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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那个年代已经逝去，那个时代的明星们，离世者也过半数
又一位属于上一个时代的电影艺术家走了。
2007年12月29日，住在上海华东医院里数月，病情已经好转稳定的孙道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这一天，他刚刚过完86岁生日11天。
消息传出，网络上立时贴满了悼念文章。新浪网上挂出了一个调查：你最喜欢孙道临出演的哪部作品？调查表里列出了孙道临的一系列代表作：《乌鸦与麻雀》(1949)、《渡江侦察记》(1954)、《家》(1956)、《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革命家庭》(1961)、《早春二月》(1963)、《李四光》(1979)、《一盘没有下完的棋》(1982)、《雷雨》(1984)、《非常大总统》(1986)等。结果，《永不消逝的电波》排名第一，赢得53.39% 的票数。
怀念《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网友，多是记得孙道临扮演的共产党地下发报员李侠的英雄形象，他伴随他们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永不消逝的电波》在70年代中期被解禁公演，看着它长大的孩子，今天应该是40岁上下的中年人了。影片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李侠在抓他的国民党特务已经闯进他的房间时，仍然面不改色，沉静地在发报机上敲下了最后一句话：“永别了，同志们！”那英雄气概深深植根在了一代少年观众的心中。
然而，如果年龄再大一点的中国观众，他们记忆中的孙道临应该不是临危不惧的孤胆英雄，而是儒雅清俊、风度翩翩的书生。他多愁善感，柔情似水;他也愤世嫉俗，心中苦闷，充满内心挣扎。
《早春二月》中的肖涧秋，那才是孙道临的招牌形象，不知赚得了多少女性观众的眼球。在上世纪60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孙道临与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王心刚，并称中国电影界的两大当红英俊小生。
从燕京大学踏入新中国文艺圈
孙道临原名孙以亮，于1921年12月18日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门弟，祖籍浙江嘉善。1938年，17岁的孙道临考入燕京大学，攻读哲学。在这里，他遇到了校友黄宗江。黄宗江当时刚翻译了一个剧本《窗外》，他怎么看孙道临怎么像剧本里的男主角。于是就发生了后来广为人们传说的一幕：黄宗江跟踪孙道临好一阵子，终于情不自禁地向他讲起剧情，并力邀他出演。孙道临答应试试看，想不到演出一举成功，从此一发不可收，又演了《雷雨》《镀金》《生死恋》等剧，成了名扬全校的戏剧明星。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燕京大学被迫关闭，孙道临失学；1943年加入中国旅行剧团，正式开始演员生涯。以后，又辗转加入上海国华剧社和北平南北剧社，演出过话剧《雷雨》《日出》《家》《茶花女》等，并导演《青春》一剧，开始在舞台上崭露头角。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道临返回燕京大学继续学业，于1947年毕业，加入北平艺术馆，演出了黄宗江编剧的《大团圆》。1948年，金山组织上海的清华影业公司将《大团圆》改编成电影，孙道临仍扮演三弟，从此登上银幕。
在解放前夕，中国的电影生产分为几个阵容：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民党官方电影机构“中电”(国民党中宣部所属中央电影摄影厂)、“中制”(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所属中国电影制片厂)等；民营电影公司(以“昆仑”公司和“文华”公司为代表)；香港的电影公司(以“大中华”和“永华”公司为代表)；延安解放区共产党领导下的电影队伍。
而在当时，最耀眼的中国电影男影星，以陶金、赵丹、刘琼、石挥、蓝马、韩非等为代表，叱咤影坛。
1949年孙道临在昆仑影业公司参加了《乌鸦与麻雀》一片的拍摄。这部影片是当时中国进步电影的代表作。与孙道临一起合作的，都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大腕：编剧陈白尘、郑君里、赵丹等，导演郑君里，主演是赵丹、吴茵、魏鹤龄、孙道临、上官云珠等。孙道临饰演片中的中学教师华浩之，上官云珠饰演他太太。从这张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出日后新中国影坛中风云人物已经初露头角，而当年在这批人中，最抢眼的，还不是孙道临，而是郑君里、陈白尘、赵丹等。
与新中国电影共兴荣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确立了以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制片电影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为代表的三大国营制片厂的新电影体制，民营的电影公司们退出历史舞台。孙道临也加入了上影厂。而这时所有的中国电影人们，无论在解放前夕是否属于进步团体，都要面临着转型，适应这个全新的时代。
其中有一些电影人，如石挥，就很不能适应。1950年，石挥拍了他自编自导自演的巅峰之作《我这一辈子》，此片在后来的岁月里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但是，这部片子并不符合那个时代的潮流。1951年石挥拍出《关连长》，为了努力地拥抱新时代，他不惜把老舍原著改编得尽量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甚至还在片尾出现八一军旗迎风招展这种高调镜头，可是他还是被批判为宣扬“资产阶级的人道精神”。1957年，石挥在上影厂被批判以后，投入黄浦江自杀。
但是大多数的电影人，还是能够成功融进新时代的。他们后来成为新中国初期电影界的幸运儿。孙道临就是其中一个。
作为上影的一名年轻演员，孙道临与赵丹、白杨、张瑞芳、秦怡一起敲锣打鼓扭秧歌，迎接解放军进城。他后来随文艺考察团到山东老区参观学习，听拥军模范和战斗英雄们讲故事；之后，他又与铁牛、冯等演员一起奔赴战火连天的抗美援朝前线，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战斗。
从朝鲜战场回来后，他即投拍电影《渡江侦察记》，饰演侦察连长李春林。这是他第一次演兵，心中没底。他请扮演敌情报处长的陈述为自己画像，一身军装，手握驳壳枪，眉毛飞扬，眼神炯炯……但他还是觉得与角色有距离。后来他的一个朋友曾写文叙述，孙道临是在唤起在抗美援朝前线时的那种激情后，才将李连长演得活灵活现。
此后，他戏路贯通，演兵不断，《南岛风云》中的游击队长、《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地下党员、《红色的种子》中的政委、《革命家庭》中的江梅清、《51号兵站》中的政委……在上世纪50年代，孙道临曾在银幕上演出了一个“兵系列”。
《永不消逝的电波》拍摄于1958年。而《早春二月》则拍摄于1963年，这部电影是谢铁骊导演在一次在北戴河休假时，读到柔石的小说《二月》，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而拍摄的。谢铁骊觉得，小说中，因厌倦了喧闹的革命运动而到江南小镇寻找安静的知识分子肖涧秋形象，他很熟悉。当然，在电影改编过程中，导演已经有意减弱了原作中的消沉成分，在影片结尾处，也改成肖丢掉幻想，重新投入到社会洪流中。
但这部影片拍完后仍然被文艺主管部门批评为“宣扬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今天，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很难想象这部影片究竟有多“小资”，不过，从当年影片的招贴画，可见一斑：“天色已黑，地上映着两个湿漉漉的身影：男子将手掖到长衫下的裤子口袋里，身穿百褶裙的女子撑把油纸伞，轻巧地站着与男子脉脉相视，两人都端然面有忧色。”这是《中国电影百年》里对它的描述。在男女主人公谈“国破山河在”的沉重话题前，他们还要弹弹钢琴。
孙道临在这部影片中，方显出燕京大学毕业生的本色。他把一个虽走南闯北却书生气十足，好像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浑然不知，思想和感情总处于游移之中的知识分子刻画得入木三分。有人后来回忆孙道临，他是一个很“贵族化”的艺术家。孙道临最喜欢的颜色是白色，最爱的是白色的皮鞋、白色的裤子，穿上这些行头他看起来非常儒雅。他还爱听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爱听西洋乐，爱吃西餐。在圈内，他还有一个“孙大雨”的外号，那是因他在拍《家》时，在戏里老哭，“像下雨似的”。这些或许正是孙道临与肖涧秋的内在相通之处。
然而，这样的味道显然与当时的社会潮流不符。尽管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曾亲自动笔在剧本上改动了一百多处，但影片完成后审查时，仍被当局痛批。剧组被通知，一个镜头不要改，要把这部片子原封不动拿到全国公演，供批判用。《早春二月》于是以这种方式，在全国空前地传播开来。
随着影片的上演，尽管全国各大报纸每到星期天都有整版批判《早春二月》的文章，但孙道临的明星地位由此确立。据说，那时有成批的情书寄给孙道临，许多女影迷们守在上影厂门口为一睹他的丰采；而男影迷们，则纷纷以身着灰色长衫，披上一条豆绿色的 “肖式围巾”为时髦。
时代的一页翻过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百业陷于中断。等到上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电影事业开始复兴时，年过五旬的孙道临开始从表演向导演过渡，推出《李四光》《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雷雨》《非常大总统》等影片，在80岁那年，还导演了传记电影《詹天佑》。但是中国的电影史已经翻过新的一页，文革后，影坛上已经是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等“第五代导演”在呼风唤雨;90年代，中国电影商业浪潮的兴起，更让孙道临这一代人不能适应。
一位孙道临的身边人回忆说：晚年的孙道临曾和张瑞芳、秦怡等老艺术家去外地参加某演出活动。组委会先将他们安排在包间休息，又让他们赶紧挪地方，换到大厅。孙道临当时调侃了一句，什么重量级的人物来了，对我们这个态度啊。后来得知是因为赵薇、刘德华等晚到的明星没地方休息。结果他还是很知趣地、静静走开了，但其实心灵上遭受了很大打击。
在1962年的时候，孙道临身居文化部评出的“全国22大影星”行列，他的照片被悬挂在各大电影院的观众休息厅中。这22位影星是：崔嵬、谢添、赵丹、张平、于洋、于蓝、谢芳、陈强、孙道临、白杨、张瑞芳、秦怡、上官云珠、王丹凤、祝希娟、李亚林、庞学勤、张圆、金迪、王心刚、田华、王晓棠。
虽然那个时代的明星，也有粉丝拥趸的追随捧场，但是在那个时代，明星们没有出场费，没有天文数字的额外片酬，他们和全国其他行业的职工一样，每月只拿不足百元的工资。在那个物质匮乏而强调理想和奉献的年代，他们把拍戏看作是“任务”。
如今，那個年代已经逝去，那个时代的明星们，离世者也过半数。
又一位属于上一个时代的电影艺术家走了。
2007年12月29日，住在上海华东医院里数月，病情已经好转稳定的孙道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这一天，他刚刚过完86岁生日11天。
消息传出，网络上立时贴满了悼念文章。新浪网上挂出了一个调查：你最喜欢孙道临出演的哪部作品？调查表里列出了孙道临的一系列代表作：《乌鸦与麻雀》(1949)、《渡江侦察记》(1954)、《家》(1956)、《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革命家庭》(1961)、《早春二月》(1963)、《李四光》(1979)、《一盘没有下完的棋》(1982)、《雷雨》(1984)、《非常大总统》(1986)等。结果，《永不消逝的电波》排名第一，赢得53.39% 的票数。
怀念《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网友，多是记得孙道临扮演的共产党地下发报员李侠的英雄形象，他伴随他们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永不消逝的电波》在70年代中期被解禁公演，看着它长大的孩子，今天应该是40岁上下的中年人了。影片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李侠在抓他的国民党特务已经闯进他的房间时，仍然面不改色，沉静地在发报机上敲下了最后一句话：“永别了，同志们！”那英雄气概深深植根在了一代少年观众的心中。
然而，如果年龄再大一点的中国观众，他们记忆中的孙道临应该不是临危不惧的孤胆英雄，而是儒雅清俊、风度翩翩的书生。他多愁善感，柔情似水;他也愤世嫉俗，心中苦闷，充满内心挣扎。
《早春二月》中的肖涧秋，那才是孙道临的招牌形象，不知赚得了多少女性观众的眼球。在上世纪60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孙道临与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王心刚，并称中国电影界的两大当红英俊小生。
从燕京大学踏入新中国文艺圈
孙道临原名孙以亮，于1921年12月18日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门弟，祖籍浙江嘉善。1938年，17岁的孙道临考入燕京大学，攻读哲学。在这里，他遇到了校友黄宗江。黄宗江当时刚翻译了一个剧本《窗外》，他怎么看孙道临怎么像剧本里的男主角。于是就发生了后来广为人们传说的一幕：黄宗江跟踪孙道临好一阵子，终于情不自禁地向他讲起剧情，并力邀他出演。孙道临答应试试看，想不到演出一举成功，从此一发不可收，又演了《雷雨》《镀金》《生死恋》等剧，成了名扬全校的戏剧明星。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燕京大学被迫关闭，孙道临失学；1943年加入中国旅行剧团，正式开始演员生涯。以后，又辗转加入上海国华剧社和北平南北剧社，演出过话剧《雷雨》《日出》《家》《茶花女》等，并导演《青春》一剧，开始在舞台上崭露头角。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道临返回燕京大学继续学业，于1947年毕业，加入北平艺术馆，演出了黄宗江编剧的《大团圆》。1948年，金山组织上海的清华影业公司将《大团圆》改编成电影，孙道临仍扮演三弟，从此登上银幕。
在解放前夕，中国的电影生产分为几个阵容：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民党官方电影机构“中电”(国民党中宣部所属中央电影摄影厂)、“中制”(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所属中国电影制片厂)等；民营电影公司(以“昆仑”公司和“文华”公司为代表)；香港的电影公司(以“大中华”和“永华”公司为代表)；延安解放区共产党领导下的电影队伍。
而在当时，最耀眼的中国电影男影星，以陶金、赵丹、刘琼、石挥、蓝马、韩非等为代表，叱咤影坛。
1949年孙道临在昆仑影业公司参加了《乌鸦与麻雀》一片的拍摄。这部影片是当时中国进步电影的代表作。与孙道临一起合作的，都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大腕：编剧陈白尘、郑君里、赵丹等，导演郑君里，主演是赵丹、吴茵、魏鹤龄、孙道临、上官云珠等。孙道临饰演片中的中学教师华浩之，上官云珠饰演他太太。从这张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出日后新中国影坛中风云人物已经初露头角，而当年在这批人中，最抢眼的，还不是孙道临，而是郑君里、陈白尘、赵丹等。
与新中国电影共兴荣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确立了以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制片电影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为代表的三大国营制片厂的新电影体制，民营的电影公司们退出历史舞台。孙道临也加入了上影厂。而这时所有的中国电影人们，无论在解放前夕是否属于进步团体，都要面临着转型，适应这个全新的时代。
其中有一些电影人，如石挥，就很不能适应。1950年，石挥拍了他自编自导自演的巅峰之作《我这一辈子》，此片在后来的岁月里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但是，这部片子并不符合那个时代的潮流。1951年石挥拍出《关连长》，为了努力地拥抱新时代，他不惜把老舍原著改编得尽量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甚至还在片尾出现八一军旗迎风招展这种高调镜头，可是他还是被批判为宣扬“资产阶级的人道精神”。1957年，石挥在上影厂被批判以后，投入黄浦江自杀。
但是大多数的电影人，还是能够成功融进新时代的。他们后来成为新中国初期电影界的幸运儿。孙道临就是其中一个。
作为上影的一名年轻演员，孙道临与赵丹、白杨、张瑞芳、秦怡一起敲锣打鼓扭秧歌，迎接解放军进城。他后来随文艺考察团到山东老区参观学习，听拥军模范和战斗英雄们讲故事；之后，他又与铁牛、冯等演员一起奔赴战火连天的抗美援朝前线，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战斗。
从朝鲜战场回来后，他即投拍电影《渡江侦察记》，饰演侦察连长李春林。这是他第一次演兵，心中没底。他请扮演敌情报处长的陈述为自己画像，一身军装，手握驳壳枪，眉毛飞扬，眼神炯炯……但他还是觉得与角色有距离。后来他的一个朋友曾写文叙述，孙道临是在唤起在抗美援朝前线时的那种激情后，才将李连长演得活灵活现。
此后，他戏路贯通，演兵不断，《南岛风云》中的游击队长、《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地下党员、《红色的种子》中的政委、《革命家庭》中的江梅清、《51号兵站》中的政委……在上世纪50年代，孙道临曾在银幕上演出了一个“兵系列”。
《永不消逝的电波》拍摄于1958年。而《早春二月》则拍摄于1963年，这部电影是谢铁骊导演在一次在北戴河休假时，读到柔石的小说《二月》，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而拍摄的。谢铁骊觉得，小说中，因厌倦了喧闹的革命运动而到江南小镇寻找安静的知识分子肖涧秋形象，他很熟悉。当然，在电影改编过程中，导演已经有意减弱了原作中的消沉成分，在影片结尾处，也改成肖丢掉幻想，重新投入到社会洪流中。
但这部影片拍完后仍然被文艺主管部门批评为“宣扬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今天，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很难想象这部影片究竟有多“小资”，不过，从当年影片的招贴画，可见一斑：“天色已黑，地上映着两个湿漉漉的身影：男子将手掖到长衫下的裤子口袋里，身穿百褶裙的女子撑把油纸伞，轻巧地站着与男子脉脉相视，两人都端然面有忧色。”这是《中国电影百年》里对它的描述。在男女主人公谈“国破山河在”的沉重话题前，他们还要弹弹钢琴。
孙道临在这部影片中，方显出燕京大学毕业生的本色。他把一个虽走南闯北却书生气十足，好像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浑然不知，思想和感情总处于游移之中的知识分子刻画得入木三分。有人后来回忆孙道临，他是一个很“贵族化”的艺术家。孙道临最喜欢的颜色是白色，最爱的是白色的皮鞋、白色的裤子，穿上这些行头他看起来非常儒雅。他还爱听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爱听西洋乐，爱吃西餐。在圈内，他还有一个“孙大雨”的外号，那是因他在拍《家》时，在戏里老哭，“像下雨似的”。这些或许正是孙道临与肖涧秋的内在相通之处。
然而，这样的味道显然与当时的社会潮流不符。尽管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曾亲自动笔在剧本上改动了一百多处，但影片完成后审查时，仍被当局痛批。剧组被通知，一个镜头不要改，要把这部片子原封不动拿到全国公演，供批判用。《早春二月》于是以这种方式，在全国空前地传播开来。
随着影片的上演，尽管全国各大报纸每到星期天都有整版批判《早春二月》的文章，但孙道临的明星地位由此确立。据说，那时有成批的情书寄给孙道临，许多女影迷们守在上影厂门口为一睹他的丰采；而男影迷们，则纷纷以身着灰色长衫，披上一条豆绿色的 “肖式围巾”为时髦。
时代的一页翻过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百业陷于中断。等到上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电影事业开始复兴时，年过五旬的孙道临开始从表演向导演过渡，推出《李四光》《一盘没有下完的棋》《雷雨》《非常大总统》等影片，在80岁那年，还导演了传记电影《詹天佑》。但是中国的电影史已经翻过新的一页，文革后，影坛上已经是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等“第五代导演”在呼风唤雨;90年代，中国电影商业浪潮的兴起，更让孙道临这一代人不能适应。
一位孙道临的身边人回忆说：晚年的孙道临曾和张瑞芳、秦怡等老艺术家去外地参加某演出活动。组委会先将他们安排在包间休息，又让他们赶紧挪地方，换到大厅。孙道临当时调侃了一句，什么重量级的人物来了，对我们这个态度啊。后来得知是因为赵薇、刘德华等晚到的明星没地方休息。结果他还是很知趣地、静静走开了，但其实心灵上遭受了很大打击。
在1962年的时候，孙道临身居文化部评出的“全国22大影星”行列，他的照片被悬挂在各大电影院的观众休息厅中。这22位影星是：崔嵬、谢添、赵丹、张平、于洋、于蓝、谢芳、陈强、孙道临、白杨、张瑞芳、秦怡、上官云珠、王丹凤、祝希娟、李亚林、庞学勤、张圆、金迪、王心刚、田华、王晓棠。
虽然那个时代的明星，也有粉丝拥趸的追随捧场，但是在那个时代，明星们没有出场费，没有天文数字的额外片酬，他们和全国其他行业的职工一样，每月只拿不足百元的工资。在那个物质匮乏而强调理想和奉献的年代，他们把拍戏看作是“任务”。
如今，那個年代已经逝去，那个时代的明星们，离世者也过半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