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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党学研究鼻祖奥斯特罗果尔斯基通过对19世纪美国政党制度的考察研究，发现政党机器是导致19世纪中后期美国政治腐败的主要根源之一，为发展美国民主政治和自由，因此必须与政党机器展开坚决的斗争。
关键词：奥斯特罗果尔斯基；美国；政党机器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234-02
著名的俄罗斯学者M.Y.奥斯特罗果尔斯基（1854—1919），他于1902年出版的《民主政治与政党组织》一书开创了世界政党学研究的先河。他集中考察了英美两国的政党制度，对美国政党部分主要研究了处于整个政党组织运作中心的“政党机器”，它游刃于政党、选民和官僚之间，几乎控制了整个政治权力的运作和安排，徒有虚名的民主政治在此刻腐败到了极点。因此，他积极呼吁全民展开推翻政党机器的斗争。
一、反抗运动
1.共和党独立派运动。在奥氏看来，“摆脱政党组织的统治的尝试早在内战后不久就开始了，他认为这种反抗运动具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性” [1]。反抗首先在政治领域爆发。从1872年的教训，使独立派看到迫在眉睫的任务是要“重建政府的道德品格，改善政治生活的道德风气，我们要选举的不是一个只有顺从、善良美德的总统，而是一个激进改革的捍卫者”[1]，1884年克利夫兰当选标志着独立派运动取得胜利，表明“他们已经不需要更多的组织、更多的控制、更多的政治机器，只需要更多的人的思想和品质” [2]。独立派运动肯定了政治生活中的道德责任，个人裁量权不再受到政党关系的控制，还恢复了两党的平衡，把政府交到了民主党手上，这为证明认为福利国家与这个或那个政党占统治地位亲密联系的荒谬看法提够了一个务实方法。
2.民主党的脱党运动。这源于1896年民主党的白银自由铸造问题，由于以银币作为通行货币有使美元贬值而遭致经济危机的风险从而损害大资本家和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于是开始了“金币民主党人”的脱党行为，倒向支持麦金莱当选了总统。奥式指出：“尽管他是麦金莱，但他不是因为麦金莱当选；共和党不是因为反对民主党而取得的胜利；这不是个人的胜利，也不是政党的胜利。” [3]这场运动使两党之间的竞争不再用往事和传统的同情与厌恶武装起来，而是对一个问题的两种解决方式的竞争。金币民主党人为了捍卫金本位成立了“健全通货联盟”并在全国建立支派，这使独立派人士、传统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并肩作战，这主要源于两党阶级利益的接近和政治对立的缓和，有力地促进了美国政党政治的发展。
3.第三党派运动。奥斯特罗果尔斯基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脱党行为产生的政治联合及不同政党成员形成的联盟推翻了政党的一致性，在政党外衣下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自由共和党人”的独立党派或第三党派，大部分第三党派是在内战后出现的社会不满情绪而反对现存的经济政权基础上形成的。
第一个是1867年农民的秘密协会——农民协进会，还有加州和俄勒冈州的独立党派和工人党派，新英格兰的劳工改革者和绿币党人，其中最大的是人民党。奥氏通过对上述第三党派的综合考察、分析，得出“所有党派的共同点是，它们试图将国家从企业和垄断者的魔爪中解救出来，并把传统的政党看做是它们的帮凶，也是改革的阻碍” [3]的结论。从现实来看，只有绿币党人和人民党人达到了国家政党级别，但它们作为国家党对旧政党施加的解散行为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反过来，它们的乌托邦特性会限制这些政党的解散行为，并造成对第三党派的普遍不信任。
4.纽约的反抗。由于政党机器的魔爪伸向了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于是在美国的地方政治领域掀起了反对政党控制和政党机器统治的运动浪潮，历史上影响最为广泛和著名的是纽约推翻坦慕尼和党魁的斗争。
1871年纽约掀起了反抗序幕，成立了“七十人委员会”。委员会对滥用权力的行为进行调查和审判，组织竞选运动，号召选民不顾政党标签投正义候选人的票。它还利用自己在州立法上的影响力阻止对城市良政有害的举措，并确保有效法律的通过。1894年又成立了“新七十委员会”，它与其他反坦慕尼的政治组织达成谅解开展联合行动，向坦慕尼协会发出了最后攻击，最终坦慕尼被推翻。受到胜利的鼓舞，人民开始反抗党魁，要求以公民候选人反对政党机器候选人，并于1897年的市政选举中取得了成功，如今城市是“民治、民享，而非党魁”[4]，且市政领导享有适当履行其职责，不受政党义务影响的独立性。针对纽约的斗争经验，奥氏认为“要使选民脱离政党机器，有必要做坚持不懈的努力；要挫败政党机器，有必要少一些豪言壮语，而多一些更有条理、更稳定的活动，使公民运动的自由行为存在永恒的基础” [4]。
5.公民联盟运动。纽约公民运动的影响波及全国，产生了组建以反对公民冷漠和政治腐败为永恒基础的无党派联盟的新思路。
建立在政党之外的公民联盟较早就出现了，第一个是纽约的“公民协会”，到19世纪90年代的十几年间得到迅猛发展。公民联盟取代了宗派联合，每种力量都有其特定目标，基于与他者的共同基础而进行联合。奥氏看到各种联盟一个明显的趋势：“试图对公众思想进行教育，使他们对公民意识有所认识并保持警惕，从而通过日常的警惕对政治家进行围攻，而不是通过固定的攻击驱逐他们。” [4] 其中公民联盟最强大的帮助来自独立的新闻舆论，它的重要性和影响与日俱增，它的兴起是为了反对政党政治，抨击旧的偏见，使读者适应用自己的内在价值去评判事实。
这些努力使情况有所好转，城市管理中的混乱得到整治，此外，演化的公共行为新方式或许会破坏甚至决定民主的未来，成为美国民主遗产的一部分。当然，正如奥氏所强调的，“即便是最好的政治方式、最好的体制，没有积极进取的公益精神提供的动力也无法做到，且只有观念上的改革而没有相应的行动改革也是不够的。”[4]
二、改革运动
1.文官制改革。奥斯特罗果尔斯基认为，政党组织发展有其弊端，重要表现是政党分赃制导致的公职腐化现象，因此，有必要对公职准入机制进行改革。奥氏主要考察和分析了美国以竞争考试和功绩制为原则的文官制改革，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通过竞争任命低等级官员，取消任期限制和退休金制度以及经过竞争考试的准入原则” [4]。1864年萨姆纳提交了第一个文官改革法案给参议院讨论，詹克斯于1865年又在众议院提出文官改革法案，尽管被扼杀，但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871年格兰特要求整治文官制度中的滥用权力行为，因为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利益，很快遭到了反扑，海斯总统的改革也遭到国会反对。然而改革者并没有放弃，并于1881年成立了全国文官改革联盟，推动改革运动不断前进。加菲尔德总统的遇刺加速了文官制改革的步伐，并冷静的接受了1880年民主党参议员彭德尔顿提出的法案，于1883年通过了《彭德尔顿法案》，标志着美国文官制改革的确立。文官制改革的影响是积极和深远的，用奥斯特罗果尔斯基一句话总结就是“整个政治生活格调会得到提升，整个政治氛围会得到净化。” [4]
2.选举改革。就美国而言，为了剥夺政治机器选举垄断权进行了澳大利亚式投票（秘密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改革。要求官方选票只由官方机构分发，由投票人保管以防泄露，所有政党候选人的名单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向公众机构公布。选民必须主动向选举委员会登记，无故不投票者处以罚款，如果没有正当理由又拒绝交罚款，选举委员会对其提出法律诉讼。毋庸置疑，澳大利亚式投票体制能使投票的公开市场得到有效制止，减少腐败，结束对选民的恫吓和压制，确保投票秩序。但澳式投票改革也失败了，因为它没有剥夺政党机器的官方选票，选举支出和以前一样高，征税也还在继续。因此，奥氏一针见血的指出，“澳式投票根本没有剥夺政党的专制权，只是无意中设了一个法律制裁，事实上将政党置于了优先地位，而无党派候选人只能由一定数量的选民签署请愿书才能产生，也没有废除政党机器的选举垄断权，恰恰巩固了这一权力。”[4]
3.合法化改革。美国内战后国家并没有停止对预选的监督，立法者一步步改变了初选的性质，法律原则也没有对初选的性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仍要把这个压迫工具继续掌控在自己手中。为解决这一难题，美国开始采用澳大利亚式秘密投票体制，要求立法者将代表少数派的原则运用到选举委员会中以监督投票记录，使公职的分配不只在最强大的政党中分配，所以奥氏说“澳式投票体制给了政党一个合法地位，使政党正式成为了国家机构的一部分” [4]。
4.市政管理和立法改革。奥斯特罗果尔斯基指出立法改革能净化政治生活，能直接指向受腐败腐蚀最严重的特殊的公共生活部门，因此要求专门立法制止市政领域的滥用权力行为，而只有自治作为一种补救措施将会重新恢复城市自由，使之从政党统治中解放出来。在美国，觉醒的民意也开始了大量的立法尝试，削减市政务委员会的权力逐渐扩张到各个部门，几乎完全剥夺了他们的预算权，对某些公职任命的选举规则增加的限制从此以后由市长或部长填补，并向市政府引进行政约束机制。毋庸置疑这些改革部分或短暂的减缓了恶行，但市政问题仍没得到解决，正如奥氏所主张的，“市政问题只有建立在代议制政府基础之上才能解决，而不能设想没有实权的政务委员会，同时政务委员会权力的限制也没有促进这些机构水平的提高” [4]，而真正症结在于机构的动力和运作方式。
三、小结
19世纪中后期政党机器对美国民主政治的腐蚀和破坏，已经阻碍了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前行。因此，奥斯特罗果尔斯基希望通过上述各种反抗运动和改革，把美国从政党机器的魔爪中解放出来，可以为世界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政治的发展扫清道路。
参考文献：
[1]M.Ostrogorski.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VolⅡ.LONDON：Macmilian&Co，Ltd.1922：441-446.
[2]Individuality in Politics.Lecrure on the 21st April，1880，at New York.vol.Ⅱ-2G.
[3]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VolⅡ.1922：454-456.
[4]The city for the people!Campaign book of the citizens’Union，New York，1897，p.6-526.
[责任编辑 王晓燕]
关键词：奥斯特罗果尔斯基；美国；政党机器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234-02
著名的俄罗斯学者M.Y.奥斯特罗果尔斯基（1854—1919），他于1902年出版的《民主政治与政党组织》一书开创了世界政党学研究的先河。他集中考察了英美两国的政党制度，对美国政党部分主要研究了处于整个政党组织运作中心的“政党机器”，它游刃于政党、选民和官僚之间，几乎控制了整个政治权力的运作和安排，徒有虚名的民主政治在此刻腐败到了极点。因此，他积极呼吁全民展开推翻政党机器的斗争。
一、反抗运动
1.共和党独立派运动。在奥氏看来，“摆脱政党组织的统治的尝试早在内战后不久就开始了，他认为这种反抗运动具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性” [1]。反抗首先在政治领域爆发。从1872年的教训，使独立派看到迫在眉睫的任务是要“重建政府的道德品格，改善政治生活的道德风气，我们要选举的不是一个只有顺从、善良美德的总统，而是一个激进改革的捍卫者”[1]，1884年克利夫兰当选标志着独立派运动取得胜利，表明“他们已经不需要更多的组织、更多的控制、更多的政治机器，只需要更多的人的思想和品质” [2]。独立派运动肯定了政治生活中的道德责任，个人裁量权不再受到政党关系的控制，还恢复了两党的平衡，把政府交到了民主党手上，这为证明认为福利国家与这个或那个政党占统治地位亲密联系的荒谬看法提够了一个务实方法。
2.民主党的脱党运动。这源于1896年民主党的白银自由铸造问题，由于以银币作为通行货币有使美元贬值而遭致经济危机的风险从而损害大资本家和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于是开始了“金币民主党人”的脱党行为，倒向支持麦金莱当选了总统。奥式指出：“尽管他是麦金莱，但他不是因为麦金莱当选；共和党不是因为反对民主党而取得的胜利；这不是个人的胜利，也不是政党的胜利。” [3]这场运动使两党之间的竞争不再用往事和传统的同情与厌恶武装起来，而是对一个问题的两种解决方式的竞争。金币民主党人为了捍卫金本位成立了“健全通货联盟”并在全国建立支派，这使独立派人士、传统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并肩作战，这主要源于两党阶级利益的接近和政治对立的缓和，有力地促进了美国政党政治的发展。
3.第三党派运动。奥斯特罗果尔斯基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脱党行为产生的政治联合及不同政党成员形成的联盟推翻了政党的一致性，在政党外衣下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自由共和党人”的独立党派或第三党派，大部分第三党派是在内战后出现的社会不满情绪而反对现存的经济政权基础上形成的。
第一个是1867年农民的秘密协会——农民协进会，还有加州和俄勒冈州的独立党派和工人党派，新英格兰的劳工改革者和绿币党人，其中最大的是人民党。奥氏通过对上述第三党派的综合考察、分析，得出“所有党派的共同点是，它们试图将国家从企业和垄断者的魔爪中解救出来，并把传统的政党看做是它们的帮凶，也是改革的阻碍” [3]的结论。从现实来看，只有绿币党人和人民党人达到了国家政党级别，但它们作为国家党对旧政党施加的解散行为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反过来，它们的乌托邦特性会限制这些政党的解散行为，并造成对第三党派的普遍不信任。
4.纽约的反抗。由于政党机器的魔爪伸向了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于是在美国的地方政治领域掀起了反对政党控制和政党机器统治的运动浪潮，历史上影响最为广泛和著名的是纽约推翻坦慕尼和党魁的斗争。
1871年纽约掀起了反抗序幕，成立了“七十人委员会”。委员会对滥用权力的行为进行调查和审判，组织竞选运动，号召选民不顾政党标签投正义候选人的票。它还利用自己在州立法上的影响力阻止对城市良政有害的举措，并确保有效法律的通过。1894年又成立了“新七十委员会”，它与其他反坦慕尼的政治组织达成谅解开展联合行动，向坦慕尼协会发出了最后攻击，最终坦慕尼被推翻。受到胜利的鼓舞，人民开始反抗党魁，要求以公民候选人反对政党机器候选人，并于1897年的市政选举中取得了成功，如今城市是“民治、民享，而非党魁”[4]，且市政领导享有适当履行其职责，不受政党义务影响的独立性。针对纽约的斗争经验，奥氏认为“要使选民脱离政党机器，有必要做坚持不懈的努力；要挫败政党机器，有必要少一些豪言壮语，而多一些更有条理、更稳定的活动，使公民运动的自由行为存在永恒的基础” [4]。
5.公民联盟运动。纽约公民运动的影响波及全国，产生了组建以反对公民冷漠和政治腐败为永恒基础的无党派联盟的新思路。
建立在政党之外的公民联盟较早就出现了，第一个是纽约的“公民协会”，到19世纪90年代的十几年间得到迅猛发展。公民联盟取代了宗派联合，每种力量都有其特定目标，基于与他者的共同基础而进行联合。奥氏看到各种联盟一个明显的趋势：“试图对公众思想进行教育，使他们对公民意识有所认识并保持警惕，从而通过日常的警惕对政治家进行围攻，而不是通过固定的攻击驱逐他们。” [4] 其中公民联盟最强大的帮助来自独立的新闻舆论，它的重要性和影响与日俱增，它的兴起是为了反对政党政治，抨击旧的偏见，使读者适应用自己的内在价值去评判事实。
这些努力使情况有所好转，城市管理中的混乱得到整治，此外，演化的公共行为新方式或许会破坏甚至决定民主的未来，成为美国民主遗产的一部分。当然，正如奥氏所强调的，“即便是最好的政治方式、最好的体制，没有积极进取的公益精神提供的动力也无法做到，且只有观念上的改革而没有相应的行动改革也是不够的。”[4]
二、改革运动
1.文官制改革。奥斯特罗果尔斯基认为，政党组织发展有其弊端，重要表现是政党分赃制导致的公职腐化现象，因此，有必要对公职准入机制进行改革。奥氏主要考察和分析了美国以竞争考试和功绩制为原则的文官制改革，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通过竞争任命低等级官员，取消任期限制和退休金制度以及经过竞争考试的准入原则” [4]。1864年萨姆纳提交了第一个文官改革法案给参议院讨论，詹克斯于1865年又在众议院提出文官改革法案，尽管被扼杀，但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871年格兰特要求整治文官制度中的滥用权力行为，因为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利益，很快遭到了反扑，海斯总统的改革也遭到国会反对。然而改革者并没有放弃，并于1881年成立了全国文官改革联盟，推动改革运动不断前进。加菲尔德总统的遇刺加速了文官制改革的步伐，并冷静的接受了1880年民主党参议员彭德尔顿提出的法案，于1883年通过了《彭德尔顿法案》，标志着美国文官制改革的确立。文官制改革的影响是积极和深远的，用奥斯特罗果尔斯基一句话总结就是“整个政治生活格调会得到提升，整个政治氛围会得到净化。” [4]
2.选举改革。就美国而言，为了剥夺政治机器选举垄断权进行了澳大利亚式投票（秘密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改革。要求官方选票只由官方机构分发，由投票人保管以防泄露，所有政党候选人的名单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向公众机构公布。选民必须主动向选举委员会登记，无故不投票者处以罚款，如果没有正当理由又拒绝交罚款，选举委员会对其提出法律诉讼。毋庸置疑，澳大利亚式投票体制能使投票的公开市场得到有效制止，减少腐败，结束对选民的恫吓和压制，确保投票秩序。但澳式投票改革也失败了，因为它没有剥夺政党机器的官方选票，选举支出和以前一样高，征税也还在继续。因此，奥氏一针见血的指出，“澳式投票根本没有剥夺政党的专制权，只是无意中设了一个法律制裁，事实上将政党置于了优先地位，而无党派候选人只能由一定数量的选民签署请愿书才能产生，也没有废除政党机器的选举垄断权，恰恰巩固了这一权力。”[4]
3.合法化改革。美国内战后国家并没有停止对预选的监督，立法者一步步改变了初选的性质，法律原则也没有对初选的性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仍要把这个压迫工具继续掌控在自己手中。为解决这一难题，美国开始采用澳大利亚式秘密投票体制，要求立法者将代表少数派的原则运用到选举委员会中以监督投票记录，使公职的分配不只在最强大的政党中分配，所以奥氏说“澳式投票体制给了政党一个合法地位，使政党正式成为了国家机构的一部分” [4]。
4.市政管理和立法改革。奥斯特罗果尔斯基指出立法改革能净化政治生活，能直接指向受腐败腐蚀最严重的特殊的公共生活部门，因此要求专门立法制止市政领域的滥用权力行为，而只有自治作为一种补救措施将会重新恢复城市自由，使之从政党统治中解放出来。在美国，觉醒的民意也开始了大量的立法尝试，削减市政务委员会的权力逐渐扩张到各个部门，几乎完全剥夺了他们的预算权，对某些公职任命的选举规则增加的限制从此以后由市长或部长填补，并向市政府引进行政约束机制。毋庸置疑这些改革部分或短暂的减缓了恶行，但市政问题仍没得到解决，正如奥氏所主张的，“市政问题只有建立在代议制政府基础之上才能解决，而不能设想没有实权的政务委员会，同时政务委员会权力的限制也没有促进这些机构水平的提高” [4]，而真正症结在于机构的动力和运作方式。
三、小结
19世纪中后期政党机器对美国民主政治的腐蚀和破坏，已经阻碍了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前行。因此，奥斯特罗果尔斯基希望通过上述各种反抗运动和改革，把美国从政党机器的魔爪中解放出来，可以为世界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政治的发展扫清道路。
参考文献：
[1]M.Ostrogorski.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VolⅡ.LONDON：Macmilian&Co，Ltd.1922：441-446.
[2]Individuality in Politics.Lecrure on the 21st April，1880，at New York.vol.Ⅱ-2G.
[3]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VolⅡ.1922：454-456.
[4]The city for the people!Campaign book of the citizens’Union，New York，1897，p.6-526.
[责任编辑 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