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一则题为“河南漯河市一房管局副局长持枪殴打记者”的视频在各大论坛和微博上被热播，随后传统媒体跟进报道，引发网友热议。5月17下午，上海。东方早报摄影部记者鲁海涛在金陵西路重庆中路附近正常采访时，因拍摄了一辆违章占据自行车道的轿车，被车上两名男子威胁、殴打。这是本市近一个月内发生的第三起记者因正常采访被打。作为社会舆论监督的代表——媒体，是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公民实现舆论监督的主要手段，特别是在协助公众行使知情权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打记者,到底是打了谁？
　　其实，新闻记者在正常采访过程中遭到或公或私的粗暴对待乃至百般阻挠，已经不是什么新闻，毫不夸张地说，凡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媒体，几乎都有过类似遭遇。一方面说明，在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社会意识多元多变的背景下，在有些人群那里合法与非法、合理与不合理之间，存在模糊地带，新闻媒体由于逐渐深入的舆论监督触及越来越多的既得利益，引起的反弹和抵抗也日益增多和强硬，所以殴打记者现象频繁出现；另一方面说明，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新闻舆论监督越来越成为作用于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力量。在社会转型和矛盾多发期，新闻人之所以敢于监督，也是为了回应不断增强的公民意识，可以这么说，这是法治建设、公民意识、新闻媒体的法治意识三者良性互动的结果。因此，我们说，打记者，粗暴干涉新闻人的正当职业行为，其实是打了基于公民意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特别是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成为记者、人人都成为媒体成为可能，打传统媒体的记者施暴者，也可能会对任何一位可能成为记者的“人人”挥动野蛮的拳头。往深里说，是公然向法制挑衅。
　　对记者施暴的，或粗暴对待合法采访的，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公民，都得到了依法处理。但是，政府官员的特殊身份使其拥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且不说其在工作中的表现，即使是生活中的一举一动，老百姓也往往不会视其为纯粹的个人行为。因此，消除记者被打现象，首先要从政府官员抓起。有法学家明确指出，因为权力具有膨胀和独断的特性，一旦限制不力，它就会吞噬权利的地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限制权力与保护权利是一回事，这是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必须直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站在加强法治建设的高度，保障公众知情权、舆论监督权的高度，来审视过去发生过、现在正在发生、将来也许还会发生的侵犯记者采访权的事件。新闻舆论监督能否受到尊重与保护，既依赖每个人的意识与行动，也依赖对权力的有效限制程度。
　　因此，要从严依法治吏，重典治吏。《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机构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即使有的官员不知晓该规定，但是也不至于糊涂到粗暴对待记者。但为什么偏偏干扰、阻挠了呢？这背后到底是出于何种动机呢？此类官员是否存在腐败等“难言之隐”呢？因此，除了对违背该规定的行为严格依法办事以外，还要彻查背后原因，使其得到应有惩罚，从源头上解决粗暴对待记者的问题，从而引导和进一步树立正确对待记者的良好社会风气。
　　从法制建设层面讲，既然记者被打不是个案，那么从中可以发现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就需要人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有关方面建立完善实施细则，提高干扰阻挠合法采访活动的“违法成本”等予以解决，确保社会主义新闻自由。
　　从监督层面讲，舆论监督本来就是人大监督的“帮手”，人大要进一步力挺新闻舆论监督，对于通过各种形式阻碍新闻媒体采访报道的，加大相关监督力度。
　　最后再提一下自媒体。在目前阶段其新闻真实性尚不确定，为促其良性发展，要加以引导和规范，但需注意的是，还应加上一个“依法保护”，并处理好三者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