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广泛汇聚了各方面的智慧，高尚全就是其中一位参与者与推动者。
　　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计划经济的缺陷，公开呼吁要给企业一定的自主权。从1982年起，他就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设计和有关领导工作，6次参加中央重大文件的起草。他关于“商品经济”“劳动力市场”等一系列的改革建言，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和改革理论的发展。
　　2019年9月10日，高尚全刚过完了九十岁生日。“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但是改革仍是我最重要的工作。每个工作日的上午我都会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办公室工作思考改革的问题，撰写改革的著述。”
　　改革，改革……这是他重复频次最高的词语，是他一生的魂牵梦绕、情思所寄。

0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提出过程

　　“小平同志说，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
　　记者：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決定》的起草过程中，您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并最终为中央所接受。这在当时是怎样的背景？
　　高尚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十二大报告提出，允许对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做计划，由市场来调节，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须的、有益的。虽然十二大的提法仍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只是作为补充，但这是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到“市场”，第一次提出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的划分，由此撕开了传统计划体制的口子，为下一步突破奠定了基础。尤其是1984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好转，经济工作的中心逐步由调整转向改革，改革的重点也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党中央和国务院针对改革的进程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指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改革范围进一步扩大，整个改革形势酝酿着一次战略性的突破。
　　1984年4月27日，中央指定体改委的我和杨启先、顾家麒参加文件起草小组。在修改文件的过程中，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就是在文件中提不提商品经济？有人认为不能提。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怎么提商品经济呀？如果提商品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了吗？我认为，应当提商品经济。然而，我的观点在起草小组中通不过。我就跟童大林同志商量，我说：“这个问题有争论，我希望以体改研究会的名义开一个研讨会，讨论是不是应当在文件中把商品经济提出来。”童大林同志很赞成。
　　8月底，我们请了将近20人在西苑旅社开了一个研讨会。会上，大家的意见很一致，都是赞成的，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9月7日，我把研讨会的意见报上去了，并向中央提出对经济体制改革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
　　我的主要观点是：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在理论上有一个关键性的突破，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现在，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总理批示：“请起草小组参考。”他又说：“马洪同志也有这个意见。”马洪同志组织了几位学者，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必要性的意见。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决定》中写上了“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也就不提了。

　　10月20日，就在《决定》通过的当天，小平同志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跋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有这么一个评价。”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党的文件中写上“商品经济”是不容易的。但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改革成果。

02谈“劳动力市场”写入十四届三中全会报告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我当时鼓足勇气举手发言讲了五条理由”
　　记者：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当时您据理力争将“劳动力市场”写入报告，为什么？
　　高尚全：1993年11月，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容易，是重大的突破。我负责《决定》中市场体系部分的起草工作。解放以后不提资本了，更不能提资本市场，只能提资金，资金怎么应用，为什么？提资本好像跟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了，所以回避资本两个字，更要回避资本市场。1985年，我同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联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当中，如何正确对待资本问题”，主要观点一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提出资本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国家资金怎么转为国家的资本，通过资本运作来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在《决定》草稿中，只提出“劳动就业市场”，提劳动力市场阻力很大。有的人说不能提劳动力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只能提劳动就业市场。我说这个不行的，劳动力市场肯定要提，我们要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劳动力和资本是最重要的要素，如果要素不能进入市场，不能搞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么建立起来。但是起草小组还是通不过。因此《决定》修改稿上仍写着“劳动就业市场”。1993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修改稿，温家宝组长作了汇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有个别政治局委员参加，起草小组组长、下设的分组组长也列席了会议，我作为市场体系分组组长，也有幸列席了会议。 　　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的问题，本来这样的会议轮不到我发言，但是我当时憋不住了，因为如果我不站出来发言，劳动力市场的概念肯定出不来，一定是原稿上的“劳动就业市场”。所以我鼓足勇气举手发了言，讲了五条理由。
　　一是，劳动力市场是劳动能力进入市场，而不是劳动者本身进入市场。过去为什么做茶叶蛋的跟造导弹的收入没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没有劳动力市场，没有市场来评价。每个人的能力不同，贡献不同，它的收入应当有差别，只有通过劳动力市场能够体现出来。
　　二是，确立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我们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缺失了劳动力市场，市场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
　　三是，劳动力市场是我国经济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事实。
　　四是，现在劳动就业压力大，靠政府来分配劳动力资源效果是不会好的。所以一定要靠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解决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五是，确立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有了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可以得到市场的尊重，劳动力有自主权了，所以不会影响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我又说李光耀对我们中国改革是肯定的，但是有一条他说我们的汽车司机态度欠佳。
　　为什么呢？因为司机认为我是工人阶级，我是主人，你坐车的是仆人，主人怎么会给仆人服务呢？我讲了五条意见以后，总书记问：“你提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我说只要中央提出来肯定能接受。会后温家宝找我，他说你把材料给我，我转给总书记。总书记看了以后批示：“复制请常委同志参阅”。常委没有意见了，就这样劳动力市场就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

03谈反腐

　　“只有将权力真正关进了制度的笼子，
　　才能真正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记者：在十八大后的反腐风暴中，众多高级别官员被查，多人存在权钱交易问题。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应该如何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高尚全：反腐中，最深刻的經验教训是权力必须被约束和监督，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高发的主要原因，一是权力过大，权力过于集中;二是对权力缺乏监督，缺乏约束。既是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执行者，没有约束。民间流传这样三句话，“黑头法律文件不如红头文件，红头文件不如领导批示，领导批示不如领导电话”。必须把规范和约束公权作为重点。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的本质就是限权，在市场经济层面，就是要限制权力对市场的不当干预。
　　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就必须排除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扰，同时又需要政府做好服务工作和保障工作，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提供有效的社会保障。因此，以法律的形式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用法律程序、法律规则矫正政府随时可能出现的越位、缺位和错位，就显得至为重要。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并要求“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
　　只有通过真正地落实法治，才能杜绝公权力越位、缺位、错位情况的发生，促进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只有将权力真正关进了制度的笼子，才能真正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记者：从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这种变化对中国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
　　高尚全：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是一个不断深化认识和完善改革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并运行多年之后，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暴露，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成为一项重大的理论和现实命题。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过程中，我在当年4月23日召开的起草小组会议上作了主题为“改革无止境、完善无止境”的发言，其中包括了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的一些意见：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义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是作为对资源配置的前提条件，还是属于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原来的这个表述字面理解应为前提，但从理论上讲，宏观调控本应是市场经济一个内容。其他疑问还包括宏观调控是资源在市场配置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还是资源在政府作用下发挥市场的作用？资源配置的主体是政府还是市场？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原有的定义均无法厘清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一旦搞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有可能沦为计划经济的翻版。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最终采纳了这个建议，确立了“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表述。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认识的提高，其直接效果是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加速构建成型，并不断成熟完善。
　　党的十八大后，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泛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影响深远的文件。《决定》历史性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04谈改革寄语

　　“新时期的改革者就肯定会站在前人肩膀上，有更大作为”
　　记者：新中国成立70周年，您也是九十高龄改革老人了，仍然坚持为中国改革鼓与呼。您如何评价自己走过的改革之路，有遗憾吗？对当下的改革还有哪些寄语？
　　高尚全：不久前，我刚度过我的90岁生日，正式踏入“90后”行列。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但是改革仍是我最重要的工作。每个工作日的上午我都会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办公室工作思考改革的问题，撰写改革的著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改革事业在诸多过去的难点方面有所突破。党的十九大，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的改革所面对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判断，对改革作出了更加细致全面的部署。
　　改革在这新的历史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需要依靠今天的年轻人自己去面对和解决，只要我们努力做好“踏踏实实做人”“勤勤奋奋做事”，新时期的改革者就肯定会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会有更大作为。改革老兵的经验是宝贵的。从党的建设到国企改革、从市场作用到依法治国，许多改革的议题一脉相承，把握改革开放40年来这些改革议题的脉络对当前改革的推进十分重要，有的放矢，改革就能够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