现实的超越,奇诡的想象世界,均与毛泽东的思想交相辉映。1958年前后,正是“大跃进”、“放卫星”年代,毛泽东所“领会”和“喜悦”的,就是力图把理想变为现实,把想象变为实践。由此看来,屈原想象丰富的创作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是较大的。这一时期,毛泽东年当65岁左右,正是他浪漫主义情怀急剧上升阶段,运用于诗词,则有部分惊人之作问世;运用于书法,他的狂草出神入化;运用于政治经济,却造成了“大跃进”运动的失误。从毛泽东研究屈原和阅读屈原作品的经历来看,他青年时代欣赏的是屈原的理想抱负及为之献身的精神,他晚年欣赏的主要是屈原的浪漫主义、想象丰富的奇幻色彩。
毛泽东不仅自己喜爱阅读和研究屈原作品,还将屈原作品推荐给其他领导干部,其中蕴蓄有现实思想的目的和意义。1951年7月7日,他邀请周世钊、蒋竹如在中南海划船时,曾说:“《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1958年9月,毛泽东在安徽视察时,借来一本《楚辞集注》,问随行的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张治中回答说:“未读过。”毛泽东说:“这是本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更有趣的是,毛泽东有一次阅读和研究《楚辞》时,竟将生死置之度外。1958年1月18日凌晨一时许,他在南宁会议期间,正聚精会神地读《楚辞》,突然警报声响起,空军雷达发现国民党的飞机向南宁飞来,全城已实行灯火管制,卫士冲进毛泽东卧室,劝他去防空洞,毛泽东大手一挥:“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接着又说:“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么样?我又回来了,他还能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他让卫士长李银桥点燃蜡烛,继续津津有味地看《楚辞》。
屈原的人格情操对毛泽东的影响
屈原强烈的爱国热情,对光明和理想的追求精神,对青年毛泽东就产生了巨大吸引力。毛泽东既敬慕屈原其人,又崇尚屈原的作品。1913年春,年仅20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2月与一师合并)求学期间,主要阅读了屈原的《离骚》等诗篇,在其共有47页的笔记《讲堂录》中,从首页至11页,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将《离骚》、《九歌》全文抄录,并在正文的“天头”上,写下了《离骚》各节的提要,同时,对许多诗句进行圈画和注记。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而且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诗篇中充分反映了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屈原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为实现“美政”而终身追求的求索精神。这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雄心壮志和远大抱负是一致的。毛泽东进入中年后,将屈原的这种精神运用到干部的教育上,激励人们奋发有为,积极向上。1957年,新华社的吴冷西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时,毛泽东找他谈话:“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毛泽东列举屈原、司马迁为例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放逐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到腐刑乃发愤著《史记》。”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期间作了一个批示:“将《离骚》印发给与会每一位同志。”1月16日,他在会议上讲话时又说:“学辞赋,先学《离骚》,再学老子。”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毛泽东对屈原的人格情操更是深深地敬佩。庐山会议期间,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枚乘〈七发〉》一文中说:“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屈原的作品,比较集中地表现出他坚持真理、恪守情操、宁死不愿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在屈原作品中,通过对以楚怀王为首的腐朽贵族集团的揭露和自己遭谗被疏的痛苦愤懑的抒发,充分表现出屈原对“美政”思想的追求和对楚国黑暗统治的大力批判。这种批判精神,也正适宜毛泽东的个性。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等人的成就虽不如屈原,但他们继承了屈原的这种精神,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可喜之处”。
毛泽东在1918年4月所作的七言古诗《送纵宇一郎东行》中,有一句“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再次提及了屈原与贾谊,毛泽东当时年近25岁。可见,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是十分欣赏屈原的。诗中的纵宇一郎即指罗章龙。毛泽东与罗章龙在交往过程中,罗章龙曾赠诗一首予毛泽东,诗中有“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之诗句,均直接赞颂屈原与宋玉的精神和才气。
毛泽东对屈原的评价很高。1949年12月,毛泽东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话时说:“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又说:“在《诗经》的无名作者之后,首屈一指的该是屈原了,他是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吴江、邵铁真、龚育之等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便从唐代柳宗元的《天对》、刘禹锡的《天说》回溯到屈原的《天问》,毛泽东说:“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但他的《天对》,太短,就那么一点。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产生以来,几千年来只有这一个人做了这么一篇。到现在,《天问》没有解释清楚,《天对》讲什么,也没说清楚,只知其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与古典文学史专家刘大杰谈论文学时说:“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的《天对》,胆子很大。”柳宗元被贬谪永州期间,用唯物主义思想和以回答《天问》的形式,创作了哲理诗体《天对》,虽然其思想内容不如《天问》绚丽多彩、瑰玮谲丽,但其胆识得到毛泽东的赞许。
1961年6月16日,毛泽东要工作人员找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南宋朱熹注本《楚辞集注》。同年秋,毛泽东在阅读屈原作品之后,创作了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毛泽东创作这首诗专门咏赞屈原,他没有哀叹屈原的不幸,认为屈原的作品犹如手中握着的一柄匕首,用这支战斗的“笔”书写和捍卫自己的爱国思想、强国抱负、忧民之情和高尚人格,揭露和讽刺楚王朝的腐朽与没落。
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时,将一套线装本的朱熹《楚辞集注》作为国礼赠送给田中,田中问:“是送给我们大家的,还是送给我的?”毛泽东微笑着说:“就是送给你的。”在国际间高级交往会晤中,毛泽东把屈原的诗作当礼品赠送给外国元首,既显明《楚辞》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又对当时日本学术界已出现的“屈原否定论”是一个有力的回击。同时,也向世界推崇屈原及其作品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田中角荣将《楚辞集注》带回日本后,随即要日本读卖新闻社复印。到1973年9月,读卖新闻社社长又转送给毛泽东一部由他们复制的《楚辞集注》。这种相互赠送过程,在政治外交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屈原的美政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
屈原在政治生涯中,曾任楚朝廷左徒。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职。屈原与毛泽东的政治经历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亦曾有“失宠”、“被疏”的经历。由此,相同的经历,产生了类似的政治思想。
1960年2月,毛泽东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毛泽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借用屈原被“疏”、“放”的经历,通过开除“官籍”、“下放劳动”,促使部分人深入基层,体察社会生活,得到政治思想上的改造。1968年,毛泽东倡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或许与这种启示相关。毛泽东晚年开展的这场“反右派”政治运动,其目的是想通过“下放劳动”等形式改造和教育“右派”,但结果适得其反,导致反右扩大化,造成部分冤假错案。
屈原振兴楚国的远大志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直到晚年,毛泽东对屈原的仰慕之情依然不减,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仍持续不断。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周谷诚,谈话中说到屈原与《离骚》时,共同探讨“离骚”的含义。周谷诚说:“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说是‘离’、‘牢’同声。”毛泽东却说:“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周谷诚又进一步解释说:“离骚可能就是牢骚,牢骚可能就是罗唆。‘牢’、‘罗’同声,‘骚’、‘唆’同声,念罗唆。可能就是发牢骚。”毛泽东未置可否,显然不认同这种说法。从古至今,对于“离骚”的含义众说纷纭,难成定论。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结论报告时说:“皇考是远祖,还是祖父,还是父亲?三后是楚国的三后,还是禹、汤、文,还是颛顼、帝喾、轩辕?兰是现在这样的兰,还是另外一种?”这都是涉及《离骚》诗篇中争论较多的问题,充分说明毛泽东有较深厚的楚辞学功底,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造诣颇深。在这次会议上他还说:“例如: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以上,是判断问题。”毛泽东引用《离骚》中的这一段诗句,真实思想是对与会者进行教育和引导,能够正确判断是非。其意思是说:若具备三位先王那样高尚的道德,自然吸引众芳。要像唐尧虞舜正大光明走上正确道路,不能像夏桀商纣猖狂放纵而走上邪路。毛泽东将屈原的政治思想运用到干部的政治教育之中,引用恰到好处,而且发人深省。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引用了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话,赞同司马迁对屈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的评价,并赞同司马迁说屈原写作《离骚》属于“贤圣发愤之所为作”的评述。毛泽东不仅认真阅读、研究屈原作品,而且将屈原的政治思想和屈原作品的思想内涵运用到实际政治生活之中。
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勤政殿见到原名为黄士元的驻外大使黄镇时,风趣地问道:“黄镇,你原来的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如实回答说:“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笑着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毛泽东以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白玉兮为镇”为典故,与“竹可黄而不毁其节”的古语相结合,巧妙地将“黄”、“镇”的意蕴融合其中,既表现了毛泽东幽默、浪漫的性格特征和具有丰富的学识功底,又灵活地表达了毛泽东对黄镇的期望。
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倡干部讲真话,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屈原虽然不得志,但敢于为原则作斗争。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让秘书林克编了一本有几十种评价《楚辞》的书刊目录,经由毛泽东审定后,印发与会全体人员阅读。由此可见,屈原及其作品对毛泽东政治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毛泽东还多次在政治外交场合提到屈原,并且数次向国外元首推崇、介绍屈原。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访华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说:“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把他死的这天作为节日,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在这天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再去伤害屈原。”在此,毛泽东不仅向国外元首介绍了中国人民纪念屈原的端午习俗,而且对屈原其人作出了较高评价,称赞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毛泽东在送别访华后即将归国的尼赫鲁时,又特地引用屈原《九歌·少司命》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来表达对尼赫鲁的友好之情。
毛泽东与屈原在生长地理上的相近,增加了他对屈原的感情。毛泽东诞生在与湘江相邻的湘潭韶山冲,清代乾隆二年《韶山记》记载:“韶山,南楚一名山也。”屈原诞生在长江之畔的秭归乐平里,诞生地均与江、山紧密相连,可谓山青水秀、人杰地灵,而且诞生地均属楚国疆域。屈原曾被流放于湖南沅湘一带,又殉国于湘江洞庭湖之滨,并留下了传世之作。毛泽东的故乡从韶山到湘乡、湘潭,再到长沙,均是楚风极盛之地,这也是毛泽东深受《离骚》、终身离不开《楚辞》等屈原作品,并将自己的诗词创作成新一代“离骚”的主要原因。为此,使毛泽东在感情上与屈原产生了共鸣。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在去苏联访问的火车上,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起中国文学时提到了屈原,毛泽东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还是我的家乡。所以我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毛泽东自豪地自称是屈原“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的相似性,同为楚地巨才的禀赋与气质,使毛泽东同屈原有了特殊感情上的沟通。
正如毛泽东自己说:“我对屈原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屈原对毛泽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活、思想发展、诗词创作等过程中,其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可以概括地说,毛泽东受屈原影响于青年,贯穿于终生,成就了中国,同时也为屈原及其作品在世界上的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表率作用。
(压题照片为:岳阳汨罗屈子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