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陈独秀像普罗米修斯被宙斯捆绑，神鹰叼啄那样，过了80年有余。捆绑的绳索、铁链达9条之多。1978年以后，一根根绳索、铁链被解开。不过，近年有学者提出了所谓的“半年错误论”。其实，观其一生的伟绩，不应戴上贬损的帽子。
陈独秀从1925年中共四大任第4届总书记起，至1927年7月离开第五届总书记岗位止的两年半，应该如何评价？按照毛泽东说的古今中外法研究党史，那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后，明明成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指示、命令、决议多达成百上千，竟然要隐去共产国际的作为，撇开共产国际的一切关联，孤立地看一个人，这是不应该的。一切要从活生生的现实，对立方的互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中，看他的言行作为，那么可以看到陈独秀在任内最后的岁月是建树重要功勋的年代。
一、独立自主地领导了反帝的五卅运动，震动了世界
在联共支援国民党，轻视共产党，以为共产党已经溶化于国民党而斯大林为之表示遗憾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了空前规模的五卅运动。这是在毫无掣肘时，显示了一个小党能够办大事，实现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
五卅运动的起因是英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屠杀政策。五卅运动初起，英帝国主义想重温八国联军的旧梦，拉拢日本、美国、法国。对此，陈独秀十分清醒，战略目标非常明确，要集中对准英国帝国主义者，充分发动人民，打一而震慑其他。于是，美、法、日都退避三舍，英国陷入了孤立的境地。在举国响应五卅运动起来斗争时，陈独秀特别提出，要与英帝斗争，必须要发动香港的工人和广大华人投入斗争。而香港当时仅有中共党员10人，香港的工会，不是黄色工会就是行业工会，于是就派遣邓中夏到香港开辟工作，结果香港大罢工成功，在经济、政治上给予英帝以沉重打击，进出口货物比罢工前降低46.7%,税收减少49.8%，航运业1924年平均每日船只210艘,1925年仅为34艘。本来香港殖民政府要向伦敦交纳贡金，而罢工以来，收入锐减，不仅交不出贡金，还向英国政府借款300万英镑，支付9%的利息。香港殖民政府请求英政府出兵，因无充足理由，加上英国工人支持中国反英屠杀政策而被拒绝。由于英帝处于孤立境地最后只能退让。自鸦片战争以来80余年中第一次认罪，惩凶，出钱抚恤，改变租界管理机构“工部局”的构成，增加华人任工部局董事的名额；交还“会审公廨”；近百年凌驾于南中国各省省长之上的港督，威势一落千丈，任期未到即被撤走。同时，打击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气焰，中国收回教育权，外国以及教会学校都需向中国政府立案，接受中国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并规定所有外资学校必须由中国人出任校长。
五卅后期，眼看北方军阀对外奴颜婢膝，对内镇压人民，陈独秀又致函国民党中央，请他们出兵北伐，打倒军阀。
五卅运动具有深远的影响。通过斗争，香港华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陈独秀是中国第一次反帝大斗争的领导者，武装打倒军阀的倡导者。
二、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群众性的、能够担当起领导革命重任的大党
首先，解决了共产党的正确定位问题。我们党自诞生以来，就强调为实现社会主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党的二大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正确论断，但对党的定位问题没有解决，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我们党处在协助的地位，党的三大的决定再次指明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党的三大以后，经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陈独秀发表了《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使国民革命获得胜利，于是在党的四大上写出了一个主张无产阶级对民族革命运动领导权的决议：“中国各社会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趋向——无产阶级之领导地位。”
随着定位问题的解决，建设强大的群众性的大党，便成为迫切要求。在党的四大开幕时，中国共产党党员仅994人，被视为一个宣传小团体。当时，共产国际强调由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尽管陈独秀坚持仍然保留我们党的组织，并要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党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但党的领导层观点各异，一年多来收效甚微。于是，陈独秀在党的四大上提出：党的组织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最重要问题。他从多方面设计和实现党的建设，确定建立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的目标：1，数量上有大的发展；2，广大党员是严守纪律的、党的组织是有战斗力的；3，是群众性的大党，而不是限于学者的、知识分子性的，而是在工人运动、革命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必须对现有的组织形式加以改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党的四大决定从中央到地方设置组织部，陈独秀兼任中央组织部主任，以直接指导地方党组织发展党员和改进组织的业务；将基层组设置由小组改为支部，明确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建立支部，作为我们党的基本组织；支部的工作不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同时要在群众中鼓动和宣传帮助他们组织各种文化教育的、经济互助组织，利用各种机遇宣传工人群众，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自觉；对于我们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政治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以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按其性质隶属于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我们通常说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如没有组织保证，只是一句空话。
随着定位问题的解决，党的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25年10月，全国党员发展到3000人，年底党员达到10000人，一年之内党员数量增加10倍。1927年4月，党员已发展到57987人，其中，工人占50.8%,农民为18.7%,知识分子为19.1%,军人为3.1%。
三、明确在中国国情下，军事斗争在民主革命中具有极端重要的地位
陈独秀强调党要抓武装，要特别重视军事工作。全国性的五卅运动影响了军事工作，开始党对军队的领导，决定对军队的先进部分进行工作。陈独秀指出：决不能把军队看作是一个反革命的整体，应把整个军队分为两类，即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军队的革命部分应包括在革命队伍之内。应当进一步加强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1926年10月28日，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范围内，第一个提出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里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没有军事力量，无论在这里还是在湖南都不可能舉行发动”的思想。在党的五大报告中，陈独秀继续重申军事因素的重要性，他说：“军事因素仍是革命的最重要因素，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是对的，应该继续坚持下去，而且必须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作。”斯大林提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是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的论断，从原则上看是正确的，比陈独秀迟了1个月零2天，而具体地说，陈独秀所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而斯大林指的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的军队。
陈独秀把军事工作分两方面，一是工农群众的武装力量，建立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队。二是军队，通过在军阀军队中的先进部分的工作，使之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部分。他指示军队的改变，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革命，而是要改变军队的构成，他指出：旧的军事力量，士兵的来源，首先是诚实的农民（国民军里农民很多），其次是城市的失业者，士兵来自不同的阶级，他们的战斗力各不相同。大部分军队的将领出身于地主，因此对他们应进行很好的改造。如果我们想使军队革命化，那就应减少军队里流氓无产阶级的数量和地主分子的数量。假如说我们的军队发生动摇，那不是由于军队里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好，而是由于阶级成分庞杂。军队不能为工农的利益作战。我们需要大大加强用无产阶级分子来补充军队的工作。军委根据指示，输送工农分子补充到部队中去。八一南昌起义时，就从旧军队中拉出整团整师的兵力，总计15个团，有士兵，有将领，有各级军事干部，计3万左右兵力。那是突然之间涌现的。没有多少领导干部知道我们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成功地抓住军事工作，尤其是共产国际代表，在党的五大期间，还在攻击中国共产党依靠军阀，直到八一起义之后，斯大林才知道并赞扬中国共产党从旧军队中争取整师、整团的兵力到共产党方面来。有人至今也搞不清楚，八一起义哪来这些兵力。这种藏兵于敌，养兵于敌，练兵于敌的重大韬略，是古今中外兵书上所没有的，也可称为“陈氏兵法”。
四、建立中国第一个人民民主政权
陈独秀在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建立起由工人阶级为主体联合各阶层、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政权，它是中国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按照他的意见，市民政府最后必须经过市民公会的选举，并指明市民会议同资产阶级议会的3点重要区别：1，以职业为选举，不是按区域选举；2，行政与立法合一；3，代表与民众直接发生关系。这个政权在人民中实行民主，经过选举、推举产生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会议，自1927年3月12日成立，选举产生31人组成的市民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会议下令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取得胜利，3月21日在4000余市民代表中选出上海市政府委员19人。市政府委员第7次会议通过市政府政纲草案，包括政治、建设、教育、财政、商界、工界、农民、学生、教职员、妇女、新闻记者11方面、107条。这是陈独秀设计的人民政权模式,既区别于西方的议会制,也不同于俄国苏维埃模式。
为了巩固中国第一个人民政权，在获悉蒋介石要政变的消息时，陈独秀认为必须认真应对。然而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只3人，即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瞿秋白因获悉共产国际的决议、布哈林的讲话精神，决心紧跟共产国际而与彭述之、陈独秀产生分歧，对上海的事情不免心不在焉，匆匆地离沪而去。在上海的中委不足半数，陈独秀遂邀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上海特委军委书记周恩来一起商讨对策，决定以武装斗争对抗蒋介石的政变。主要包括：一是对抗蒋介石不能光靠工人纠察队，要调动军队的力量；二是与蒋介石的武装斗争是一件大事，与共产国际的指示相对立，贸然行动，等于同国际决裂，必须通报国际代表和共产国际；三是要到汉口告知中央委员，取得中委多数同意。于是派彭述之去完成任务。彭先到南京，由南京党组织召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军的党员集会，彭述之传达陈独秀的决定，与军队的党员酝酿武装斗争事，军队的党员认为有把握击败蒋介石，他们将与在苏州一带的驻军联络，听候彭述之到汉口后的最后决定。彭述之随即赴汉口，但到达汉口已是4月10日，离沪已半个多月了。汪精卫4月3日从欧洲经苏联回国。在苏时,共产国际接见了他,并表示将支持和帮助他，汪于4月5日同陈独秀签订了《汪陈宣言》,企图在彭述之未有确切回音时,缓和一下矛盾。但是,共产国际来电,不是抵抗蒋介石的政变,而是要中共退让,埋藏好武器，共产国际代表则表示根本不应该在上海建立政权。共产国际的掣肘，通讯的阻隔，第一个人民政权只存在30天便夭折了。
上海市民政权最后遭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而告失败。陈独秀总结了上海人民政权从诞生到丧失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人民政权建立的基本条件，他说：民主专政将是最有威望的政权，这种政权只有在我们的力量大到足以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才能产生，只有在工农群众中也能实行内部民主的时候才会产生，并不像几个领袖参加政府那么容易。这正是基于实践的概括，澄清了种种关于政权的糊涂思想。
五、顶住共产国际的错误决定,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国革命性质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1926年11月底开幕。这次会议传到中国来的是布哈林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方针，目前要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它为中国革命定下了调子。中共五大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这条路线和方针。布哈林的这个指示，共产国际的决议，在理论上是极其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极为有害的，是葬送中国大革命的第一源头。
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告诉我们，绝不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方针也绝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此时此地论中国革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荒谬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政权，曾直接和彻底摧毁旧的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分子被驱逐出境。用有计划、有组织的消费品分配，完全取代了市场贸易，以便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组织全国产品生产和分配。但是实践证明这样做是行不通的。1921年春季起，改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就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实行贸易自由和租让制，把一部分矿山、森林、油田租让给外国资本家，同国内外资本家办合营公司。原来采取摧毁的商业、资本主义改为“振兴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審慎地逐渐掌握它们，或者说只是随着它们振兴的程度而使他们有可能受到国家的调整”。列宁指出：“增加财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业，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所以，不论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或者社会主义革命，都不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至于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说的，像这些经济落后的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非资本主义发展就是要实行国有化。那么谁掌握政权，成为怎样的国家，才谈得上国有化？在军阀当道、各自为政的中国，是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蒋介石？在布哈林发指示作决议时，汪精卫还没有回国，国民党政府还没有迁到武汉。他极其夸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夸大成中共掌握了政权；在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中国，说成我们有了国家,要国有化。布哈林对中国缺乏起码的了解，根据这个指导思想作出的决议，是主观主义的，完全脱离实际的。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会前就向共产国际代表明确表示，不同意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
陈独秀在中共五大的报告，提出了对资产阶级要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尽管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表现出软弱性，但还是要争取他们。中国的产业如此不发达，民族工业遭受外国资本的压迫，对民族工业要采取扶助的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排斥打击，而是要采取争取的原则，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尚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不是要改变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的联盟，并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即不能是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方针。
陈独秀适合中国国情的主张，被共产国际代表视为国民党的代言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可是只要看一看共产国际布哈林的实际态度，就能够明了布哈林是多么武断，当1927年大革命失败，瞿秋白路线失败，广州起义失败后，那位布哈林也在1928年中共六大之前表态：中国革命应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没有任何自我批评，而因为他的错误指导，中国革命者有多少人遭到牺牲。陈独秀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的主张，显示着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为中国革命而顶天立地的举动,
六、力挽狂澜于极危，凸显英雄本色
陈独秀正是在我们党生死攸关之时，竭力保全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1927年5—7月，武汉风云突变。汪精卫从号称“左”派转到反共派。其实汪精卫是俄共一手支持、扶植的人物。他与俄共的关系决定了他的“左”还是右。当上海工人起义取得胜利,蒋介石政变之后,武汉国民党听取了杨贤江到汉口的报告,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下令斥责蒋介石政变,开除其党籍,免除其一切职务,通电讨蒋。汪到武汉后，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罗易，俄共派来的顾问鲍罗廷，都是围着汪精卫转，所谓一个是要做汪的头，一个是做汪的尾。陈独秀是最后到达武汉的。武汉的局面是由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等处置的。瞿秋白已经站到反对陈独秀的立场，给刚到武汉的陈独秀来个下马威,抛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武汉的同志对汪精卫的态度，大体是跟斯大林转的，唯陈独秀对汪精卫提出要观察。到了1927年中共五大开幕之时，尚无迹象说明武汉国民党同共产党决裂。但在中共五大过程中，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发表了一系列“左”的言论，如排斥民族资产阶级、议论消灭私有财产问题，以及煽动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行为，认为不应该去帮助武汉政府渡过困难等等。罗易在背后拆台。陈独秀则截然不同，根据当时情况，在武汉政府面临极大经济困难，到了靠印钞票过日子之时，他提出既然要把武汉作为革命中心，共产党就应该共同为克服困难而努力。尽管武汉政府不是共产党执政，但作为参政政党，为当前克服困难提出有效的措施，以显示共产党的才能，是与之同舟共济的。但是，罗易直接煽动共产党采取不合作态度，导致国共两党距离越来越远。到了土地问题的国共谈判，分歧已无法弥合。
当时，共产国际正围绕着中国革命的路线问题，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展开激烈争论。斯大林称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留在国民党内。而托洛茨基则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推翻武汉政府，认为武汉国民党如基马尔主义那样不可靠。这场涉及中国革命前途的争论，不要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发言权，就是列席旁听都没有资格。而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等的争论，成了一场博弈。斯大林把武汉国民党及其政府讲得那么好的那天是1927年5月24日，而恰巧这一天，在武汉为土地革命而举行的国共谈判失败，汪精卫国民党拒绝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措施。从这个事实来看，博弈将是斯大林输。可是斯大林出人意外地发出了《五月指示》，凭这指示把这场博弈的胜负翻了盘。汪精卫反共以后，在联共会议上，斯大林就用《五月指示》的全文反击反对派的攻击。从这个过程看，《五月指示》与反对派的斗争关系密切，莫斯科为中国革命路线的斗争，已经超出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双方生死攸关的斗争。因此这些指示内容，就变得不能更改，没有商量余地。
《五月指示》是由共产国际在6月1日发给鲍罗廷、罗易、柳克斯（俄驻武汉的领事），这个电报明确只给他们3人，无论如何不能给其他人看。鲍罗廷收到指示后,认为这是荒唐可笑的,所以拟压着不去贯彻。然而，罗易却于6月5日向汪精卫告密。此事泄露，遂有鲍罗廷、柳克斯向莫斯科报告。共产国际发出召回罗易令。
罗易告密以后，老谋深算的汪精卫，立即要一份副本，以有根据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罗易如约，将《五月指示》翻译好送汪，要求汪不要再给别人看。据国民党在场人员记录，陈友仁一见这《五月指示》，吓得面如土色，第一反应是：这意味着国民党同共产党的战争。罗易走后，汪立即将这个指示副本在国民党高层传阅，他率领部分国民党高官赴郑州，向冯玉祥通报并讨论应对之策。可是冯玉祥一看就认为这是要消灭国民党，断然作出反共的表态，并要汪联蒋介石，不仅要赶走共产党，并要给以惩罚。
这个《五月指示》究竟是什么内容，会使所谓“左派”一见指示，立即突变？
指示之一，就是要改变国民党为工农掌握实权的政党，新的更多的工农领袖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对那些不听莫斯科意见的国民党老领袖变成废物。指示之二，动员2万共产党员加上两湖工農，组成8个师新军；之三，对那些与蒋介石有联系的，唆使士兵残害工农的军官，上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军事法庭由国民党左派组成。
《五月指示》是没有可行性的。先说国民党的性质，最早是说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当有共产党加入，又说成是4个阶级的联盟，当国际说要走非资本主义道路，要排斥民族资产阶级时，忽然又称其为小资产阶级政党，土地革命遇到困难，又称其为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至1927年，已经33年，推翻过清王朝，建立过全国政权，尽管派系众多，他们牢牢掌控中央的位置,他们的政治斗争经验比新加入国民党的工农要丰富得多，顷刻之间要把一个资产阶级的老政党变成工农党，是不可能的。把老的领导抛弃，要把相当一部分军官送上军事法庭，也不知道国民党左派有多少力量？说要立刻将2万共产党员，几万工农组成8个师，枪支弹药军需军饷谁来供应？梦想可以成真，那是若干年后的事。把梦想当指示，有害无益。罗易向汪精卫告密后，国民党不可能再容纳共产党在党内，因为《五月指示》就是要共产党篡党夺权。
斯大林为维护他的“一贯正确”，非把中国共产党逼到绝路上，一定要中共去执行《五月指示》。当冯玉祥反共，中共再也不能呆在国民党内时，陈独秀向汪精卫提出：退出国民党，遭到国际代表的制止。因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之一就在于能不能退出国民党。在斯大林看来，汪反共与否在于钱，因此提出赠300万卢布。而陈独秀看来，汪同冯玉祥一样，将要反共。他指出，左倾、右倾都会遭到灭亡的命运。但是来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他们的头脑是僵化的，只有重复莫斯科的指示，不能说指示行不通，哪怕莫斯科指示纯属臆想，脱离实际。但正确永远属于莫斯科，错误永远属于中国人。陈独秀熟知其中的道理，因此在有共产国际代表或俄国代表出席的会议上，不能和盘托出，让他们把政治局会议变成争论俱乐部。必须另辟蹊径，通过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的办法，决定应对方案。
6月17日、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湖南暴动计划，以集中力量进攻反动势力薄弱的城市，反动势力较强的地方则打土豪劣绅，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临时委员会，决定在长沙设省委，下设军委；各区设农军委员会，决定抽调150名干部到各地做农军及地方工作，决定由周恩来前往指挥暴动。但是心怀叵测的罗易以及鲍罗廷竭力相阻，引起周恩来与罗易大吵一场。而罗易事后却反诬中共中央阻挠长沙暴动。
向湖南转移、发展的计划遭破坏，陈独秀判断汪必反，一切都需从保存自己的力量来考虑，6月22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决定在武昌、汉口设秘密办公处，使党的力量转移到地下；通知外地的同志：武汉形势有变，不要进武汉；设立交通处，为离开武汉到外地作准备。
6月28日前后，陈独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关于工会纠察队事项。根据周恩来的报告，第35军何键部准备在汉口制造“马日事变”的消息，说明中央军事部和湖北省委军事部拟采取应变措施，将纠察队调到武昌第4军。最后决定，为了消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公开宣布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在此紧急状态，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周恩来、张太雷将童子团解散，纠察队的老弱人员退出，只交出部分破旧枪支，绝大部分枪支和纠察队员隐蔽、分散，陆续转移到贺龙、叶挺部队。如说此举是放弃武装，实是无端指责。既然党已经开始转入地下，大批革命力量将转移离汉口，难道还要这些纠察队员去保卫武汉？为什么转移到贺龙、叶挺部队，充实工人成分，又保全了纠察队员不遭无必要的牺牲，就要算作一大罪状？如果那些纠察队员血洒武汉，全部殉职，那就无可指责了？
局势已经发展到国民党要向共产党开刀，白色恐怖早在意料之中的情况下，还不准退出国民党，还要把武汉作为革命中心，这些葬送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指示，由于陈独秀的婉拒，那些共产国际代表早就帽子飞舞，早就要更换领导。他们诡称共产国际要陈独秀去莫斯科，又诡称瞿秋白去海参崴。陈独秀因处于国民党反共而硬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不准退出，自缚手脚的境地，就自动辞去总书记职，不去莫斯科，结束了中国共产党五届总书记的职务。
陈独秀第四届的总书记2年3个月，第5届2个月多，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陈独秀做了超乎寻常的大事。不是吗，单巴黎公社就名扬世界。还是由陈独秀自己在南京监狱里写下的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来让人思考吧！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袁志平
陈独秀从1925年中共四大任第4届总书记起，至1927年7月离开第五届总书记岗位止的两年半，应该如何评价？按照毛泽东说的古今中外法研究党史，那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后，明明成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指示、命令、决议多达成百上千，竟然要隐去共产国际的作为，撇开共产国际的一切关联，孤立地看一个人，这是不应该的。一切要从活生生的现实，对立方的互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中，看他的言行作为，那么可以看到陈独秀在任内最后的岁月是建树重要功勋的年代。
一、独立自主地领导了反帝的五卅运动，震动了世界
在联共支援国民党，轻视共产党，以为共产党已经溶化于国民党而斯大林为之表示遗憾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了空前规模的五卅运动。这是在毫无掣肘时，显示了一个小党能够办大事，实现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
五卅运动的起因是英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屠杀政策。五卅运动初起，英帝国主义想重温八国联军的旧梦，拉拢日本、美国、法国。对此，陈独秀十分清醒，战略目标非常明确，要集中对准英国帝国主义者，充分发动人民，打一而震慑其他。于是，美、法、日都退避三舍，英国陷入了孤立的境地。在举国响应五卅运动起来斗争时，陈独秀特别提出，要与英帝斗争，必须要发动香港的工人和广大华人投入斗争。而香港当时仅有中共党员10人，香港的工会，不是黄色工会就是行业工会，于是就派遣邓中夏到香港开辟工作，结果香港大罢工成功，在经济、政治上给予英帝以沉重打击，进出口货物比罢工前降低46.7%,税收减少49.8%，航运业1924年平均每日船只210艘,1925年仅为34艘。本来香港殖民政府要向伦敦交纳贡金，而罢工以来，收入锐减，不仅交不出贡金，还向英国政府借款300万英镑，支付9%的利息。香港殖民政府请求英政府出兵，因无充足理由，加上英国工人支持中国反英屠杀政策而被拒绝。由于英帝处于孤立境地最后只能退让。自鸦片战争以来80余年中第一次认罪，惩凶，出钱抚恤，改变租界管理机构“工部局”的构成，增加华人任工部局董事的名额；交还“会审公廨”；近百年凌驾于南中国各省省长之上的港督，威势一落千丈，任期未到即被撤走。同时，打击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气焰，中国收回教育权，外国以及教会学校都需向中国政府立案，接受中国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并规定所有外资学校必须由中国人出任校长。
五卅后期，眼看北方军阀对外奴颜婢膝，对内镇压人民，陈独秀又致函国民党中央，请他们出兵北伐，打倒军阀。
五卅运动具有深远的影响。通过斗争，香港华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陈独秀是中国第一次反帝大斗争的领导者，武装打倒军阀的倡导者。
二、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群众性的、能够担当起领导革命重任的大党
首先，解决了共产党的正确定位问题。我们党自诞生以来，就强调为实现社会主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党的二大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正确论断，但对党的定位问题没有解决，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我们党处在协助的地位，党的三大的决定再次指明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党的三大以后，经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陈独秀发表了《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使国民革命获得胜利，于是在党的四大上写出了一个主张无产阶级对民族革命运动领导权的决议：“中国各社会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趋向——无产阶级之领导地位。”
随着定位问题的解决，建设强大的群众性的大党，便成为迫切要求。在党的四大开幕时，中国共产党党员仅994人，被视为一个宣传小团体。当时，共产国际强调由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尽管陈独秀坚持仍然保留我们党的组织，并要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党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但党的领导层观点各异，一年多来收效甚微。于是，陈独秀在党的四大上提出：党的组织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最重要问题。他从多方面设计和实现党的建设，确定建立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的目标：1，数量上有大的发展；2，广大党员是严守纪律的、党的组织是有战斗力的；3，是群众性的大党，而不是限于学者的、知识分子性的，而是在工人运动、革命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必须对现有的组织形式加以改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党的四大决定从中央到地方设置组织部，陈独秀兼任中央组织部主任，以直接指导地方党组织发展党员和改进组织的业务；将基层组设置由小组改为支部，明确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建立支部，作为我们党的基本组织；支部的工作不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同时要在群众中鼓动和宣传帮助他们组织各种文化教育的、经济互助组织，利用各种机遇宣传工人群众，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自觉；对于我们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政治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以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按其性质隶属于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我们通常说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如没有组织保证，只是一句空话。
随着定位问题的解决，党的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25年10月，全国党员发展到3000人，年底党员达到10000人，一年之内党员数量增加10倍。1927年4月，党员已发展到57987人，其中，工人占50.8%,农民为18.7%,知识分子为19.1%,军人为3.1%。
三、明确在中国国情下，军事斗争在民主革命中具有极端重要的地位
陈独秀强调党要抓武装，要特别重视军事工作。全国性的五卅运动影响了军事工作，开始党对军队的领导，决定对军队的先进部分进行工作。陈独秀指出：决不能把军队看作是一个反革命的整体，应把整个军队分为两类，即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军队的革命部分应包括在革命队伍之内。应当进一步加强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1926年10月28日，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范围内，第一个提出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里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没有军事力量，无论在这里还是在湖南都不可能舉行发动”的思想。在党的五大报告中，陈独秀继续重申军事因素的重要性，他说：“军事因素仍是革命的最重要因素，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是对的，应该继续坚持下去，而且必须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作。”斯大林提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是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的论断，从原则上看是正确的，比陈独秀迟了1个月零2天，而具体地说，陈独秀所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而斯大林指的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的军队。
陈独秀把军事工作分两方面，一是工农群众的武装力量，建立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队。二是军队，通过在军阀军队中的先进部分的工作，使之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部分。他指示军队的改变，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革命，而是要改变军队的构成，他指出：旧的军事力量，士兵的来源，首先是诚实的农民（国民军里农民很多），其次是城市的失业者，士兵来自不同的阶级，他们的战斗力各不相同。大部分军队的将领出身于地主，因此对他们应进行很好的改造。如果我们想使军队革命化，那就应减少军队里流氓无产阶级的数量和地主分子的数量。假如说我们的军队发生动摇，那不是由于军队里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好，而是由于阶级成分庞杂。军队不能为工农的利益作战。我们需要大大加强用无产阶级分子来补充军队的工作。军委根据指示，输送工农分子补充到部队中去。八一南昌起义时，就从旧军队中拉出整团整师的兵力，总计15个团，有士兵，有将领，有各级军事干部，计3万左右兵力。那是突然之间涌现的。没有多少领导干部知道我们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成功地抓住军事工作，尤其是共产国际代表，在党的五大期间，还在攻击中国共产党依靠军阀，直到八一起义之后，斯大林才知道并赞扬中国共产党从旧军队中争取整师、整团的兵力到共产党方面来。有人至今也搞不清楚，八一起义哪来这些兵力。这种藏兵于敌，养兵于敌，练兵于敌的重大韬略，是古今中外兵书上所没有的，也可称为“陈氏兵法”。
四、建立中国第一个人民民主政权
陈独秀在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建立起由工人阶级为主体联合各阶层、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政权，它是中国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按照他的意见，市民政府最后必须经过市民公会的选举，并指明市民会议同资产阶级议会的3点重要区别：1，以职业为选举，不是按区域选举；2，行政与立法合一；3，代表与民众直接发生关系。这个政权在人民中实行民主，经过选举、推举产生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会议，自1927年3月12日成立，选举产生31人组成的市民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会议下令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取得胜利，3月21日在4000余市民代表中选出上海市政府委员19人。市政府委员第7次会议通过市政府政纲草案，包括政治、建设、教育、财政、商界、工界、农民、学生、教职员、妇女、新闻记者11方面、107条。这是陈独秀设计的人民政权模式,既区别于西方的议会制,也不同于俄国苏维埃模式。
为了巩固中国第一个人民政权，在获悉蒋介石要政变的消息时，陈独秀认为必须认真应对。然而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只3人，即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瞿秋白因获悉共产国际的决议、布哈林的讲话精神，决心紧跟共产国际而与彭述之、陈独秀产生分歧，对上海的事情不免心不在焉，匆匆地离沪而去。在上海的中委不足半数，陈独秀遂邀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上海特委军委书记周恩来一起商讨对策，决定以武装斗争对抗蒋介石的政变。主要包括：一是对抗蒋介石不能光靠工人纠察队，要调动军队的力量；二是与蒋介石的武装斗争是一件大事，与共产国际的指示相对立，贸然行动，等于同国际决裂，必须通报国际代表和共产国际；三是要到汉口告知中央委员，取得中委多数同意。于是派彭述之去完成任务。彭先到南京，由南京党组织召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军的党员集会，彭述之传达陈独秀的决定，与军队的党员酝酿武装斗争事，军队的党员认为有把握击败蒋介石，他们将与在苏州一带的驻军联络，听候彭述之到汉口后的最后决定。彭述之随即赴汉口，但到达汉口已是4月10日，离沪已半个多月了。汪精卫4月3日从欧洲经苏联回国。在苏时,共产国际接见了他,并表示将支持和帮助他，汪于4月5日同陈独秀签订了《汪陈宣言》,企图在彭述之未有确切回音时,缓和一下矛盾。但是,共产国际来电,不是抵抗蒋介石的政变,而是要中共退让,埋藏好武器，共产国际代表则表示根本不应该在上海建立政权。共产国际的掣肘，通讯的阻隔，第一个人民政权只存在30天便夭折了。
上海市民政权最后遭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而告失败。陈独秀总结了上海人民政权从诞生到丧失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人民政权建立的基本条件，他说：民主专政将是最有威望的政权，这种政权只有在我们的力量大到足以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才能产生，只有在工农群众中也能实行内部民主的时候才会产生，并不像几个领袖参加政府那么容易。这正是基于实践的概括，澄清了种种关于政权的糊涂思想。
五、顶住共产国际的错误决定,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国革命性质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1926年11月底开幕。这次会议传到中国来的是布哈林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方针，目前要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它为中国革命定下了调子。中共五大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这条路线和方针。布哈林的这个指示，共产国际的决议，在理论上是极其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极为有害的，是葬送中国大革命的第一源头。
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告诉我们，绝不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方针也绝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此时此地论中国革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荒谬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政权，曾直接和彻底摧毁旧的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分子被驱逐出境。用有计划、有组织的消费品分配，完全取代了市场贸易，以便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组织全国产品生产和分配。但是实践证明这样做是行不通的。1921年春季起，改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就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实行贸易自由和租让制，把一部分矿山、森林、油田租让给外国资本家，同国内外资本家办合营公司。原来采取摧毁的商业、资本主义改为“振兴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審慎地逐渐掌握它们，或者说只是随着它们振兴的程度而使他们有可能受到国家的调整”。列宁指出：“增加财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业，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所以，不论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或者社会主义革命，都不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至于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说的，像这些经济落后的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非资本主义发展就是要实行国有化。那么谁掌握政权，成为怎样的国家，才谈得上国有化？在军阀当道、各自为政的中国，是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蒋介石？在布哈林发指示作决议时，汪精卫还没有回国，国民党政府还没有迁到武汉。他极其夸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夸大成中共掌握了政权；在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中国，说成我们有了国家,要国有化。布哈林对中国缺乏起码的了解，根据这个指导思想作出的决议，是主观主义的，完全脱离实际的。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会前就向共产国际代表明确表示，不同意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
陈独秀在中共五大的报告，提出了对资产阶级要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尽管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表现出软弱性，但还是要争取他们。中国的产业如此不发达，民族工业遭受外国资本的压迫，对民族工业要采取扶助的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排斥打击，而是要采取争取的原则，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尚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不是要改变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的联盟，并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即不能是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方针。
陈独秀适合中国国情的主张，被共产国际代表视为国民党的代言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可是只要看一看共产国际布哈林的实际态度，就能够明了布哈林是多么武断，当1927年大革命失败，瞿秋白路线失败，广州起义失败后，那位布哈林也在1928年中共六大之前表态：中国革命应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没有任何自我批评，而因为他的错误指导，中国革命者有多少人遭到牺牲。陈独秀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的主张，显示着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为中国革命而顶天立地的举动,
六、力挽狂澜于极危，凸显英雄本色
陈独秀正是在我们党生死攸关之时，竭力保全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1927年5—7月，武汉风云突变。汪精卫从号称“左”派转到反共派。其实汪精卫是俄共一手支持、扶植的人物。他与俄共的关系决定了他的“左”还是右。当上海工人起义取得胜利,蒋介石政变之后,武汉国民党听取了杨贤江到汉口的报告,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下令斥责蒋介石政变,开除其党籍,免除其一切职务,通电讨蒋。汪到武汉后，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罗易，俄共派来的顾问鲍罗廷，都是围着汪精卫转，所谓一个是要做汪的头，一个是做汪的尾。陈独秀是最后到达武汉的。武汉的局面是由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等处置的。瞿秋白已经站到反对陈独秀的立场，给刚到武汉的陈独秀来个下马威,抛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武汉的同志对汪精卫的态度，大体是跟斯大林转的，唯陈独秀对汪精卫提出要观察。到了1927年中共五大开幕之时，尚无迹象说明武汉国民党同共产党决裂。但在中共五大过程中，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发表了一系列“左”的言论，如排斥民族资产阶级、议论消灭私有财产问题，以及煽动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行为，认为不应该去帮助武汉政府渡过困难等等。罗易在背后拆台。陈独秀则截然不同，根据当时情况，在武汉政府面临极大经济困难，到了靠印钞票过日子之时，他提出既然要把武汉作为革命中心，共产党就应该共同为克服困难而努力。尽管武汉政府不是共产党执政，但作为参政政党，为当前克服困难提出有效的措施，以显示共产党的才能，是与之同舟共济的。但是，罗易直接煽动共产党采取不合作态度，导致国共两党距离越来越远。到了土地问题的国共谈判，分歧已无法弥合。
当时，共产国际正围绕着中国革命的路线问题，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展开激烈争论。斯大林称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留在国民党内。而托洛茨基则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推翻武汉政府，认为武汉国民党如基马尔主义那样不可靠。这场涉及中国革命前途的争论，不要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发言权，就是列席旁听都没有资格。而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等的争论，成了一场博弈。斯大林把武汉国民党及其政府讲得那么好的那天是1927年5月24日，而恰巧这一天，在武汉为土地革命而举行的国共谈判失败，汪精卫国民党拒绝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措施。从这个事实来看，博弈将是斯大林输。可是斯大林出人意外地发出了《五月指示》，凭这指示把这场博弈的胜负翻了盘。汪精卫反共以后，在联共会议上，斯大林就用《五月指示》的全文反击反对派的攻击。从这个过程看，《五月指示》与反对派的斗争关系密切，莫斯科为中国革命路线的斗争，已经超出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双方生死攸关的斗争。因此这些指示内容，就变得不能更改，没有商量余地。
《五月指示》是由共产国际在6月1日发给鲍罗廷、罗易、柳克斯（俄驻武汉的领事），这个电报明确只给他们3人，无论如何不能给其他人看。鲍罗廷收到指示后,认为这是荒唐可笑的,所以拟压着不去贯彻。然而，罗易却于6月5日向汪精卫告密。此事泄露，遂有鲍罗廷、柳克斯向莫斯科报告。共产国际发出召回罗易令。
罗易告密以后，老谋深算的汪精卫，立即要一份副本，以有根据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罗易如约，将《五月指示》翻译好送汪，要求汪不要再给别人看。据国民党在场人员记录，陈友仁一见这《五月指示》，吓得面如土色，第一反应是：这意味着国民党同共产党的战争。罗易走后，汪立即将这个指示副本在国民党高层传阅，他率领部分国民党高官赴郑州，向冯玉祥通报并讨论应对之策。可是冯玉祥一看就认为这是要消灭国民党，断然作出反共的表态，并要汪联蒋介石，不仅要赶走共产党，并要给以惩罚。
这个《五月指示》究竟是什么内容，会使所谓“左派”一见指示，立即突变？
指示之一，就是要改变国民党为工农掌握实权的政党，新的更多的工农领袖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对那些不听莫斯科意见的国民党老领袖变成废物。指示之二，动员2万共产党员加上两湖工農，组成8个师新军；之三，对那些与蒋介石有联系的，唆使士兵残害工农的军官，上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军事法庭由国民党左派组成。
《五月指示》是没有可行性的。先说国民党的性质，最早是说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当有共产党加入，又说成是4个阶级的联盟，当国际说要走非资本主义道路，要排斥民族资产阶级时，忽然又称其为小资产阶级政党，土地革命遇到困难，又称其为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至1927年，已经33年，推翻过清王朝，建立过全国政权，尽管派系众多，他们牢牢掌控中央的位置,他们的政治斗争经验比新加入国民党的工农要丰富得多，顷刻之间要把一个资产阶级的老政党变成工农党，是不可能的。把老的领导抛弃，要把相当一部分军官送上军事法庭，也不知道国民党左派有多少力量？说要立刻将2万共产党员，几万工农组成8个师，枪支弹药军需军饷谁来供应？梦想可以成真，那是若干年后的事。把梦想当指示，有害无益。罗易向汪精卫告密后，国民党不可能再容纳共产党在党内，因为《五月指示》就是要共产党篡党夺权。
斯大林为维护他的“一贯正确”，非把中国共产党逼到绝路上，一定要中共去执行《五月指示》。当冯玉祥反共，中共再也不能呆在国民党内时，陈独秀向汪精卫提出：退出国民党，遭到国际代表的制止。因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之一就在于能不能退出国民党。在斯大林看来，汪反共与否在于钱，因此提出赠300万卢布。而陈独秀看来，汪同冯玉祥一样，将要反共。他指出，左倾、右倾都会遭到灭亡的命运。但是来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他们的头脑是僵化的，只有重复莫斯科的指示，不能说指示行不通，哪怕莫斯科指示纯属臆想，脱离实际。但正确永远属于莫斯科，错误永远属于中国人。陈独秀熟知其中的道理，因此在有共产国际代表或俄国代表出席的会议上，不能和盘托出，让他们把政治局会议变成争论俱乐部。必须另辟蹊径，通过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的办法，决定应对方案。
6月17日、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湖南暴动计划，以集中力量进攻反动势力薄弱的城市，反动势力较强的地方则打土豪劣绅，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临时委员会，决定在长沙设省委，下设军委；各区设农军委员会，决定抽调150名干部到各地做农军及地方工作，决定由周恩来前往指挥暴动。但是心怀叵测的罗易以及鲍罗廷竭力相阻，引起周恩来与罗易大吵一场。而罗易事后却反诬中共中央阻挠长沙暴动。
向湖南转移、发展的计划遭破坏，陈独秀判断汪必反，一切都需从保存自己的力量来考虑，6月22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决定在武昌、汉口设秘密办公处，使党的力量转移到地下；通知外地的同志：武汉形势有变，不要进武汉；设立交通处，为离开武汉到外地作准备。
6月28日前后，陈独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关于工会纠察队事项。根据周恩来的报告，第35军何键部准备在汉口制造“马日事变”的消息，说明中央军事部和湖北省委军事部拟采取应变措施，将纠察队调到武昌第4军。最后决定，为了消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公开宣布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在此紧急状态，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周恩来、张太雷将童子团解散，纠察队的老弱人员退出，只交出部分破旧枪支，绝大部分枪支和纠察队员隐蔽、分散，陆续转移到贺龙、叶挺部队。如说此举是放弃武装，实是无端指责。既然党已经开始转入地下，大批革命力量将转移离汉口，难道还要这些纠察队员去保卫武汉？为什么转移到贺龙、叶挺部队，充实工人成分，又保全了纠察队员不遭无必要的牺牲，就要算作一大罪状？如果那些纠察队员血洒武汉，全部殉职，那就无可指责了？
局势已经发展到国民党要向共产党开刀，白色恐怖早在意料之中的情况下，还不准退出国民党，还要把武汉作为革命中心，这些葬送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指示，由于陈独秀的婉拒，那些共产国际代表早就帽子飞舞，早就要更换领导。他们诡称共产国际要陈独秀去莫斯科，又诡称瞿秋白去海参崴。陈独秀因处于国民党反共而硬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不准退出，自缚手脚的境地，就自动辞去总书记职，不去莫斯科，结束了中国共产党五届总书记的职务。
陈独秀第四届的总书记2年3个月，第5届2个月多，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陈独秀做了超乎寻常的大事。不是吗，单巴黎公社就名扬世界。还是由陈独秀自己在南京监狱里写下的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来让人思考吧！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袁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