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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公车改革徘徊反复，收效甚微;十七年，公车依然坚挺，民意已然伤心。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公务用车的标准进行了重新修订。
新一轮的公车改革号称“史上最严”，新办法能否让公车改革突破坚冰，让民众回复信心？《小康》杂志“民情观察室”的调查显示，对于《办法》，近六成受访者认为“看起来很好，但很难操作”，近四成人认为“《办法》会对公车改革有推动作用，但也不能过于乐观”。
难操作，不乐观
十七年间，中国经历了三轮公车改革，每一轮都是令人兴奋的话题，而每一次都是看不到效果的失望。
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了《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规定》，标志着第一轮公车改革的开始，浙江、江苏、北京、黑龙江、重庆等省市的部分地区成为试点。
2001年，以江苏省为试点的车改开始推进，并带动了其他省市的跟进，这被认为是第二轮车改。
第三轮车改从2004年开始，包括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上海、广东等20多个省份参与，涉及范围最广。
此次，《办法》的发布拉开了新一轮公车改革的帷幕，虽然没有人否定新政的新意，但民众响应的热情并不高。
在《小康》的调查中，90％的受访者不愿意过早地表达对《办法》的信任，不是“很难操作”，就是“不能乐观”。
《小康》“民情观察室”在调查中发现，民意对历次公车改革很失望，继而形成了“怀疑”的惯性。
比如，2009年，杭州市和辽阳市，几乎同时进行了“货币化补贴”改革试验，而结果却大相径庭：一个被评为最好的车改，一个被评为最差的车改。
杭州的方案是：取消市局（副厅）级以下专用车，公车向社会公开拍卖；实行货币补贴，按职务层级将车补分为9档，最高2600元，最低300元，车补打入市民卡中，不能变现。
杭州方案公布之初，也遭到市民的质疑，大家认为按级别确定补贴多少有失公平，并不是官越大外出的次数越多，反而是越在底层的公务员在外面跑的越多。
不过，杭州模式推行到现在，得到了专家和民间的最终认可，认为是当前“相对最合理”的车改方案。
而采取同样模式的辽阳市弓长岭区车改，因为补贴方案太离谱而被叫停。
“成也民意，败也民意”，目前“相对合理”的“货币化补贴”，也存在“借车改之机变相为公务员涨工资”的非议，在一些城市根本无法推行。
有专家认为，民意需要引导，不能一味迎合，要挺得住。因为每一个新措施都可能遭到舆论的质疑。
最近的一次是，山东省公共机构节能办公室向24家省直单位免费发放100辆公务自行车，要求在市区3公里范围内执行公务活动，原则上使用公务自行车出行。
由于涉及到公车改革，这条新闻在网上引起极大关注，很多网民和媒体都认为此举有哗众取宠之嫌，不是真正的车改。
这正如杭州市委副书记、杭州车改领导小组副组长叶明所说：“公车改革是自讨苦吃，往往吃力不讨好。”
这次号称“史上最严”的公车改革，会不会像前几次一样，开始的时候轰轰烈烈，最终可能会不了了之？ 在《小康》的调查中，一些网民“不相信口号，只看疗效”，也有很多人赞同“改就比不改强，不能让改革者总是承担骂名”的观点。
四成人认为“不在于立法，在于守法”
公车改革要不要立法？在《小康》的调查中，完全赞同公车立法的还不到两成，认为“不在于立法，而在于守法”的占了近四成，说明民意认为，只要认真执行现有的政策法规，完全可以推进公车改革。
但在学界，对于公车改革要不要立法的争论非常激烈。赞同立法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公车改革阻力太大，屡屡陷入因境，推动起来很难，需要借助立法来助力改革。
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研究员刘武俊称，公车改革难就难在触及太多利益集团，“在政策文件难以彻底调整现有利益格局的情况下，还得需要法律来助力。”
不赞同立法的观点认为，中央已经颁布了很多“限制公车使用”的文件，即便是以立法形式推动公车改革，如果执行不力，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比立法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更要带头守法。
在此次调查中，只有少数人反对立法，有近四成人对公车立法能够推进改革“不抱希望”。
不透明的改革让民意“很受伤”
2010年7月，山东省烟台市对全市7000多辆公务用车，全部实行统一标识，在车辆前挡风玻璃右侧明显处张贴“公务用车，欢迎监督”，并标明了编号和监督电话，便于识别和监督。
这一方案得到了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因此有人进一步提出，可以把所有公车的车门上都用醒目的油漆喷上具体的单位部门名称，以便于更好地接受监督。
在《小康》调查中，30％的公众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公开才便于监督”，25％的公众反对，理由是“会产生新的特权车群體”，40％的公众认为“如果公车数量都不透明，怎么做都没有意义”。
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公车数量为200多万辆。但有专家2004年按照模型测算，仅北京的公车预计就有100万辆左右，全国总计400万辆，数据相差太过悬殊。
公布公车数量是公众最基本的知情权，没有这个最基本的数据，也许就是对民意积极性的一种伤害。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公务用车的标准进行了重新修订。
新一轮的公车改革号称“史上最严”，新办法能否让公车改革突破坚冰，让民众回复信心？《小康》杂志“民情观察室”的调查显示，对于《办法》，近六成受访者认为“看起来很好，但很难操作”，近四成人认为“《办法》会对公车改革有推动作用，但也不能过于乐观”。
难操作，不乐观
十七年间，中国经历了三轮公车改革，每一轮都是令人兴奋的话题，而每一次都是看不到效果的失望。
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了《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规定》，标志着第一轮公车改革的开始，浙江、江苏、北京、黑龙江、重庆等省市的部分地区成为试点。
2001年，以江苏省为试点的车改开始推进，并带动了其他省市的跟进，这被认为是第二轮车改。
第三轮车改从2004年开始，包括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上海、广东等20多个省份参与，涉及范围最广。
此次，《办法》的发布拉开了新一轮公车改革的帷幕，虽然没有人否定新政的新意，但民众响应的热情并不高。
在《小康》的调查中，90％的受访者不愿意过早地表达对《办法》的信任，不是“很难操作”，就是“不能乐观”。
《小康》“民情观察室”在调查中发现，民意对历次公车改革很失望，继而形成了“怀疑”的惯性。
比如，2009年，杭州市和辽阳市，几乎同时进行了“货币化补贴”改革试验，而结果却大相径庭：一个被评为最好的车改，一个被评为最差的车改。
杭州的方案是：取消市局（副厅）级以下专用车，公车向社会公开拍卖；实行货币补贴，按职务层级将车补分为9档，最高2600元，最低300元，车补打入市民卡中，不能变现。
杭州方案公布之初，也遭到市民的质疑，大家认为按级别确定补贴多少有失公平，并不是官越大外出的次数越多，反而是越在底层的公务员在外面跑的越多。
不过，杭州模式推行到现在，得到了专家和民间的最终认可，认为是当前“相对最合理”的车改方案。
而采取同样模式的辽阳市弓长岭区车改，因为补贴方案太离谱而被叫停。
“成也民意，败也民意”，目前“相对合理”的“货币化补贴”，也存在“借车改之机变相为公务员涨工资”的非议，在一些城市根本无法推行。
有专家认为，民意需要引导，不能一味迎合，要挺得住。因为每一个新措施都可能遭到舆论的质疑。
最近的一次是，山东省公共机构节能办公室向24家省直单位免费发放100辆公务自行车，要求在市区3公里范围内执行公务活动，原则上使用公务自行车出行。
由于涉及到公车改革，这条新闻在网上引起极大关注，很多网民和媒体都认为此举有哗众取宠之嫌，不是真正的车改。
这正如杭州市委副书记、杭州车改领导小组副组长叶明所说：“公车改革是自讨苦吃，往往吃力不讨好。”
这次号称“史上最严”的公车改革，会不会像前几次一样，开始的时候轰轰烈烈，最终可能会不了了之？ 在《小康》的调查中，一些网民“不相信口号，只看疗效”，也有很多人赞同“改就比不改强，不能让改革者总是承担骂名”的观点。
四成人认为“不在于立法，在于守法”
公车改革要不要立法？在《小康》的调查中，完全赞同公车立法的还不到两成，认为“不在于立法，而在于守法”的占了近四成，说明民意认为，只要认真执行现有的政策法规，完全可以推进公车改革。
但在学界，对于公车改革要不要立法的争论非常激烈。赞同立法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公车改革阻力太大，屡屡陷入因境，推动起来很难，需要借助立法来助力改革。
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研究员刘武俊称，公车改革难就难在触及太多利益集团，“在政策文件难以彻底调整现有利益格局的情况下，还得需要法律来助力。”
不赞同立法的观点认为，中央已经颁布了很多“限制公车使用”的文件，即便是以立法形式推动公车改革，如果执行不力，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比立法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更要带头守法。
在此次调查中，只有少数人反对立法，有近四成人对公车立法能够推进改革“不抱希望”。
不透明的改革让民意“很受伤”
2010年7月，山东省烟台市对全市7000多辆公务用车，全部实行统一标识，在车辆前挡风玻璃右侧明显处张贴“公务用车，欢迎监督”，并标明了编号和监督电话，便于识别和监督。
这一方案得到了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因此有人进一步提出，可以把所有公车的车门上都用醒目的油漆喷上具体的单位部门名称，以便于更好地接受监督。
在《小康》调查中，30％的公众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公开才便于监督”，25％的公众反对，理由是“会产生新的特权车群體”，40％的公众认为“如果公车数量都不透明，怎么做都没有意义”。
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公车数量为200多万辆。但有专家2004年按照模型测算，仅北京的公车预计就有100万辆左右，全国总计400万辆，数据相差太过悬殊。
公布公车数量是公众最基本的知情权，没有这个最基本的数据，也许就是对民意积极性的一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