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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淮海，总前委驻扎文昌宫
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对于这次战役，国共双方都非常关注。淮海战役前夕，蒋介石曾几次强调此战实为国家存亡的最大关键。毛泽东也明确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及全国局面基本可以解决。1948年11月6日，人民解放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正式打响，这也标志着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的正式开始。在淮海战役期间，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先后进驻濉溪县临涣集的文昌宫、韩村镇的小李家村和萧县蔡洼村，在淮北这片热土上，运筹帷幄，度过了50个永载史册的日日夜夜。
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电告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指示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执行淮海战役的计划。
为了迎接淮海战役，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都做了周密的战前准备。中原野战军前委发出“配合友邻兵团，歼灭大量敌人，全部解放中原”的战前政治动员令。1948年10月13日，中原野战军前委召开中原军区直属机关部队干部会议，邓小平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并动员各级党委迅速开展以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反对地方主义、游击主义为中心的教育，以进一步增强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
在淮海战役发起的当天，驻守徐州东北贾汪地区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秘密共产党员张克侠、何基沣率两个军起义，为华东野战军主力插向徐州以东碾庄地区围歼黄百韬兵团，让开了道路。
这时，蒋介石发现，解放军的首要目标是吃掉黄百韬兵团。他连日召开会议，商讨解救黄百韬兵团的办法。虽经多方计议，但由于兵力不足，始终拿不出什么良策妙计。此时，蒋介石手中已无战略机动部队可供使用。辽沈战役结束以后，华北傅作义集团须防备东北解放军南下，无法向中原抽兵；白崇禧有意保存实力，亦拒绝从华中调兵。因此，蒋介石只得指望淮海战场的军队自寻出路。他将邱清泉第二兵团、孙元良第十六兵团，分别由砀山、蒙城调回徐州；又电令黄维兵团加快行动，及早投入徐州战场；令李延年第六兵团、刘汝明第八兵团，从蚌埠向北增援，企图猬集主力于徐蚌之间，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徐蚌会战”。
为了加强徐州刘峙集团的指挥力量，蒋介石调杜聿明重新担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实际负责淮海战场的指挥。杜聿明原来就担任这个职务，因东北战场吃紧，被蒋介石调到东北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指挥部主任，辽沈战役失败后，又被调回，并被赋予更大的职权。
此时，邓小平、陈毅正率中原野战军主力攻击商丘地区的国民党军刘汝明部，于11月8日解放了砀山，从西面进逼徐州。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9日至11日连电中原野战军，要他们采取切实措施攻占宿县，切断徐蚌路。邓小平于10日立即同刘伯承、陈毅研究从速攻取宿县，截断徐蚌间敌人联系的问题，并于11日下达了徐蚌线作战的命令，以第三纵队和第九纵队一部攻取宿县；第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两广纵队，沿津浦线宿县、徐州段向东向北攻击，钳制邱清泉、李弥兵团东援黄百韬；第九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沿津浦线固镇、蚌埠段向南推进，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北援；第一纵队为预备队。
同一天，中原野战军指挥部召集各纵队领导开会，进行了具体部署。12日，参战部队开始行动。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两广纵队向宿县至徐州一线的敌人出击。孙元良兵团闻风北逃，一部在夹沟地区被歼。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和第九纵队一部乘势包围了宿县县城，随即在宿县以南设置阵地，准备诱歼北援的李延年、刘汝明部，同时积极准备攻城。
宿县是津浦路徐州、蚌埠之间的一个要点，位处徐蚌战场的枢纽地带，扼南北交通要冲。国民党军徐州重兵集团在这里存有大量武器、弹药、被服、装具等军需物资，是他们极为重要的后方补给基地。因此，其战略地位显得十分突出。
解放军围攻宿县的举动，震动了徐州和蚌埠的国民党军。但徐州的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正东援被困碾庄的黄百韬兵团，无法倾力南下。位于蚌埠和固镇地区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兵力较弱，唯恐陷入解放军的重围，畏缩不前。宿县之敌就这样陷于孤立，守敌仅有第二十五军第一四八师等1.3万余人。但他们仗着高墙深壕、坚固工事，以及铁甲列车、装甲车等，力图固守。14日，解放军第三纵队及第九纵队一部扫清外围，完成攻城的准备。15 日下午总攻开始，经10个多小时的激战，至16日拂晓全歼守敌，攻占了宿县。与此同时，第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两广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等部占领了固镇，控制了100公里铁路及沿线两侧地区。
攻克宿县，打到了敌人的致命之处，造成了对徐州国民党军的战略包围，截断了他们南逃的退路。
1948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鉴于淮海战役规模日趋扩大，南线战略决战的态势已经形成，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中央军委在给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中原局、华东局等单位的电文中说：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3个月到5个月，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80万人左右，必须由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亦可基本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5人会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3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总前委的成立使淮海前线有了统筹一切的总指挥部，这对于正确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作战，组织战区党政军民对敌斗争，动员后方人力物力支前起到了重大作用。毛泽东说：两大野战军加在一起，不是增加了一倍的力量，而是增加了几倍的力量。
总前委成立后，中原野战军指挥部驻地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临涣集文昌宫便成为了总前委驻地。文昌宫建于唐代，原名“尚书官”，又名“藏书宫”，曾是当地历代文人荟萃之地。可谁也不曾想到，若干年后这里竟然成为叱咤风云、惊天动地的将帅府。总前委5位成员中，只有刘、陈、邓3位常委常驻总前委指挥部，粟裕、谭震林分别驻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和山东兵团指挥部。总前委对战役的指挥通常由3位常委酝酿决定，以电报、电话同粟、谭磋商实施。战况紧急时由常委随机处置，重大问题报告军委。 11月22日，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华东野战军全歼黄百韬兵团，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刘汝明兵团也受到沉重打击。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在黄百韬兵团即将被全歼之前，总前委便开始提前讨论下一阶段的作战目标。当时黄维兵团气势汹汹，先后强渡涡河、淝河、浍河，深入几百公里，远道而来，孤军冒进，必须打而且可以打。于是，总前委在11月19日果断决定，集中兵力歼灭黄维兵团。
毛泽东和军委完全同意打黄维的决策，并指示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必请示。
小李家村的38个日日夜夜
1948年11月23日，邓小平与刘伯承、陈毅研究了下一步的作战部署后，将总前委指挥部从临涣集移至小李家村。一是为了便于靠前指挥，二是因为前一天，国民党的飞机突然轰炸了临涣集。
小李家村位于徐宿铁路、徐阜公路之间，东距宿县30公里，西距临涣集七八公里。这是一个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极为普通的小村庄，周围柏树环绕，郁郁葱葱，比较隐蔽。总前委就设在一个叫李光者的农民家里。他家是中农，有21间房屋。作战室就设在他家的堂屋里，屋里从墙顶到墙根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军用地图，总前委的3个常委——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是在这里指挥整个战役的。在前后38个日日夜夜里，他们亲密合作，聚在作战室里，一起研究战况，部署作战计划，指挥前线作战。
就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的同一天，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召集中原野战军纵队领导开会。会上，邓小平诙谐而又郑重地说：“消灭黄维兵团，对于中原野战军来说，犹如‘瘦狗屙硬屎’。”“因此，我们这次围歼黄维兵团，是非常艰苦的，也是非常光荣的。要消灭敌人，没有牺牲精神是不行的。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华野协同下，坚决完成歼灭黄维兵团的任务。”邓小平还打电话给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说：“这次作战一定要有‘叫花子烧草铺’的精神，哪怕九纵队打到只有一人一枪，也要和敌人拼到底。”
战役进行过程中，特别是在歼灭黄维兵团作战的第三作战阶段中，邓小平反复向各纵队领导同志讲，要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歼敌重兵集团于淮河以北的指示，要同千里跃进大别山一样，服从大局，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甚至要有“破釜沉舟”的精神，争取打好中原作战的最后一个硬仗。
为了照顾年长的刘伯承、陈毅，作为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主动提出：“两位司令员，我比你们小几岁，身体也比你们好一些，具体工作让我多做些，夜间值班我也多值些。”刘、陈、邓每天共同商定的各纵队的作战任务，也多是由邓小平通过电话向各纵队首长亲自传达和部署的。对于各纵队的战斗进展情况，邓小平除随时听取作战值班员汇报外，几乎还天天亲自找各纵队领导通电话，一方面督促检查他们对作战计划、命令的执行，一方面直接了解战斗进展情况，掌握战场上的第一手材料。晚上，为了在住宿的地方接电话而又不影响刘伯承休息，他常常把电话线拉得长长的，一有电话，就披上衣服，走到院子里去接。这时，淮北平原已进入隆冬季节。北风呼啸，大雪纷纷扬扬，淮海战场被裹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寒冷的夜晚，邓小平常常坐在作战室里，等待着前线的战报。有时等得实在焦心，便从口袋里摸出一副扑克牌，独自一人玩牌。
东进以来，邓小平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作为总前委书记，他要负责淮海战役全局的决策、谋划、部署等问题，协调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的作战；作为中原局书记，他要亲自督促部署中原解放区的支前、战勤和供应工作，以切实保障决战的顺利进行；作为中原野战军政委，他要具体领导中野的工作，处理大量的日常事务，同时，还要做好全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保证部队和前方将士旺盛的战斗力。在这些日子里，邓小平日理万机，分外操劳，脸上长出了长胡茬子，眼眶深陷，显得本来就已很突出的颧骨又高出了许多，脸颊又黑又瘦。虽然邓小平一向讲究军容仪表，可眼下军务繁忙，他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11月25日，在华东野战军的配合下，中原野战军的主力将黄维兵团包围于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
12月15日，黄维兵团4个军11个整编师共10万余人，除兵团副司令官胡琏、副军长胡炳奎等少数逃脱外，全部在双堆集被消灭。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军长覃道善、杨伯涛，副军长王岳及4个师长被俘。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
黄维兵团被歼灭后，邓小平才感到松了一口气。第二天一早，他步行来到邻村中原野战军政治部驻地，走进了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住的房子里。邓小平坐下后，从口袋里摸出一个苹果，亲自用小刀一切为三，让张际春等人品尝，这让张际春都有些吃惊。
双堆集之战胜利了，但是，邓小平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后来他在为《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的题词中写道：“双堆集胜利仅仅是全国千百次胜利的一个。一如坚持大别山的意义一样，只能把它的宝贵经验提取出来，作为文明继续进步的基础，而不能把它变成障碍自己前进的政治包袱！”
在战役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期间，杜聿明指挥的徐州国民党军3个兵团放弃徐州向西突围，被华东野战军主力合围于河南永城东北陈官庄地区。被围的杜聿明集团官兵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纷纷缴械投降，20天内便达14000余人。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发起总攻，至10日全歼杜聿明集团20万人，生俘杜聿明。至此，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结束了。
在两个月的作战中，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共歼敌55.5万余人，创造中外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
斯大林听到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后，在他的笔记本中写道：“奇迹，真是奇迹！”
西柏坡受命，筹备渡江战役
淮海战役的胜利，把蒋家王朝推向了覆灭的边缘，对全国解放战争战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南线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基本被消灭。人民解放军乘胜南下，直指长江北岸，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长江中下游中心城市武汉等地，已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淮海战役胜利以后，邓小平即以全力投入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之中。部队的休整、补充、整编计划要进行，全军的政治动员、思想教育、渡江前的军事训练要一一安排，中原局、中原解放区的各项工作要部署，而刘伯承、陈毅又远在西柏坡未归，所以一切事务都要邓小平这个总前委书记亲自过问，亲自安排。这段日子，总前委指挥部和中野指挥部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在邓小平的运筹和指挥下，仍然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1949年1月29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原局扩大会议，总结了淮海战役和中原解放区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讨论了关于准备渡江作战的一些问题。事隔10日，邓小平又主持召开了总前委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集中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在长江下游实施渡江作战，夺取京、沪、杭，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华东、华南，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军事干涉的指示，会议讨论了渡江作战的时间、部署、战勤准备等问题，并于当天给中央军委并华东局发了电报， 报告了研究的情况。电报称：
“我们于丑佳（2月9日）召开总前委会议，中原局负责同志均参加， 具体讨论了渡江作战问题。
（一）关于渡江时间。我们一致认为， 以在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因为在政治上，以乘敌内部尚未求得一致，对军事部署尚在守沿江南岸和京、沪、杭诸点或将主力撤至浙赣路沿线两策之间徘徊的时候，实行渡江较为有利。在季节上，4月初水小雨少，更便于作战。在准备工作上，确较仓促。只要前后方加紧努力，当可成行。有些准备工作（如雨具、纱布等），即再推迟一个月，亦难办到。如推迟到4月出动，4月底5月初渡江，则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有更多准备。特别在季节上，已届春雨桃汛时间，困难增多，仅在准备方面较为充分。如提早在3月初出动，3月中旬过江，虽在政治、季节诸方面更属有利，但许多必要的准备工作，都来不及。
（二）关于战役部署。依现在的态势及华野、中野具体准备情况，确定以华野四个兵团，中野一个兵团为第一梯队。华野之四个兵团，一个任江阴、扬州段，一个任南京东西段，一个任芜湖东西段，一个任铜陵、贵池段。中野一个兵团则任安庆东西段。中野另两个兵团，除以一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外，其余五个军作为总预备队，以便紧随首先突破的部队之后，适机渡江钳制。而我们预定的突破重点位置， 拟在芜湖、安庆地段。至于突破江防之后的作战，则视当时情况决定。
（三）关于开进。华野两个兵团，已在两淮及蚌埠以南。其余两个兵团，当在宿县东西地区。拟先移一个兵团至合肥，另一兵团则于3月半移动，以半月行程到达江边。中野各部路程较远，拟于3月初，移至潢川、固始、六安之线休息，待机即向指定位置开进。
（四）华野、中野指挥机关拟于3月初移至合肥及六安，并各派先遣部队迫近江边了解情况， 并做准备。
（五）为适应紧迫的作战要求， 安徽省委必须立即建立。宋任穷、 曾希圣等应即到职， 使其有所依托。否则， 江淮、皖西不能统一，妨害极大。对建立皖豫鄂三省委事， 前曾数次电报，究应如何，恳早示复。如中央认为此时尚非建立省委时机，而为作战需要，我们建议，豫皖苏分局移至合肥，统一领导皖西、江淮两区及豫皖苏之安徽部分， 而将豫皖苏之河南部分， 交由中原局另组区党委管辖（但困难很多）。究应如何， 请早示复。
（六）关于出动准备。部队思想渡江无大问题，具体准备则有许多事项尚无着落，务请军委、华东局予以解决。
（七）粮食是最困难的问题。主要是就地筹集， 但仍须后方准备大量接济。除华东外，我们意见，中原局亦应予以准备，以豫皖苏及鄂豫力量支持中野一个时期，直到过江为止。
（八）为保障华野、中野行动，建议东北野战军即以3个军约20万人迅速南下， 于3月底运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
2月11日，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等人的复电中说：“同意你们3月半出动， 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毛泽东还明确指示：“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
2月18日， 邓小平来到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经常找邓小平等人商量渡江作战的问题。当邓小平即将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握着邓小平的手说：渡江作战就交给你指挥了。
1949年3月，中央军委将人民解放军整编为四个野战军，邓小平出任第二野战军政委及前委书记，兼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同时，原淮海战役总前委改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任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统领第二、三两个野战军承担渡江作战任务。
孙家圩子研究战局
初春江淮，乍暖还寒。3月22日凌晨，自西柏坡返回的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率总前委以及第三野战军机关冒着霏霏雨雪，乘火车由徐州抵达淮河北岸的小蚌埠。因淮河铁桥被炸毁，他们徒步通过淮河上搭建的浮桥，到市里稍事休息后，到达蚌埠市区东郊孙家圩子村。接着，饶漱石、张鼎丞、曾山、舒同率领的华东局、华东军区前方机关也由山东移此。四大机构云集，众多风云人物汇聚，孙家圩子由此成为渡江战役的军事指挥中心和华东地区的政治决策中枢。
3月25至26日，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主持的总前委会议在三野司令部作战室召开。
邓小平首先传达了中央对渡江作战的指示，然后说要用几天的时间来研究渡江作战的具体问题，请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和提出问题。
总前委成员和兵团司令们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分析了渡江作战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办法。概括起来，主要是：
长江的港汊很多，特别是三野正面的京浦以东，泰州至海门段，两岸附近有很多内河可以直通长江，故入江的出口较多。虽然国民党军近来对北岸港口实行堵塞，但仍有许多港汊可以利用。唯因长江两岸水网多，需架设及增修桥梁，否则部队不易通过。所以对向江边运动及登陆作战，必须先期展开侦察，尽可能地掌握这些情况，以利于部队行动。
长江的江岸情况变化很大，江岸常常迁移。现在发给部队的五万分之一地图上的某些地段的江岸，实际上已经有较大移动。比如南通的狼山，原距江岸有数里之迢，现在江水已紧靠山麓。 长江内有许多沙洲，面积大小不等，大者上面有许多居民，筑有房屋，有林木。可以利用其作为渡江作战的跳板，但这样做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不得不进行两次渡江，必要时可先夺取之。
长江两岸土壤比较松软，不便于炮兵阵地的设置，因此，大炮发射中因土质所造成的困难（如因土质松软，发射后影响炮位变动等），须在战前训练中研究克服解决，以便提高作战技能。
南京以东江水的流速大，同时因月亮的引力关系，每天涨落两次，农历初一、十五为高潮，初八、二十三为低潮。潮涨潮落，直接影响船只入江和登岸靠岸。
长江的船民有许多稀奇古怪的风俗习惯。比如说，船帆不得叫帆，而要叫篷；吃饭后不得将筷子平放于饭碗上，而应放在桌子上；乘船发生危险时不得胡言乱说，以免影响人心，长江中有“江猪”，大的可将小船撞翻，船民们禁止用枪打，怕惹祸上身；盛饭不能叫盛饭，而要称装饭；舵手要叫老大或掌柜的。
听完大家的议论，邓小平说：“长江确有不少特点啊，我们这一回碰上了许多新问题。不管有多少问题，渡江作战的核心是能不能登上对岸，只要上岸，一切好办。至于那些设防坚固的要塞可以先不进攻。”
陈毅说：“我很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渡江作战关键在于首先突破长江防线。蒋介石在长江上摆了个‘一字长蛇阵’，号称‘立体防御’，可是他的兵力根本就不够，70万人要守1400公里的江面，他是守不住的。为了渡江的成功，我们可以避开国民党的要塞，哪里能渡江，我们就在哪里渡。只要把部队开到南岸，事情就好办了。”
邓小平说：“1947年6月二野南下，在强渡黄河前，伯承司令员对敌前渡河战术进行过一番研究，给部队下发过一份材料，反映很好。近来他又研究了渡江作战的战术问题，写了一份材料，叫《渡江作战之研究》。只是这几天他在组织部队向长江北岸开进，没来参加会议。不过他的研究材料却在这里，我念给大家听听。刘司令员可是我党的军事理论家。我在这里照本宣科，你们可要好好听哦！”
刘伯承在文中写道：根据我们了解，长江上是不能架设浮桥的，只能漕渡，主要的渡河工具是木船。其次，我们的渡江行动，敌人已有准备，不易奇袭。第三，长江很宽，我岸上的炮兵不易收到压制敌人火力之效，支援第一梯队困难。第四，敌人有海空军配合，对我们渡江是一个较大的威胁。怎样看待这些问题？
邓小平一口气念了许多，兵团司令们都听得入了迷，这些正是他们近些天一直苦苦思考的问题。
可是，念到精彩处，邓小平突然止住，他笑着摆摆手说：“不念了！不念了！等我征求刘司令意见后，干脆给你们印一份材料，省得你们手脚忙乱地记得丢三落四。”
3月28日晨，在济南养病的粟裕到达孙家圩子。下午3至7时，渡江战役的前方决策者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和饶漱石、张鼎丞、曾山、舒同、张震、张爱萍等，再次对渡江作战部署进行了缜密研究。会议初步确定的基本内容是：第二、三野战军全部于4月15日开始渡江。二野的第三、四、五兵团为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在湖口至枞阳之间渡江；三野之七、九兵团为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枞阳以东至和县金河口之间渡江；三野之八、十兵团为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张震指挥，在金河口至江阴之间渡江。这次战役的关键在于中、东两路渡江后迅速对进，对南京、镇江、芜湖地区的大量守敌进行钳形合围。会议还强调，也要考虑到敌人固守江防，或在我渡江收缩时集结兵力以攻击我一路的可能，做发生严重战斗的准备。
中央军委于3月29日来电询问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接到这一电报后，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经过研究，决定以第三野战军前委的名义把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准备工作向中央军委作一正式报告。邓小平请陈毅草拟这个报告，陈毅遂命张震起草一份包括第二、第三两野战军行动的作战命令。
对此，原中央军委副主席、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我们司令部作战室，专门研究作战方案，进行了讨论。小平同志最后作了结论，该怎么样打，该怎么样部署。会后，3月29号，小平同志对陈毅说，你们把我们讨论的写一个作战计划过来。陈老总找到我，说这个参谋工作我也不太熟悉，说你来写，让我写。当时我就写了一个‘两个野战军渡江作战的计划、方案’，写了以后送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讲，写得太具体了，因为我们讲的是哪个团哪个军向哪个方向打，怎么打，怎么突破江防。小平同志讲，作为总前委写这个作战计划纲要的话，应该站得高一些，更原则一些，要指挥员有一个机动的余地，他们会按照战斗的情况执行。”
于是，邓小平亲自动笔起草了一份渡江作战纲要，即《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3月31日，初稿完成。4月1日，他又召集有关人员对初稿进行逐段讨论、修改后， 随即上报中央军委并下发各野战军兵团以上单位。
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邓小平在对敌情分析的基础上，对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成功后，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作了判断， 并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案，指出：“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西线之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除留必需兵力协同二野歼灭当面之敌外，主力应与东线三野之第八、第十两兵团实行东西对进， 力求迅速会合。此着成功，既可使东线兵团不致孤立，使东线主力作战有必胜之把握， 又可做到打乱敌人作战体系， 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故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
邓小平又将整个战役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行战役展开；第二阶段， 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切断敌人的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被包围的敌人，完成全战役。据此，他对第一战役阶段作了具体的作战部署。邓小平最后要求：各部队于渡江成功后，应派队接应左右友邻兵团渡江，各部队应与友邻部队取得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
4月1日，《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上报中央军委。4月3日，邓小平接到了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一份电报：“卯东（4月1日）电悉。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按照《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规定和中央军委的批准，渡江战役发起的时间被定为4月15日18时，距离此时只有10多天时间了，各路大军也随之开始积极准备着迎接这个非凡时刻的到来。（待续）
（责任编辑：胡 北）
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对于这次战役，国共双方都非常关注。淮海战役前夕，蒋介石曾几次强调此战实为国家存亡的最大关键。毛泽东也明确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及全国局面基本可以解决。1948年11月6日，人民解放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正式打响，这也标志着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的正式开始。在淮海战役期间，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先后进驻濉溪县临涣集的文昌宫、韩村镇的小李家村和萧县蔡洼村，在淮北这片热土上，运筹帷幄，度过了50个永载史册的日日夜夜。
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电告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指示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执行淮海战役的计划。
为了迎接淮海战役，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都做了周密的战前准备。中原野战军前委发出“配合友邻兵团，歼灭大量敌人，全部解放中原”的战前政治动员令。1948年10月13日，中原野战军前委召开中原军区直属机关部队干部会议，邓小平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并动员各级党委迅速开展以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反对地方主义、游击主义为中心的教育，以进一步增强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
在淮海战役发起的当天，驻守徐州东北贾汪地区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秘密共产党员张克侠、何基沣率两个军起义，为华东野战军主力插向徐州以东碾庄地区围歼黄百韬兵团，让开了道路。
这时，蒋介石发现，解放军的首要目标是吃掉黄百韬兵团。他连日召开会议，商讨解救黄百韬兵团的办法。虽经多方计议，但由于兵力不足，始终拿不出什么良策妙计。此时，蒋介石手中已无战略机动部队可供使用。辽沈战役结束以后，华北傅作义集团须防备东北解放军南下，无法向中原抽兵；白崇禧有意保存实力，亦拒绝从华中调兵。因此，蒋介石只得指望淮海战场的军队自寻出路。他将邱清泉第二兵团、孙元良第十六兵团，分别由砀山、蒙城调回徐州；又电令黄维兵团加快行动，及早投入徐州战场；令李延年第六兵团、刘汝明第八兵团，从蚌埠向北增援，企图猬集主力于徐蚌之间，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徐蚌会战”。
为了加强徐州刘峙集团的指挥力量，蒋介石调杜聿明重新担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实际负责淮海战场的指挥。杜聿明原来就担任这个职务，因东北战场吃紧，被蒋介石调到东北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指挥部主任，辽沈战役失败后，又被调回，并被赋予更大的职权。
此时，邓小平、陈毅正率中原野战军主力攻击商丘地区的国民党军刘汝明部，于11月8日解放了砀山，从西面进逼徐州。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9日至11日连电中原野战军，要他们采取切实措施攻占宿县，切断徐蚌路。邓小平于10日立即同刘伯承、陈毅研究从速攻取宿县，截断徐蚌间敌人联系的问题，并于11日下达了徐蚌线作战的命令，以第三纵队和第九纵队一部攻取宿县；第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两广纵队，沿津浦线宿县、徐州段向东向北攻击，钳制邱清泉、李弥兵团东援黄百韬；第九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沿津浦线固镇、蚌埠段向南推进，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北援；第一纵队为预备队。
同一天，中原野战军指挥部召集各纵队领导开会，进行了具体部署。12日，参战部队开始行动。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两广纵队向宿县至徐州一线的敌人出击。孙元良兵团闻风北逃，一部在夹沟地区被歼。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和第九纵队一部乘势包围了宿县县城，随即在宿县以南设置阵地，准备诱歼北援的李延年、刘汝明部，同时积极准备攻城。
宿县是津浦路徐州、蚌埠之间的一个要点，位处徐蚌战场的枢纽地带，扼南北交通要冲。国民党军徐州重兵集团在这里存有大量武器、弹药、被服、装具等军需物资，是他们极为重要的后方补给基地。因此，其战略地位显得十分突出。
解放军围攻宿县的举动，震动了徐州和蚌埠的国民党军。但徐州的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正东援被困碾庄的黄百韬兵团，无法倾力南下。位于蚌埠和固镇地区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兵力较弱，唯恐陷入解放军的重围，畏缩不前。宿县之敌就这样陷于孤立，守敌仅有第二十五军第一四八师等1.3万余人。但他们仗着高墙深壕、坚固工事，以及铁甲列车、装甲车等，力图固守。14日，解放军第三纵队及第九纵队一部扫清外围，完成攻城的准备。15 日下午总攻开始，经10个多小时的激战，至16日拂晓全歼守敌，攻占了宿县。与此同时，第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两广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等部占领了固镇，控制了100公里铁路及沿线两侧地区。
攻克宿县，打到了敌人的致命之处，造成了对徐州国民党军的战略包围，截断了他们南逃的退路。
1948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鉴于淮海战役规模日趋扩大，南线战略决战的态势已经形成，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中央军委在给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中原局、华东局等单位的电文中说：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3个月到5个月，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80万人左右，必须由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亦可基本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5人会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3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总前委的成立使淮海前线有了统筹一切的总指挥部，这对于正确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作战，组织战区党政军民对敌斗争，动员后方人力物力支前起到了重大作用。毛泽东说：两大野战军加在一起，不是增加了一倍的力量，而是增加了几倍的力量。
总前委成立后，中原野战军指挥部驻地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临涣集文昌宫便成为了总前委驻地。文昌宫建于唐代，原名“尚书官”，又名“藏书宫”，曾是当地历代文人荟萃之地。可谁也不曾想到，若干年后这里竟然成为叱咤风云、惊天动地的将帅府。总前委5位成员中，只有刘、陈、邓3位常委常驻总前委指挥部，粟裕、谭震林分别驻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和山东兵团指挥部。总前委对战役的指挥通常由3位常委酝酿决定，以电报、电话同粟、谭磋商实施。战况紧急时由常委随机处置，重大问题报告军委。 11月22日，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华东野战军全歼黄百韬兵团，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刘汝明兵团也受到沉重打击。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在黄百韬兵团即将被全歼之前，总前委便开始提前讨论下一阶段的作战目标。当时黄维兵团气势汹汹，先后强渡涡河、淝河、浍河，深入几百公里，远道而来，孤军冒进，必须打而且可以打。于是，总前委在11月19日果断决定，集中兵力歼灭黄维兵团。
毛泽东和军委完全同意打黄维的决策，并指示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必请示。
小李家村的38个日日夜夜
1948年11月23日，邓小平与刘伯承、陈毅研究了下一步的作战部署后，将总前委指挥部从临涣集移至小李家村。一是为了便于靠前指挥，二是因为前一天，国民党的飞机突然轰炸了临涣集。
小李家村位于徐宿铁路、徐阜公路之间，东距宿县30公里，西距临涣集七八公里。这是一个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极为普通的小村庄，周围柏树环绕，郁郁葱葱，比较隐蔽。总前委就设在一个叫李光者的农民家里。他家是中农，有21间房屋。作战室就设在他家的堂屋里，屋里从墙顶到墙根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军用地图，总前委的3个常委——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是在这里指挥整个战役的。在前后38个日日夜夜里，他们亲密合作，聚在作战室里，一起研究战况，部署作战计划，指挥前线作战。
就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的同一天，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召集中原野战军纵队领导开会。会上，邓小平诙谐而又郑重地说：“消灭黄维兵团，对于中原野战军来说，犹如‘瘦狗屙硬屎’。”“因此，我们这次围歼黄维兵团，是非常艰苦的，也是非常光荣的。要消灭敌人，没有牺牲精神是不行的。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华野协同下，坚决完成歼灭黄维兵团的任务。”邓小平还打电话给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说：“这次作战一定要有‘叫花子烧草铺’的精神，哪怕九纵队打到只有一人一枪，也要和敌人拼到底。”
战役进行过程中，特别是在歼灭黄维兵团作战的第三作战阶段中，邓小平反复向各纵队领导同志讲，要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歼敌重兵集团于淮河以北的指示，要同千里跃进大别山一样，服从大局，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甚至要有“破釜沉舟”的精神，争取打好中原作战的最后一个硬仗。
为了照顾年长的刘伯承、陈毅，作为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主动提出：“两位司令员，我比你们小几岁，身体也比你们好一些，具体工作让我多做些，夜间值班我也多值些。”刘、陈、邓每天共同商定的各纵队的作战任务，也多是由邓小平通过电话向各纵队首长亲自传达和部署的。对于各纵队的战斗进展情况，邓小平除随时听取作战值班员汇报外，几乎还天天亲自找各纵队领导通电话，一方面督促检查他们对作战计划、命令的执行，一方面直接了解战斗进展情况，掌握战场上的第一手材料。晚上，为了在住宿的地方接电话而又不影响刘伯承休息，他常常把电话线拉得长长的，一有电话，就披上衣服，走到院子里去接。这时，淮北平原已进入隆冬季节。北风呼啸，大雪纷纷扬扬，淮海战场被裹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寒冷的夜晚，邓小平常常坐在作战室里，等待着前线的战报。有时等得实在焦心，便从口袋里摸出一副扑克牌，独自一人玩牌。
东进以来，邓小平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作为总前委书记，他要负责淮海战役全局的决策、谋划、部署等问题，协调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的作战；作为中原局书记，他要亲自督促部署中原解放区的支前、战勤和供应工作，以切实保障决战的顺利进行；作为中原野战军政委，他要具体领导中野的工作，处理大量的日常事务，同时，还要做好全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保证部队和前方将士旺盛的战斗力。在这些日子里，邓小平日理万机，分外操劳，脸上长出了长胡茬子，眼眶深陷，显得本来就已很突出的颧骨又高出了许多，脸颊又黑又瘦。虽然邓小平一向讲究军容仪表，可眼下军务繁忙，他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11月25日，在华东野战军的配合下，中原野战军的主力将黄维兵团包围于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
12月15日，黄维兵团4个军11个整编师共10万余人，除兵团副司令官胡琏、副军长胡炳奎等少数逃脱外，全部在双堆集被消灭。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军长覃道善、杨伯涛，副军长王岳及4个师长被俘。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
黄维兵团被歼灭后，邓小平才感到松了一口气。第二天一早，他步行来到邻村中原野战军政治部驻地，走进了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住的房子里。邓小平坐下后，从口袋里摸出一个苹果，亲自用小刀一切为三，让张际春等人品尝，这让张际春都有些吃惊。
双堆集之战胜利了，但是，邓小平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后来他在为《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的题词中写道：“双堆集胜利仅仅是全国千百次胜利的一个。一如坚持大别山的意义一样，只能把它的宝贵经验提取出来，作为文明继续进步的基础，而不能把它变成障碍自己前进的政治包袱！”
在战役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期间，杜聿明指挥的徐州国民党军3个兵团放弃徐州向西突围，被华东野战军主力合围于河南永城东北陈官庄地区。被围的杜聿明集团官兵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纷纷缴械投降，20天内便达14000余人。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发起总攻，至10日全歼杜聿明集团20万人，生俘杜聿明。至此，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结束了。
在两个月的作战中，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共歼敌55.5万余人，创造中外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
斯大林听到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后，在他的笔记本中写道：“奇迹，真是奇迹！”
西柏坡受命，筹备渡江战役
淮海战役的胜利，把蒋家王朝推向了覆灭的边缘，对全国解放战争战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南线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基本被消灭。人民解放军乘胜南下，直指长江北岸，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长江中下游中心城市武汉等地，已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淮海战役胜利以后，邓小平即以全力投入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之中。部队的休整、补充、整编计划要进行，全军的政治动员、思想教育、渡江前的军事训练要一一安排，中原局、中原解放区的各项工作要部署，而刘伯承、陈毅又远在西柏坡未归，所以一切事务都要邓小平这个总前委书记亲自过问，亲自安排。这段日子，总前委指挥部和中野指挥部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在邓小平的运筹和指挥下，仍然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1949年1月29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原局扩大会议，总结了淮海战役和中原解放区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讨论了关于准备渡江作战的一些问题。事隔10日，邓小平又主持召开了总前委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集中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在长江下游实施渡江作战，夺取京、沪、杭，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华东、华南，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军事干涉的指示，会议讨论了渡江作战的时间、部署、战勤准备等问题，并于当天给中央军委并华东局发了电报， 报告了研究的情况。电报称：
“我们于丑佳（2月9日）召开总前委会议，中原局负责同志均参加， 具体讨论了渡江作战问题。
（一）关于渡江时间。我们一致认为， 以在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因为在政治上，以乘敌内部尚未求得一致，对军事部署尚在守沿江南岸和京、沪、杭诸点或将主力撤至浙赣路沿线两策之间徘徊的时候，实行渡江较为有利。在季节上，4月初水小雨少，更便于作战。在准备工作上，确较仓促。只要前后方加紧努力，当可成行。有些准备工作（如雨具、纱布等），即再推迟一个月，亦难办到。如推迟到4月出动，4月底5月初渡江，则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有更多准备。特别在季节上，已届春雨桃汛时间，困难增多，仅在准备方面较为充分。如提早在3月初出动，3月中旬过江，虽在政治、季节诸方面更属有利，但许多必要的准备工作，都来不及。
（二）关于战役部署。依现在的态势及华野、中野具体准备情况，确定以华野四个兵团，中野一个兵团为第一梯队。华野之四个兵团，一个任江阴、扬州段，一个任南京东西段，一个任芜湖东西段，一个任铜陵、贵池段。中野一个兵团则任安庆东西段。中野另两个兵团，除以一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外，其余五个军作为总预备队，以便紧随首先突破的部队之后，适机渡江钳制。而我们预定的突破重点位置， 拟在芜湖、安庆地段。至于突破江防之后的作战，则视当时情况决定。
（三）关于开进。华野两个兵团，已在两淮及蚌埠以南。其余两个兵团，当在宿县东西地区。拟先移一个兵团至合肥，另一兵团则于3月半移动，以半月行程到达江边。中野各部路程较远，拟于3月初，移至潢川、固始、六安之线休息，待机即向指定位置开进。
（四）华野、中野指挥机关拟于3月初移至合肥及六安，并各派先遣部队迫近江边了解情况， 并做准备。
（五）为适应紧迫的作战要求， 安徽省委必须立即建立。宋任穷、 曾希圣等应即到职， 使其有所依托。否则， 江淮、皖西不能统一，妨害极大。对建立皖豫鄂三省委事， 前曾数次电报，究应如何，恳早示复。如中央认为此时尚非建立省委时机，而为作战需要，我们建议，豫皖苏分局移至合肥，统一领导皖西、江淮两区及豫皖苏之安徽部分， 而将豫皖苏之河南部分， 交由中原局另组区党委管辖（但困难很多）。究应如何， 请早示复。
（六）关于出动准备。部队思想渡江无大问题，具体准备则有许多事项尚无着落，务请军委、华东局予以解决。
（七）粮食是最困难的问题。主要是就地筹集， 但仍须后方准备大量接济。除华东外，我们意见，中原局亦应予以准备，以豫皖苏及鄂豫力量支持中野一个时期，直到过江为止。
（八）为保障华野、中野行动，建议东北野战军即以3个军约20万人迅速南下， 于3月底运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
2月11日，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等人的复电中说：“同意你们3月半出动， 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毛泽东还明确指示：“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
2月18日， 邓小平来到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经常找邓小平等人商量渡江作战的问题。当邓小平即将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握着邓小平的手说：渡江作战就交给你指挥了。
1949年3月，中央军委将人民解放军整编为四个野战军，邓小平出任第二野战军政委及前委书记，兼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同时，原淮海战役总前委改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任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统领第二、三两个野战军承担渡江作战任务。
孙家圩子研究战局
初春江淮，乍暖还寒。3月22日凌晨，自西柏坡返回的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率总前委以及第三野战军机关冒着霏霏雨雪，乘火车由徐州抵达淮河北岸的小蚌埠。因淮河铁桥被炸毁，他们徒步通过淮河上搭建的浮桥，到市里稍事休息后，到达蚌埠市区东郊孙家圩子村。接着，饶漱石、张鼎丞、曾山、舒同率领的华东局、华东军区前方机关也由山东移此。四大机构云集，众多风云人物汇聚，孙家圩子由此成为渡江战役的军事指挥中心和华东地区的政治决策中枢。
3月25至26日，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主持的总前委会议在三野司令部作战室召开。
邓小平首先传达了中央对渡江作战的指示，然后说要用几天的时间来研究渡江作战的具体问题，请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和提出问题。
总前委成员和兵团司令们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分析了渡江作战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办法。概括起来，主要是：
长江的港汊很多，特别是三野正面的京浦以东，泰州至海门段，两岸附近有很多内河可以直通长江，故入江的出口较多。虽然国民党军近来对北岸港口实行堵塞，但仍有许多港汊可以利用。唯因长江两岸水网多，需架设及增修桥梁，否则部队不易通过。所以对向江边运动及登陆作战，必须先期展开侦察，尽可能地掌握这些情况，以利于部队行动。
长江的江岸情况变化很大，江岸常常迁移。现在发给部队的五万分之一地图上的某些地段的江岸，实际上已经有较大移动。比如南通的狼山，原距江岸有数里之迢，现在江水已紧靠山麓。 长江内有许多沙洲，面积大小不等，大者上面有许多居民，筑有房屋，有林木。可以利用其作为渡江作战的跳板，但这样做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不得不进行两次渡江，必要时可先夺取之。
长江两岸土壤比较松软，不便于炮兵阵地的设置，因此，大炮发射中因土质所造成的困难（如因土质松软，发射后影响炮位变动等），须在战前训练中研究克服解决，以便提高作战技能。
南京以东江水的流速大，同时因月亮的引力关系，每天涨落两次，农历初一、十五为高潮，初八、二十三为低潮。潮涨潮落，直接影响船只入江和登岸靠岸。
长江的船民有许多稀奇古怪的风俗习惯。比如说，船帆不得叫帆，而要叫篷；吃饭后不得将筷子平放于饭碗上，而应放在桌子上；乘船发生危险时不得胡言乱说，以免影响人心，长江中有“江猪”，大的可将小船撞翻，船民们禁止用枪打，怕惹祸上身；盛饭不能叫盛饭，而要称装饭；舵手要叫老大或掌柜的。
听完大家的议论，邓小平说：“长江确有不少特点啊，我们这一回碰上了许多新问题。不管有多少问题，渡江作战的核心是能不能登上对岸，只要上岸，一切好办。至于那些设防坚固的要塞可以先不进攻。”
陈毅说：“我很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渡江作战关键在于首先突破长江防线。蒋介石在长江上摆了个‘一字长蛇阵’，号称‘立体防御’，可是他的兵力根本就不够，70万人要守1400公里的江面，他是守不住的。为了渡江的成功，我们可以避开国民党的要塞，哪里能渡江，我们就在哪里渡。只要把部队开到南岸，事情就好办了。”
邓小平说：“1947年6月二野南下，在强渡黄河前，伯承司令员对敌前渡河战术进行过一番研究，给部队下发过一份材料，反映很好。近来他又研究了渡江作战的战术问题，写了一份材料，叫《渡江作战之研究》。只是这几天他在组织部队向长江北岸开进，没来参加会议。不过他的研究材料却在这里，我念给大家听听。刘司令员可是我党的军事理论家。我在这里照本宣科，你们可要好好听哦！”
刘伯承在文中写道：根据我们了解，长江上是不能架设浮桥的，只能漕渡，主要的渡河工具是木船。其次，我们的渡江行动，敌人已有准备，不易奇袭。第三，长江很宽，我岸上的炮兵不易收到压制敌人火力之效，支援第一梯队困难。第四，敌人有海空军配合，对我们渡江是一个较大的威胁。怎样看待这些问题？
邓小平一口气念了许多，兵团司令们都听得入了迷，这些正是他们近些天一直苦苦思考的问题。
可是，念到精彩处，邓小平突然止住，他笑着摆摆手说：“不念了！不念了！等我征求刘司令意见后，干脆给你们印一份材料，省得你们手脚忙乱地记得丢三落四。”
3月28日晨，在济南养病的粟裕到达孙家圩子。下午3至7时，渡江战役的前方决策者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和饶漱石、张鼎丞、曾山、舒同、张震、张爱萍等，再次对渡江作战部署进行了缜密研究。会议初步确定的基本内容是：第二、三野战军全部于4月15日开始渡江。二野的第三、四、五兵团为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在湖口至枞阳之间渡江；三野之七、九兵团为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枞阳以东至和县金河口之间渡江；三野之八、十兵团为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张震指挥，在金河口至江阴之间渡江。这次战役的关键在于中、东两路渡江后迅速对进，对南京、镇江、芜湖地区的大量守敌进行钳形合围。会议还强调，也要考虑到敌人固守江防，或在我渡江收缩时集结兵力以攻击我一路的可能，做发生严重战斗的准备。
中央军委于3月29日来电询问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接到这一电报后，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经过研究，决定以第三野战军前委的名义把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准备工作向中央军委作一正式报告。邓小平请陈毅草拟这个报告，陈毅遂命张震起草一份包括第二、第三两野战军行动的作战命令。
对此，原中央军委副主席、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我们司令部作战室，专门研究作战方案，进行了讨论。小平同志最后作了结论，该怎么样打，该怎么样部署。会后，3月29号，小平同志对陈毅说，你们把我们讨论的写一个作战计划过来。陈老总找到我，说这个参谋工作我也不太熟悉，说你来写，让我写。当时我就写了一个‘两个野战军渡江作战的计划、方案’，写了以后送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讲，写得太具体了，因为我们讲的是哪个团哪个军向哪个方向打，怎么打，怎么突破江防。小平同志讲，作为总前委写这个作战计划纲要的话，应该站得高一些，更原则一些，要指挥员有一个机动的余地，他们会按照战斗的情况执行。”
于是，邓小平亲自动笔起草了一份渡江作战纲要，即《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3月31日，初稿完成。4月1日，他又召集有关人员对初稿进行逐段讨论、修改后， 随即上报中央军委并下发各野战军兵团以上单位。
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邓小平在对敌情分析的基础上，对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成功后，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作了判断， 并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案，指出：“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西线之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除留必需兵力协同二野歼灭当面之敌外，主力应与东线三野之第八、第十两兵团实行东西对进， 力求迅速会合。此着成功，既可使东线兵团不致孤立，使东线主力作战有必胜之把握， 又可做到打乱敌人作战体系， 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故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
邓小平又将整个战役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行战役展开；第二阶段， 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切断敌人的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被包围的敌人，完成全战役。据此，他对第一战役阶段作了具体的作战部署。邓小平最后要求：各部队于渡江成功后，应派队接应左右友邻兵团渡江，各部队应与友邻部队取得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
4月1日，《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上报中央军委。4月3日，邓小平接到了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一份电报：“卯东（4月1日）电悉。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按照《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规定和中央军委的批准，渡江战役发起的时间被定为4月15日18时，距离此时只有10多天时间了，各路大军也随之开始积极准备着迎接这个非凡时刻的到来。（待续）
（责任编辑：胡 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