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事件”后，孙中山改变了对共产国际若即若离的态度，开始以俄为师，强化党的机器，提升“党力”。
　　1922年6月16日，广州还处在雨季，时有暴雨倾盆。晚10点左右，城内忽然大雨如注，令包围观音山总统府的粤军守备松懈下来。总统府卫士队侍卫副官黄惠龙和马湘乘机带着宋庆龄逃出粤军的包围圈。
　　两天后，何香凝在珠江南岸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的一个小房子里，找到了虚弱的宋庆龄：她在逃亡的途中小产了。
　　“陈炯明事件”后，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一年的孙中山改变了对共产国际若即若离的态度。

惨酷失败

　　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割据，国家分裂，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有名无实。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不断碰壁，只有长期退居上海著书立说。
　　1921年5月，孙中山回到广州根据地，建立护法政府。为了对抗北洋政府，孙中山决意要以革命武力，尽快统一中国，“重新重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比现在的共和国家还好得多”。
　　但是陈炯明的“叛变”给了孙中山致命的一击。事变中，广三铁路局长被杀，财政次长廖仲恺遭囚禁险些遇害，总统府被夷为平地。29岁的宋庆龄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说：“我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命。”
　　1922年6月17日，80岁的广州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得知陈炯明事变，连日里奔走各方稳定局势，忧劳成疾，于6月23日去世。彼时，孙中山一直通过伍廷芳与在广州的美国领事馆进行着谈判。美国只承认北京政府，不承认孙中山的广州政府，谈判非常艰难。伍廷芳的去世，让孙中山获得美国援助的期望破灭。
　　此外，因北伐军被迫在北上途中返回广州救难，孙中山一力促成的第二次北伐护法行动（这也是他和陈炯明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宣告失败。
　　8月9日，孙中山见守在广州已无济于事，随即乘船离粤前往上海。
　　5年前，孙中山曾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进行护法战争，因备受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退出广州。
　　1922年9月，孙中山在上海发布《就陈炯明叛变事件致海外同志书》，称其革命30年，出生入死，失败也不少，但是“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玉贞认为，此时孙中山处境极艰难，“几乎没有了任何可以依恃的力量”。
　　就在广州与陈炯明对峙期间，孙中山告诉一直秘密接触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同时也是苏俄外交代表团代表达林：“我相信，苏俄在危难之中也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决定到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则去苏俄。”并通过达林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写了一封短函，告知自己的艰难处境。

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曾在国内外推动民主革命思潮上起到巨大的作用。这本每期不超过8万字的薄薄刊物，不但是宣传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阵地，而且几乎每一期都会介绍另一个国家的政情和它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这就是同中国一样幅员辽阔、以农立国、农民和土地问题严重的俄国。
　　李玉贞通过对同盟会的研究发现，孙中山对于俄国的兴趣并不在沙皇的土地改革上，而是俄国革命武力推翻当政者的方式以及他们的革命手段，如暴动和暗杀。孙中山赞同列宁“只有推翻沙皇俄国才能进行社会改革”的革命道路。
　　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用俄国革命者“百折不回之志”和“以百年之时期摧毁俄国之专制政体”来鼓励侨胞。俄国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国际社会包括北洋政府一片孤立苏俄的声浪中，孙中山却在1918年亲自发电报支持这个新政权。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国民党史专家吕芳上认为，在当时那个军阀政治动乱时代，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推动下，“俄国以一个专制统治下的落后国家，成就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先例”，给予中国革命无限希望。
　　何香凝回忆，这一时期孙中山与列宁多有函电往来。孙中山一度想派人到苏俄学习，所以学习俄文“变成了很时髦的事了”，不但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这样的国民党骨干开始学习俄文，连汪精卫夫人陈璧君这样的人，也加进来一起学俄文。
　　孙中山认为革命需要有一个根据地，所以打算将军阀统治最薄弱的广州再次拿下。1921年5月，他在广州就任了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并准备以此为基地开始北伐。
　　这时，一个名叫斯内福利特的荷兰男子来到了上海。他就是日后被中国人习惯称为“马林”的共产国际代表。他带着一腔的热情，想要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种带给中国人民。
　　1921年12月下旬，马林在桂林见到了孙中山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物，并与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但这时的孙中山正忙于调和广东地方力量与西南军阀之间的关系，筹措北伐军费，争取国际支持，没有同意立刻与苏俄和共产国际公开结盟。但国民党其他领导向马林提出，苏俄可以提供军事援助，帮助其推翻北洋政府，并且“俄中两国联合起来可以解放亚洲”，国民党还可以派代表去苏俄学习。
　　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国共关系史专家杨奎松看来，马林的桂林之行就像是“发现了一片新大陆”。回到上海以后，马林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可能性，同中共中央和国民党领导人进行了商谈。但这个建议遭到陈独秀等共产党人的强硬抗议。
　　陈炯明事件后，孙中山对苏俄的态度积极起来。马林和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开始积极谋划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合作。
　　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热情洋溢”地将国民党描绘了一番。他说国民党的军官和士兵都很向往苏俄，并把国民党界定为一个“革命组织”，认为“共产国际应当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全力去帮助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不久力量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

一个新的革命党

　　8月25日，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八月指示”抵沪，与孙中山商谈了国共合作事宜以及国民党的改组。 　　中国社科院近代所革命史专家黄道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民党虽然有多年发展历史，但是在辛亥革命以前其组织是很松散的。“不像共产党，它没有一套完整的上下对应的领导体制。辛亥革命之后改组成国民党，要建立政权，参与国家政治。原来更多依赖精神感召，现在要进入实际政治，它就要强化领导体制。”

　　二次革命失败后，1914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国革命党。1919年，他在上海法租界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党内设总理一人“综揽党务”，党员被强力要求服从总理。但与民国初年的国民党甚至辛亥时期的同盟会相比，它的力量已经相距甚远。因为处于秘密的状态，党务不能公开，日常工作的展开和交流几乎无法进行。
　　李玉贞教授认为，此时的中国国民党连“在野”都算不上，“很难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吕芳上则认为，这时威权领导式的国民党只不过是个“孙中山党”，因为这个党显示的只有“个力”而没有“党力”。
　　1920年，孙中山开始整顿党务，让陈炯明的粤军集体入党，成为国民党最早的一支“党军”;还让国民党指导广州地方工人运动发展。后一种做法给马林留下了深刻印象，称之为“社会革命化”的一桩伟业。
　　但两年后的陈炯明事件粉碎了孙中山的“广东实验”。陈炯明作为重要革命干部却背叛“党军”，令孙中山意识到他的“党机器”需要一番彻底的修理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正好给孙中山提供了一个取法对象。
　　1922年8月23日，在马林拜访孙中山之前，32岁的李大钊作为中共的代表，至上海莫里哀路29号与孙中山进行了数次长谈。除“畅论建国方略”，两人还讨论了振兴国民党、振兴中国的问题。
　　8月29日，经马林提议，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在会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与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陈独秀在1929年的《告全党同志书》中回忆，当时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
　　在合作方式上，马林再次提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判断，国民党组织非常松懈，共产党员加入不会受到约束，遂认为该方式是在当时条件下实现两党合作的可行方法。
　　会后中共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留共产党党籍，“后者对于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
　　李大钊在孙中山的“亲自主盟”下加入了国民党。据汪精卫回忆，李大钊曾对孙中山直言无法脱去第三国际党籍，“总理答他，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1922年9月初，年轻而充满热情的共产党人逐个加入国民党。陈独秀也经孙中山介绍加入了国民党，还成为国民党改进草案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孙中山“容共”的做法引起国民党内一些成员的不满，孙中山则回应：“在宣传组织方面，共产党人更具奋斗精神，更有才干些。”
　　更重要的是，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有着国民党非常需要的东西。黄道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强调信仰，强调党的超越性地位，党是至高无上的。信仰之下强调纪律，强调服从，强调一致，强调力量，国民党这些方面都比较欠缺。没有纪律，党的力量无从发挥。在强化党的机器这一点上，孙中山不抵触，他只是抵触背后的有些理念。”
　　一个半月以后，新的中国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形成了。这一次党务问题不再是孙中山一人独揽，而是由一个专门委员会集体起草，并经过各省国民党代表多次审议，再交孙中山核定。
　　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宣言》在上海发表，国民党首次公开说明自己的政治理念和革命目标。在次日的国民党改进大会演说中，孙中山进一步阐述，“师俄”是为扩大组织，扩大宣传，“折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传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
　　同时，孙中山指出革命的三个策略阶段——政治进行即与军阀打交道、军事进行即讨伐陈炯明、党务进行即国民党改组，而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军事进行没有成功的把握，唯有党务进行是“有胜无败的”。

联俄

　　1923年1月17日，苏联（1922年12月苏联成立）驻华代表越飞与北洋政府的谈判陷入僵局，遂南下到上海与孙中山接触。
　　经过数轮谈判，1月26日，双方签署了《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尽管急于寻求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但孙中山拒绝用共产主义代替三民主义，也没有放弃领导权。不过他在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上做了让步，以期得到俄国的人力物力援助。
　　至此，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联俄”政策开始。
　　1923年初，陈炯明被孙中山的讨伐军逼退到惠州，孙中山第三次回到广州。3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自任大元帅，掌握一切重要政务和人事任免的权力，并统帅各军。由于埋头于军政事务，他暂缓了国民党改组事宜。
　　5月1日，孙中山得到越飞的密电，获知莫斯科愿意提供200万金卢布、8000支日本步枪、15挺机枪、4门奥里萨卡炮和2辆装甲车的援助。他开始致力于在广州和西北攻打军阀的军事计划。
　　这让期待国民党改组的马林感觉焦虑。马林推动中共中央致函孙中山，要他停止在华南的军事行动，积极改组扩大阵地，孙中山回应说：“党只有到紧急关头才能一马当先。现在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
　　长期以来国民党没有一兵一卒，全靠孙中山在各个军阀之间周旋。粤军入党后，孙中山曾寄望于陈炯明，希望他将这支军队教育成“有主义的革命军”，但孙中山失望了。 　　在李玉贞教授看来，彼时孙中山向往苏联的党国和党军制度。“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如有一个主义明确的政党来统率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再施以严格的训练，其战斗力自然强于军阀们乌合之众的雇佣兵。”
　　而苏联红军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其政治组织能力。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国民党史专家王奇生认为，苏联红军“能将严密的党组织细胞置入军队的各级系统之中，以保证军队绝对服从于党的组织权威和意识形态权威”。
　　越飞在密电中告诉孙中山，还可援助国民党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这表示，苏联不会直接帮助国民党建立军队，而只打算帮助其做一些“军事准备”。
　　8月，在陈炯明事件中“护主有功”的蒋介石作为团长，带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前往苏联取经。蒋介石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和苏联专家讨论“北京西北及京畿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建议”，即孙中山在西北建立根据地、讨伐北洋政府的“西北计划”。
　　但他在苏联碰了软钉子。苏方希望国民党“集中力量做政治工作”，而不是急于采取军事行动。
　　不过蒋介石总算不虚此行，他获得了让国民党军事干部进入苏联军校学习的机会。

改组国民党

　　10月6日，一位新的共产国际代表被派来广州。
　　由于政治观念的差异，马林与孙中山的关系恶化，于8月离开中国回到共产国际。新来的这位 “抽烟不断”“八面玲珑”的代表，便是鲍罗廷。他被宋美龄认为是“演讲、解说阐明、指导及传播政策、战术和策略的老手”。
　　鲍罗廷不但有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还有苏联驻广州代表的外交人员身份，这让他受到孙中山更高的礼遇，可以更为灵活地处理共产国际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
　　这位1903年就加入俄国民主社会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没有像马林一样热情洋溢急不可耐地“把党抬出来”，展开政治攻势，而是务实地向孙中山提出了一些国民党本身的具体问题，如组织不完善，党员人数虚报，党员与党缺少联系、训练也不周到导致思想混乱、党员“不明党义”、“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还有宣传不力、没有阐明斗争目标而持续的战争又使得民怨甚喧等等。
　　事实上，孙中山并不像马林所忧心的“醉心于军事冒险”，无心于党务，只是他在辛亥革命以后数次改组、党务“改进”，都未见成效。1920年，他就表示，“党务为革命之基础”，但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奠定这个基础的方法。
　　鲍罗廷抵达后的第4天，孙中山就在国民党党务会议上表示：“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即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他说，关键就在于国民党缺少组织，缺少革命精神。他明确提出“效法俄人”，“以党治国”。
　　10月25日，孙中山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11月，《国民党改组宣言》公布，对同盟会以来的国民党历史做了分析和检讨。
　　在鲍罗廷的协助下，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开始起草国民党政纲、党章等重要文件。这次改组，包括了制定新党章、建立各级党部组织、确定群众运动政策、建立党军等等。鲍罗廷在改组会议上说：“过去国民党之弊在于靠党首而不靠党员，今日救此缺点，是在于有党首及有党员。”
　　1923年底，广州先进行了改组试验，成立67个国民党党支部。吕芳上认为，自此“党部看到了党员，党员也有了依属的党部”，党员有奋斗的目标，党部有动员的能力。
　　在国民党执行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令意见得以表达，共识得以形成，团结一致，全力以赴。在党组织以外，设立由党员组成的“党团”，以达到扩充势力等效果。最后，还着力把党员的教育、训练、纪律等放在突出位置。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孙中山致开幕辞。
　　他表示，在国基没巩固前要“以党建国”，巩固后要“以党治国”，而后实行宪政再将政权交于人民。他说：“当俄国革命时，用独裁政治，诸事均一切不顾，只求革命成功……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日，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
　　国民党一大还同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出版和宣传问题案》和《中国国民党总章》。

同志仍需努力

　　1924年6月16日，是陈炯明炮轰观音山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正式开学，由曾前往苏联考察的蒋介石担任校长。
　　在苏联的援助下，黄埔军校贯彻了苏联红军的建军理念，设立政治部和党代表，致力培养忠于党主义的军官。孙中山寄希望于以这些年轻的党军军官为“根本”，成立一支忠于党的革命军。
　　1924年11月11日，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被孙中山正式命名为“党军”。
　　1925年2月，孙中山命令蒋介石率领黄埔党军配合滇桂粤军，向陈炯明宣战。3月13日，这支士气极高的学生军在棉湖一战中以寡敌众，艰难取胜。
　　然而，孙中山却等不及看到胜果，于前一日的早上9点30分，撒手人寰。
　　1926年初，陈炯明余部被全部剿灭，黄埔军统一了广东全境。
　　7月，广州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将“党国”体制付诸实践。同时成立军事委员会，黄埔军和其他下辖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在与旧军阀军队的较量中，精锐的国民党党军显示出巨大的优势，一路北上，势如破竹。
　　1928年12月28日，张学良在东北宣布效忠南京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国民政府统一了全国。
　　而就在6年前，国民党还只不过是一个偏居华南一隅、被打得无处立足的弱势政党，如一团散沙，陷于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