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评价，路易士深受法国象征主义和美国意象主义影响，又有意识地摆脱而有所独创，在自己的新天地里大踏步地前进着。
　　“他一向睥睨一切，目空一切，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绝不与人同流合污，绝不向世俗低头，绝不向任何权势把白旗竖起，而且生命力特强，禁得起饥饿和贫穷的考验。”
　　这番评论让纪弦将胡兰成视为知己，认为他不但指出自己诗中的精神，也指出自己性格的不凡。
　　作家古远清在《纪弦在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一文里写道，“鉴于纪弦写的汉奸文学作品在他诗作中不构成主流，作品数量也极少，他亦非汉奸政权要角或汪伪文坛的头面人物，因而不应该去补划他为‘文化汉奸’。”
　　在回憶录中，纪弦对“文化汉奸”的指控也做了交代。他坚决否认替“汪派”做过任何工作，不是胡兰成的属下，没有在所谓的“苏北行营”当过秘书，没有在泰州做演讲替“汪派”宣传，没有去日本出席任何会议，从未写过“赞美敌机轰炸重庆”的诗。
　　1948年，纪弦离沪赴台。1953年，纪弦在台湾独资创办《现代诗》季刊，发动“新诗的再革命”，发掘出一大批藏于军中的年轻诗人，如痖弦、洛夫、商禽、张默等。3年后，他组织“现代派”，提倡“新现代主义”，直至1964年《现代诗》停刊。
　　他提出“现代派六大信条”：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含了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我们认为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诗的新大陆之探险，诗的处女地之开拓，新的内容之表现，新的形式之创造，新的工具之发现，新的手法之发明；知性之强调；追求诗的纯粹性；爱国。
　　诗人流沙河曾在《台湾诗人十二家》中将纪弦比作“独步的狼”，但对台湾“现代派”革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台湾现代派虽以纪弦为鼻祖，却并非他的独创，不过是40年代中国诗苑流行过的具有进步色彩的现代派的旁枝之变异而已。台湾现代派诗歌在诗歌艺术领域自有其贡献，但在思想上却无进步意义可言。他们的诗纲可归纳为三：一是强调“横的移植”，硬搬西洋，力排传统；二是主智不主情，导致无感不情的文字游戏；三是要求pure poetry即纯诗，勿去触动社会生活，勿去干预现实，否则便不纯了。”
　　纪弦则认为自己对文坛最大的贡献是“文字工具之革新，散文主义之胜利”。他曾与老友覃子豪有过一场关于现代主义的论战，持续两年，大战三百六十回合后，整个台湾诗坛都现代化了，从此再没有人写“二四六八逢双押韵四四方方整整齐齐的豆腐干子体了”。
　　他也做了补充，“从前在台湾，有人故意逃避情绪，切断联想，把诗写得十分晦涩难懂，而自以为很‘前卫’。我大不以为然，决不点头。说现代诗是‘难懂的诗’，如果不‘难懂’，就不‘现代’了，那真是一个大笑话！……我从未鼓励青年朋友去写‘难懂’的诗。”
　　有趣的是，纪弦曾在台湾成功中学教古文、旧诗、《论语》、《孟子》。少有学生知道，眼前的路老师，就是将新诗从大陆带到台湾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