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秋季，当我奔赴上海读书时，父母拉着架子车把我的行李拖到绛帐火车站。看着父亲把几个箱子交给表情冷漠的办事员，心里还是不太放心。经过二十几个小时的漫长旅行，我终于到了目的地上海。
　　1984年冬天，我和两个同学去新疆考察，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下车时脚都肿了。那个时候，上车后就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在起点站和终点站之间，盛满了惦念和思念。到了乌鲁木齐，一连两天排队，才买到去伊宁的车票。前方未知，路途艰辛，果子沟里有栽倒的汽车让人心颤。途中在精河宿夜，刀子一样打旋的风且不去说它了，冰窟般肮脏的被窝才是最让人受挫的。当我硬着头皮把脚伸进去时，有牺牲纯洁身心的壮怀涌上心头。
　　4年后，我分到北京工作，在行李之外又多了几包沉甸甸的书。体育老师陈天仁找来板车，帮我将家当拉到上海北站托运处。
　　到北京，接我的是《农工商信息报》的老史。他开着一辆拉达小卧车，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你！领导委托我前来接你。”分配时，皮笑肉不笑的指导员为了考验我，特意将我驱使到荒凉的农垦局。坐在车上穿行宽阔的首都，虚荣心仿佛满足了。
　　1986年，女友来京，陪她去北戴河游玩。那时，旅游比现在复杂一些，必须先由单位开介绍信，证明你是个良民，否则就没有旅馆接纳你卑微的身体。再向单位借一架照相机，买几个柯达或富士胶卷。钱可多可少，能花钱的地方也不多。
　　然后，早早去车站售票处排队，一般总能买上坐票。
　　彼时，出租车乃奢侈品，只在几个大宾馆门口驻足，专拉尊贵的外宾。也没有矿泉水这个概念，自带水杯，装满凉白开，就可以上路了。讲究的，带几个水果和一把水果刀。火车速度极慢，从北京到北戴河要五六个小时。
　　宾馆相当神秘，好像是权势人物的地盘。能在宾馆住一宿，会觉得脸上有光。我们住在农家，一人一天五块钱，管早餐。很不人道的是，男女必须分开，白天在一起，也不能有太亲昵的举动，到了晚上被合并同类项，变成了牛郎织女。
　　女人穿着保守，泳衣裹住了肌肤和线条，阻止了人们的性遐想。海滨浴场，多的是美感和纯净，少有欲望的联想。沙滩，海浪，阳光，清风，在林道静投海的地方，我和她眺望了一下远方。“要跳也得一起跳！”
　　1987年，第一次坐飞机去南方，能坐飞机的人非富即贵。须开单位介绍信，才能买到珍贵的机票。那时的空姐，真正配得上“小姐”这个词的本意，美丽，端庄，不容亵玩。
　　交通极不方便，即使去郊区野游，也是件麻烦的事情。1988年初夏，作家苇岸邀我和妻子去昌平游玩。我们坐了长途车过去，他为我们准备了一辆自行车。原野静谧，只有蜜蜂在嗡嗡叫唤，麦子，果树，野草，所有的事物都按照自己的模样成长。我们一路骑到十三陵水库坝区。除了旅行车，很少有别的汽车。人们或走或推着自行车，怡然自得。
　　某个冬天，雪迪、芒克和我要去黄村的干部管理学院参加诗歌朗诵会，去时坐单位汽车，回来好不容易搭了一辆大解放，北风呼呼吹着，到家耳朵都快冻僵了。诗会是最有人气的活动，青男红女，在缪斯的旗帜下，群情亢奋，嘴里嘟囔着一些莫名其妙的句子，手脚乱动，身心似乎都获得了彻底的解放。
　　书，音乐，诗歌，清谈，野游。时间似乎静止了，他静卧在那儿，任由我们享用。
　　最清闲的是地铁，五角钱来回坐。人少，安静，可以在上面看书，睡觉。记得有一次，迷迷糊糊被司机拉到苹果园车库，使劲敲打车窗才得以出牢笼。
　　满街大树，在许多地方，你站在树荫里看书，半天也不会有人经过。我在电影资料馆为钟惦[非][木]先生做小秘书时，经常去柳荫街那边的艺术研究院报销票据。有一次，边骑车边想女友，一不小心险些撞到停靠在路边的卡车上。
　　那是一个慢的时空，白云悠悠，车铃叮当。人活在自然节奏里，物质贫瘠，姿态从容，总觉得只要正经做人做事，前边便会有百合花盛开。有一个外省诗人，和我蹲在六铺炕的椿树下，谈论了一下午诗歌。朦胧诗，北岛，舒婷，非非主义，周伦佑……现在想想，那是多么奢侈的事情啊！
　　那时候，我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都相信自己会有一个美妙的前程，前提是饱经沧桑的祖国会有一个清明的前景，而我们与祖祖辈辈生活于此的人们，共同分享进步的喜悦。恍如隔世的80年代，黄金般的青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