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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和人打交道的事情，我都可以做。”
因为父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邱晓刚十一岁便跟随母亲到农村生活，直到1977年落实政策，进入南京图书馆工作。成长期遭受家庭环境的变故，使得邱晓刚当时的性格颇为内向，所以进入图书馆工作之时，没有跟从父亲学习图书馆学，而是由南京图书馆的副馆长潘天祯（1919～2004，《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副主编）将他引入“不需与人打交道”的古籍修复工作。
师承“国手”张士达
邱晓刚的启蒙老师是上海图书馆的潘美娣。
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部曾两次组织相关人员到国家图书馆（时称“北京图书馆”）和中国书店参加古籍修复培训，这些学员多数成为后来古籍修复工作的骨干，潘美娣便是其中之一。文革之后，文化部委托上海图书馆等大馆举办古籍修复培训班，邱晓刚即是在1980年到上海图书馆，跟从潘美娣学习古籍修复，为期半年。
当年之所以选择上海图书馆进行培训工作，因为彼时国家图书馆的多数修复师因文革而受到冲击、下放，师资匮乏。下放的古籍修复师中便包括被赵万里（1905～1980，著名文献学家、敦煌学家）称为古籍修复之“国手”的张士达（1902～1993）。
张士达十六岁到北京琉璃厂肄雅堂学习古籍装订、修复。之后，自己创办群玉斋书店，以售书、修书为生，当年的顾客中就有郑振铎、冯友兰等雅士。50年代末期公私合营，群玉斋并入中国书店。1956年，赵万里将张士达延请至国家图书馆，专门从事古籍修复。1969年被下放江西农村。文革后国家图书馆本想将张士达接回北京，却因其年事已高，多有不便。国家图书馆遂于1982年在江西南昌举办了培训班。邱晓刚由潘天祯举荐，成为了82岁高龄的张士达的关门弟子。也是这一年，邱晓刚从张士达处学会了“蝴蝶装金镶玉”的修复方法。
“蝴蝶装金镶玉”并非古籍修复的传统手法，而是张士达对传统修复方法的改进。据说早年在国家图书馆，唯有张士达能修补宋刻本的古籍。而宋刻本的基本装帧形式便是蝴蝶装。张士达一直持“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为使那些残损严重的古籍尽可能保持原貌，便尝试研究“蝴蝶装金镶玉”之法。
张士达用“蝴蝶装金镶玉”修的第一本书是宋刻本《陶渊明集》。1965年，赵万里拿这一册书交由张士达修补。集子因为过去用了厚浆糊而造成严重的破损和虫蚀。张士达为保其原貌，提议用“蝴蝶装金镶玉”方式来修订，效果极佳。后来张士达又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修过两部书。但因为文革，未能将这种技艺推广。一直到1982年，张士达重新将这门技艺拿起，并将它传给了学生。八十年代，邱晓刚将“蝴蝶装金镶玉”这种新的装帧修复方式用文字记录下来，发表、推广。如今，“蝴蝶装金镶玉”的应用范围远不止在古籍保护。“我现在已经把这个方法用到了档案保护中，甚至用到保护太平天国时期的名人信笺当中去。”
将古籍修复技艺引入职业教育
当年去江西参加培训，邱晓刚从南京图书馆带了一本古籍去修复。做完基本的修复工作之后，准备做“蝴蝶装金镶玉”之前，张士达让邱晓刚把书切一下。（这是古籍保护中不成文的规定，切书之后，使规格统一，以便操作。）第二天一上班，邱晓刚便开始修复工作，却发现了问题——书页的眉批上的一个字被切掉了一半！张士达立马和邱晓刚两人跑去昨天切纸的工作室寻找那一片被切掉的字条，生怕废纸已被工人处理。两人蹲在纸堆里寻了整整一上午，终于找到那片纸张，才得以完整修补。这件事留给邱晓刚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这么多年，他几乎都不再切书。即使需要裁切，也必定是用手工。
口耳相授、师傅带徒弟的这种形式一直是传统古籍修复技艺得以传承的重要方式。邱晓刚一直感恩于当年潘美娣、张士达两位老师的授业，而邱晓刚也得以兼具两人南北派的修复特点。但其实这种教授形式也存在一些弊端。“什么弊端呢？比如一个老师带我，我如果想跟其他老师学，去请教其他老师，其他老师会很尴尬，我的老师也会有情绪。这个对我们当初走入这个行业的青年人影响蛮大的。如果我跟很多老师学，可能会学得更多一点，这师徒制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同时也是影响我们传统古籍修复技术发展如此缓慢的一个关键原因。”
也许是当年的遗憾埋下了种子，所以几十年后，邱晓刚成为将古籍修复引入全日制职业教育的第一人，打破师徒相授的限制。2001年，邱晓刚在南京莫愁学校高级职业中学开设古籍修复专业，请来潘美娣、杜假生、张平、吴小云、万群、肖晓梅、解悦等各地古籍修复专业人员授课。2003年文化部和教育部联合下文，要求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在有条件的高校和图书馆开设专业。南京率先于2004年、2005年先后在南京金陵科技学院和南京艺术学院开设了课程。现在，邱晓刚有一半的时间在南京莫愁高级职业学校和南京艺术学院这两所学校带学生修复古籍。
不过，邱晓刚也惋惜说，这十二年培养了许多古籍修复的人员，但真正在做古籍修复工作的多少人？答案并不见得乐观。即使是每年国家图书馆开办的培训班，也存在一些问题。“参加培训班的学员，未必是从事这项工作的。当然从提高个人素质，了解图书保护的角度是对的。但如果不是从事这项工作的学员，他学完了以后，原来干嘛还是干嘛，这就存在问题。”
传统的观念对图书保护的限制
不同于书画装裱，古籍修复派别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南北派修复手法的差异，最主要的因素来自于气候环境。“北方因为没有黄梅季，所以北方在用浆糊的问题上没有过多考虑。我们南方不一样，我1980年跟潘老师学过之后，回到南京图书馆工作，确确实实发现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修过的书我会跟踪调查，三年没有问题，五年突然发现新的霉点了，时间再长一点，重新给虫蛀了，说明这个浆糊对纸张、对图书保护存在问题。”所以，邱晓刚对浆糊一直有所关注。在江西跟张士达学习中，发现张士达所用的是北京档案局和化工研究所共同开发的化学浆糊，而非传统的淀粉浆糊。“其实这个东西在西方早就有用，叫羧甲基纤维素。我确实在观察实验当中发现，它比淀粉浆糊在防霉防虫的效果好得多，使用起来又非常方便。之后，我就把浆糊摒弃掉了。”但是邱晓刚说，现在仍有一些修复机构在温湿度得不到控制的情况下，沿用淀粉浆糊。改变传统观念和手法在古籍修复行业一直很难。“相比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似乎一直比较保守。前者对现代化的设备都在毫无顾忌地尝试，而图书馆却非常保守。其实如果人家都有使用过，有过先例的，也不妨尝试一下。”包括邱晓刚后来研究纸浆修复的方法，也一直未能被广泛推广。“我当年受到张士达先生的启发，一直在做纸浆修复的研究。1992年通过鉴定，申请国家专利，但是这项工作在国内推广起来非常困难。1993年，我曾办过一期培训班，故宫等15家机构的馆员参加培训，但后来几乎都没有在用。传统的观念，对图书保护限制非常大。” 行业内外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古籍修复技艺“技不如人”，提倡大量采购国外先进设备，但邱晓刚一直坚信中国的修复技术水准不差，邱晓刚说，“最大的差距其实是理念上的差异。”
今年八月，邱晓刚拜访了台湾几家文献修复机构，两岸在从业人员素质和对文献保护理念的不同让邱晓刚尤为感喟。
“第一个，他们的正式员工非常很少。如台湾大学档案修复室，只有一个正式员工，大量的都是义工。退休人员占到大多数，还有一些学生。他们无偿地服务于档案修复部门。”
另一个则是对人的保护理念。“大量的设备是保护人的角度购置的。台湾的图书医院中，光是水就有四种水，除了自来水、纯净水、消毒水外，还有一种水可以直接用以清理伤口的水，尤其是清洗眼睛。比如说大型的封闭式的除尘台，空气净化器。他们首先考虑对人的保护。”
“没有人，谁来保护书呢？”邱晓刚就曾在几年前修复伦敦1912年出版的特大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时受伤。“我在拆书的过程中，发现两个手长满了水泡。”原来，由于书籍年代久远，书籍灰尘上的霉菌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感染了皮肤。
因为我国古籍大规模开展古籍保护的时间较晚，相关保护理念和配套仍有未尽完美之处。所以，比起“孤影伴青灯”，其实古籍修复工作给身体带来的伤害，也是很多人未能坚守下来的原因。邱晓刚说，“年纪轻的时候没感觉。但现在我的手，特别是大拇指、食指、中指三个手指都会起皮脱皮，夏天如果工作要在手上擦油。不光是对手的问题，甚至于鼻腔、喉咙、耳朵都有问题，我现在慢慢有这种感觉了。”
“我怕被人骂”
从1979年到1989年，邱晓刚在南京图书馆修了十年的古籍，“南京图书馆的书是不同的情况都有，所以南京图书馆的十年给我积淀很深。”1989年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有超过40万的古籍。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因为抗战期间从南京到重庆，从水路走过，抗战结束又从水路回南京，两次从水路走，很多书都被水浸泡过，当时没有条件处理，现在很多是结成块的或者是焦脆的，焦脆在图书保护当中是最严重的。”对于焦脆的书，在传统的古籍修复方法中唯有用托裱的方法对整张书页托裱加固，但这种形式是改变了图书的原貌，改变了纸张的厚度，甚至可能盖住书根上的字。虽然过去北方和港台地区也多用这种形式，但这是古籍修复的最后一道防线，邱晓刚说，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此法。“我有将近十年没有过多干预这些书，不是不能托裱，托裱的速度会很快，但是我托了之后人家会骂我。我就暂时放一放，如果后面有好的方法和材料，我再去做还来得及。”
而近十年来，邱晓刚把精力放在了民国书的修复上。民国图书的纸质跟当代的机械纸和传统手工纸很不同，因此修复难度极大。邱晓刚可能也是第一个在国内研究修复民国图书的专家，十年下来，几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南京图书馆十年，南京大学图书馆二十多年，邱晓刚在这三十多年修书无数，但没有给私人修过一本书，虽然很多古籍收藏家来向他寻求帮助。就像当年邱晓刚曾经问张士达为什么自进了国家图书馆之后便不再为朋友修书。张士达说，“我再修的话，我就说不清楚了。我这个材料、时间是哪里的？”邱晓刚深受张士达先生的影响。但他也说，“如果我今天退休，明天就会去修。”而且，他希望自己有机会去做义工，给寺庙修补经书。
因为父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邱晓刚十一岁便跟随母亲到农村生活，直到1977年落实政策，进入南京图书馆工作。成长期遭受家庭环境的变故，使得邱晓刚当时的性格颇为内向，所以进入图书馆工作之时，没有跟从父亲学习图书馆学，而是由南京图书馆的副馆长潘天祯（1919～2004，《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副主编）将他引入“不需与人打交道”的古籍修复工作。
师承“国手”张士达
邱晓刚的启蒙老师是上海图书馆的潘美娣。
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部曾两次组织相关人员到国家图书馆（时称“北京图书馆”）和中国书店参加古籍修复培训，这些学员多数成为后来古籍修复工作的骨干，潘美娣便是其中之一。文革之后，文化部委托上海图书馆等大馆举办古籍修复培训班，邱晓刚即是在1980年到上海图书馆，跟从潘美娣学习古籍修复，为期半年。
当年之所以选择上海图书馆进行培训工作，因为彼时国家图书馆的多数修复师因文革而受到冲击、下放，师资匮乏。下放的古籍修复师中便包括被赵万里（1905～1980，著名文献学家、敦煌学家）称为古籍修复之“国手”的张士达（1902～1993）。
张士达十六岁到北京琉璃厂肄雅堂学习古籍装订、修复。之后，自己创办群玉斋书店，以售书、修书为生，当年的顾客中就有郑振铎、冯友兰等雅士。50年代末期公私合营，群玉斋并入中国书店。1956年，赵万里将张士达延请至国家图书馆，专门从事古籍修复。1969年被下放江西农村。文革后国家图书馆本想将张士达接回北京，却因其年事已高，多有不便。国家图书馆遂于1982年在江西南昌举办了培训班。邱晓刚由潘天祯举荐，成为了82岁高龄的张士达的关门弟子。也是这一年，邱晓刚从张士达处学会了“蝴蝶装金镶玉”的修复方法。
“蝴蝶装金镶玉”并非古籍修复的传统手法，而是张士达对传统修复方法的改进。据说早年在国家图书馆，唯有张士达能修补宋刻本的古籍。而宋刻本的基本装帧形式便是蝴蝶装。张士达一直持“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为使那些残损严重的古籍尽可能保持原貌，便尝试研究“蝴蝶装金镶玉”之法。
张士达用“蝴蝶装金镶玉”修的第一本书是宋刻本《陶渊明集》。1965年，赵万里拿这一册书交由张士达修补。集子因为过去用了厚浆糊而造成严重的破损和虫蚀。张士达为保其原貌，提议用“蝴蝶装金镶玉”方式来修订，效果极佳。后来张士达又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修过两部书。但因为文革，未能将这种技艺推广。一直到1982年，张士达重新将这门技艺拿起，并将它传给了学生。八十年代，邱晓刚将“蝴蝶装金镶玉”这种新的装帧修复方式用文字记录下来，发表、推广。如今，“蝴蝶装金镶玉”的应用范围远不止在古籍保护。“我现在已经把这个方法用到了档案保护中，甚至用到保护太平天国时期的名人信笺当中去。”
将古籍修复技艺引入职业教育
当年去江西参加培训，邱晓刚从南京图书馆带了一本古籍去修复。做完基本的修复工作之后，准备做“蝴蝶装金镶玉”之前，张士达让邱晓刚把书切一下。（这是古籍保护中不成文的规定，切书之后，使规格统一，以便操作。）第二天一上班，邱晓刚便开始修复工作，却发现了问题——书页的眉批上的一个字被切掉了一半！张士达立马和邱晓刚两人跑去昨天切纸的工作室寻找那一片被切掉的字条，生怕废纸已被工人处理。两人蹲在纸堆里寻了整整一上午，终于找到那片纸张，才得以完整修补。这件事留给邱晓刚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这么多年，他几乎都不再切书。即使需要裁切，也必定是用手工。
口耳相授、师傅带徒弟的这种形式一直是传统古籍修复技艺得以传承的重要方式。邱晓刚一直感恩于当年潘美娣、张士达两位老师的授业，而邱晓刚也得以兼具两人南北派的修复特点。但其实这种教授形式也存在一些弊端。“什么弊端呢？比如一个老师带我，我如果想跟其他老师学，去请教其他老师，其他老师会很尴尬，我的老师也会有情绪。这个对我们当初走入这个行业的青年人影响蛮大的。如果我跟很多老师学，可能会学得更多一点，这师徒制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同时也是影响我们传统古籍修复技术发展如此缓慢的一个关键原因。”
也许是当年的遗憾埋下了种子，所以几十年后，邱晓刚成为将古籍修复引入全日制职业教育的第一人，打破师徒相授的限制。2001年，邱晓刚在南京莫愁学校高级职业中学开设古籍修复专业，请来潘美娣、杜假生、张平、吴小云、万群、肖晓梅、解悦等各地古籍修复专业人员授课。2003年文化部和教育部联合下文，要求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在有条件的高校和图书馆开设专业。南京率先于2004年、2005年先后在南京金陵科技学院和南京艺术学院开设了课程。现在，邱晓刚有一半的时间在南京莫愁高级职业学校和南京艺术学院这两所学校带学生修复古籍。
不过，邱晓刚也惋惜说，这十二年培养了许多古籍修复的人员，但真正在做古籍修复工作的多少人？答案并不见得乐观。即使是每年国家图书馆开办的培训班，也存在一些问题。“参加培训班的学员，未必是从事这项工作的。当然从提高个人素质，了解图书保护的角度是对的。但如果不是从事这项工作的学员，他学完了以后，原来干嘛还是干嘛，这就存在问题。”
传统的观念对图书保护的限制
不同于书画装裱，古籍修复派别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南北派修复手法的差异，最主要的因素来自于气候环境。“北方因为没有黄梅季，所以北方在用浆糊的问题上没有过多考虑。我们南方不一样，我1980年跟潘老师学过之后，回到南京图书馆工作，确确实实发现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修过的书我会跟踪调查，三年没有问题，五年突然发现新的霉点了，时间再长一点，重新给虫蛀了，说明这个浆糊对纸张、对图书保护存在问题。”所以，邱晓刚对浆糊一直有所关注。在江西跟张士达学习中，发现张士达所用的是北京档案局和化工研究所共同开发的化学浆糊，而非传统的淀粉浆糊。“其实这个东西在西方早就有用，叫羧甲基纤维素。我确实在观察实验当中发现，它比淀粉浆糊在防霉防虫的效果好得多，使用起来又非常方便。之后，我就把浆糊摒弃掉了。”但是邱晓刚说，现在仍有一些修复机构在温湿度得不到控制的情况下，沿用淀粉浆糊。改变传统观念和手法在古籍修复行业一直很难。“相比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似乎一直比较保守。前者对现代化的设备都在毫无顾忌地尝试，而图书馆却非常保守。其实如果人家都有使用过，有过先例的，也不妨尝试一下。”包括邱晓刚后来研究纸浆修复的方法，也一直未能被广泛推广。“我当年受到张士达先生的启发，一直在做纸浆修复的研究。1992年通过鉴定，申请国家专利，但是这项工作在国内推广起来非常困难。1993年，我曾办过一期培训班，故宫等15家机构的馆员参加培训，但后来几乎都没有在用。传统的观念，对图书保护限制非常大。” 行业内外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古籍修复技艺“技不如人”，提倡大量采购国外先进设备，但邱晓刚一直坚信中国的修复技术水准不差，邱晓刚说，“最大的差距其实是理念上的差异。”
今年八月，邱晓刚拜访了台湾几家文献修复机构，两岸在从业人员素质和对文献保护理念的不同让邱晓刚尤为感喟。
“第一个，他们的正式员工非常很少。如台湾大学档案修复室，只有一个正式员工，大量的都是义工。退休人员占到大多数，还有一些学生。他们无偿地服务于档案修复部门。”
另一个则是对人的保护理念。“大量的设备是保护人的角度购置的。台湾的图书医院中，光是水就有四种水，除了自来水、纯净水、消毒水外，还有一种水可以直接用以清理伤口的水，尤其是清洗眼睛。比如说大型的封闭式的除尘台，空气净化器。他们首先考虑对人的保护。”
“没有人，谁来保护书呢？”邱晓刚就曾在几年前修复伦敦1912年出版的特大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时受伤。“我在拆书的过程中，发现两个手长满了水泡。”原来，由于书籍年代久远，书籍灰尘上的霉菌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感染了皮肤。
因为我国古籍大规模开展古籍保护的时间较晚，相关保护理念和配套仍有未尽完美之处。所以，比起“孤影伴青灯”，其实古籍修复工作给身体带来的伤害，也是很多人未能坚守下来的原因。邱晓刚说，“年纪轻的时候没感觉。但现在我的手，特别是大拇指、食指、中指三个手指都会起皮脱皮，夏天如果工作要在手上擦油。不光是对手的问题，甚至于鼻腔、喉咙、耳朵都有问题，我现在慢慢有这种感觉了。”
“我怕被人骂”
从1979年到1989年，邱晓刚在南京图书馆修了十年的古籍，“南京图书馆的书是不同的情况都有，所以南京图书馆的十年给我积淀很深。”1989年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有超过40万的古籍。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因为抗战期间从南京到重庆，从水路走过，抗战结束又从水路回南京，两次从水路走，很多书都被水浸泡过，当时没有条件处理，现在很多是结成块的或者是焦脆的，焦脆在图书保护当中是最严重的。”对于焦脆的书，在传统的古籍修复方法中唯有用托裱的方法对整张书页托裱加固，但这种形式是改变了图书的原貌，改变了纸张的厚度，甚至可能盖住书根上的字。虽然过去北方和港台地区也多用这种形式，但这是古籍修复的最后一道防线，邱晓刚说，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此法。“我有将近十年没有过多干预这些书，不是不能托裱，托裱的速度会很快，但是我托了之后人家会骂我。我就暂时放一放，如果后面有好的方法和材料，我再去做还来得及。”
而近十年来，邱晓刚把精力放在了民国书的修复上。民国图书的纸质跟当代的机械纸和传统手工纸很不同，因此修复难度极大。邱晓刚可能也是第一个在国内研究修复民国图书的专家，十年下来，几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南京图书馆十年，南京大学图书馆二十多年，邱晓刚在这三十多年修书无数，但没有给私人修过一本书，虽然很多古籍收藏家来向他寻求帮助。就像当年邱晓刚曾经问张士达为什么自进了国家图书馆之后便不再为朋友修书。张士达说，“我再修的话，我就说不清楚了。我这个材料、时间是哪里的？”邱晓刚深受张士达先生的影响。但他也说，“如果我今天退休，明天就会去修。”而且，他希望自己有机会去做义工，给寺庙修补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