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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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山四皓”指的是秦末汉初隐居在商山的四位贤人：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角里先生周术，他们报国忧民、淡泊名利，隐居时都已八十多岁，须眉皓白，世称“商山四皓”。“商山四皓”高尚的道德品质为后世敬仰，历史上许多文人、雅士通过撰文、竖碑、修庙、赋诗等形式颂扬“商山四皓”的功德，因此逐步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四皓文化”。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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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西安71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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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山四皓”指的是秦末汉初隐居在商山的四位贤人：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角里先生周术，他们报国忧民、淡泊名利，隐居时都已八十多岁，须眉皓白，世称“商山四皓”。“商山四皓”高尚的道德品质为后世敬仰，历史上许多文人、雅士通过撰文、竖碑、修庙、赋诗等形式颂扬“商山四皓”的功德，因此逐步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四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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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主要目的就是以其激进思想改造国人的观念。因此，当常燕生质疑其激进思想时，陈独秀抓住机会，企图一举在观念上“征服”常燕生。常燕生则在与陈独秀的思想论争过程中，逐渐接受陈独秀的激进思想，原本温和的文化观日益激进化。此后，在东西文化调和论的刺激下，常燕生激进的东西文化观日渐成熟，认为东西文明不是“地域之别”而是“古今之异”，并在批评胡适文化观的表述中得以系统阐明。然随时代的变迁以及自身认识的深入，常燕生激进的东西文化观有所调适，开始扬弃“东西文化”乃“古今之异”的观点而强调文化的“民族性”
唐代刘知畿所撰的《史通》（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史学理论名著，它在诸多方面为我国的史学批评开辟了道路，前人对它多有探讨与研究。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等著作，对本文所考察的问题有所涉及。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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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史学研究形态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思想的多元，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研究领域的拓展，有目共睹。但遗憾的是，历史学家的研究活动，也似乎与这个变革着的社会越来越远，一些国内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较少听到历史学家的声音，这种局面使人产生深深的忧虑。而仔细想来，大概是历史学家自我边缘化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我们自己把学术研究变成了一种孤芳自赏，脱离了身在其中的社会场景。这组笔谈，发起关于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的讨论，希望当代历史学家以历史思辨的睿智参与当下社会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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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卓宣（1896—1990）,原名任启彰,笔名有＂叶青＂等。早年加入中共,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和理论。但在大革命失败后被捕叛共,逐步走上＂理论反共＂的道路,并成为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之一。当1949年国民党溃败,中共宣布国民党战犯之时,他即为战犯之一。后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在台仍坚持其反共立场而终其一生。总的来看,他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运动的人物，因此在大陆被否定。但是，由于他早期在中共党内的活动和他后来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对他的研究，对于研究中共党史、国民党党史和中国近代革命史与近现代中国思想史，都是十分
北伐战争前，国民党在与北京政府的政权争夺中，不惜“借题发挥”国庆纪念日，不管是抵制抑或举行纪念，皆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利用国庆纪念日这一政治节日作为工具和武器，与北京政府进行政权的争夺。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特别是在国民党试图建立全国性政权后，欲图运用国庆纪念日打造统治的正当性基础。国民党在取得全国性政权后，即将国庆日纳入到“革命纪念日”之列，将党与国放到同一框架内，进行党国一体化的制度性处理。国民党通过国庆纪念日强化其执政地位，表达其政治利益诉求，为政权建设提供统治合法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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