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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二十世纪中期台湾现代诗的确立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两次大的论战，在这两次论战中，诗人余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从历史事实出发，结合台湾现代诗的发展过程，对此进行分析。
关键词：余光中 台湾 现代诗 确立
在台湾现代主义诗歌发展进程中，“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西化与民族化”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一历程可谓是一个冲突博弈的过程，只是不同时期的重点不同而已。这种博弈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当时台湾诗坛领袖之一的余光中，无疑要参与其中，并在台湾现代诗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两次论战中，余光中对中西文化所采取的态度，既源于他深厚的中国文化积淀，又离不开他对西方文化的独到见解。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他在论战之前留学经历对此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经济困难，出于外汇和政治上的考虑，台湾当局对出国留学严加限制。1955年以前，台湾政府一直未办理任何公费留学，而自费留学考试这一政策也到1953年以后才开始有所松动。1958年10月，余光中在梁实秋先生的极力推荐下，登上了去美国的甲板，开始了在爱荷华州立大学为期一年的英美诗歌和现代艺术的进修生涯。
面对整个陌生的环境，余光中感到无能为力，但他心中清楚，自己到美国是为了学习代表着世界潮流的现代文学和艺术。在爱荷华州立大学，余光中广泛涉猎了西方的文艺著作，经过安格尔教授的指导和与同学们的广泛交流，余光中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和升华。创作班上的气氛是宽松自由的，大家可以自由地发言，和老师辩论，甚至可以全盘否定教授的讲解。余光中后来曾经说过，如果没有那种自由、活泼的学习气氛，他永远都是无法真正理解“现代艺术”的自由精神的。
在留美的一年里，余光中还受到过诗人弗洛斯特的影响。余光中不仅听过弗洛斯特的课和朗诵，还在老师安格尔家中和诗人有过亲切的交谈。弗洛斯特那首《雪夜林畔小驻》，更是令余光中久久不能忘怀。余光中从这首貌似的田园诗中读出了常人所难以领略到的死亡气息。
在美国的一年中，余光中可谓身在美国，心在台湾，1959年，余光中终于回到了阔别一年的台湾。此时，台湾诗坛正值烽烟四起的时期，嫩稚的现代诗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外有社会人士的攻击，内有同行间的争斗。其实，在余光中回台之前，台湾诗坛上就已经以《自由青年》为阵地开始了苏雪林和覃子豪之间关于现代诗的论战。只是在余光中回台之后，这种论战有了进一步扩大化的趋势。
1959年11月20起，台湾《中央日报》持续四天连载了言曦的《新诗闲话》，该文认为台湾新诗不过是法国象征派的末流而已，这种法国象征派的末流相对于五四时代新诗的成就，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
在此之前，尤其是留美期间，余光中曾广泛地接触过西方现代派文学，并将之和西方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进行过对比，因而余光中坚信欧美现代诗比过去的浪漫主义更能深刻地揭示和表现人类最内在的灵魂。余光中在看了言曦的文章之后，禁不住发出了“半票读者”的慨叹。在余光中看来，那些半票读者对于文学的要求只是宣泄和传染，而不是表现和启示。相对于犀利的观察和分析，半票读者的要求是不着边际的，他们不求了解和分析，只求同情与自怜。
大体上继承了人文主义思想传统的余光中，并不主张感情不加任何节制地流露，他认为那是一种发泄。但是余光中并不完全否定浪漫主义，他反对的是那种低级的浪漫主义，有着苍白的自怜和贫血的理想与廉价的伤感的浪漫主义。为此，余光中写了《文化沙漠中多刺的仙人掌——对于言曦先生“新诗闲话”的商榷》进行批判。首先，余光中认为言曦的言论背后似乎存在着一种今不如昔的观点，对此余光中明确表示：“崇拜传统，怀疑创造，是保守的社会对于艺术一贯的态度。”与此同时，余光中还举例对那种今不如昔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其次，针对言曦所谓的台湾新诗作者主要继承的是昔日象征派李金发的遗风，余光中从事实上进行了回击：“我们的新诗坛主要由三个诗社组成，即‘蓝星’、‘现代’与‘创世纪’。其中极少数的作者在早期的作品中受了李金发的影响，或者在理论上曾倾向于法国的象征派，然而他们在今日已经超越了象征派且不屑一谈象征派了。绝大多数的作者在西洋诗方面所受的影响已非象征派可囿限了。”再次，针对言曦所谓的现代诗与音乐的分离不利于大众化的观点，余光中认为那是一种带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以诗为大众发泄情感的音乐至上论的观点。余光中认为，诗并不是纯粹感情的发泄，但不排除其中有可歌可泣的场面，诗中的许多神秘性、思想性的东西是不能“被之管弦”的，是应该有广阔的天地去让读者潜思冥想的。
以上的回击尽管精彩，但余光中认为，这些批驳还只是细枝末节上的问题。新诗之所以新，决不是流派和主义之间的简单更替，更不是什么节奏和文法上的标新立异，而在于整个价值观念、整个美学原则的全面改变、乃至脱胎换骨。此后，余光中乘胜追击，又写了《摸象与画虎》、《摸象与扪虱》等一系列文章，与保守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过近一年的抗争，对现代诗的偏见基本上消除了，从此，现代诗基本上确立了在台湾诗坛的地位。然而，新的危机又出现了。
60年代以后，国民党“反攻大陆”口号的破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消极、虚无情绪的弥漫，社会势力的分化让人们普遍感到苦闷和绝望。经济上，台湾自60年代以后正逐渐开始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化。所以，为了寻找与之相应的文化形态，很多激进人士得出了必须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的判断，主张“全盘西化”。1960年国民党当局查封《自由中国》和雷震等人的入狱更是直接促成了大部分年轻人倒向了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当这种狂澜波及到台湾新诗领域之时，一场关于现代诗的第二阶段论战就由此而生了。这次论战的另一方，则变成了以洛夫为首的创世纪诗社。
此前，尽管余光中和洛夫在理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由于两人多年的朋友关系，这一矛盾一直处于潜伏状态。两位诗人之间的真正交锋始于1961年5月余光中《天狼星》一诗在《现代文学》上的发表。《天狼星》是余光中的一首探索性长诗，如他自己所说，并不是很成功。对于这首不太成功的长诗，洛夫撰写了详尽表达自己诗学理论的长文《天狼星论》，并希望以此来促成余光中理解和接受他所宣传的超现实主义理论。在这篇文章中，洛夫主要从以下两点论证了《天狼星》一诗的失败：首先，现代诗作者应该有“一种属于自己的，赖以作为创作基础的哲学思想”。在洛夫看来，这种哲学思想无疑是存在主义。在他看来，空虚和无意义是先在的，人的生活只是荒谬，“神圣”与“伟大”等词语已成为空洞的名词。基于上述的哲学思想，洛夫判定《天狼星》一诗是必然失败的。其次，由于《天狼星》一诗形象鲜明，脉络清晰，因而在洛夫看来，就流于了“欲辩自有言”和“过于可解”的叙述。也就是说，这首诗没有达到“不合逻辑，不求读者了解”的地步。
针对洛夫的理论和批评，余光中写了《再见，虚无》一文进行回击，并在文中明确指出那不过是一种“跟风弄潮”的表现，并且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心态的体现。洛夫的超现实主义表面上看是一种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实际上是另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西化论者无视自己民族的真实存在而陷入了某种极度的自卑，既对自己的民族“耿耿于怀”，更在对自己民族持有偏见的基础上建立对他民族的狂热。由此，余光中多次强调，新诗是反传统的，但并不准备与传统脱节；新诗应该接受西洋的影响，但同时又必须是自己的诗。
对于洛夫理论和批评中的虚无和晦涩，余光中认为二者是互为表里的。虚无属于内容，晦涩属于形式，一属内在的哲学上的里，一属外在的形式上的表。在以洛夫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人们看来，由于所有的生活都是虚无和无意义的，空洞且不可捉摸，同时道德价值都是抽象的、无意义的，因而任何企图认识人、认识人性以及世界的作品，都必然是徒劳的，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既然认为人生是荒谬而模糊的，他们自然会进一步认为经验是破碎而混乱的，为了忠实地记录这种瞬间的经验，超现实主义者们就必定用他们所谓的自动语言来记录意识深处的那种真实。由于意识深处的世界是混乱的，因而他们作品语言的混乱也就在所难免了。这一切表现在诗歌的形象上，就是要力避清洗和明朗，避免过于可解，甚至是不求读者了解。总起来讲，也就是说生活持虚无态度，这种虚无又反映到作品当中，后者又不断地作用于前者，由此循环不已。
在此之后，余光中又写了《论明朗》、《从古典诗到现代诗》、《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古董店和委托行之间》等文，对近两年来的论战进行总结。在这些文章里，余光中仍旧突出了传统的重要意义，认为我们必须从传统中走出来，到西方去，接受西方传统和现代文化的洗礼，然后再走回中国，继承和发扬传统，建立本民族自己的鲜活传统。至此，50年代末60年代初台湾诗坛的论战基本告一段落，现代诗也基本上确立了自己在台湾诗坛上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余光中.《余光中集》（第七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 余光中.《余光中谈诗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版。
[3] 陈君华.《故乡的牧神——余光中传》，团结出版社2000年版。
[4] 梁笑梅.《壮丽的歌者》，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关键词：余光中 台湾 现代诗 确立
在台湾现代主义诗歌发展进程中，“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西化与民族化”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一历程可谓是一个冲突博弈的过程，只是不同时期的重点不同而已。这种博弈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当时台湾诗坛领袖之一的余光中，无疑要参与其中，并在台湾现代诗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两次论战中，余光中对中西文化所采取的态度，既源于他深厚的中国文化积淀，又离不开他对西方文化的独到见解。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他在论战之前留学经历对此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经济困难，出于外汇和政治上的考虑，台湾当局对出国留学严加限制。1955年以前，台湾政府一直未办理任何公费留学，而自费留学考试这一政策也到1953年以后才开始有所松动。1958年10月，余光中在梁实秋先生的极力推荐下，登上了去美国的甲板，开始了在爱荷华州立大学为期一年的英美诗歌和现代艺术的进修生涯。
面对整个陌生的环境，余光中感到无能为力，但他心中清楚，自己到美国是为了学习代表着世界潮流的现代文学和艺术。在爱荷华州立大学，余光中广泛涉猎了西方的文艺著作，经过安格尔教授的指导和与同学们的广泛交流，余光中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和升华。创作班上的气氛是宽松自由的，大家可以自由地发言，和老师辩论，甚至可以全盘否定教授的讲解。余光中后来曾经说过，如果没有那种自由、活泼的学习气氛，他永远都是无法真正理解“现代艺术”的自由精神的。
在留美的一年里，余光中还受到过诗人弗洛斯特的影响。余光中不仅听过弗洛斯特的课和朗诵，还在老师安格尔家中和诗人有过亲切的交谈。弗洛斯特那首《雪夜林畔小驻》，更是令余光中久久不能忘怀。余光中从这首貌似的田园诗中读出了常人所难以领略到的死亡气息。
在美国的一年中，余光中可谓身在美国，心在台湾，1959年，余光中终于回到了阔别一年的台湾。此时，台湾诗坛正值烽烟四起的时期，嫩稚的现代诗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外有社会人士的攻击，内有同行间的争斗。其实，在余光中回台之前，台湾诗坛上就已经以《自由青年》为阵地开始了苏雪林和覃子豪之间关于现代诗的论战。只是在余光中回台之后，这种论战有了进一步扩大化的趋势。
1959年11月20起，台湾《中央日报》持续四天连载了言曦的《新诗闲话》，该文认为台湾新诗不过是法国象征派的末流而已，这种法国象征派的末流相对于五四时代新诗的成就，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
在此之前，尤其是留美期间，余光中曾广泛地接触过西方现代派文学，并将之和西方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进行过对比，因而余光中坚信欧美现代诗比过去的浪漫主义更能深刻地揭示和表现人类最内在的灵魂。余光中在看了言曦的文章之后，禁不住发出了“半票读者”的慨叹。在余光中看来，那些半票读者对于文学的要求只是宣泄和传染，而不是表现和启示。相对于犀利的观察和分析，半票读者的要求是不着边际的，他们不求了解和分析，只求同情与自怜。
大体上继承了人文主义思想传统的余光中，并不主张感情不加任何节制地流露，他认为那是一种发泄。但是余光中并不完全否定浪漫主义，他反对的是那种低级的浪漫主义，有着苍白的自怜和贫血的理想与廉价的伤感的浪漫主义。为此，余光中写了《文化沙漠中多刺的仙人掌——对于言曦先生“新诗闲话”的商榷》进行批判。首先，余光中认为言曦的言论背后似乎存在着一种今不如昔的观点，对此余光中明确表示：“崇拜传统，怀疑创造，是保守的社会对于艺术一贯的态度。”与此同时，余光中还举例对那种今不如昔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其次，针对言曦所谓的台湾新诗作者主要继承的是昔日象征派李金发的遗风，余光中从事实上进行了回击：“我们的新诗坛主要由三个诗社组成，即‘蓝星’、‘现代’与‘创世纪’。其中极少数的作者在早期的作品中受了李金发的影响，或者在理论上曾倾向于法国的象征派，然而他们在今日已经超越了象征派且不屑一谈象征派了。绝大多数的作者在西洋诗方面所受的影响已非象征派可囿限了。”再次，针对言曦所谓的现代诗与音乐的分离不利于大众化的观点，余光中认为那是一种带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以诗为大众发泄情感的音乐至上论的观点。余光中认为，诗并不是纯粹感情的发泄，但不排除其中有可歌可泣的场面，诗中的许多神秘性、思想性的东西是不能“被之管弦”的，是应该有广阔的天地去让读者潜思冥想的。
以上的回击尽管精彩，但余光中认为，这些批驳还只是细枝末节上的问题。新诗之所以新，决不是流派和主义之间的简单更替，更不是什么节奏和文法上的标新立异，而在于整个价值观念、整个美学原则的全面改变、乃至脱胎换骨。此后，余光中乘胜追击，又写了《摸象与画虎》、《摸象与扪虱》等一系列文章，与保守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过近一年的抗争，对现代诗的偏见基本上消除了，从此，现代诗基本上确立了在台湾诗坛的地位。然而，新的危机又出现了。
60年代以后，国民党“反攻大陆”口号的破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消极、虚无情绪的弥漫，社会势力的分化让人们普遍感到苦闷和绝望。经济上，台湾自60年代以后正逐渐开始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化。所以，为了寻找与之相应的文化形态，很多激进人士得出了必须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的判断，主张“全盘西化”。1960年国民党当局查封《自由中国》和雷震等人的入狱更是直接促成了大部分年轻人倒向了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当这种狂澜波及到台湾新诗领域之时，一场关于现代诗的第二阶段论战就由此而生了。这次论战的另一方，则变成了以洛夫为首的创世纪诗社。
此前，尽管余光中和洛夫在理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由于两人多年的朋友关系，这一矛盾一直处于潜伏状态。两位诗人之间的真正交锋始于1961年5月余光中《天狼星》一诗在《现代文学》上的发表。《天狼星》是余光中的一首探索性长诗，如他自己所说，并不是很成功。对于这首不太成功的长诗，洛夫撰写了详尽表达自己诗学理论的长文《天狼星论》，并希望以此来促成余光中理解和接受他所宣传的超现实主义理论。在这篇文章中，洛夫主要从以下两点论证了《天狼星》一诗的失败：首先，现代诗作者应该有“一种属于自己的，赖以作为创作基础的哲学思想”。在洛夫看来，这种哲学思想无疑是存在主义。在他看来，空虚和无意义是先在的，人的生活只是荒谬，“神圣”与“伟大”等词语已成为空洞的名词。基于上述的哲学思想，洛夫判定《天狼星》一诗是必然失败的。其次，由于《天狼星》一诗形象鲜明，脉络清晰，因而在洛夫看来，就流于了“欲辩自有言”和“过于可解”的叙述。也就是说，这首诗没有达到“不合逻辑，不求读者了解”的地步。
针对洛夫的理论和批评，余光中写了《再见，虚无》一文进行回击，并在文中明确指出那不过是一种“跟风弄潮”的表现，并且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心态的体现。洛夫的超现实主义表面上看是一种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实际上是另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西化论者无视自己民族的真实存在而陷入了某种极度的自卑，既对自己的民族“耿耿于怀”，更在对自己民族持有偏见的基础上建立对他民族的狂热。由此，余光中多次强调，新诗是反传统的，但并不准备与传统脱节；新诗应该接受西洋的影响，但同时又必须是自己的诗。
对于洛夫理论和批评中的虚无和晦涩，余光中认为二者是互为表里的。虚无属于内容，晦涩属于形式，一属内在的哲学上的里，一属外在的形式上的表。在以洛夫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人们看来，由于所有的生活都是虚无和无意义的，空洞且不可捉摸，同时道德价值都是抽象的、无意义的，因而任何企图认识人、认识人性以及世界的作品，都必然是徒劳的，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既然认为人生是荒谬而模糊的，他们自然会进一步认为经验是破碎而混乱的，为了忠实地记录这种瞬间的经验，超现实主义者们就必定用他们所谓的自动语言来记录意识深处的那种真实。由于意识深处的世界是混乱的，因而他们作品语言的混乱也就在所难免了。这一切表现在诗歌的形象上，就是要力避清洗和明朗，避免过于可解，甚至是不求读者了解。总起来讲，也就是说生活持虚无态度，这种虚无又反映到作品当中，后者又不断地作用于前者，由此循环不已。
在此之后，余光中又写了《论明朗》、《从古典诗到现代诗》、《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古董店和委托行之间》等文，对近两年来的论战进行总结。在这些文章里，余光中仍旧突出了传统的重要意义，认为我们必须从传统中走出来，到西方去，接受西方传统和现代文化的洗礼，然后再走回中国，继承和发扬传统，建立本民族自己的鲜活传统。至此，50年代末60年代初台湾诗坛的论战基本告一段落，现代诗也基本上确立了自己在台湾诗坛上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余光中.《余光中集》（第七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 余光中.《余光中谈诗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版。
[3] 陈君华.《故乡的牧神——余光中传》，团结出版社2000年版。
[4] 梁笑梅.《壮丽的歌者》，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