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湖北黄冈人。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凤凰琴》《秋风醉了》《分享艰难》等。出版有长篇小说《威风凛凛》《一棵树的爱情史》《黄冈秘卷》、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上上长江》、长诗《用胸膛行走的高原》及各类小说集、文集和散文集百余种。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韩、越南、印地、阿拉伯、黑山、波蘭等语言在海外出版。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第十一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圣天门口》获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大奖，长篇小说《蟠虺》获《人民文学》二〇一四年度优秀长篇小说奖，散文《抱着父亲回故乡》获第七届老舍散文奖。
　　问：你在武汉封城第三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武汉是一个遍地英雄的城市，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城市！从疫情一开始，你是否一直充满着信心？从你在各个渠道的表达来看，似乎没有低落过。事实上是这样的吗？你是否也有犹疑、情绪的低落？
　　答：说实话，接受采访那天，自己从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穿过，心里非常不安！在约定地点见到两位记者时，更有一种魔幻之感，有一瞬间迟疑要不要上前相认。可是，怕有什么用？就像小时候，被什么弄疼了，在那里放声大哭，大人们就在一旁说，哭有什么用，难道哭的声音大就不疼了吗？那种说自己情绪没有低落过的人是在硬充好汉，肯定不是心里话。只要身在武汉，遭遇情绪上的大起大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我一向睡眠很好，封城期间却经常失眠。平常总想着减体重但总也减不下来，封城期间，没办法挑肥拣瘦，管它是不是高脂肪与高热量，能吃也有吃的就不错了，到头来体重反而掉了三公斤。封城之前，自己就患眼疾，封城后没法医治变得日益严重，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人都是血肉做的，别人有的情绪我也有。比较起来我或许只略多一些自律和自重。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在家里我是爷爷，是父亲，是儿子，是丈夫，是男人，这是生就了的，更是一个人从小到大所能领会的教养。中国的男孩是崇拜杨家将、关羽长大的，是敬礼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黄继光、邱少云和江姐长大的，是读着岳飞的《满江红》和王翰的《凉州词》长大的，也是在心里怀着一曲《松花江上》长大的。所以，每每大难临头，都说中国不会亡，正是因为中国人有着这种千金难买的宝贵传承。
　　至于信心，也不是什么充满与充不满，人生本当如此。前些时，央视一个摄制组到我年轻时曾经待了十年的工厂采访，得知我在车间当车工时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感到很惊讶。当年工厂里的先进工作者是评给坐办公室的人，只有在一线超额完成生产定额、出全勤、不出丁点产品事故和安全事故的工人才有资格获评先进生产者。他们先前采访过一些当过工人的文化人，多半是勉从虎穴暂栖身，称得上是好工人、合格工人的极少。我理解的信心，无非是真诚面对眼前的生活，尊重努力劳作的自己与他人，不浮肿，不虚脱，为自己能够完成当天必须完成的工作而开心。我生性好孤单，武汉封城后，仍有那么多人主动问候支援。有时候，深受感动也是一种信心。
　　问：我看到你当时的朋友圈里说，你的家人也有在抗疫前线的，能说说他（她）的故事吗？
　　答：武汉历史上历经多次劫难都挺了过来。但从出人、出力、出物来讲，从来没有像这样，无论你是什么角色，处在何种位置，每一个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同从未见过的病毒、从未有过的疫情抗争。在肆意攻击的病毒面前，每一个人都是黄继光，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胸膛去堵住病毒的枪眼。面对新冠肺炎，不需要敢死队式的冲锋，但绝对人人都是上甘岭一样地死守。
　　一千多万武汉人，留守家中，用生命的每一个细胞进行拼搏！有些事做了也就做了，没必要多唠叨。千家万户全都在一线抗疫，大家情况都差不多，不过有两件事还是值得一说。一是孩子在新闻单位上班，轮休时就在小区当志愿者。有一次孩子生气了，因为有人在自媒体上说，志愿者都是假的，孩子便回了一句，今天我们几个女的卸了整整一车白菜，就因为没有送到你家门口，你就当没看见吗？另一件事，刚好相反，夫人当志愿者，送青菜和鱼去一户残疾人家，男主人伤残很严重，平时都不起床，这一次却非要让家人搀扶着，走到他们面前，深深地鞠一躬。有一阵，当说志愿者都是假的时，朋友圈里的激愤像是火山爆发。当说残疾人如何体恤志愿者时，同样的圈子里却安静得如同万米海沟。我一看人都变成这样了，就不想再玩这种东西了。我家有六口人，是本社区人数最多的家庭之一，从头到尾没有收到任何抗疫物资。但我们还是非常感激全国人民对武汉的支援。十月十日去青岛中国海洋大学，与一应学界人士正式见面时，我只开口说一句，感谢山东人民对我家乡黄冈的支援，就泪流满面说不下去。疫情期间，自己因为眼疾当不了志愿者，但也做了些事情。武汉降为低风险地区后，有新冠肺炎患者家属给我送来锦旗和感谢信，我借故没有见面，就放在省文联办公室里，至今也不好意思打开看。有人建议送给抗疫博物馆，我也不想那样做，那会更加不好意思。人做一些分外之事，多半是为了求得心安。那时候，晓得有这么一个家庭，五口人中，一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另有三人已经确诊，剩下一个小孩也还在发烧，就试着帮一帮，没想到帮成了。做这种事，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激励。
　　问：武汉封城期间，你家人是都和你住在一起吗？你疫情期间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如何处理好在家工作的作息、心态问题？
　　答：家大口阔这个词，近三十年来已没有人使用了。武汉封城期间，我们家差不多就是家大口阔。一家三代，共六口人，第一次在同一屋檐下共同生活这么久。特别是头三个星期，方方面面都没做好准备，日常起居的不适应，生活物资相较缺少，心理状态的不到位，这么多人在一起，有时候几个小时没有一点动静，甚至该吃饭了，连喊几声也没人答应。那样的沉默让人深感不安。封城前几天，因为眼疾，几乎天天都在跑医院。封城之后，因为蔬菜紧缺，将冰箱里的烂菜叶清理一番，剩下来的炒熟吃了，弄成食物中毒。一开始不明原因，那种状态极像是中了新冠病毒的招，有十几个小时，人几乎要崩溃了。好在身边有一个八岁的小宝贝，总有机会将家里弄得像是开心乐园。加上家里人人都有活要干，有主持网站工作的，有替国外一所大学翻译急需资料的，有冒着疫情天天到单位上班的，还有上大学网课和小学网课的。正月十五以后，大家各忙各的，才真正缓过劲来。生活上，基本上与大家相同，沾准备过年的光，主食与肉食都不缺，缺的是新鲜蔬菜，还缺消毒用的酒精。封城令下达当天，好不容易在一家小超市抢到两小瓶一百毫升装的医用酒精，赶上一个女孩也想要，就分了一瓶给她。这一百毫升酒精成了封城初期我们家抵御新冠病毒的唯一武器。正月初九那天，在新闻单位工作的孩子出门上班时，我们让孩子将用剩下的酒精带上，孩子坚决不肯，说家里这么多人，就这么点酒精，自己上班后可能有办法。孩子空着手拉开一道门缝离家而去，让我们揪心不已，直到孩子来电话，说办公室里有消毒酒精，才放下心来。 　　问：你的勤奋历来都是文学界的榜样，近年来，从《蟠虺》《上上长江》，到《黄冈秘卷》《刘醒龙文学回忆录》，你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武汉封城期间，你有文学创作活动吗？在疫情之后，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最近有写作计划吗？
　　答：武汉封城后，开始时零散写了点文字，有访谈，有随笔。也写过一首歌词《如果来日方长》，被谱成曲后，反响还不错，自己索性将一些断断续续的文字，重新构思写成一部十八万字的长篇散文，篇名也叫《如果来日方长》。从老母亲在疫情高峰时患重病起，到二叔因为疫情次生灾害病故，尽可能从细微处入手，表现封城之下一个武汉家庭，男女老少，力所能及，所思所想的生活情愫，以细流通江海的襟怀。疫情过后，我最想做的事当然是先治好眼疾，目前为止，做了两次手术，扎了几十回针灸，服了一百多副中药，虽然眼科专家表示，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治愈概率，自己还是挺乐观的。我也不允许自己不乐观，因为一直想动手的《青铜三部曲》之二正等着我去写。
　　问：我知道，你作为一个写作者，在疫情期间也没有停止写作，更没有停止思考，写了些什么？你也曾在采访中感叹过在像疫情这样的重大灾难中文学的“苍白无力”，这种感觉现在还强烈吗？你思考最多的有哪些？
　　答：我承认自己是有过这样的情绪。封城的第三天，是大年初一，女儿一整天不说话，只顾拿着手机看各种各样的消息，不时地背着我们躲到一旁流眼泪，最痛苦的时候，还在妈妈怀里埋头痛哭，问起原因，她只说了两个字：武汉！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毕生为之珍惜的文学，是那么苍白无力，甚至还不如女儿那滚烫的眼泪！
　　现在，我还是觉得，封城之初，那些铺天盖地的文字，只是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学元素，并不是文学本身。疫情暴发之初，病毒是什么性质的，病毒在流变过程中如何置人死地，病毒的破坏性该如何战而胜之，如此万众关切的问题，与我们所熟悉的文学毫不相干。那些不得不动手写下的相关文字，只有一次次对支援武汉的人们表示感激的句子，过后读来似乎还留得住。
　　一九九○年代我就曾说过，文学不是直接站在潮头上弄潮，而是从潮头上退后半个身位，不与即时报道的新闻争宠，用更加厚重的观察，更有体系的体验，重建这股大潮的艺术形象。前两年，在一个国际文学交流活动上，莫言谈了一个观点，什么都可以快，唯独文学应当慢下来。那个活动是由我来做会议结论，我强调了莫言的这话，却被媒体说成是我说的。不管怎样，之前与之后，我们的理解是一致的。
　　封城之下的文学，找不到先贤留下来的现成经验，更不知能给后人提供哪些风范。在长篇散文《如果来日方长》中，我虽然写了几位在火线上“自我提拔”以卑微的身份担起巨大职责的医护朋友，但我依然觉得，这不过是身陷火线的我们，用相对一手的文学元素，给未来的某个文学天才作些预备。所以，我尽可能完整地写出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比如，我熟悉的一位护士长，五十五天没有与幼小的孩子见上一面，每天在电话里互诉相思。好不容易从隔离病区出来，走到家门口，孩子却躲在门后，用发自内心的声音，奶声奶气地不要妈妈进屋，说妈妈身上有病毒。母亲也不让她进家门，隔着老远递上几样她最爱的美食，就在门外的楼梯间里蹲着吃完后，转身重回医院。这样的人性该怎么审美，这样的亲情该如何抒发？不要说一部《鼠疫》，就是再用十部《鼠疫》也说不透武汉封城的平常与特殊。
　　有一句话说，没有人能熄灭满天星光。文学做不到朗月，也做不到骄阳时，能做到星光满天也好。宁可眼下像星光般苍白无力，也绝对不要乱放邪火。不要用蛮力，用力过猛，太粗鲁了，过犹不及就不是文学。


　　问：随着疫情的发生、发展、控制，武汉人的内心、对事物的评判，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你怎么看待这种心理变化？经过疫情之后，你对文学的认识是否有改变呢？
　　答：人世与人生，其实一直都在变化之中，只不过疫情将这种变化放大了，让人人都能清楚看出过去与现在的不同。有一种变化叫进化，如果将进化也称之为变化，理解起来肯定更加透彻。还有一种变化叫退化或者固化。说起来，连新冠病毒都在不断用变化来进化自身。人类中的个体，孰优孰劣，标准就在于是进化、退化或者固化了。人的智慧是病毒比不了的，怕只怕有人将愚蠢当成智慧，所犯下的蠢事，连病毒都会笑掉大牙。
　　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临终时留下遗言，要自己的后人宁肯回老家种地打鱼，也不要再搞什么文学。阿斯塔菲耶夫当时说这话，是对从苏联崩溃成俄罗斯后，在其有生之年还在继续崩溃的现状痛心疾首。武汉战疫，国家在，政府在，人民在，文学也在，文学中的自己也在，不用像阿斯塔菲耶夫那样，只有回老家种地打鱼，才能安身立命。对于新冠病毒我所知甚少，对于新冠肺炎的治疗我也知道得不多。高攀说来，前者比不上钟南山和陈薇，后者比不上张伯礼和张继先。实际上，在家里每每谈及这些带有专业性的话题，六口人中，我所了解、所能认知的，排名倒数第二，只超过八岁的小孙女。想由医学专业精进是不可能的，如果必须有所改变，我只想说，经此一疫，世人更应当明白，文学不是以作家身份进行创作，必须是以人的身份进行再造。文学不是作家手中的专用工具，必须是人的灵魂呈献。


　　问：我看到武汉封城期间，你与文学界的朋友有各种各样的交流（比如寄送防护物资等）。在你看来，文学写作者在这样的历史面前，应该担起怎样的责任呢？你与其他文学家朋友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答：人在危难之际，首先想到的总是最熟悉的人。在文坛几十年，手机里保存下来的两千多位联系人，多半是与文学沾点边的。封城之初，连医护人员都缺少防护用品，就想着无论如何也要帮他们一把。自己将手机里全部联系人，从头到尾重新阅读一遍。不仅见到陈忠实、红柯这样去世多时，却不忍删去的兄长和老友的名字，也见到一些被记忆尘封的熟悉的陌生人。原则上只要觉得对方可能与医疗机构有关联，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短信或者微信发过去。手指刷屏的那一刻，根本没有去想，自己这么做，合适不合适。武汉全城危情稍有缓解，心情踏实了一些，再想此前一系列冒昧唐突之举，竟然得到那么些作家同行的支持，想来只有一句话才能解释：同舟共济，相互信任！文坛很小，其间三六九个人，大都耳熟能详。文学很大，大到高山仰止，海阔无边。将心比心，以己度人，天下作家哪个不孤傲清高？平素喜欢独对书香，笔走龙蛇，無力也无心于世俗经营。能在世界屋脊上找到两件防护服，能在深圳这样的明星都市寻得一只护目镜，在太多作家那里都是难以完成的艰巨任务。换做我自己，假如别处有事，需要此种支援，很有可能像大多数作家那样，心有大爱，却无小用。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我深深信任这些全力做好每件小事的同行，就像伟大的作品从来不是用大话狠话来写的。做力所能及的小事，写才华能够处理好的小人物，才是行稳致远的唯一正途。如果总是忘不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就不可能有冻土上一株绿芽、戈壁中一杯淡水那样的写作。真的德高望重，会以尽力作为尽心，能让世间多一分安全保障，少一点危险危害，于情于理足矣。 　　问：在疫情中你一直留着胡子吗，是到后来解封的时候剃掉的吗？当时蓄须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答：实在不好意思，这种事你们也注意到了。最初的时候，封闭在家里，不用出门，就有些不修边幅，偶尔还用来与家中小宝贝逗着玩。之后听传言，说是要封闭一个月，还有点不相信，便有些与新冠病毒赌气，想看到底是新冠病毒害人的时间长，还是自己的胡须长得长。这才蓄了起来。想不到竟然蓄了两个半月，七十六天。说实话，我早就晓得自己的胡须蓄得越长越不好看。爷爷当年在世时，就曾留着长须，即便在孙辈眼里，也与美髯公相去甚远。爷爷长着一把山羊胡，自己如何能逃得脱爷孙之间的遗传？四月八日零点一到，自己就毫不吝惜地剃掉了。不管怎么说都行，就是不能当成蓄须明志。做事就做事，弄些花样出来，就没意思了。
　　问：你作词的《如果来日方长》开头很特别，今年的水仙花不开，怎么想到用这个意象？现在家里的水仙花开花了吗？接下来两句，母亲的梦惊窗扉，父亲的酒才半杯，这个情境也很能打动一个个普通的有父有母有儿有女的家庭，与你在疫情期间的感受深度相关吧？背后是有什么典故吗？你当时写这个歌词的创作情况是怎样的？
　　答：夫人的一位朋友年年春节都会提前寄来水仙，正好在过年时节开花，水仙的清香特别淡雅，有天然的春天气息。今年春节收到水仙后，养了多时也不见开花。《如果来日方长》谱成曲唱开后，有几个朋友说，原以为只是自己家里的水仙不开花，没想到你家的水仙也不开花。有一个朋友，当医生的女儿要上一线了，他拿着酒杯，说是给女儿壮行，只喝了一口就再也喝不下去，背过身去，落下的眼泪，反而比喝下去的酒还要多。疫情之下，花且有灵，何况是人。朋友一家后来全都安好，对于这两句歌词，我们从不触及。人心之敏感，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有很多。这一点，在武汉封城的前前后后显得更加突出。协和医院的一位医生，将这首歌与战疫期间亲手拍下的各种图像一起做了一个短片，用于自己医疗团队的一个活动。她在微信里只说，同事们都觉得这歌真好听！我当然晓得这话是不能说第二句的，便只回复谢谢二字。因为再说下去，必然是泪如雨下。疫情期间，我们家直系亲属中总体情况还算不错，就是老母亲病重，没法上医院，让人揪心。疫情刚过，老母亲一连三次报病危，特别是第三次，连ICU室都放弃抢救了，让转回普通病房，好让家人们在一起陪伴。熬了四十多天后，最终还是挺过来了。老母亲出院时，在场的医生护士都朝她鼓掌，连连声称是奇迹。望着老母亲脸上重新出现的慈祥笑容，真的觉得母亲身上从头到脚全是奇迹。
　　另外，这首歌词是应朋友邀约写的。对方是代表当年创作《为了谁》的那個团队发出邀请的。在将歌词发给对方时，我即表示，大疫之下，城里城外哪怕真的感同身受，也会大不一样。封城中人的命运感，很难为封城之外的人所理解。相反，封城之外人们的情绪也难真正合到封城中人的节拍上。就像某次与一位封城期间驻守武汉的著名媒体人私下交谈，即便她也在封城之中，所有体会也与任何一位武汉人绝不相同。因为无论哪个武汉人，都需要对一大家子亲人负责，而非仅仅是他自己。所以，可以这么说，任何一首让武汉人集体感动的歌曲，出了武汉三镇，感染力就会大打折扣。虽然如此，也还是要努力，哪怕花上全部心血完成的作品，只能感动一个人，也绝对不能放弃。
　　问：四月八日解封日凌晨，我看到你去了江汉关的照片，当时整个武汉都处于一种胜利的喜悦之中，当时你的所思所想是怎样的？当天是怎么想到要去江汉关的？
　　答：那天晚上，零点一到，家里人张开双臂紧紧拥抱在一起，夫人和孩子们有没有落泪，我顾不上看，松开手臂后，赶紧去卫生间，一边擦干净眼眶，一边剃去胡须。剃完胡须，家里人仍旧待在客厅里，一点睡意也没有。大约零点三十分时，才突然起了去江汉关看看的念头。我们到江汉关时，已是零点五十分，临江的街道旁有不少年轻人，在那里一次次腾空跳将起来，让同伴用手机抓拍。那一刻，自己突然想起，一九四八年春节前，为了逃避国民党军警对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的抓捕，在汉口一家布厂当工人的父亲正是从江汉关码头上了小火轮，逃回黄冈乡下。江汉关一带是经常要来的，以往从来不曾如此联想过。常说细思恐极，自己这样子，大概是恐极细思了。我还想到一九九○年春节过后，自己在江汉关前与一位作家兄长握别，没过多久，那位兄长就病逝了。从古至今，江汉关一带由于是大码头，不知演绎了多少人间别离。这么联系起来一想，二○二○年四月八日凌晨，大家都去江汉关，怎么就不是送别那个时常跳出来对人类进行一场全方位大考的老对手？
　　问：两个多月的封闭生活非常难熬，疫情期间你都经历了些什么？印象最深的都有哪些？经历了这个历史事件，你对武汉的感情是否有微妙的变化？
　　答：我的老家虽然是黄冈，上两代人却与武汉有着生死之交。历经七十六天的封城，自己与这座城市也有了生死之交。当年爷爷从乡下来到汉口做工，上班时路过六渡桥，差一点被几个日本鬼子活活打死。后来父亲也从乡下来汉口做工，在永清街一带，因为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差一点被追捕他的国民党军警一枪打死。我也是从黄冈乡下来武汉，二○二○年元月中旬，为了治疗眼疾，连续多天，没戴口罩，光着嘴泡在医院，不知多少次与新冠病毒擦肩而过，当时的那种后怕，真的是草林皆兵，杯弓蛇影，心惊胆战，好在终究还是平安无事，这些记忆加经历，使人对这座越来越时尚的城市多了一些沧桑之感。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大年三十，一架紧急运送抗疫物资的大型国产运输机降落在天河机场。我和孩子都是军迷，看到电视画面时，齐声叫道：运20来了！一声叫毕，禁不住热泪盈眶。从封城的那一刻起，全国人民就齐心协力，倾尽家底，给予支援。后来得知作为大国重器的“运20”，全部都在飞往武汉，那种震撼感觉不是军迷很难完全体会。
　　问：对你来说，武汉这座城市意味着什么？
　　答：那还用说，对于我们，两江四岸的武汉三镇，过去是生活与存在，现在是生死之交。
　　问：这一年你所目睹的、所经历的，会对你未来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