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860年10月9日至10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洗劫圆明园;10月18日，竟纵火焚毁圆明园，一代名园就此灰飞烟灭，不复存在。2021年，为圆明园罹劫一百六十一年，兹作此文以纪念。
1923年：一部“洋书”中译本首现圆明园流散文物
自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掠以来，追寻圆明园建筑原貌与流散文物，已是国人的百年沉痛与世纪梦想。160年间，圆明园流散文物的确切数量、具体去向、品类、名称、图形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历史的变迁，业已成为难以完全破译的“密码”。
殊不知，早在近百年前，1923年6月，有一本名为《中国美术》（Chinese Art）的“洋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戴岳译，蔡元培校），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正是这一部“洋书”中译本，率先向中国读者透露了圆明园流散文物的一部分去向，更輔之以大量图版，令中国读者首次观瞻到了这一部分圆明园流散文物的真容。
可以说，这样一部“洋书”的出现，给予了破译圆明园“密码”的最初线索与难得契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重要文献。可时至今日，仍少有国内读者及研究者提及此书，更谈不上据此破译圆明园“密码”了，这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事实上，仅仅从书名着眼，此书很容易被归于当年大量舶来的西方学者所著中国艺术研究类著述之列。至于其内容品质是否出众，专业水准是否高超，国内一般读者乃至非艺术类专业读者，一时都很难予以品评，以至于很容易忽略此书。即便此书中译本初版七年之后，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向达所撰《圆明园罹劫七十年纪念述闻》第三章，专列为“述近出关于圆明园之各种资料”，对此书也未有丝毫提及。简言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者，对此书及其中译本，根本未予重视，甚至并不知晓。加之此书售价不菲，定价大洋两圆，国内一般读者也难以即刻抉择是否购置研读。
粗略翻检此书，不难发现，书中图版极其丰富，从单页铜版图至文中插图，合计达235幅。是书卷上卷下插配的中国艺术品图片，分别为100幅与135幅。如果以“图文并茂”来衡量此书，这样一部涵盖雕刻、建筑、玉器、漆器、陶瓷、玻璃（琉璃）、珐琅、首饰、织物、绘画等各个中国艺术领域的研究著述，既有简明介绍与解说，又配有相当丰富的图例，自然还是颇有一番看点的。至少，对于对中国艺术有一定兴趣，且希望做一番概观式了解的读者而言，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仅据笔者所见，查阅此书版权页，可知此书自1923年6月初版之后，次年4月即再版，1928年8月三版;“九一八事变”之后，1934年4月又印行了“国难后第一版”，1937年3月还印行了“国难后第二版”。十余年间，此书至少有五版面市，即便不算是畅销书，亦可算作常销书了。
列举上述观感与数据，当然不是为了表明此书在中国艺术研究领域的某种价值，而是为之深感遗憾，此书中译本一度常销于国内，当时却未能引起中国学者之注意，至今仍少见国内研究者提及。
其实，只需略加检视书前序言（初版序）与书末附录图注，便可从中窥见端倪。譬如，初版序言中提到“今为读此书者便于参考标本起见，所举之例，皆中国物之现存吾英国博物院中者。每篇之首，略述其源流变迁，及其物之制作人物及地点”。也即是说，除却卷上雕刻、建筑部分的配图为尚在中国境内的不可移动文物之外，卷上其余所涉玉器、漆器部分内容的数十幅插图，以及卷下陶瓷、玻璃（琉璃）、珐琅、首饰、织物、绘画部分内容的135幅配图中的中国艺术品，皆为英国各大博物院、公私收藏机构的藏品。这里边有无圆明园流散文物，初阅此书者（尤其是当时的中国读者）若稍有敏感之心，即会带着这一预设之问，详见检阅一番罢。
珍宝丛中，带着英法联军焚园火斑的清宫香炉
此时，若再略微翻至书末附录的图注，中国读者的预设之问，即刻迎刃而解——书中不但确有来自圆明园的流散文物，而且品类与数量还颇具规模。不难发现，征引圆明园流散文物来做所谓“中国艺术”的研究与展示，或许本就是原著者自鸣得意、引发关注的那么一点“创意”所在。略观此书卷下部分附录135幅插图图注的内容，可见注明得自圆明园者，仅珐琅器与首饰类器物已有如下五种：
第九十图，外镶珐琅香炉，上有盖，刻释家图像，圆明园中物;高十一寸，径十三寸。
第九十一图，外镶珐琅象，背负花瓶，得之于圆明园中;高十四寸，长十六寸五分。
第九十二图，外镶珐琅冰函，盖镂花纹;怪狮立其上，二回民像跪承之;乾隆时制;高二尺四寸五分，长三尺七寸二分五，得之于圆明园。
第九十七图，有盖圆盒，槌成花纹，填蓝黑色珐琅，外镀金，内填翡翠色珐琅;高五寸二分五厘，径十五寸二分五厘，得之于圆明园中。
第一百零九图，得于圆明园中之凤冠，以镀金银丝结成花钗，像蝙蝠之形;饰以翠羽及珠旒;高六寸八分七厘五，阔十寸三分七厘五。
一旦从附录图注中看到这得自圆明园的珐琅香炉、象形花插、冰函、圆盒、凤冠五种，对于初次读到这一部“洋书”中译本的中国读者而言，恐怕即刻心中便会升腾起一种很难释怀的情绪，随之更为仔细地翻检全书内容，是自然而然的阅读抉择了。
即刻，不但又会在此书卷上部分发现圆明园流散文物的身影，书中对这些文物的描述本身，往往还透露出不少重大历史信息及线索。譬如，卷上第三篇“雕金”部分，就提到了一只从圆明园中劫掠而来的明代香炉，其特别之处在于炉身之上竟留下了1860年焚毁圆明园时的火斑。原文记述如下：
“近世铜香炉，亦多有模仿古器者。如图五十四所示之炉，1860年得之于北京圆明园中。缘边及四脚宛似竹制，腹盖间雕卷云螭龙，顶钮亦然。两耳似螭龙，四足三爪。腰袅娜如蜥蜴，尾部纵裂，如图五十五所示。底塑六字，文曰‘大明万历年制’。万历间以善造铜器著名，故多有伪造此时款识以欺世贾利者。惟此炉为皇宫中物，且因1860年圆明园被焚，其上有为人所难伪造之火烧斑点，故确为万历时物无疑。” 又如，卷上第五篇“雕漆”部分（第145页），提到一对清代乾隆御制龙纹雕漆大瓶，也是自圆明园劫掠而来的北京雕漆的顶级作品。书中这样写道：
“千八百六十年，英法联军破北京，劫圆明园，掠取其中之漆器宝物，故至今英国博物院中，陈列北京雕漆独多。内有二大瓶，高三尺，相传乾隆时作。乾隆时者，清代工艺最盛之时也。其瓶之一，示于图八十六。周身卷云中雕五爪龙。珠嵌其间，赫弈有光。龙五爪而数为九。九者，老阳之数也，惟人君乃能用之。瓶之某部雕叶状花边，口部以镀金银圈固之，缘边则刻卐字纹。”
据此评述，可知当时英国博物馆中，所陈列的中国漆器珍品，大多劫自圆明园，属于清代皇室用品。如今，参观英国VA博物馆，书中提到的这一对清代乾隆御制龙纹雕漆大瓶，仍赫然在列。在展陈空间布置上，馆方还曾一度在这一对大瓶之间，摆放了一座雕漆极其精湛富丽的宝座;这一宝座，虽未见载于《中国美术》（Chinese Art）一书，但其形制工艺也应同为清代皇室用品。
正在笔者为此宝座是否亦为圆明园旧物心怀揣测之际，又偶然在一份近90年前的中国国内旧刊物上，发现了相关线索。原来，早在1933年，上海《时代》杂志第4卷第9期之上，即已刊发了此宝座照片，并配有文字介绍称，“八国联军英国夺去之我国乾隆皇帝宝座现存伦敦博物院”。
这一则简短却弥足珍贵的图文介绍，不但是国内报刊中较早指出清宫内廷流散文物海外具体下落者，也使得《中国美术》（Chinese Art）书中所言因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故至今英国博物院中，陈列北京雕漆独多”这一事实，又添加了一个“补注”，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际，英军再度劫掠了包括圆明园在内的清宫内廷诸处，仍然特别偏重于劫掠雕漆器物，此乾隆皇帝宝座恰为见证。
此外，卷上第六篇“琢玉”部分（第167、168页），还提到了一件多种宝石制成的朝珠与另一件碧玉龙纹蟠寿瓶，皆自圆明园劫掠而来。书中如此记述：
“示于图九十二者，为朝珠。1860年，得之于圆明园。其数一百零八，多以琥珀制成。惟其中有三大者，则以绿灯柱玉制之，配分三处。又有三十粒小者，以钢玉制之，分串三绳。三绳下各附小坠，亦钢玉制成。中央悬一玉牌，四周嵌银，内填翡翠。”
“第九十六图之瓶，亦圆明园中物。全身由碧玉制成，上有盖，盖顶镂五龙。四角外出，两耳作龙形，有环套其中。足为圆形。腹面雕浅突卐字花带。内刻寿字六，每寿字左右，皆以龙翼之，所谓双龙蟠寿也。”
《中国美术》著者身份之揭示
诸此种种内容，初读者一掠而过，亦可得之一二。此外，关涉圆明园流散文物，原著作者无意或有意遗漏文物出处及说明者，更兼中译有所误漏之处，书中恐怕还有不少。即便如此，仅此三言两语之记述，却已足可令初读者动容感愤——竟有如此之巨量、如此之宝贵的圆明园流散文物被劫掠而去，何以竟有如此毫无掩饰之意的原著作者，将此令中国读者痛心疾首之物频频纳入专著，还要以此为典型来解说所谓“中国美术”？
更有甚者，原著作者甚至在书中断言，“中国珐琅物品之陈列英国博物院中者，多而且善。其重要者，都于1860年時自圆明园掠来”。查是书卷下第九篇“珐琅质”部分之配图，计有19件中国珐琅器单独摄图。据此断言，几乎可以判定，这19件中国珐琅器皆极可能全部自圆明园劫掠而来。
那么，问题接踵而来：这原著作者究系何方神圣，竟有如此断言之魄力？如此这般，就有必要约略了解一下原著作者与原著初版的相关情况了。
此书中译本初版之时，原著作者扉页署名为“波西尔”，图书预售广告上又称其为“白谢尔”，全书最末的版权页上则署有英文原名S.W.Bushell。据考，此书作者英文全名为Stephe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曾于1868年至1900年居于北京，出任英国驻京大使的医生。因其精于古董鉴赏，又长期驻华公干，曾受大英博物馆及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以下简称为VA博物馆）的委托，在北京搜购中国文物。
事实上，此人还有另一个在所谓“古玩行”与“汉学界”通行的中文名“卜士礼”。在当时海外古玩与汉学两界，卜氏曾是大名鼎鼎的“跨界”达人，最为精通的乃是对中国瓷器的收藏与鉴赏。曾编译中国明代项元汴所撰《历代名瓷图谱》（Chinese porcelain），正是这一部于1908年在英国伦敦出版的、专为西方读者展示与鉴赏中国瓷器的图书，令其声名鹊起。
殊不知，在因编译出版《Chinese porcelain》一书而扬名之前，早在1904年，卜氏即应英国VA博物馆之请，编制出版了《中国美术》（Chinese Art）一书。此书初版本的封面下端，明确印有“Victoria & Albert Museum Art Handbooks”字样，意即“VA博物馆艺术手册（导览）”。纵观书中所收中国艺术品照片之插图，大多摄自VA博物馆藏品，可知《中国美术》（Chinese Art）一书，初版时可能确系为VA博物馆赞助定制之物。
仅据笔者所见，《中国美术》（Chinese Art）一书，自首卷1904年初版（二卷1906年初版）以来，迭经1907、1909、1911、1914、1921、1924年六次再版，可谓畅销一时且长销不衰，在西方读者群体中应有相当影响。此书中译本于1923年6月初版，已在此书英文初版近二十年之后，英文原版第六版印行两年之后了。
遥思1904—1923年，这整整二十年间，中国国内尚无系统论述圆明园流散文物的任何著述与图书公开出版，即或偶有一些海外游历见闻与感言之类发表，或者偶有一些掌故笔记之类的只言片语有所流传，也仅仅是见诸一些读者群体极其有限的报刊一隅。
遗憾的是，时至1923年6月，中译本《中国美术》（Chinese Art）一书终于面市，可能因其书名笼统且偏于专门，加之当时售价也较昂贵，并未受到国内非专业读者的普遍重视，其流行度与影响力都相当有限。时至今日，此书无论英文原著还是中译本，在中国国内的读者也并不广泛，相关学者与研究者也少有提及。 《国粹学报》：最早披露英国所藏清宫文物的国内刊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卜士礼《中国美术》（Chinese Art）一书，在英国再版一年之后，时为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书中的一些插图及图注，就已然在中国国内出现了。
原来，《国粹学报》从1908年第一期开始，至第四期刊物（即第四年戊申第一至四册）之上，陆续刊发了一些《中国美术》（Chinese Art）一书中的插图。换句话说，《国粹学报》早在1908年初，即在中国国内率先刊发了当时以VA博物馆为代表的英国博物馆中所藏的一些清宫文物之照片，并附有简要说明。
恐怕也是受到了《中国美术》（Chinese Art）一书的影响，转载于《国粹学报》上的这些图片，一律称之为“中国美术品”。不过，将“雕金”类器物，转译成了“镂金器”;“珐琅质”器物，则译为了国内当时通行的“七宝烧鑞”之称谓。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美术》（Chinese Art）卷下第九十一图之“外镶珐琅象”，第九十二图之“外镶珐琅冰函”，分别出现在了《国粹学报》1908年的第一期与第三期之上。图注说明均译称其为“颐和园旧物”，与1923年《中国美术》（Chinese Art）一书中译本的译称“圆明园中物”，有所区别。
这一中文译称区别，源自对英文原著中的“The Summer Palace”一词的不同理解。事实上，英文“夏宫”一词，本即皇帝行宫之意，针对大清帝国使用这一词汇，即可代指颐和园，亦可指称圆明园。也正是因为“夏宫”这一不确定的代指名词，成为如今对海外清宫流失文物判定来源的最大困扰。除非文物著录有明确的“圆明园”这一名称的中文拼音代写（Yuan-ming-yuan），否则文物来源既有可能为圆明园，亦无法排除来自颐和园的可能性。
事实上，经过1860年的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1900年的八国联军再次洗劫圆明园及清宫内廷（紫禁城、颐和园、中南海等处），这两次浩劫之下，圆明园与颐和园及清宫内廷诸处的巨量文物与珍宝，随之流散混杂于海外，至今确已很难区分其原始来源了。
概而言之，如今英法等国博物馆或私人藏品中，但凡著录其来源为“The Summer Palace at Peking（Beijing）”者，都无从确定其原始来源的唯一性。无论是《国粹学报》所译介的英国博物馆所藏“颐和园旧物”，还是《中国美术》（Chinese Art）中译本一些称之为“圆明园中物”的清宫流散文物，至今仍无从确定其原始来源的唯一性。
不过，原著者卜士礼在《中国美术》（Chinese Art）行文中，明确指出了大量漆器、珐琅器、朝珠、凤冠、铜香炉等物，源自1860年的英法联军，这就已然确定这些文物即为英法联军自圆明园中劫掠之物了。在此，也就不存在对“The Summer Palace at Pekin（Beijing）”的译称争议问题了。尤其是该书卷上第三篇“雕金”部分，提到的那一只从圆明园中劫掠而来的明代香炉，炉身之上留下了1860年焚毁圆明园时的火斑，这一特别介绍，乃是卜士礼对确定海外圆明园流散文物身份的又一特别“贡献”罢。
圆明园流散文物：“战利品”→拍卖品→收藏品→“藝术品”
诚然，《中国美术》（Chinese Art）一书所透露的圆明园流散文物信息，充其量却也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的“一角”而已，可对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读者群体而言，是极其难得，也是弥足珍贵的。通过对此书撰著旨趣与圆明园文物流散的历程相联系，还可从中体味到，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之后，对这一场侵略战争所谓的“战利品”所持不同立场。
生于老牌殖民帝国、惯于远征侵略劫掠的英军，劫掠圆明园之后，迅即将这些“战利品”中的一批精品挑选出来，捐献给他们所效忠的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这样专门选送给帝国女王的一批精品，有的直接被纳入皇家收藏，有的被划拨给了大型公立博物馆，如大英博物馆与VA博物馆。没有被选中捐献的那一部分，则主要是通过拍卖来实现流转，这时的“战利品”又被转化为拍卖品，最终成为前来竞买的公私藏家的收藏品。
据考，仅仅是1862年，英国伦敦的菲利普与佳士得两家拍卖公司，就举行了八场圆明园文物专场拍卖，非专场拍卖会更达数十场之多。此后，归置于各大公私博物馆的圆明园流散文物，统统转化为看似“合法”的收藏品，继而陆续为英国乃至西方学者、收藏家、鉴赏家所关注，又进一步将其纳入所谓“艺术品”范畴加以研究。就这样，被英军劫掠的圆明园文物，大致在短短十年间（1861—1870），悄然历经了“战利品”→拍卖品→收藏品→“艺术品”的身份蜕变之旅。
相较于惯于远征侵略劫掠的英军，同样“凯旋”归国的法军，在国内受到的“待遇”则与之颇有差异。一方面，法国国内报刊媒体大多乐于公开披露这批得自圆明园的“战利品”，相关信息比比皆是，这批“战利品”及这场侵略战争的“内幕”更是时时浮现。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法国民众对法军的劫掠感到羞耻与愤怒，因之予以指斥。其中，最著名的批评更是来自法国著名作家、一代文豪维克多·雨果，称圆明园为“中国的凡尔赛宫+罗浮宫+法国国家图书馆”，为无与伦比的人类文明之宝贵财富，而劫掠者法军司令蒙托邦将军的行径，是毁灭人类文明的暴行，是使法国蒙羞的丑行。
对于劫掠圆明园而来的这批“战利品”，法国国内社会舆论出现分歧与对峙，随之而来的社会影响也一分为二。一方面，报刊媒体继续深入报道各方信息，留下数量颇丰，内容颇具研究价值的历史文献;另一方面，陆续归国的法军军官与士兵，纷纷将“战利品”付诸拍卖兑现，不愿意再保有这些颇惹非议的“纪念品”，因之又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拍卖会及拍卖目录。这些当年的法国报刊与拍卖目录，皆为今日探研圆明园流散文物的重要参考资料。
譬如，在法国杜伊勒里宫展出圆明园被劫文物的场景，当时即被制作成线条清晰、便于印刷的钢版画，大张旗鼓地刊印于法国巴黎《画刊》（L’ILLUSTRATION，JOURNAL UNIVERSEL）之上。金铜编钟、金铜佛塔、金铜龙、景泰蓝香炉、玉如意、花插与烛台等等，乃至于各式中国兵器簇拥着的乾隆皇帝御用铠甲（甲衣中添绘容貌颇似西方人之皇帝像），皆逐一列置于刊物版面之上，仿佛从中国皇家瑰宝直至中国皇帝本身，皆被法军全部席卷而归了。这些圆明园中的瑰宝，此刻是作为“战利品”，通过法国人印制的报刊，来向整个世界展示与宣扬的。 这些“战利品”，如今有案可查者，大多数成了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的恒久陈设品与收藏品。自1863年首次装置陈设之后，一直展出至1975年。1984年开始修缮，至1991年完工后重新开放至今。而当年《画刊》上居于版面中央的乾隆皇帝御用铠甲、御用佩刀等兵器（实物图像曾出现于郎世宁所绘的《乾隆大阅图》之中），则被移置至法国军事博物馆。
除此之外，通过搜寻法国巴黎德鲁欧拍卖行的拍卖目录，更可以看到如今珍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那一部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的流转历程。据统计，法军自圆明园劫掠而来的“战利品”，在1862—1870年间，通过德鲁欧拍卖行，前后共举办了115次拍卖会。如果不是普法战争爆发，这样的拍卖会恐怕还会持续数年。
在这115次拍卖会中，1862年2月26日至3月1日的持续四天的“杜潘特卖”，最为引人注目。正是在此次拍卖会上，法军“战利品”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圆明园四十景》被送上了拍场。这是一组由四十幅对开绢画组成的，右图左诗，绘述圆明园最具代表性的四十处风景的艺术作品。拍卖目录中，毫不掩饰地向竞买者指出这一拍品的独特价值，称“这是惟一一部为我们留下圆明园被毁前景象的作品”。
或许是因为《圆明园四十景》这样的“战利品”，本身也象征着法军参与劫掠与焚毁圆明园的暴行;或许就是因为拍卖目录上毫不掩饰的宣传之语，法国国内社会各界对此又生争议与批评。为平息社会舆论，劫归此物并将之付诸拍卖的杜潘上校，还因之受到了军方的“停职”处分。
概而观之，被法军劫掠的圆明园文物，虽然与英军归国后的情形有一些差异，但大致还是在近十年（1862—1870）的时间区间之内，仍然历经了“战利品”→拍卖品→收藏品→“艺术品”的身份蜕变之旅。只不过，较之英国人而言，法国人对这批“战利品”进行拍卖流转的速度与频度，要更快更多一些;而当这批“战利品”已然转化为收藏品之后，将其内入学术研究领域，使其再化身为“艺术品”的速度与频度，似乎要缓慢一些罢了。
掌故余闻：名园废墟与流散文物之追怀
话说清光绪帝的英文教师张德彝（原名张德明，1847—1918），曾任清国驻英、意、比等国公使。早在1866年，张氏作为大清帝国年仅20岁的青年才俊，以同文馆优秀毕业生、清政府首次（也是中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首次）赴欧旅游团成员身份出国游历，归国后写成日记体游记《航海述奇》一书（上海申报馆铅印本）。
据书中记述，1866年四月初四这一天，张氏在英国游历，偶然间发现一处专门售卖圆明园流散文物的古董店。此处货架“上下罗列者，皆中国圆明园失去之物，置此赁卖”，可供顾客挑选的中国古董品类，也是应有尽有，包括“龙袍、貂褂、朝珠、太后朝珠、珠翠、玉石、古玩、诸般画轴、神像、金鸡。其中天马、银鼠等衣，皆御用之物”。
仅就笔者所见，张氏这一则记述，应为国人于海外亲睹圆明园流散文物的最早记述。记述之时，已为圆明园罹劫六年之后，海外仍有这样的“专卖店”存在，一方面可见英法联军当年劫掠数量与品类之丰，另一方面也可见海外售卖“战利品”并无任何限制，是官方默认的、合法化的经营常态。
继张氏首先在海外发现圆明园流散文物“专卖店”之后，清末外交官薛福成（1838—1894）在其《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1891年上海著易堂铅印本，1892年上海鸿宝斋石印本）中，又出现了一则关于圆明园流散文物的海外见闻。这一次，乃是在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院中，发现了圆明园旧藏玉印。
据薛氏日记所载，1890年闰二月三十日，在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院中，薛氏发现特别开辟的“中国展室”中“有圆明园玉印二方。一曰‘保合太和’，青玉方印，稍大。一曰‘圆明园印’，白玉方印，稍小。”薛氏日记中的这一则记述，虽较张氏日记的时间晚了20余年，可确切说明了文物形制及基本特征，自然又更增一层史料价值了。
时至1903年五月初七日，晚清“维新派”思想家、著名学者梁启超（1873—1929）又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院发现了大量中国文物，其中“中国宫内器物最多”。梁氏认为，这些器物半数为圆明园旧藏珍品，另一半则为美国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时，于1900年从北京皇宫中劫掠的。
在这些已为美国馆藏珍品的圆明园流散文物中，一块清咸丰帝曾使用过的怀表，特别引起了梁氏的关注。为之记述称，“其雕镂之精巧，殆无伦比。表大不过径寸，其外壳椠两裸体美人倚肩于瀑布之上，两鸟浴于瀑布之下。表机动则瀑布飞沫，诚奇工也。”此外，还有“雕玉物品、雕金物品、古近瓷器几数百事，并庋一龛，不遑枚举。”这些见闻，都被梁氏写入了《新大陆游记》一书，当年（1903）即在日本横滨新民丛报社初版，此后在中国国内又多次再版印行。此书在梁氏生前死后均有多种单行本面市，后更收入梁氏全集，读者众多，流行久远。
应当说，梁氏《新大陆游记》一书的畅销与常销，无论从版本种类、印行数量还是发售周期来比较，比之张德彝《航海述奇》与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对于国内读者的影响都更为持续深远。梁氏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院的所见所闻——在英法两国之外的博物院中也发现圆明园流散文物的事实，也势必随此书广为传播而为国内读者所周知。
时至1905年夏，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海外的康有为（1858—1927），從德国转赴法国游历之际，又在两处博物院中亲睹圆明园流散文物，为之沉痛感慨，发出了著名的“伤心”之叹。这两次参观经历，康氏写入《欧洲十一国游记（第二编）》一书，于1907年3月由上海广智书局初版。初次参观经历之记载，原文摘录如下：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游法国欹规味博物院。此院一千七百年路易十四所开。来游此乎，则伤心处矣！郜鼎入于鲁庙，大吕移于齐台。中国内府图器珍物在此无数，而玉玺甚多。则庚子之祸也。呜呼！观内府玉印、晶印无数，其属于臣下者不可胜录。今摘御玺录于下：
一、乾隆御笔白玉方玺：高、广二寸，篆文。二龙争珠纽，雕刻极精。二、“保合太和”碧玉玺：方二寸半，龟纽，篆文。三、“烟火长春”汉玉印：壶芦样，长二寸，篆文。四、“圆明春山”绿白玉玺：方广寸半，篆文。 此刻，曾矢志为大清帝国“变法图存”与“维新求亡”的“新党”魁首，却终因“变法”失败被迫流亡海外、周游列国的康有为，亲睹异国博物院中陈列着的代表帝国皇权的清帝御玺等物，真可谓“伤心人”到了“伤心处”，不由得要大发“伤心”之叹了。
在那些触目伤心的帝国瑰宝之中，康氏对“圆明春山”玉玺，印象最为深刻。睹物思园，令其追忆起清末（约1895年前后）游圆明园遗址时的情景。当时，园中尚余一些较为完整的建筑景观遗迹;譬如，矗立一隅的西洋楼尚未完全毁圯，比之后来、如今所见只余门楼的情形还迥然有别。康氏忆述称：
“记十年前曾游圆明园，虽蔓草断砾，荒凉满目，而寿山福海，尚有无数殿亭，有白头老监守之……有白石楼一座三层，玲珑门户，刻画花卉，并是欧式，盖圣祖（即康熙帝）所创。当时南怀仁、汤若望之流所日侍处也。圣祖疏通知远，早创此式。以广鲁于天下，孔子之为明堂制也。上圆下方，三十六牗，七十二户，皆为今欧美之先河。”
在康氏眼中，圆明园中的西洋楼，其建筑样式与体系，简直可称是西洋现代建筑的“祖本”。通过追忆自己在圆明园中的一次旧游，认定自清康熙帝始，即“早创此式，皆为今欧美之先河”。姑且不论康氏之说理据是否充分，只是不妨据此设想，那流散于法国巴黎的“圆明春山”玉玺，勾起了康氏这一番追忆与评述，这确实是自然而然的“人之常情”罢。
或可进一步推想，此“为今欧美之先河”的西洋楼，在康氏旧游之前即罹1860年英法联军焚掠之劫;康氏流亡海外之后，又罹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之劫;不到半个世纪之间，“万园之园”连罹两次大劫，帝国首都北京也两次沦陷敌手。康氏作为曾经身处帝国权力中心的政坛风云人物，临此两度“国难”，又在异邦观此两度“国耻”之见证——圆明园流散文物，自然要比普通观众与游客更多一份复杂难言之忧愤。
驻足于圆明园遗物之中，注目于“圆明春山”玉玺之前，康氏百感交集，在游记中又特为此物加以注释说明称：
“圆明园毁于庚辛之役，是役法国与焉。此玺或庚申流落。嗟呼，京邑两失，淋铃再听，而不之戒，岂非安其危而利其灾耶！苟不若此，国安得亡。睹玺凄然。”
神思凄然之际，五味杂陈之时，康氏又挥笔写下了《巴黎观睹“圆明春山”玉玺思旧游感赋》长诗一首，全诗达46句之篇幅。
康氏在诗中，首先追述清康熙帝统治时期的国力昌盛，辅之以圆明园景观的盛世风貌的忆述。随后即对清中期以来“闭关锁国”政策导致的国力薄弱、保守落后之局面，深感痛惜与愤慨。语涉圆明园罹劫之事，更与流亡至巴黎又见圆明园遗物相联系，悲不自禁、伤心难抑，其苍凉沉郁之情，力透笔端纸背。诗中有云：
阿房一炬光亘天，热河三军泪沾臆。小臣步履伤怀抱，手抚铜驼叹荆棘。
岂意京邑两邱墟，玉玺落此无人识。逋臣万里游巴黎，摩挲遗玺心凄凄。
继参观欹规味博物院之后不久，康有为又赴乾那花利博物院参观。据其记述可知，该院于1879年开放，内藏来自中国的无数奇珍异宝，多为做工精细之选。其中宏大奇绝之物，如一整块碧晶，大为五六寸;又如一白玉大瓶，高为一尺多;再如一白玉山，高也约一尺多，其所刻峰峦楼阁以及人物极为精美。有十一个玉瓶，大小不一，但都十分华丽美妙。还有玉刻绮春园论十简，玉简的面、底部皆刻有龙，精美之至。其余五色玉盘、玉池、玉屏、玉磬、玉罗汉、玉香椽等，也都属精绝珍罕之物。所有这些馆藏品，康有为以为，皆是中国累世的精华瑰宝，其中也不乏圆明园流散文物。
概观从1866年至1905年间的关涉圆明园流散文物的诸般国人记述，张德彝、薛福成、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记述最具代表性，也最具可信度。因诸人曾经所具备的非同寻常的社会地位与资历，有案可查、确凿无误的亲历亲闻之事实，使其记述具有基本可以等同于史料的“准史料”价值。与此同时，又因其文笔之生动鲜明，且均曾作为著述公开出版，有相当的流传度与影响力，亦可视作难得的轶闻掌故。
不过，无论是以私人记述还是轶闻掌故的形式，关涉圆明园流散文物的海外见闻，国人终只能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拈提一二罢了。毕竟，这些文物已然从“战利品”化身为“收藏品”，散落在英、法、美等西方各国公私收藏机构之中了。至于充分观摩与深入研究，则只有海外“汉学家”群体才可得“近水楼台”之便了，中国学者至今也只能“望洋兴叹”而已。
不难发现，仅就学术研究价值而言，前述颇具代表性的张、薛、梁、康四人之国人记述，合在一起，亦抵不过那一部“洋书”——1904年在英国伦敦初版的，卜士礼所著《中国美术》（Chinese Art）。这亦是令人无可奈何，只能徒喚奈何之事况。
至2020年，圆明园罹劫160周年之际，仍无法准确统计出圆明园流散文物的具体数量与品名。岁月更迭，世纪蹉跎，数以百万计的园明园遗物，在被劫掠海外之后，迭经数次易主与迁移，有些恐怕已因种种原因彻底毁失而无迹可循了。如此这般，完全追求确切数据，逐一追索流失文物，不但皆非易事，一时也难以成事。
或也正因为如此，今日纪念“圆明园罹劫”的意义，除了铭记国耻与反对侵略之外，更应有知耻后勇、振兴中华之意。因为只有这样，方可避免重蹈保守落后之覆辙，方可避免重演“圆明园罹劫”这样的“国难”，方可使每一件历经艰辛、重归祖国的圆明园流散文物，重焕民族复兴之信念。
1923年：一部“洋书”中译本首现圆明园流散文物
自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掠以来，追寻圆明园建筑原貌与流散文物，已是国人的百年沉痛与世纪梦想。160年间，圆明园流散文物的确切数量、具体去向、品类、名称、图形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历史的变迁，业已成为难以完全破译的“密码”。
殊不知，早在近百年前，1923年6月，有一本名为《中国美术》（Chinese Art）的“洋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戴岳译，蔡元培校），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正是这一部“洋书”中译本，率先向中国读者透露了圆明园流散文物的一部分去向，更輔之以大量图版，令中国读者首次观瞻到了这一部分圆明园流散文物的真容。
可以说，这样一部“洋书”的出现，给予了破译圆明园“密码”的最初线索与难得契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重要文献。可时至今日，仍少有国内读者及研究者提及此书，更谈不上据此破译圆明园“密码”了，这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事实上，仅仅从书名着眼，此书很容易被归于当年大量舶来的西方学者所著中国艺术研究类著述之列。至于其内容品质是否出众，专业水准是否高超，国内一般读者乃至非艺术类专业读者，一时都很难予以品评，以至于很容易忽略此书。即便此书中译本初版七年之后，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向达所撰《圆明园罹劫七十年纪念述闻》第三章，专列为“述近出关于圆明园之各种资料”，对此书也未有丝毫提及。简言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者，对此书及其中译本，根本未予重视，甚至并不知晓。加之此书售价不菲，定价大洋两圆，国内一般读者也难以即刻抉择是否购置研读。
粗略翻检此书，不难发现，书中图版极其丰富，从单页铜版图至文中插图，合计达235幅。是书卷上卷下插配的中国艺术品图片，分别为100幅与135幅。如果以“图文并茂”来衡量此书，这样一部涵盖雕刻、建筑、玉器、漆器、陶瓷、玻璃（琉璃）、珐琅、首饰、织物、绘画等各个中国艺术领域的研究著述，既有简明介绍与解说，又配有相当丰富的图例，自然还是颇有一番看点的。至少，对于对中国艺术有一定兴趣，且希望做一番概观式了解的读者而言，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仅据笔者所见，查阅此书版权页，可知此书自1923年6月初版之后，次年4月即再版，1928年8月三版;“九一八事变”之后，1934年4月又印行了“国难后第一版”，1937年3月还印行了“国难后第二版”。十余年间，此书至少有五版面市，即便不算是畅销书，亦可算作常销书了。
列举上述观感与数据，当然不是为了表明此书在中国艺术研究领域的某种价值，而是为之深感遗憾，此书中译本一度常销于国内，当时却未能引起中国学者之注意，至今仍少见国内研究者提及。
其实，只需略加检视书前序言（初版序）与书末附录图注，便可从中窥见端倪。譬如，初版序言中提到“今为读此书者便于参考标本起见，所举之例，皆中国物之现存吾英国博物院中者。每篇之首，略述其源流变迁，及其物之制作人物及地点”。也即是说，除却卷上雕刻、建筑部分的配图为尚在中国境内的不可移动文物之外，卷上其余所涉玉器、漆器部分内容的数十幅插图，以及卷下陶瓷、玻璃（琉璃）、珐琅、首饰、织物、绘画部分内容的135幅配图中的中国艺术品，皆为英国各大博物院、公私收藏机构的藏品。这里边有无圆明园流散文物，初阅此书者（尤其是当时的中国读者）若稍有敏感之心，即会带着这一预设之问，详见检阅一番罢。
珍宝丛中，带着英法联军焚园火斑的清宫香炉
此时，若再略微翻至书末附录的图注，中国读者的预设之问，即刻迎刃而解——书中不但确有来自圆明园的流散文物，而且品类与数量还颇具规模。不难发现，征引圆明园流散文物来做所谓“中国艺术”的研究与展示，或许本就是原著者自鸣得意、引发关注的那么一点“创意”所在。略观此书卷下部分附录135幅插图图注的内容，可见注明得自圆明园者，仅珐琅器与首饰类器物已有如下五种：
第九十图，外镶珐琅香炉，上有盖，刻释家图像，圆明园中物;高十一寸，径十三寸。
第九十一图，外镶珐琅象，背负花瓶，得之于圆明园中;高十四寸，长十六寸五分。
第九十二图，外镶珐琅冰函，盖镂花纹;怪狮立其上，二回民像跪承之;乾隆时制;高二尺四寸五分，长三尺七寸二分五，得之于圆明园。
第九十七图，有盖圆盒，槌成花纹，填蓝黑色珐琅，外镀金，内填翡翠色珐琅;高五寸二分五厘，径十五寸二分五厘，得之于圆明园中。
第一百零九图，得于圆明园中之凤冠，以镀金银丝结成花钗，像蝙蝠之形;饰以翠羽及珠旒;高六寸八分七厘五，阔十寸三分七厘五。
一旦从附录图注中看到这得自圆明园的珐琅香炉、象形花插、冰函、圆盒、凤冠五种，对于初次读到这一部“洋书”中译本的中国读者而言，恐怕即刻心中便会升腾起一种很难释怀的情绪，随之更为仔细地翻检全书内容，是自然而然的阅读抉择了。
即刻，不但又会在此书卷上部分发现圆明园流散文物的身影，书中对这些文物的描述本身，往往还透露出不少重大历史信息及线索。譬如，卷上第三篇“雕金”部分，就提到了一只从圆明园中劫掠而来的明代香炉，其特别之处在于炉身之上竟留下了1860年焚毁圆明园时的火斑。原文记述如下：
“近世铜香炉，亦多有模仿古器者。如图五十四所示之炉，1860年得之于北京圆明园中。缘边及四脚宛似竹制，腹盖间雕卷云螭龙，顶钮亦然。两耳似螭龙，四足三爪。腰袅娜如蜥蜴，尾部纵裂，如图五十五所示。底塑六字，文曰‘大明万历年制’。万历间以善造铜器著名，故多有伪造此时款识以欺世贾利者。惟此炉为皇宫中物，且因1860年圆明园被焚，其上有为人所难伪造之火烧斑点，故确为万历时物无疑。” 又如，卷上第五篇“雕漆”部分（第145页），提到一对清代乾隆御制龙纹雕漆大瓶，也是自圆明园劫掠而来的北京雕漆的顶级作品。书中这样写道：
“千八百六十年，英法联军破北京，劫圆明园，掠取其中之漆器宝物，故至今英国博物院中，陈列北京雕漆独多。内有二大瓶，高三尺，相传乾隆时作。乾隆时者，清代工艺最盛之时也。其瓶之一，示于图八十六。周身卷云中雕五爪龙。珠嵌其间，赫弈有光。龙五爪而数为九。九者，老阳之数也，惟人君乃能用之。瓶之某部雕叶状花边，口部以镀金银圈固之，缘边则刻卐字纹。”
据此评述，可知当时英国博物馆中，所陈列的中国漆器珍品，大多劫自圆明园，属于清代皇室用品。如今，参观英国VA博物馆，书中提到的这一对清代乾隆御制龙纹雕漆大瓶，仍赫然在列。在展陈空间布置上，馆方还曾一度在这一对大瓶之间，摆放了一座雕漆极其精湛富丽的宝座;这一宝座，虽未见载于《中国美术》（Chinese Art）一书，但其形制工艺也应同为清代皇室用品。
正在笔者为此宝座是否亦为圆明园旧物心怀揣测之际，又偶然在一份近90年前的中国国内旧刊物上，发现了相关线索。原来，早在1933年，上海《时代》杂志第4卷第9期之上，即已刊发了此宝座照片，并配有文字介绍称，“八国联军英国夺去之我国乾隆皇帝宝座现存伦敦博物院”。
这一则简短却弥足珍贵的图文介绍，不但是国内报刊中较早指出清宫内廷流散文物海外具体下落者，也使得《中国美术》（Chinese Art）书中所言因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故至今英国博物院中，陈列北京雕漆独多”这一事实，又添加了一个“补注”，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际，英军再度劫掠了包括圆明园在内的清宫内廷诸处，仍然特别偏重于劫掠雕漆器物，此乾隆皇帝宝座恰为见证。
此外，卷上第六篇“琢玉”部分（第167、168页），还提到了一件多种宝石制成的朝珠与另一件碧玉龙纹蟠寿瓶，皆自圆明园劫掠而来。书中如此记述：
“示于图九十二者，为朝珠。1860年，得之于圆明园。其数一百零八，多以琥珀制成。惟其中有三大者，则以绿灯柱玉制之，配分三处。又有三十粒小者，以钢玉制之，分串三绳。三绳下各附小坠，亦钢玉制成。中央悬一玉牌，四周嵌银，内填翡翠。”
“第九十六图之瓶，亦圆明园中物。全身由碧玉制成，上有盖，盖顶镂五龙。四角外出，两耳作龙形，有环套其中。足为圆形。腹面雕浅突卐字花带。内刻寿字六，每寿字左右，皆以龙翼之，所谓双龙蟠寿也。”
《中国美术》著者身份之揭示
诸此种种内容，初读者一掠而过，亦可得之一二。此外，关涉圆明园流散文物，原著作者无意或有意遗漏文物出处及说明者，更兼中译有所误漏之处，书中恐怕还有不少。即便如此，仅此三言两语之记述，却已足可令初读者动容感愤——竟有如此之巨量、如此之宝贵的圆明园流散文物被劫掠而去，何以竟有如此毫无掩饰之意的原著作者，将此令中国读者痛心疾首之物频频纳入专著，还要以此为典型来解说所谓“中国美术”？
更有甚者，原著作者甚至在书中断言，“中国珐琅物品之陈列英国博物院中者，多而且善。其重要者，都于1860年時自圆明园掠来”。查是书卷下第九篇“珐琅质”部分之配图，计有19件中国珐琅器单独摄图。据此断言，几乎可以判定，这19件中国珐琅器皆极可能全部自圆明园劫掠而来。
那么，问题接踵而来：这原著作者究系何方神圣，竟有如此断言之魄力？如此这般，就有必要约略了解一下原著作者与原著初版的相关情况了。
此书中译本初版之时，原著作者扉页署名为“波西尔”，图书预售广告上又称其为“白谢尔”，全书最末的版权页上则署有英文原名S.W.Bushell。据考，此书作者英文全名为Stephe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曾于1868年至1900年居于北京，出任英国驻京大使的医生。因其精于古董鉴赏，又长期驻华公干，曾受大英博物馆及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以下简称为VA博物馆）的委托，在北京搜购中国文物。
事实上，此人还有另一个在所谓“古玩行”与“汉学界”通行的中文名“卜士礼”。在当时海外古玩与汉学两界，卜氏曾是大名鼎鼎的“跨界”达人，最为精通的乃是对中国瓷器的收藏与鉴赏。曾编译中国明代项元汴所撰《历代名瓷图谱》（Chinese porcelain），正是这一部于1908年在英国伦敦出版的、专为西方读者展示与鉴赏中国瓷器的图书，令其声名鹊起。
殊不知，在因编译出版《Chinese porcelain》一书而扬名之前，早在1904年，卜氏即应英国VA博物馆之请，编制出版了《中国美术》（Chinese Art）一书。此书初版本的封面下端，明确印有“Victoria & Albert Museum Art Handbooks”字样，意即“VA博物馆艺术手册（导览）”。纵观书中所收中国艺术品照片之插图，大多摄自VA博物馆藏品，可知《中国美术》（Chinese Art）一书，初版时可能确系为VA博物馆赞助定制之物。
仅据笔者所见，《中国美术》（Chinese Art）一书，自首卷1904年初版（二卷1906年初版）以来，迭经1907、1909、1911、1914、1921、1924年六次再版，可谓畅销一时且长销不衰，在西方读者群体中应有相当影响。此书中译本于1923年6月初版，已在此书英文初版近二十年之后，英文原版第六版印行两年之后了。
遥思1904—1923年，这整整二十年间，中国国内尚无系统论述圆明园流散文物的任何著述与图书公开出版，即或偶有一些海外游历见闻与感言之类发表，或者偶有一些掌故笔记之类的只言片语有所流传，也仅仅是见诸一些读者群体极其有限的报刊一隅。
遗憾的是，时至1923年6月，中译本《中国美术》（Chinese Art）一书终于面市，可能因其书名笼统且偏于专门，加之当时售价也较昂贵，并未受到国内非专业读者的普遍重视，其流行度与影响力都相当有限。时至今日，此书无论英文原著还是中译本，在中国国内的读者也并不广泛，相关学者与研究者也少有提及。 《国粹学报》：最早披露英国所藏清宫文物的国内刊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卜士礼《中国美术》（Chinese Art）一书，在英国再版一年之后，时为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书中的一些插图及图注，就已然在中国国内出现了。
原来，《国粹学报》从1908年第一期开始，至第四期刊物（即第四年戊申第一至四册）之上，陆续刊发了一些《中国美术》（Chinese Art）一书中的插图。换句话说，《国粹学报》早在1908年初，即在中国国内率先刊发了当时以VA博物馆为代表的英国博物馆中所藏的一些清宫文物之照片，并附有简要说明。
恐怕也是受到了《中国美术》（Chinese Art）一书的影响，转载于《国粹学报》上的这些图片，一律称之为“中国美术品”。不过，将“雕金”类器物，转译成了“镂金器”;“珐琅质”器物，则译为了国内当时通行的“七宝烧鑞”之称谓。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美术》（Chinese Art）卷下第九十一图之“外镶珐琅象”，第九十二图之“外镶珐琅冰函”，分别出现在了《国粹学报》1908年的第一期与第三期之上。图注说明均译称其为“颐和园旧物”，与1923年《中国美术》（Chinese Art）一书中译本的译称“圆明园中物”，有所区别。
这一中文译称区别，源自对英文原著中的“The Summer Palace”一词的不同理解。事实上，英文“夏宫”一词，本即皇帝行宫之意，针对大清帝国使用这一词汇，即可代指颐和园，亦可指称圆明园。也正是因为“夏宫”这一不确定的代指名词，成为如今对海外清宫流失文物判定来源的最大困扰。除非文物著录有明确的“圆明园”这一名称的中文拼音代写（Yuan-ming-yuan），否则文物来源既有可能为圆明园，亦无法排除来自颐和园的可能性。
事实上，经过1860年的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1900年的八国联军再次洗劫圆明园及清宫内廷（紫禁城、颐和园、中南海等处），这两次浩劫之下，圆明园与颐和园及清宫内廷诸处的巨量文物与珍宝，随之流散混杂于海外，至今确已很难区分其原始来源了。
概而言之，如今英法等国博物馆或私人藏品中，但凡著录其来源为“The Summer Palace at Peking（Beijing）”者，都无从确定其原始来源的唯一性。无论是《国粹学报》所译介的英国博物馆所藏“颐和园旧物”，还是《中国美术》（Chinese Art）中译本一些称之为“圆明园中物”的清宫流散文物，至今仍无从确定其原始来源的唯一性。
不过，原著者卜士礼在《中国美术》（Chinese Art）行文中，明确指出了大量漆器、珐琅器、朝珠、凤冠、铜香炉等物，源自1860年的英法联军，这就已然确定这些文物即为英法联军自圆明园中劫掠之物了。在此，也就不存在对“The Summer Palace at Pekin（Beijing）”的译称争议问题了。尤其是该书卷上第三篇“雕金”部分，提到的那一只从圆明园中劫掠而来的明代香炉，炉身之上留下了1860年焚毁圆明园时的火斑，这一特别介绍，乃是卜士礼对确定海外圆明园流散文物身份的又一特别“贡献”罢。
圆明园流散文物：“战利品”→拍卖品→收藏品→“藝术品”
诚然，《中国美术》（Chinese Art）一书所透露的圆明园流散文物信息，充其量却也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的“一角”而已，可对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读者群体而言，是极其难得，也是弥足珍贵的。通过对此书撰著旨趣与圆明园文物流散的历程相联系，还可从中体味到，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之后，对这一场侵略战争所谓的“战利品”所持不同立场。
生于老牌殖民帝国、惯于远征侵略劫掠的英军，劫掠圆明园之后，迅即将这些“战利品”中的一批精品挑选出来，捐献给他们所效忠的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这样专门选送给帝国女王的一批精品，有的直接被纳入皇家收藏，有的被划拨给了大型公立博物馆，如大英博物馆与VA博物馆。没有被选中捐献的那一部分，则主要是通过拍卖来实现流转，这时的“战利品”又被转化为拍卖品，最终成为前来竞买的公私藏家的收藏品。
据考，仅仅是1862年，英国伦敦的菲利普与佳士得两家拍卖公司，就举行了八场圆明园文物专场拍卖，非专场拍卖会更达数十场之多。此后，归置于各大公私博物馆的圆明园流散文物，统统转化为看似“合法”的收藏品，继而陆续为英国乃至西方学者、收藏家、鉴赏家所关注，又进一步将其纳入所谓“艺术品”范畴加以研究。就这样，被英军劫掠的圆明园文物，大致在短短十年间（1861—1870），悄然历经了“战利品”→拍卖品→收藏品→“艺术品”的身份蜕变之旅。
相较于惯于远征侵略劫掠的英军，同样“凯旋”归国的法军，在国内受到的“待遇”则与之颇有差异。一方面，法国国内报刊媒体大多乐于公开披露这批得自圆明园的“战利品”，相关信息比比皆是，这批“战利品”及这场侵略战争的“内幕”更是时时浮现。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法国民众对法军的劫掠感到羞耻与愤怒，因之予以指斥。其中，最著名的批评更是来自法国著名作家、一代文豪维克多·雨果，称圆明园为“中国的凡尔赛宫+罗浮宫+法国国家图书馆”，为无与伦比的人类文明之宝贵财富，而劫掠者法军司令蒙托邦将军的行径，是毁灭人类文明的暴行，是使法国蒙羞的丑行。
对于劫掠圆明园而来的这批“战利品”，法国国内社会舆论出现分歧与对峙，随之而来的社会影响也一分为二。一方面，报刊媒体继续深入报道各方信息，留下数量颇丰，内容颇具研究价值的历史文献;另一方面，陆续归国的法军军官与士兵，纷纷将“战利品”付诸拍卖兑现，不愿意再保有这些颇惹非议的“纪念品”，因之又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拍卖会及拍卖目录。这些当年的法国报刊与拍卖目录，皆为今日探研圆明园流散文物的重要参考资料。
譬如，在法国杜伊勒里宫展出圆明园被劫文物的场景，当时即被制作成线条清晰、便于印刷的钢版画，大张旗鼓地刊印于法国巴黎《画刊》（L’ILLUSTRATION，JOURNAL UNIVERSEL）之上。金铜编钟、金铜佛塔、金铜龙、景泰蓝香炉、玉如意、花插与烛台等等，乃至于各式中国兵器簇拥着的乾隆皇帝御用铠甲（甲衣中添绘容貌颇似西方人之皇帝像），皆逐一列置于刊物版面之上，仿佛从中国皇家瑰宝直至中国皇帝本身，皆被法军全部席卷而归了。这些圆明园中的瑰宝，此刻是作为“战利品”，通过法国人印制的报刊，来向整个世界展示与宣扬的。 这些“战利品”，如今有案可查者，大多数成了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的恒久陈设品与收藏品。自1863年首次装置陈设之后，一直展出至1975年。1984年开始修缮，至1991年完工后重新开放至今。而当年《画刊》上居于版面中央的乾隆皇帝御用铠甲、御用佩刀等兵器（实物图像曾出现于郎世宁所绘的《乾隆大阅图》之中），则被移置至法国军事博物馆。
除此之外，通过搜寻法国巴黎德鲁欧拍卖行的拍卖目录，更可以看到如今珍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那一部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的流转历程。据统计，法军自圆明园劫掠而来的“战利品”，在1862—1870年间，通过德鲁欧拍卖行，前后共举办了115次拍卖会。如果不是普法战争爆发，这样的拍卖会恐怕还会持续数年。
在这115次拍卖会中，1862年2月26日至3月1日的持续四天的“杜潘特卖”，最为引人注目。正是在此次拍卖会上，法军“战利品”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圆明园四十景》被送上了拍场。这是一组由四十幅对开绢画组成的，右图左诗，绘述圆明园最具代表性的四十处风景的艺术作品。拍卖目录中，毫不掩饰地向竞买者指出这一拍品的独特价值，称“这是惟一一部为我们留下圆明园被毁前景象的作品”。
或许是因为《圆明园四十景》这样的“战利品”，本身也象征着法军参与劫掠与焚毁圆明园的暴行;或许就是因为拍卖目录上毫不掩饰的宣传之语，法国国内社会各界对此又生争议与批评。为平息社会舆论，劫归此物并将之付诸拍卖的杜潘上校，还因之受到了军方的“停职”处分。
概而观之，被法军劫掠的圆明园文物，虽然与英军归国后的情形有一些差异，但大致还是在近十年（1862—1870）的时间区间之内，仍然历经了“战利品”→拍卖品→收藏品→“艺术品”的身份蜕变之旅。只不过，较之英国人而言，法国人对这批“战利品”进行拍卖流转的速度与频度，要更快更多一些;而当这批“战利品”已然转化为收藏品之后，将其内入学术研究领域，使其再化身为“艺术品”的速度与频度，似乎要缓慢一些罢了。
掌故余闻：名园废墟与流散文物之追怀
话说清光绪帝的英文教师张德彝（原名张德明，1847—1918），曾任清国驻英、意、比等国公使。早在1866年，张氏作为大清帝国年仅20岁的青年才俊，以同文馆优秀毕业生、清政府首次（也是中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首次）赴欧旅游团成员身份出国游历，归国后写成日记体游记《航海述奇》一书（上海申报馆铅印本）。
据书中记述，1866年四月初四这一天，张氏在英国游历，偶然间发现一处专门售卖圆明园流散文物的古董店。此处货架“上下罗列者，皆中国圆明园失去之物，置此赁卖”，可供顾客挑选的中国古董品类，也是应有尽有，包括“龙袍、貂褂、朝珠、太后朝珠、珠翠、玉石、古玩、诸般画轴、神像、金鸡。其中天马、银鼠等衣，皆御用之物”。
仅就笔者所见，张氏这一则记述，应为国人于海外亲睹圆明园流散文物的最早记述。记述之时，已为圆明园罹劫六年之后，海外仍有这样的“专卖店”存在，一方面可见英法联军当年劫掠数量与品类之丰，另一方面也可见海外售卖“战利品”并无任何限制，是官方默认的、合法化的经营常态。
继张氏首先在海外发现圆明园流散文物“专卖店”之后，清末外交官薛福成（1838—1894）在其《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1891年上海著易堂铅印本，1892年上海鸿宝斋石印本）中，又出现了一则关于圆明园流散文物的海外见闻。这一次，乃是在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院中，发现了圆明园旧藏玉印。
据薛氏日记所载，1890年闰二月三十日，在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院中，薛氏发现特别开辟的“中国展室”中“有圆明园玉印二方。一曰‘保合太和’，青玉方印，稍大。一曰‘圆明园印’，白玉方印，稍小。”薛氏日记中的这一则记述，虽较张氏日记的时间晚了20余年，可确切说明了文物形制及基本特征，自然又更增一层史料价值了。
时至1903年五月初七日，晚清“维新派”思想家、著名学者梁启超（1873—1929）又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院发现了大量中国文物，其中“中国宫内器物最多”。梁氏认为，这些器物半数为圆明园旧藏珍品，另一半则为美国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时，于1900年从北京皇宫中劫掠的。
在这些已为美国馆藏珍品的圆明园流散文物中，一块清咸丰帝曾使用过的怀表，特别引起了梁氏的关注。为之记述称，“其雕镂之精巧，殆无伦比。表大不过径寸，其外壳椠两裸体美人倚肩于瀑布之上，两鸟浴于瀑布之下。表机动则瀑布飞沫，诚奇工也。”此外，还有“雕玉物品、雕金物品、古近瓷器几数百事，并庋一龛，不遑枚举。”这些见闻，都被梁氏写入了《新大陆游记》一书，当年（1903）即在日本横滨新民丛报社初版，此后在中国国内又多次再版印行。此书在梁氏生前死后均有多种单行本面市，后更收入梁氏全集，读者众多，流行久远。
应当说，梁氏《新大陆游记》一书的畅销与常销，无论从版本种类、印行数量还是发售周期来比较，比之张德彝《航海述奇》与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对于国内读者的影响都更为持续深远。梁氏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院的所见所闻——在英法两国之外的博物院中也发现圆明园流散文物的事实，也势必随此书广为传播而为国内读者所周知。
时至1905年夏，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海外的康有为（1858—1927），從德国转赴法国游历之际，又在两处博物院中亲睹圆明园流散文物，为之沉痛感慨，发出了著名的“伤心”之叹。这两次参观经历，康氏写入《欧洲十一国游记（第二编）》一书，于1907年3月由上海广智书局初版。初次参观经历之记载，原文摘录如下：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游法国欹规味博物院。此院一千七百年路易十四所开。来游此乎，则伤心处矣！郜鼎入于鲁庙，大吕移于齐台。中国内府图器珍物在此无数，而玉玺甚多。则庚子之祸也。呜呼！观内府玉印、晶印无数，其属于臣下者不可胜录。今摘御玺录于下：
一、乾隆御笔白玉方玺：高、广二寸，篆文。二龙争珠纽，雕刻极精。二、“保合太和”碧玉玺：方二寸半，龟纽，篆文。三、“烟火长春”汉玉印：壶芦样，长二寸，篆文。四、“圆明春山”绿白玉玺：方广寸半，篆文。 此刻，曾矢志为大清帝国“变法图存”与“维新求亡”的“新党”魁首，却终因“变法”失败被迫流亡海外、周游列国的康有为，亲睹异国博物院中陈列着的代表帝国皇权的清帝御玺等物，真可谓“伤心人”到了“伤心处”，不由得要大发“伤心”之叹了。
在那些触目伤心的帝国瑰宝之中，康氏对“圆明春山”玉玺，印象最为深刻。睹物思园，令其追忆起清末（约1895年前后）游圆明园遗址时的情景。当时，园中尚余一些较为完整的建筑景观遗迹;譬如，矗立一隅的西洋楼尚未完全毁圯，比之后来、如今所见只余门楼的情形还迥然有别。康氏忆述称：
“记十年前曾游圆明园，虽蔓草断砾，荒凉满目，而寿山福海，尚有无数殿亭，有白头老监守之……有白石楼一座三层，玲珑门户，刻画花卉，并是欧式，盖圣祖（即康熙帝）所创。当时南怀仁、汤若望之流所日侍处也。圣祖疏通知远，早创此式。以广鲁于天下，孔子之为明堂制也。上圆下方，三十六牗，七十二户，皆为今欧美之先河。”
在康氏眼中，圆明园中的西洋楼，其建筑样式与体系，简直可称是西洋现代建筑的“祖本”。通过追忆自己在圆明园中的一次旧游，认定自清康熙帝始，即“早创此式，皆为今欧美之先河”。姑且不论康氏之说理据是否充分，只是不妨据此设想，那流散于法国巴黎的“圆明春山”玉玺，勾起了康氏这一番追忆与评述，这确实是自然而然的“人之常情”罢。
或可进一步推想，此“为今欧美之先河”的西洋楼，在康氏旧游之前即罹1860年英法联军焚掠之劫;康氏流亡海外之后，又罹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之劫;不到半个世纪之间，“万园之园”连罹两次大劫，帝国首都北京也两次沦陷敌手。康氏作为曾经身处帝国权力中心的政坛风云人物，临此两度“国难”，又在异邦观此两度“国耻”之见证——圆明园流散文物，自然要比普通观众与游客更多一份复杂难言之忧愤。
驻足于圆明园遗物之中，注目于“圆明春山”玉玺之前，康氏百感交集，在游记中又特为此物加以注释说明称：
“圆明园毁于庚辛之役，是役法国与焉。此玺或庚申流落。嗟呼，京邑两失，淋铃再听，而不之戒，岂非安其危而利其灾耶！苟不若此，国安得亡。睹玺凄然。”
神思凄然之际，五味杂陈之时，康氏又挥笔写下了《巴黎观睹“圆明春山”玉玺思旧游感赋》长诗一首，全诗达46句之篇幅。
康氏在诗中，首先追述清康熙帝统治时期的国力昌盛，辅之以圆明园景观的盛世风貌的忆述。随后即对清中期以来“闭关锁国”政策导致的国力薄弱、保守落后之局面，深感痛惜与愤慨。语涉圆明园罹劫之事，更与流亡至巴黎又见圆明园遗物相联系，悲不自禁、伤心难抑，其苍凉沉郁之情，力透笔端纸背。诗中有云：
阿房一炬光亘天，热河三军泪沾臆。小臣步履伤怀抱，手抚铜驼叹荆棘。
岂意京邑两邱墟，玉玺落此无人识。逋臣万里游巴黎，摩挲遗玺心凄凄。
继参观欹规味博物院之后不久，康有为又赴乾那花利博物院参观。据其记述可知，该院于1879年开放，内藏来自中国的无数奇珍异宝，多为做工精细之选。其中宏大奇绝之物，如一整块碧晶，大为五六寸;又如一白玉大瓶，高为一尺多;再如一白玉山，高也约一尺多，其所刻峰峦楼阁以及人物极为精美。有十一个玉瓶，大小不一，但都十分华丽美妙。还有玉刻绮春园论十简，玉简的面、底部皆刻有龙，精美之至。其余五色玉盘、玉池、玉屏、玉磬、玉罗汉、玉香椽等，也都属精绝珍罕之物。所有这些馆藏品，康有为以为，皆是中国累世的精华瑰宝，其中也不乏圆明园流散文物。
概观从1866年至1905年间的关涉圆明园流散文物的诸般国人记述，张德彝、薛福成、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记述最具代表性，也最具可信度。因诸人曾经所具备的非同寻常的社会地位与资历，有案可查、确凿无误的亲历亲闻之事实，使其记述具有基本可以等同于史料的“准史料”价值。与此同时，又因其文笔之生动鲜明，且均曾作为著述公开出版，有相当的流传度与影响力，亦可视作难得的轶闻掌故。
不过，无论是以私人记述还是轶闻掌故的形式，关涉圆明园流散文物的海外见闻，国人终只能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拈提一二罢了。毕竟，这些文物已然从“战利品”化身为“收藏品”，散落在英、法、美等西方各国公私收藏机构之中了。至于充分观摩与深入研究，则只有海外“汉学家”群体才可得“近水楼台”之便了，中国学者至今也只能“望洋兴叹”而已。
不难发现，仅就学术研究价值而言，前述颇具代表性的张、薛、梁、康四人之国人记述，合在一起，亦抵不过那一部“洋书”——1904年在英国伦敦初版的，卜士礼所著《中国美术》（Chinese Art）。这亦是令人无可奈何，只能徒喚奈何之事况。
至2020年，圆明园罹劫160周年之际，仍无法准确统计出圆明园流散文物的具体数量与品名。岁月更迭，世纪蹉跎，数以百万计的园明园遗物，在被劫掠海外之后，迭经数次易主与迁移，有些恐怕已因种种原因彻底毁失而无迹可循了。如此这般，完全追求确切数据，逐一追索流失文物，不但皆非易事，一时也难以成事。
或也正因为如此，今日纪念“圆明园罹劫”的意义，除了铭记国耻与反对侵略之外，更应有知耻后勇、振兴中华之意。因为只有这样，方可避免重蹈保守落后之覆辙，方可避免重演“圆明园罹劫”这样的“国难”，方可使每一件历经艰辛、重归祖国的圆明园流散文物，重焕民族复兴之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