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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浙江省农村中高级“两创”实用人才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系统分析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意愿、培训对新技术采纳情况、培训增收效果和幅度等培训绩效评价效果以及对培训机构和培训方式偏好等具体培训需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职业培训对提升技能水平、实现农民增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应建立健全满足各类不同层次需求的职业培训体系，着重构建以学员培训需求与满意度为导向、以培训机构准入制度和受训者满意度评价为出发点的职业农民培训绩效评估体系。
关键词：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绩效评价；培训需求；准入机制
中图分类号： C975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4）02-0407-05
收稿日期：2013-10-23
基金项目：农业部软科学项目（项目编号：201304）。
作者简介：朱奇彪（1966—），男，浙江诸暨人，副研究员，从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与农村人力资源管理。E-mail：zhuqb123@126.com。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我国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些地方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的问题日趋严重，“谁来种地”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中最棘手的问题，借鉴国外培育农业后继者的经验，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已刻不容缓。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同年底，农业部正式启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全国选取31个省（市、区）100个试点县（市、区），每个县（市、区）选择 2～3 个主导产业，计划通过3年试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0万人（其中浙江省新型职业农民试点为云和县、江山市、富阳市）。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机制，确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核心和基础地位。农业部张桃林副部长指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需要从环境、制度、政策等层面引导和扶持，要重点构建包括教育培训、认定管理、政策扶持等相互衔接、有机联系的国家制度体系[1]。”其中，提升职业农民素质的基础性环节为构建教育培训制度。但目前一部分农民培训机构培训目标往往是“主管部门满意度最大化”而非“农民受益最大化”，项目下达单位对整个培训工程的实施缺乏一套有效的绩效评价和准入机制。本研究以浙江省农村中高级“两创”实用人才的调查问卷为基础，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绩效进行评估与分析，通过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培训的满意度、对培训效果的主观认知、对农民知识结构的改善、对农民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农业产业化的推动、对农民收入的提高等原始基础资料进行量化统计分析，建立以新型职业农民需求为核心的培训绩效评估体系，进一步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果。
1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界定
目前认识比较一致的新型职业农民应符合4个基本条件，即以农业为职业、占有一定的资源、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唐华仓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素质可以划分为社会、技能和经营能力[2]。李文学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应有4个特质，即全职务农、高素质、高收入、获得社会尊重[3]。朱启臻等认为，新型职业农民除了符合以上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具备3个条件，即新型职业农民是市场主体、有高度的稳定性、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现代责任观念[4]。一些学者将新型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和兼业农民进行了比较。郭智奇等认为，传统农民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农民，强调的是一种社会结构；职业农民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强调的是产业结构[5]。因此，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对象应为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主。也有一些文献提出，其培养对象为农民企业家、农民致富带头人、社会化经营管理者、非农产业工人、农村基层干部等[6]。
从新型职业农民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关系和发展路径来看，首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更确切地说是新型职业农民发育的“蓄水池”，从兼业化向专业化、从小规模向规模化、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型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基础；其次，对培养壮大的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带头人进行职业化培训，可以说是促成新型职业农民“成型”；最后，通过新型职业农民认定准入体系设置经营现代农业“门槛”和通过激励政策使“培训”与“培育”合二为一，从而实现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培养—培训—培育”的长效机制。因此，笔者认为新型职业农民是占有一定农业资源且具有生产经营技能的，以农业为职业且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以能务农、以德务农、以法务农的，集“经济人、社会人、政治人”于一身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2新型职业农民调查样本基本特征
2.1数据来源与调查概况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笔者所在课题组2011年对浙江省参加农业新技术示范推广带头人知识更新培训班学员的问卷调查，总发放问卷251份，其中粮油班57份，葡萄班66份，茶叶班68份，设施蔬菜班60份，剔除关键问题缺失和前后逻辑矛盾的回收有效问卷235份，有效回收率93.63%。
由浙江省各县（市、区）农培办按产业分类进行选拔，再由11个地市农培办核审推荐当地勇于农作制度改革与创新的种养业大户或家庭农场主参加培训。他们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创新创业意愿强烈，并能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他们的教育程度、经营年限、种植规模、农业投资、农业收入等符合目前对新型职业农民界定的基本条件。
调查资料包括由各地农培办审核的参加全省农业新技术示范推广带头人知识更新培训班学员报名表以及由笔者所在课题组设计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调查问卷，涉及新型职业农民产业发展基本情况、能力素质、培训需求、培训效果等方面的详细信息。
2.2样本基本特征描述性统计
从样本性别分布（表1）看，男性占88.24%，女性占1176%；从年龄结构看，41～50岁所占比例最高（52.52%），其次是31～40岁（21.43%）、51～60岁（13.87%）、31岁以下（105%）和60岁以上（1.26%），说明对从事农业种植业生产能手的培养需要经过较长时期的生产实践与锻炼。调查发现，年龄30岁以下的中主要是“农二代”（多为大学生），他们将可能成为今后产业经营管理的接班人。 从学历教育程度比例（表1）看，以高中学历（30.90%）最高，其他依次是初中（24.03%）、大专（20.60%）、中专（1416%）、本科及以上（8.15%）、小学及以下（2.15%）。
从家庭人口与从事职业情况（表1）看，纯农户与N兼型（经营农业为主，非农为辅）占94.93%，说明受调查者主要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家庭成员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O兼型（以非农为主，农业为辅）占5.07%，也说明近几年随着土地流转和农业比较效益的迅速提高，不少工商资本投向农业领域，出现了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从产业经营分布（表1）看，这些学员主要从事粮油、蔬菜、葡萄、茶叶等产业，其中从事种植业占90.76%，兼营加工业占17.65%，兼营养殖业占7.98%，返销业占7.14%。学员中有不少是家庭农场或企业，是种养结合、种加结合或种加贸结合，呈现多元化产业经营态势。
新型职业农民主要以家庭经营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对235份有效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这些职业农民从事农业产业的平均年限为7.51年，其中229户农户平均种植规模 33.866 hm2；19户兼业养殖生产，每户平均养殖家畜（家禽、水产）规模30 545头或只（羽、尾）；19户加工农产品，每户平均加工837.74 t；62户返销农产品，每户平均返销980.57 t；每户平均总投资357.09万元；每户年产值平均492.23万元，带动从业人员43.21人。由此可见，调查样本农户生产经营规模、产业投资、年产值和带动能力均较强，是比较典型的新型职业农民。
3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绩效评估与分析
3.1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培训频次与意愿
3.1.1参加培训的频次66.53%的职业农民表示经常参加培训（每年3次以上），29.34%的职业农民表示偶尔参加培训（每年1～2次），4.13%的职业农民表示从未参加过培训。从未参加过培训的学员主要是近年来刚从学校毕业从事农业的或转行投资农业的工商资本。新型职业农民都表示会紧紧抓住每一次培训机会，实现知识更新和技能提高。
3.1.2参加培训的意愿从样本的调查情况看，91.06%的职业农民表示很愿意参加培训，8.94%的职业农民表示比较愿意参加培训，表示愿意、一般愿意与不愿意的比例均为0。说明新型职业农民具有较强的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的意愿。
3.2新型职业农民对培训技术采纳的评价
通过培训能掌握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是学员参加职业培训的主要目的。通过受训者培训前后能力自评效果评估，可以了解掌握受训者知识、技能掌握应用的程度。由图1可知，43.10%的学员认为，通过培训能很好地掌握并应用，其他依次为能掌握应用（29.23%）、能基本掌握并应用（24.57%）、能基本掌握但不能应用（4.74%）、基本不能掌握也不能应用（0）。说明95.26%的学员认为通过职业培训能基本掌握并应用农业新知识、新技术。
3.3新型职业农民对培训增收效果的评价
由图2可知，职业培训对收入水平提高作用的比例依次为较大提高（44.30%）、很大提高（40.35%）、有一点提高（15.35%）、没有任何提高（0.88%）。由此可知，84.65%的调查者认为通过职业培训能较大幅度提高收入水平。由于实际参加职业培训对提高农业收入具有较显著效果，因此在实际生产中，广大新型职业农民参加职业培训的积极性很高，农业主管部门对做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也非常重视。
3.4新型职业农民对培训增收幅度的评价
职业农民主要通过参加专业技能培训，以达到提高生产技能水平和经济效益的目标。由图3可知，46.19%的学员认为，专业技能培训对农业纯收入提高的影响程度大致为10%～30%；27.54%的学员认为，专业技能培训对农业纯收入提高的影响程度大致为30.1%～50%；13.56%的学员认为，专业技能培训对农业纯收入提高的影响程度大致为
501%～70%；6.36%的学员认为，专业技能培训对农业纯收入提高的影响程度大致为10%以下；3.39%的学员认为，专业技能培训对农业纯收入提高的影响程度大致为70.1%～90%；3.81%的学员认为，专业技能培训对农业纯收入提高的影响程度大致为90%以上。由此可知，93.64%的学员认为，通过专业技能培训，其纯收入增收至少在10%以上。
3.5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培训最关注的因素
按照需求决定供给的原则，在实施农民职业培训过程中，应坚持项目需求调查。由图4可知，学员参加培训最关注的因素依次是针对性强的培训内容（64.66%）、熟悉一批著名的农业专家（58.23%）、结识一批同行朋友（57.07%）、高质量的培训效果（51.41%）、了解农业科技信息（46.99%）、选择有影响力的培训基地（23.69%）。培训机构在组织职业培训时必须高度关注这些学员的培训需求。
3.6影响培训效果的主要因素
由图5可知，影响培训效果最主要的因素是培训内容的针对性（80.72%），其次分别是培训师资质量（46.59%）、现场考察活动安排（40.96%）、培训教材与课件制作（2610%）、学员生产技能与经营管理水平（23.69%）、学员个人文化教育程度（23.29%）、培训日程安排（15.26%）、分类分层次培训（14.46%）、培训机构的管理服务质量（1124%）、培训场所设施设备及食宿条件（8.84%）。由此可见，各培训机构对培训内容、培训师资与考察交流等关键环节应高度重视。
3.7新型职业农民对培训机构的评价
目前，社会上参与农民教育培训的机构很多，其培训质量差参不齐。由图6可知，分别有61.04%的职业农民表示曾参加过省级农业科研院所和县级农技推广部门组织的培训，参加其他培训机构组织培训的依次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或产业协会（45.78%）、地市级涉农部门（42.97%）、乡镇农技中心（37.75%）、省级农业大专院校（18.47%）、民间培训机构（12.05%）、涉农企业（10.04%）、其他（5.62%）。由此可知，新型职业农民参加技术培训对培训机构具有较明显的选择偏好。 3.8新型职业农民对培训形式的评价
从图7可知，新型职业农民认为最有效的培训方式是专业技能培训（69.08%）和现场考察与同行交流（64.26%），其他依次是专家现场考察指导、技术研讨会、师徒结对帮培、网络远程教育、看录像与光盘。说明技能培训、现场考察与同行交流是最有效、最欢迎的培训方式。他们希望通过参加针对性培训活动熟悉一批著名的农业专家、结识一批同行朋友、拓展一批优质科技资源和人脉资源，这也是新型职业农民喜欢参加此类培训的重要动力。
4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绩效评估的对策建议
本研究采用不署名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方法，根据调研所得数据资料，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基于对上述浙江省农村中高级“两创”人才培训需求与培训绩效实证分析，提出以下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果评估工作的建议。
4.1正确认知职业培训在农民增收中的重要作用
农民职业培训绩效如何，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受训学员的培训意愿、技能应用水平以及对农民增收的作用等方面。本调查数据表明，91.06%的职业农民表示很愿意参加培训，894%的职业农民表示比较愿意参加培训；95.26%的学员认为通过培训能基本掌握应用新知识、新技术；93.64%的学员认为通过专业技能培训，其纯收入增收至少在10%以上。由此可见，教育培训是新型职业农民获取农业新知识和新技术最主要的途径，且新型职业农民具有很强的参加培训的意愿；职业培训对提升技能水平、实现农民增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大大提高了职业农民的培训意愿与参训积极性。
同时，正确认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它具有明显的公益性，特别要强化政府责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各级政府要加大对职业农民培训的投入力度，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财力保障作用，统筹省（市、区）、县（市、区）、乡（镇）各级培训经费，减轻职业农民参加培训的经济负担，大力激发其参与职业培训的积极性。同时应建立职业农民培训的需求动态管理模式，按照需求决定供给的原则，在农民职业培训的过程中对职业培训意向与培训需求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不断扩大培训规模及资金支持，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培训，以满足各类新型职业农民对培训的需求。着力构建以培训为基础、以服务为抓手、以帮扶为支撑的“三位一体”的农村实用人才培养模式，努力营造农村育才、聚才、用才的良好氛围[7]。对于积极参加职业培训并起到很好示范带头作用的新型职业农民，各级政府部门可以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4.2建立健全满足各类不同层次需求的职业培训体系
要加快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工作，需要在理顺体制、强化责任、整合资源、创新培训体系等方面下功夫。调查结果表明，新型职业农民对培训机构有明确的选择偏好，省级层面培训以及省级院所专家教授是新型职业农民较青睐的培训组织机构与培训师资。因此，应让具有科技成果源头研发能力的农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以及承担技术推广服务的县级以上的农技推广部门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主阵地，实行分类分层次培训。省级农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主要职责是培训中高级的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技推广首席专家、农技师资，地级、县级农技推广部门重点培训中级、初级及以下的新型职业农民。
农民职业培训对培训机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调查结果表明，技能培训、现场考察、同行交流3种培训方式对新型职业农民最具吸引力；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培训师资质量、现场考察活动安排是新型职业农民认为影响培训效果最重要的三大因素。因此，培训机构在组织职业农民培训时，要突出培训内容的针对性，遴选高质量的授课专家，组织典型现场考察交流活动，加强农业科技信息交流与跟踪服务。培训内容应以“新型职业农民需求和解决实际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为导向，借鉴日韩和中国台湾等地区培育职业农民的经验，突出实地教学、同行交流及创业管理等内容的比例，加快由临时型、短期型、技能型、就业型培训模式向规范型、终身制、职业型、创业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升级。
满足各类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关键是要建立健全网络化新型职业培训体系。建立农村实用人才培训体系基本格局，通过创建“省级农民大学”“地级农民学院”“县级农民学校”三位一体的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服务体系，分类分层次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全面推进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工作转型升级[8]。根据这一目标，浙江省应统筹协调，整合相关培训资源，实行省（市、区）、县（市、区）联动和分工协作；建立健全全省农村实用人才信息库和培训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全省农村实用人才评价标准体系，创建省级培训专家师资库，编制全省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系列通用教材，实行管培分离和分类分层次培训，逐步建立职业农民终身培训制度。
4.3科学建立以培训需求与满意度为导向的培训绩效评估体系
以职业农民培训需求与满意度为导向，针对培训的各个环节建立起一套标准化的职业农民培训绩效评估体系。这一评估体系包括2个基本评价标准，即培训机构的准入要求和受训者满意度的测评标准。
要提升职业培训的质量与效果，首先要以培训需求为基本目标，提高培训机构准入要求。为了培养出符合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的新型职业农民，2010年浙江省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启动实施了“省级农村中高级‘两创’实用人才培训项目”，通过浙江省政府公开招标采购确定培训机构。根据浙江省农村中高级“两创”实用人才培训机构公开招标方案，采取招标、议标等手段，对各培训机构申报的培训价格、培训师资、培训场所、实训基地、培训条件、培训资质、培训业绩、培训能力、规范管理等主要业绩、基本条件与资质能力，通过公开招标评审标准以及评标委员会专家评分，按最终得分选择是否入围，入围比例不高于投标单位总数的70%，结果浙江大学、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浙江农林大学等11家培训机构入围，这是浙江省农村中高级“两创”实用人才培训项目首次对培训机构实行公开招标。入围的培训机构将实行动态管理，在2～3年内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培训质量以及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决定是否进行重新招标。只有通过招标入围的培训机构才有资质承担省级农村中高级“两创”实用人才培训项目，项目实施以各类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为主体，开展素质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培养和造就一支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留得住、用得上的高层次农村实用人才队伍，目前该培训机构准入办法对于提高培训质量和学员满意度已初见成效。 在开展农民职业培训中，要牢固树立“以学员为中心”的培训宗旨。评价职业培训的绩效如何，受训学员最具有发言权。在培训项目的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估的各个环节要保证广大学员全程参与[6]。学员对培训班满意度测评的主要方面包括培训内容、日程安排、授课专家、培训教材、考察交流、管理服务、培训效果、培训收获等，培训结束后请学员对培训效果作出客观评价。在测评中采取不署名测评，以体现其评价的真实性。在满意度测评的同时，可开展《职业培训征求意见表》等方面调查活动，请每一位参训人员对培训效果和服务质量等方面作出客观评价，提出针对性的意见与建议，使培训机构能全面了解新型职业农民对职业培训基本需求和总体评价，在今后的培训工作中不断完善与改进。
培训项目主管部门可根据培训机构评标委员会的评审结果和学员对各期培训班的满意度测评作为下达培训计划（项目）的依据，并在网上公示。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各类新型职业农民可公开选择培训机构和参加的培训项目，建立培训项目监管和培训目标双重责任制，加大对职业农民培训项目的监管力度，在项目结束时，可委托第三方会计事务所进行培训绩效审计。
参考文献：
[1]周一波，储健. 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的探索[J]. 江苏农村经济，2012（8）：61-63.
[2]唐华仓. 培育新型农民的思路与机制分析[J]. 决策探索，2007（2）：80-81.
[3]李文学. 新型职业农民须具有四大特质[J]. 农村工作通讯，2012（7）：35-35.
[4]朱启臻，闻静超. 论新型职业农民及其培育[J]. 农业工程，2012，2（3）：1-4.
[5]郭智奇，齐国，杨慧，等.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问题的研究[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15）：7-13.
[6]鲁可荣，朱启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农民培养[J]. 新农村建设，2006（9）：27-29.
[7]朱奇彪，黄莉莉，徐仙娥，等. 农村领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以浙江省云和县为例[J]. 浙江农业学报，2013，25（1）：200-204.
[8]朱奇彪，陆益，黄莉莉. 构建农村实用人才培训体系的探讨[J]. 浙江农业科学，2012（2）：250-252.
关键词：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绩效评价；培训需求；准入机制
中图分类号： C975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4）02-0407-05
收稿日期：2013-10-23
基金项目：农业部软科学项目（项目编号：201304）。
作者简介：朱奇彪（1966—），男，浙江诸暨人，副研究员，从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与农村人力资源管理。E-mail：zhuqb123@126.com。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我国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些地方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的问题日趋严重，“谁来种地”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中最棘手的问题，借鉴国外培育农业后继者的经验，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已刻不容缓。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同年底，农业部正式启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全国选取31个省（市、区）100个试点县（市、区），每个县（市、区）选择 2～3 个主导产业，计划通过3年试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0万人（其中浙江省新型职业农民试点为云和县、江山市、富阳市）。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机制，确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核心和基础地位。农业部张桃林副部长指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需要从环境、制度、政策等层面引导和扶持，要重点构建包括教育培训、认定管理、政策扶持等相互衔接、有机联系的国家制度体系[1]。”其中，提升职业农民素质的基础性环节为构建教育培训制度。但目前一部分农民培训机构培训目标往往是“主管部门满意度最大化”而非“农民受益最大化”，项目下达单位对整个培训工程的实施缺乏一套有效的绩效评价和准入机制。本研究以浙江省农村中高级“两创”实用人才的调查问卷为基础，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绩效进行评估与分析，通过对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培训的满意度、对培训效果的主观认知、对农民知识结构的改善、对农民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农业产业化的推动、对农民收入的提高等原始基础资料进行量化统计分析，建立以新型职业农民需求为核心的培训绩效评估体系，进一步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果。
1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界定
目前认识比较一致的新型职业农民应符合4个基本条件，即以农业为职业、占有一定的资源、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唐华仓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素质可以划分为社会、技能和经营能力[2]。李文学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应有4个特质，即全职务农、高素质、高收入、获得社会尊重[3]。朱启臻等认为，新型职业农民除了符合以上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具备3个条件，即新型职业农民是市场主体、有高度的稳定性、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现代责任观念[4]。一些学者将新型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和兼业农民进行了比较。郭智奇等认为，传统农民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农民，强调的是一种社会结构；职业农民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强调的是产业结构[5]。因此，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对象应为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主。也有一些文献提出，其培养对象为农民企业家、农民致富带头人、社会化经营管理者、非农产业工人、农村基层干部等[6]。
从新型职业农民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关系和发展路径来看，首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更确切地说是新型职业农民发育的“蓄水池”，从兼业化向专业化、从小规模向规模化、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型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基础；其次，对培养壮大的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带头人进行职业化培训，可以说是促成新型职业农民“成型”；最后，通过新型职业农民认定准入体系设置经营现代农业“门槛”和通过激励政策使“培训”与“培育”合二为一，从而实现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培养—培训—培育”的长效机制。因此，笔者认为新型职业农民是占有一定农业资源且具有生产经营技能的，以农业为职业且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以能务农、以德务农、以法务农的，集“经济人、社会人、政治人”于一身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2新型职业农民调查样本基本特征
2.1数据来源与调查概况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笔者所在课题组2011年对浙江省参加农业新技术示范推广带头人知识更新培训班学员的问卷调查，总发放问卷251份，其中粮油班57份，葡萄班66份，茶叶班68份，设施蔬菜班60份，剔除关键问题缺失和前后逻辑矛盾的回收有效问卷235份，有效回收率93.63%。
由浙江省各县（市、区）农培办按产业分类进行选拔，再由11个地市农培办核审推荐当地勇于农作制度改革与创新的种养业大户或家庭农场主参加培训。他们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创新创业意愿强烈，并能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他们的教育程度、经营年限、种植规模、农业投资、农业收入等符合目前对新型职业农民界定的基本条件。
调查资料包括由各地农培办审核的参加全省农业新技术示范推广带头人知识更新培训班学员报名表以及由笔者所在课题组设计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调查问卷，涉及新型职业农民产业发展基本情况、能力素质、培训需求、培训效果等方面的详细信息。
2.2样本基本特征描述性统计
从样本性别分布（表1）看，男性占88.24%，女性占1176%；从年龄结构看，41～50岁所占比例最高（52.52%），其次是31～40岁（21.43%）、51～60岁（13.87%）、31岁以下（105%）和60岁以上（1.26%），说明对从事农业种植业生产能手的培养需要经过较长时期的生产实践与锻炼。调查发现，年龄30岁以下的中主要是“农二代”（多为大学生），他们将可能成为今后产业经营管理的接班人。 从学历教育程度比例（表1）看，以高中学历（30.90%）最高，其他依次是初中（24.03%）、大专（20.60%）、中专（1416%）、本科及以上（8.15%）、小学及以下（2.15%）。
从家庭人口与从事职业情况（表1）看，纯农户与N兼型（经营农业为主，非农为辅）占94.93%，说明受调查者主要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家庭成员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O兼型（以非农为主，农业为辅）占5.07%，也说明近几年随着土地流转和农业比较效益的迅速提高，不少工商资本投向农业领域，出现了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从产业经营分布（表1）看，这些学员主要从事粮油、蔬菜、葡萄、茶叶等产业，其中从事种植业占90.76%，兼营加工业占17.65%，兼营养殖业占7.98%，返销业占7.14%。学员中有不少是家庭农场或企业，是种养结合、种加结合或种加贸结合，呈现多元化产业经营态势。
新型职业农民主要以家庭经营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对235份有效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这些职业农民从事农业产业的平均年限为7.51年，其中229户农户平均种植规模 33.866 hm2；19户兼业养殖生产，每户平均养殖家畜（家禽、水产）规模30 545头或只（羽、尾）；19户加工农产品，每户平均加工837.74 t；62户返销农产品，每户平均返销980.57 t；每户平均总投资357.09万元；每户年产值平均492.23万元，带动从业人员43.21人。由此可见，调查样本农户生产经营规模、产业投资、年产值和带动能力均较强，是比较典型的新型职业农民。
3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绩效评估与分析
3.1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培训频次与意愿
3.1.1参加培训的频次66.53%的职业农民表示经常参加培训（每年3次以上），29.34%的职业农民表示偶尔参加培训（每年1～2次），4.13%的职业农民表示从未参加过培训。从未参加过培训的学员主要是近年来刚从学校毕业从事农业的或转行投资农业的工商资本。新型职业农民都表示会紧紧抓住每一次培训机会，实现知识更新和技能提高。
3.1.2参加培训的意愿从样本的调查情况看，91.06%的职业农民表示很愿意参加培训，8.94%的职业农民表示比较愿意参加培训，表示愿意、一般愿意与不愿意的比例均为0。说明新型职业农民具有较强的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的意愿。
3.2新型职业农民对培训技术采纳的评价
通过培训能掌握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是学员参加职业培训的主要目的。通过受训者培训前后能力自评效果评估，可以了解掌握受训者知识、技能掌握应用的程度。由图1可知，43.10%的学员认为，通过培训能很好地掌握并应用，其他依次为能掌握应用（29.23%）、能基本掌握并应用（24.57%）、能基本掌握但不能应用（4.74%）、基本不能掌握也不能应用（0）。说明95.26%的学员认为通过职业培训能基本掌握并应用农业新知识、新技术。
3.3新型职业农民对培训增收效果的评价
由图2可知，职业培训对收入水平提高作用的比例依次为较大提高（44.30%）、很大提高（40.35%）、有一点提高（15.35%）、没有任何提高（0.88%）。由此可知，84.65%的调查者认为通过职业培训能较大幅度提高收入水平。由于实际参加职业培训对提高农业收入具有较显著效果，因此在实际生产中，广大新型职业农民参加职业培训的积极性很高，农业主管部门对做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也非常重视。
3.4新型职业农民对培训增收幅度的评价
职业农民主要通过参加专业技能培训，以达到提高生产技能水平和经济效益的目标。由图3可知，46.19%的学员认为，专业技能培训对农业纯收入提高的影响程度大致为10%～30%；27.54%的学员认为，专业技能培训对农业纯收入提高的影响程度大致为30.1%～50%；13.56%的学员认为，专业技能培训对农业纯收入提高的影响程度大致为
501%～70%；6.36%的学员认为，专业技能培训对农业纯收入提高的影响程度大致为10%以下；3.39%的学员认为，专业技能培训对农业纯收入提高的影响程度大致为70.1%～90%；3.81%的学员认为，专业技能培训对农业纯收入提高的影响程度大致为90%以上。由此可知，93.64%的学员认为，通过专业技能培训，其纯收入增收至少在10%以上。
3.5新型职业农民参加培训最关注的因素
按照需求决定供给的原则，在实施农民职业培训过程中，应坚持项目需求调查。由图4可知，学员参加培训最关注的因素依次是针对性强的培训内容（64.66%）、熟悉一批著名的农业专家（58.23%）、结识一批同行朋友（57.07%）、高质量的培训效果（51.41%）、了解农业科技信息（46.99%）、选择有影响力的培训基地（23.69%）。培训机构在组织职业培训时必须高度关注这些学员的培训需求。
3.6影响培训效果的主要因素
由图5可知，影响培训效果最主要的因素是培训内容的针对性（80.72%），其次分别是培训师资质量（46.59%）、现场考察活动安排（40.96%）、培训教材与课件制作（2610%）、学员生产技能与经营管理水平（23.69%）、学员个人文化教育程度（23.29%）、培训日程安排（15.26%）、分类分层次培训（14.46%）、培训机构的管理服务质量（1124%）、培训场所设施设备及食宿条件（8.84%）。由此可见，各培训机构对培训内容、培训师资与考察交流等关键环节应高度重视。
3.7新型职业农民对培训机构的评价
目前，社会上参与农民教育培训的机构很多，其培训质量差参不齐。由图6可知，分别有61.04%的职业农民表示曾参加过省级农业科研院所和县级农技推广部门组织的培训，参加其他培训机构组织培训的依次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或产业协会（45.78%）、地市级涉农部门（42.97%）、乡镇农技中心（37.75%）、省级农业大专院校（18.47%）、民间培训机构（12.05%）、涉农企业（10.04%）、其他（5.62%）。由此可知，新型职业农民参加技术培训对培训机构具有较明显的选择偏好。 3.8新型职业农民对培训形式的评价
从图7可知，新型职业农民认为最有效的培训方式是专业技能培训（69.08%）和现场考察与同行交流（64.26%），其他依次是专家现场考察指导、技术研讨会、师徒结对帮培、网络远程教育、看录像与光盘。说明技能培训、现场考察与同行交流是最有效、最欢迎的培训方式。他们希望通过参加针对性培训活动熟悉一批著名的农业专家、结识一批同行朋友、拓展一批优质科技资源和人脉资源，这也是新型职业农民喜欢参加此类培训的重要动力。
4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绩效评估的对策建议
本研究采用不署名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方法，根据调研所得数据资料，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基于对上述浙江省农村中高级“两创”人才培训需求与培训绩效实证分析，提出以下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果评估工作的建议。
4.1正确认知职业培训在农民增收中的重要作用
农民职业培训绩效如何，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受训学员的培训意愿、技能应用水平以及对农民增收的作用等方面。本调查数据表明，91.06%的职业农民表示很愿意参加培训，894%的职业农民表示比较愿意参加培训；95.26%的学员认为通过培训能基本掌握应用新知识、新技术；93.64%的学员认为通过专业技能培训，其纯收入增收至少在10%以上。由此可见，教育培训是新型职业农民获取农业新知识和新技术最主要的途径，且新型职业农民具有很强的参加培训的意愿；职业培训对提升技能水平、实现农民增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大大提高了职业农民的培训意愿与参训积极性。
同时，正确认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它具有明显的公益性，特别要强化政府责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各级政府要加大对职业农民培训的投入力度，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财力保障作用，统筹省（市、区）、县（市、区）、乡（镇）各级培训经费，减轻职业农民参加培训的经济负担，大力激发其参与职业培训的积极性。同时应建立职业农民培训的需求动态管理模式，按照需求决定供给的原则，在农民职业培训的过程中对职业培训意向与培训需求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不断扩大培训规模及资金支持，开展针对性的职业培训，以满足各类新型职业农民对培训的需求。着力构建以培训为基础、以服务为抓手、以帮扶为支撑的“三位一体”的农村实用人才培养模式，努力营造农村育才、聚才、用才的良好氛围[7]。对于积极参加职业培训并起到很好示范带头作用的新型职业农民，各级政府部门可以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4.2建立健全满足各类不同层次需求的职业培训体系
要加快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工作，需要在理顺体制、强化责任、整合资源、创新培训体系等方面下功夫。调查结果表明，新型职业农民对培训机构有明确的选择偏好，省级层面培训以及省级院所专家教授是新型职业农民较青睐的培训组织机构与培训师资。因此，应让具有科技成果源头研发能力的农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以及承担技术推广服务的县级以上的农技推广部门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主阵地，实行分类分层次培训。省级农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主要职责是培训中高级的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技推广首席专家、农技师资，地级、县级农技推广部门重点培训中级、初级及以下的新型职业农民。
农民职业培训对培训机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调查结果表明，技能培训、现场考察、同行交流3种培训方式对新型职业农民最具吸引力；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培训师资质量、现场考察活动安排是新型职业农民认为影响培训效果最重要的三大因素。因此，培训机构在组织职业农民培训时，要突出培训内容的针对性，遴选高质量的授课专家，组织典型现场考察交流活动，加强农业科技信息交流与跟踪服务。培训内容应以“新型职业农民需求和解决实际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为导向，借鉴日韩和中国台湾等地区培育职业农民的经验，突出实地教学、同行交流及创业管理等内容的比例，加快由临时型、短期型、技能型、就业型培训模式向规范型、终身制、职业型、创业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升级。
满足各类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需求，关键是要建立健全网络化新型职业培训体系。建立农村实用人才培训体系基本格局，通过创建“省级农民大学”“地级农民学院”“县级农民学校”三位一体的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服务体系，分类分层次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全面推进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工作转型升级[8]。根据这一目标，浙江省应统筹协调，整合相关培训资源，实行省（市、区）、县（市、区）联动和分工协作；建立健全全省农村实用人才信息库和培训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全省农村实用人才评价标准体系，创建省级培训专家师资库，编制全省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系列通用教材，实行管培分离和分类分层次培训，逐步建立职业农民终身培训制度。
4.3科学建立以培训需求与满意度为导向的培训绩效评估体系
以职业农民培训需求与满意度为导向，针对培训的各个环节建立起一套标准化的职业农民培训绩效评估体系。这一评估体系包括2个基本评价标准，即培训机构的准入要求和受训者满意度的测评标准。
要提升职业培训的质量与效果，首先要以培训需求为基本目标，提高培训机构准入要求。为了培养出符合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的新型职业农民，2010年浙江省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启动实施了“省级农村中高级‘两创’实用人才培训项目”，通过浙江省政府公开招标采购确定培训机构。根据浙江省农村中高级“两创”实用人才培训机构公开招标方案，采取招标、议标等手段，对各培训机构申报的培训价格、培训师资、培训场所、实训基地、培训条件、培训资质、培训业绩、培训能力、规范管理等主要业绩、基本条件与资质能力，通过公开招标评审标准以及评标委员会专家评分，按最终得分选择是否入围，入围比例不高于投标单位总数的70%，结果浙江大学、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浙江农林大学等11家培训机构入围，这是浙江省农村中高级“两创”实用人才培训项目首次对培训机构实行公开招标。入围的培训机构将实行动态管理，在2～3年内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培训质量以及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决定是否进行重新招标。只有通过招标入围的培训机构才有资质承担省级农村中高级“两创”实用人才培训项目，项目实施以各类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为主体，开展素质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培养和造就一支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留得住、用得上的高层次农村实用人才队伍，目前该培训机构准入办法对于提高培训质量和学员满意度已初见成效。 在开展农民职业培训中，要牢固树立“以学员为中心”的培训宗旨。评价职业培训的绩效如何，受训学员最具有发言权。在培训项目的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估的各个环节要保证广大学员全程参与[6]。学员对培训班满意度测评的主要方面包括培训内容、日程安排、授课专家、培训教材、考察交流、管理服务、培训效果、培训收获等，培训结束后请学员对培训效果作出客观评价。在测评中采取不署名测评，以体现其评价的真实性。在满意度测评的同时，可开展《职业培训征求意见表》等方面调查活动，请每一位参训人员对培训效果和服务质量等方面作出客观评价，提出针对性的意见与建议，使培训机构能全面了解新型职业农民对职业培训基本需求和总体评价，在今后的培训工作中不断完善与改进。
培训项目主管部门可根据培训机构评标委员会的评审结果和学员对各期培训班的满意度测评作为下达培训计划（项目）的依据，并在网上公示。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各类新型职业农民可公开选择培训机构和参加的培训项目，建立培训项目监管和培训目标双重责任制，加大对职业农民培训项目的监管力度，在项目结束时，可委托第三方会计事务所进行培训绩效审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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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朱奇彪，陆益，黄莉莉. 构建农村实用人才培训体系的探讨[J]. 浙江农业科学，2012（2）：250-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