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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朝中期以后，受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洋文明的冲击，明朝士人开始对世界有所了解，使汉族“天下”“天朝”的观念逐渐瓦解。这些士人虽然接受了中国不是地理的“中心”，但仍然保持文化自尊，认为相对于中华的“义理”之“道”，西洋的知识和技术只是“器”。本文就以《职方外纪校释》序言为例，浅析明朝士人世界观的转变。
关键词 明朝 士人 世界观
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明人很难渡海越山去了解外面的世界，故而明代的帝王和官僚士大夫仍遵循前代的固有观念，认为明王朝乃居于地之“中央”的“天朝上国”，视中土之外皆夷狄和番邦。在华夷观念下，明王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则是朝贡体制为纽带，朝鲜、占城、安南、西域诸国皆是朝贡国。明朝人对世界的认识大体就是建于“华夷观”与“朝贡体制”之上，并代代沿袭下来。明中叶以后，明朝的实际国际处境发生巨大转变：一方面，西洋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洋文明，尤其是天文和地理知识，使汉族“天下”“天朝”观念逐渐瓦解，中国已从观念上由“天下”成为万国中的一国；另一方面，明朝先后受到满夷，倭寇来自东北和东南的侵扰，明朝华夷体制受到事实上的挑战。明朝的现实国际处境未能打破上层统治者“宗主国”对“朝贡国”，“中国”对“四夷”的文明想象。却唤得敏感和进步士人的关注，尤其西洋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地理知识，让其感受到极大的震撼。明朝人的世界方才开始观悄然发生变化。
《职方外纪》是西洋传教士艾儒略等人编著的一部关于世界地理空间的读物，其中讲述的世界地理知识与中国传统观念大为不同，使明朝士人为之震撼。作为一部地理读物，其书中所介绍的地理知识，于今已是公认的常识。书本身的内容学术研究的意义不大，但其珍贵之处在于该书卷首除艾儒略本人的自序外，还载有明朝杨廷筠、李之藻、瞿式穀、许胥臣、熊士旂、叶向高六位士人所写的序言，序言反映出以这六人为代表的明朝士人面对令人震撼的西洋地理知识采取的接受、调试、自守的态度。本文即以此来对明朝士人世界观的改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简单分析。
首先，《序言》中所反应出来的“世界观”的改变表现在这五位士人一致接受了西洋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地理知识，从过去中国“天圆地方”“中国为天下之中央”的旧世界观转变为承认地是球形的说法，中国只是世界上众国中的一国，甚至“仅如掌大”的新世界观：“西方之人，独出于古，开创一家，谓天地俱有穷也而实无穷，以其形皆大圆，故无起止，无中边……遍地周遭皆人所居，不得以地下之人与我脚底相对，疑其有倾倒也。”——杨廷筠
“以地小圆处于天大圆中，度数相应，俱作三百六十度……地如此其大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乡又一粟中之毫末，吾更藐焉中处，而争名利于蛮触之角也与哉……”——李之藻
“……书为《舆地全图》，凡地之四周皆有国土，中国仅如掌大……”——叶向高
他们虽然都对这种新的地理知识表示惊讶，甚至是震撼，但一致承认西洋人的地理知识有凭有据，绝不是无稽之谈，如：杨廷筠赞其“历历可据”，李之藻称之“语必据所涉历，或彼国旧闻征信者”，叶向高亦承认“其言凿凿有据，非汪洋谬悠如道家之诸天，释氏之恒河、须弥，穷万劫无人至也”；熊士旂还称道《职方外纪》“为益匪细也”，拒不是“邹衍之谈奢而不核，章亥之布局而未周”。这些士人已经意识到西洋人地理世界观的正确和可信。
第二，这些士人的“世界观”还显示出较强的文化开放意识。典型代表是瞿式穀，在他所写的《职方外纪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充分显示出了这种文化开放意识：“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据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洲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底蛙之诮乎。曷徵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踳矣。且夷夏亦何常之有？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元元本本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其可以地律人以华夷律地而轻为訾诋哉！”
瞿式穀指出：中国并不是唯一的世界，也不是唯一的文明中心，各种地区的文明并没有先天的高低之分，“夷夏”当然不是以“地理”而区分。如果能够“忠信”“明哲”“元元本本”，虽在殊方，也是诸夏；如果“汶汶”“汩汩”“寡廉鲜耻”，即使“近于比肩”也是“戎狄”。故不可以地律人，以人律地。以瞿式穀为代表的这种文化开放意识在当时“中国是世界中心”的主流世界观之下，当是最为进步和觉醒的世界观了，也表明“华夷”观念已渐渐被新的世界观所祛除。
第三，将西洋地理学说与中国原有学说相类比，是这些士人“世界观”所具有的另一大特点。五人之中又以叶向高最为典型。
“泰西氏之始入中国也，其说谓天地万物皆有造之者，尊之曰天主。其敬事在天之上，人甚异之。又书为《舆地全图》，凡地之四周皆有国土，中国仅如掌大，人愈异之。然其言天主，则与吾儒畏天之说相类，以故奉其教者颇多。其言舆地，则吾儒亦有地如卵黄之说，但不能穷其道里、名号、风俗、物产，如泰西氏所图记”。
叶向高认为西洋人所说的“天”“天主”与“吾儒畏天之说相类”，西洋人说天是圆的，正是中国过去有的“地如卵黄”之说，只不过中国过去的学说并不如西洋人的详尽。瞿式穀也说邹衍的九州说实际已经讲到各大洲的存在。这种将西洋观念类比为中国古代原有观念的做法，实际是用中国历史中对应和相近似的知识，化西洋“异端”为“同质”，站在传统理性思想的立场上，接受新知识，以缓和新知识的巨大冲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些士人虽然接受了西洋地理知识，承认中国不是地理的“中心”，但仍然保持文化自尊，认为相对于中华的“义理”之“道”，西洋的知识和技术只是“器”。正是如此，叶向高称艾儒略来中国是“慕义远来”，熊士旂在《跋》中教人读此书要“不役于物而直探本原”。对 “义理自守”有更为详细论述的是许胥臣：
“《职方外纪》似亦稗官小说，要于裒奇荟异，使人识造物主功化之无涯。扩其所见，不局于所未见，而因以醒其锢习之迷，以归大正，则不第多其见闻而已也。人果尽心于知性知天，晦斯光，窒斯通，狭斯宏，散漫繁衍，皆归于宗，如之何偭焉？其遐而好尽心于迩也。浩浩之海，济楼航之力也，航人无楫，如航何？熒魂旷枯，糟莩旷沈，讁埴索塗冥行而已矣，故曰，圣人聪明渊懿，继天测灵，冠乎群伦。有以拟天地而参诸身乎！或问天地易简，而圣人法之，何支离为？曰，支离盖所以为简易也，摭我华而不食我实，小知之师亦贱矣。众言淆乱折诸圣，万物纷错悬诸天。彼所谓敬天事天者，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混混乎圣人道，群心之用也。已简已易，焉支焉离！”
许胥臣认为人要达到至识成为君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多闻见”；二是“识圣人之道”。《职方外纪》一书可以开阔人们的眼界，但重要的是要依此“醒其锢习之迷，以归大正”，也就是说此书也不过是人们达到圣人之道的一个途径罢了。所以，西洋知识是“群目之用”，而中国圣人之道是“群心之用”，类似于西学为用中学为本的思路。
面对旷古未闻的西洋知识，作为开明知识分子的代表，杨廷筠、李之藻、瞿式穀、许胥臣、熊士旂、叶向高六位士人对这些不容置疑的知识表现出了欢迎的接受态度，但在与中国固有学说的类比中将西洋新知转化为旧学，用“义理至上”的文化优越性来缓和来自地理知识的挑战。这些足见西洋知识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对明朝士人的震撼。但由于中华文明的惯性、时间的流转和明清易代的历史转变，这种震撼很快平静下来，直到二百多年后，西洋大炮枪声在晚清响起的时候，才重新掀起波澜，使中国士人真正明白中国不是“天下”，四夷也不是“尔小邦”，世界观也最终发生了转变。
关键词 明朝 士人 世界观
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明人很难渡海越山去了解外面的世界，故而明代的帝王和官僚士大夫仍遵循前代的固有观念，认为明王朝乃居于地之“中央”的“天朝上国”，视中土之外皆夷狄和番邦。在华夷观念下，明王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则是朝贡体制为纽带，朝鲜、占城、安南、西域诸国皆是朝贡国。明朝人对世界的认识大体就是建于“华夷观”与“朝贡体制”之上，并代代沿袭下来。明中叶以后，明朝的实际国际处境发生巨大转变：一方面，西洋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洋文明，尤其是天文和地理知识，使汉族“天下”“天朝”观念逐渐瓦解，中国已从观念上由“天下”成为万国中的一国；另一方面，明朝先后受到满夷，倭寇来自东北和东南的侵扰，明朝华夷体制受到事实上的挑战。明朝的现实国际处境未能打破上层统治者“宗主国”对“朝贡国”，“中国”对“四夷”的文明想象。却唤得敏感和进步士人的关注，尤其西洋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地理知识，让其感受到极大的震撼。明朝人的世界方才开始观悄然发生变化。
《职方外纪》是西洋传教士艾儒略等人编著的一部关于世界地理空间的读物，其中讲述的世界地理知识与中国传统观念大为不同，使明朝士人为之震撼。作为一部地理读物，其书中所介绍的地理知识，于今已是公认的常识。书本身的内容学术研究的意义不大，但其珍贵之处在于该书卷首除艾儒略本人的自序外，还载有明朝杨廷筠、李之藻、瞿式穀、许胥臣、熊士旂、叶向高六位士人所写的序言，序言反映出以这六人为代表的明朝士人面对令人震撼的西洋地理知识采取的接受、调试、自守的态度。本文即以此来对明朝士人世界观的改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简单分析。
首先，《序言》中所反应出来的“世界观”的改变表现在这五位士人一致接受了西洋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地理知识，从过去中国“天圆地方”“中国为天下之中央”的旧世界观转变为承认地是球形的说法，中国只是世界上众国中的一国，甚至“仅如掌大”的新世界观：“西方之人，独出于古，开创一家，谓天地俱有穷也而实无穷，以其形皆大圆，故无起止，无中边……遍地周遭皆人所居，不得以地下之人与我脚底相对，疑其有倾倒也。”——杨廷筠
“以地小圆处于天大圆中，度数相应，俱作三百六十度……地如此其大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乡又一粟中之毫末，吾更藐焉中处，而争名利于蛮触之角也与哉……”——李之藻
“……书为《舆地全图》，凡地之四周皆有国土，中国仅如掌大……”——叶向高
他们虽然都对这种新的地理知识表示惊讶，甚至是震撼，但一致承认西洋人的地理知识有凭有据，绝不是无稽之谈，如：杨廷筠赞其“历历可据”，李之藻称之“语必据所涉历，或彼国旧闻征信者”，叶向高亦承认“其言凿凿有据，非汪洋谬悠如道家之诸天，释氏之恒河、须弥，穷万劫无人至也”；熊士旂还称道《职方外纪》“为益匪细也”，拒不是“邹衍之谈奢而不核，章亥之布局而未周”。这些士人已经意识到西洋人地理世界观的正确和可信。
第二，这些士人的“世界观”还显示出较强的文化开放意识。典型代表是瞿式穀，在他所写的《职方外纪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充分显示出了这种文化开放意识：“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据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洲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底蛙之诮乎。曷徵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踳矣。且夷夏亦何常之有？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元元本本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其可以地律人以华夷律地而轻为訾诋哉！”
瞿式穀指出：中国并不是唯一的世界，也不是唯一的文明中心，各种地区的文明并没有先天的高低之分，“夷夏”当然不是以“地理”而区分。如果能够“忠信”“明哲”“元元本本”，虽在殊方，也是诸夏；如果“汶汶”“汩汩”“寡廉鲜耻”，即使“近于比肩”也是“戎狄”。故不可以地律人，以人律地。以瞿式穀为代表的这种文化开放意识在当时“中国是世界中心”的主流世界观之下，当是最为进步和觉醒的世界观了，也表明“华夷”观念已渐渐被新的世界观所祛除。
第三，将西洋地理学说与中国原有学说相类比，是这些士人“世界观”所具有的另一大特点。五人之中又以叶向高最为典型。
“泰西氏之始入中国也，其说谓天地万物皆有造之者，尊之曰天主。其敬事在天之上，人甚异之。又书为《舆地全图》，凡地之四周皆有国土，中国仅如掌大，人愈异之。然其言天主，则与吾儒畏天之说相类，以故奉其教者颇多。其言舆地，则吾儒亦有地如卵黄之说，但不能穷其道里、名号、风俗、物产，如泰西氏所图记”。
叶向高认为西洋人所说的“天”“天主”与“吾儒畏天之说相类”，西洋人说天是圆的，正是中国过去有的“地如卵黄”之说，只不过中国过去的学说并不如西洋人的详尽。瞿式穀也说邹衍的九州说实际已经讲到各大洲的存在。这种将西洋观念类比为中国古代原有观念的做法，实际是用中国历史中对应和相近似的知识，化西洋“异端”为“同质”，站在传统理性思想的立场上，接受新知识，以缓和新知识的巨大冲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些士人虽然接受了西洋地理知识，承认中国不是地理的“中心”，但仍然保持文化自尊，认为相对于中华的“义理”之“道”，西洋的知识和技术只是“器”。正是如此，叶向高称艾儒略来中国是“慕义远来”，熊士旂在《跋》中教人读此书要“不役于物而直探本原”。对 “义理自守”有更为详细论述的是许胥臣：
“《职方外纪》似亦稗官小说，要于裒奇荟异，使人识造物主功化之无涯。扩其所见，不局于所未见，而因以醒其锢习之迷，以归大正，则不第多其见闻而已也。人果尽心于知性知天，晦斯光，窒斯通，狭斯宏，散漫繁衍，皆归于宗，如之何偭焉？其遐而好尽心于迩也。浩浩之海，济楼航之力也，航人无楫，如航何？熒魂旷枯，糟莩旷沈，讁埴索塗冥行而已矣，故曰，圣人聪明渊懿，继天测灵，冠乎群伦。有以拟天地而参诸身乎！或问天地易简，而圣人法之，何支离为？曰，支离盖所以为简易也，摭我华而不食我实，小知之师亦贱矣。众言淆乱折诸圣，万物纷错悬诸天。彼所谓敬天事天者，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混混乎圣人道，群心之用也。已简已易，焉支焉离！”
许胥臣认为人要达到至识成为君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多闻见”；二是“识圣人之道”。《职方外纪》一书可以开阔人们的眼界，但重要的是要依此“醒其锢习之迷，以归大正”，也就是说此书也不过是人们达到圣人之道的一个途径罢了。所以，西洋知识是“群目之用”，而中国圣人之道是“群心之用”，类似于西学为用中学为本的思路。
面对旷古未闻的西洋知识，作为开明知识分子的代表，杨廷筠、李之藻、瞿式穀、许胥臣、熊士旂、叶向高六位士人对这些不容置疑的知识表现出了欢迎的接受态度，但在与中国固有学说的类比中将西洋新知转化为旧学，用“义理至上”的文化优越性来缓和来自地理知识的挑战。这些足见西洋知识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对明朝士人的震撼。但由于中华文明的惯性、时间的流转和明清易代的历史转变，这种震撼很快平静下来，直到二百多年后，西洋大炮枪声在晚清响起的时候，才重新掀起波澜，使中国士人真正明白中国不是“天下”，四夷也不是“尔小邦”，世界观也最终发生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