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知行合一”被确立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八大基本理念之一。这要求我们对“知行合一”的认识和实践，必须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背景下，进入现代化建设的宏大视野中，融入当代教育的丰富内涵里。
　　在人与环境的诸多复杂关系中，存在着一种最为重要的关系，即知与行。前者是认识世界，解决怎么看的问题;后者是改造世界，解决怎么做的问题。两者相互缠绕，构成知行关系。
　　知行关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个古老而常青的命题。从《尚书》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开始，知行关系便贯穿了中国思想史的始终。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敏于事而慎于言”，奠定了中国知行观的基本走向。王阳明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可以说，他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知行合一”的命题。毛泽东同志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习近平同志强调，“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与历史上对知行关系的静态考察不同，他们从动态的角度，揭示了知行合一的深刻内容。
　　“知行合一”不仅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教育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陶行知先生早年接受了王阳明的思想，之后又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这使他能用中西两种视角来重新审视“知行合一”的命题。陶行知分析了王阳明格物失败的过程，指出：“故欧美之所以进步敏捷者，以有试验方法故;中国之所以瞠乎人后者，以无试验方法故。”那么，科学实验方法的本质是什么？杜威分析了实验探究的三个特征：第一，有外表的行动，它改变了人与环境的关系;第二，行动是有观念指导的活动;第三，实验（行动）的结果构成了新的经验情境（认知）。从哲学的意义上看，实验方法的本质就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体现科学方法、科学思维、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内含人文精神），而成为现代化的标志。
　　“知行合一”作为教育的基本理念，其教育价值在于：第一，确立新型的知识观。“知识是要自己像开矿样去取来的。取便是行。中国学子被先知后行的学说所麻醉，习惯成了自然，平日不肯行，不敢行，终于不能行，也就一无所知。如果有所知，也不过是知人之所知，不是我之所谓知……先知后行学说的土壤里，长不出科学的树，开不出科学的花，结不出科学的果。”第二，确立新型的学习观。“如果我们知道认知不是一种外在旁观者的动作，而是参与在自然和社会情景之内的一分子的动作，那么真正的知识对象便是在指导之下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了。”学习不是旁观者式的学习，而是参与者式的学习;真正的学习者，不是学习的旁观者，而是学习的参与者。第三，确立新型的课程观。课程不仅是固定的“跑道”，更重要的是沿着跑道奔跑的过程。从课程结构上讲，应当实现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综合课程与分科课程、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的合理配比和统一。其中，要特别重视实验教学、综合实践活动，包含劳动教育的落实。第四，确立新型的教学观。“‘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亦即教育法。”
　　“知行合一”，是中国文化的自信，也必将是中国教育的自信。
　　（作者为江苏省南京市中華中学上新河初级中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