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付秀莹其实很早，一直就觉得她是个羞涩的人。老实说，她之前的作品，我所读不多，所以并不能更好地结合作品丰富对她本人的识见。后来她的长篇小说《陌上》出来，我排进自己的阅读书单里，无奈备读书目积压太多，我读书的速度又实在有些慢，慢到后来就只草草浏览后，便直接跨入了她的近作《他乡》。
　　关于《他乡》的阅读，我一直有着很清晰的记忆，是那种越读越深、越咂吧越有味道的过程，虽然小说的总架构一直在第三人称的叙述里游走，但其散文化的语言和沉浸式的情绪表达确实少有地打动了我。后来又看到了她发表在《人民文学》的中篇《他们》，我以为，那仍然是付秀莹从《他乡》中走出来后创作上的延续，一个“他”与“她”的情感故事，构成了《他乡》写作上的续篇。但当再看《地铁上》和《金色马车》，我知道，她已然跳脱出来，走出了那个缠绕她许久的《他乡》。
　　两个短篇都很精炼。《地铁上》文如其名，讲的是年轻教师梧桐在上班路上的偶遇。但所谓路，不是梧桐自己在走，是地铁在走，而所谓故事，也并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可见的纠葛与冲撞，都藏在犹疑轻缓的言语交际之间，一如地铁在轨道上的行进之声，每天都把手拎早餐行色匆匆的梧桐裹入上班族的洪流。故事主要集中在梧桐与偶遇的老同学张强的对话之中，从初逢的叙旧到言语间的揣摩，从若有所思到思维碰撞，一次意外相逢，一场更多是张强带着强烈自我表达欲望的对话，在这个普通寻常的清晨，就像是刚刚过去的夜晚里仍没有完全消散的一个梦境，搅扰着梧桐原本极规律和机械的行程。等回过头再去看这次相遇，一切就像发生了，又像是没有发生。可对梧桐來说，这意外之逢似乎又带着冥冥之中的必然，“她喜欢火车，喜欢窗外短暂的一掠而过的世界，世界的片段，像断章，又像是漫不经心的咏叹”，“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所以可能，梧桐原本就期望在这样程式化的生活里会有一个意外的断章。然而它并没出现在窗外，它就出现在了自己身边，甚或在张强自述性极强又略有些咄咄逼人的言辞里，梧桐不自觉之间，已经无法再对生活“漫不经心”。
　　《金色马车》呢，它的自叙性更强，从文本来说，如果抛开知道作者并不是一个大学在校的二年级学生的因素，我甚至更愿意把它看成一篇叙事散文。我暗中给它取了另一个名字，叫做“失眠者”。当然，并不是真的失眠，小说营造的氛围更像是一场梦中呓语，从被杂声打扰的夜晚延宕到清晖一片的凌晨。从某个角度来看，来自隔壁嘹亮尖锐的叫骂声就像是还在世界各地肆虐着的新冠疫情，声势浩大，虽然潜行于不可见之处，却带着泰山压顶之势。而在这人人自危的疫情之中，一个安宁的、可以忽略一切杂音的夜与早晨显得如此可贵。可以枕着夜色思考自己的爱情观、家庭观和人生态度，可以在能循着踪迹的一切声响里放开想象无所顾忌，可以静静地清理那些杂乱的不曾厘清的头绪，也可以对邻居夜中无来由的谩骂充满理解与同情。所以，《金色马车》和《地铁上》于人物的心理刻画都下足了功夫，它们都不重于显性的外在的故事冲突，而把重点放在个人内心变化，一切外在事物都成为这些变化的诱因，但到最后，心灵之地又各有归属。
　　可以说，从长篇到中篇再到短篇，付秀莹的小说已经形成了较为明确的风格，当然居于当前小说创作手法类型的丰富和广阔，这种风格不独属于她，但她在这条路上走得既稳当又坚持，便逐渐形成了她特有的符号化标识，比如那个她一直不曾舍弃的“芳村”。从小说空间的延展性来看，《地铁上》和《金色马车》两个短篇的语言格局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无论是地铁或是房间，都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所不同的是，地铁的空间是移动的，它的内容具有天然的流动性，所以里面有大声啼哭的孩子，有对着电话哭泣的女孩，有窗前闪过的风景，即使在地底下行走，隧道里电影般的广告牌也成为小说氛围的有力营造者。而房间里呢，一切都是静止的，即使从邻居家里传来的叫骂声，也只不过是“我”从深夜到黎明的一份思维佐料，活动着的是“我”的思绪，是平时积累的来不及在日常生活中消化的信息，此刻随着来自外界的打扰被一一点拨。
　　两者的不同点在于，《地铁上》由于天生的优势，看起来有更加明晰的故事主线和扎实的故事结构，围绕在梧桐和张强之间的对话既开放又隐秘，虽然只不过是生活插曲一般的短暂场景，却把时空延伸到了地铁之外，甚至里面深藏着对话者内心波涛汹涌的小心思。《金色马车》则更显封闭化、内心化，在疫情时代被封闭的身体无法禁锢思维的翅膀，深夜或凌晨的一点响动、一个陈设或是一丝光线，都会带来丰富的情感联姻。由此，前者是外力施加始然，后者则是内心萌动的必然，营造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小说合理性。显然，与人的性格一样，《地铁上》具有更外向的气质，所以从小说的可读性上来说，我以为它似乎要更胜一筹。
　　由此我也觉得，如何定义小说，或者说如何定义小说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其实是个有趣的事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就此做过多种尝试和探索，深化并强调了小说叙事方式的无数种可能，《地铁上》和《金色马车》在当下这个时代的叙事中，虽然早已脱出了先锋小说概念的窠臼，也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尝试。
　　小说的缘起，可能只是作家的思维闪光的一时之念。这一点，我坚持认为某些短篇小说与诗歌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甚至姻亲关系。小说家容易把它延展发挥得更具故事性，而诗人则喜欢把这种创作的出发点凝练成精华的短句。所以，我会想象付秀莹在某个时刻，或真的是在地铁上，在车身的晃动中窥到了生活的一角，或是在另一个不同的场合遇到了类似于张强的这样一个人，转头在小说里便为他营造了另一个更适于表达的环境氛围。《金色马车》呢，读过付秀莹其他的小说后，更不奇怪她安静的内心时刻酝酿着的对生活细节的全面关照，疫情期间，她同样蛰居在小屋里，也许真的有一声无来由的争吵激发了她，也许就是窗帘上镶着金丝边的花纹在晨色里的一个反光，让生活里的一切美好都无来由地笼罩住她，那一刻，小说也直起腰拱出土来，亮出了它的色彩。而作家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处理好那一时之念所点亮的创作情感，如何为那一丝灵感铺排出对小说文字创作中的杀伐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