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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儿歌”还未能代指孩子们口里唱出的曲调时，华夏大地散落着各式各样的童谣，像野花一般播洒在农耕时代的田野里。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刘半农、李叔同等摩登知识分子掀起的和白话文运动呼应的“学堂乐歌”风潮，到谷建芬的“新学堂乐歌”，一部童谣史折射出的也是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式微与尴尬。
绝版的“儿语”
“童谣”，又称“童子谣”、“孺子歌”、“小儿语”、“小瑟”，大抵可以分为游戏儿歌和教诲儿歌，此外，被看做游戏儿歌雏形的绕口令，可以追寻到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代。古籍中侥幸保存下来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相传为黄帝时所作。据考证，这是比较接近于原始形态的歌谣。
中国古代童谣浩如烟海、源远流长，“天将大雨，商羊鼓舞。今其有之，其应至矣”这样的儿歌早就见诸《孔子家语》。现存最早的儿歌专集是明代吕坤于1593年编成的《演小儿语》，书中共收录儿歌四十六首，其关于儿歌的理论，至今对儿歌创作仍有借鉴作用。
在我国不同地区都有着充满浓郁地方特色的优秀民间儿歌，如山东地区的“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南方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此外，伴随儿童不同阶段的成长，还有游戏歌、数数歌、连锁调、问答歌、绕口令、颠倒歌、谜语歌、字头歌、节气歌等多种常伴儿童身边的儿歌形式，它们或增长知识、或训练语言、或愉悦精神、或宣泄情感，对儿童成长起着别的艺术形式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式童谣被儿歌替代，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和文学上的白话文运动呼应的“学堂乐歌”风潮，一群留洋回来的摩登知识分子，包括像李叔同、刘半农这样的大师，借鉴西洋音乐、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新音乐形式，在新式学堂中引入和普及现代音乐教育，创作了一批像《送别》这样蜚声海内的“泛儿歌”。
鲁迅、刘半农们的童谣保卫战
电影《西游降魔篇》中，唐三藏抱着《儿歌三百首》将鱼精活脱脱念成了人形。可见在周星驰的世界观中，儿歌拥有驱邪扶正的功效。对儿歌的重视，早在民国时期便发了端倪。
鲁迅是第一个发表文章提出搜集和研究童谣的人。1913年2月《编纂处月刊》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里他写道：“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辅翼教育。”
次年1月，周作人又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发表了《儿歌之研究》一文和采集儿歌的启事。但兄弟二人关于搜集歌谣的呼吁，都成为旷野里的呼喊，没有得到社会上和学术界的回应。
刘半农于1918年1月底在北京大学首倡歌谣运动，是为中国现代倡导收集歌谣运动的第一人。
生于江阴县城内西横街一户家境颇为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草长莺飞，河湖相接的江南，让刘半农的童年充满了饱和的诗情画意。翻开《扬鞭集》，其创作不但生动地再现了所谓“幼年的心理”，同时，也留下了深深的“地域性痕迹”。
随之，刘半农和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一起成立了北大歌谣征集处。由刘半农执笔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发表在1918年2月1日出版的《北大日刊》上。从早期的刘半农、刘大白到30年代“中国诗歌会”的蒲风、任钧，甚至还包括“新月派”的闻一多、朱湘等，创作了一批蜚声海内的“泛儿歌”。
至今流传的“小兔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老虎叫门》）就是“中国近代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在那个时期谱写的儿歌。
儿歌“教母”瞿希贤讲过去的事情
建国以后的儿歌创作活跃在1966以前和1976以后，堪称当代儿歌“教母”的瞿希贤，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如今的中老年人，小时候绝大多数唱过瞿希贤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首歌不知影响了多少人。
1957年，她创作这首曲子的时候只有三十多岁，她有两个女儿，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她就是那个讲故事的妈妈。
有人说，瞿希贤的《全世界人民一条心》、《牧歌》、《青春之歌》之所以饱含深情，是因为作曲者本人就是这么一个对感情体味至深的人。
2006年，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问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作为主题曲再次传唱大江南北。
从19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式微，创作者进入尴尬境地，连谷建芬的“新学堂乐歌”之类的提法都是昙花一现。
儿歌凋零背后，是孩子们的早熟。在贾樟柯导演的《三峡好人》里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乡下小孩在过江轮渡上摇头晃脑地唱着《两只蝴蝶》，其神情投入程度，既滑稽又让人觉得怪诞。
绝版的“儿语”
“童谣”，又称“童子谣”、“孺子歌”、“小儿语”、“小瑟”，大抵可以分为游戏儿歌和教诲儿歌，此外，被看做游戏儿歌雏形的绕口令，可以追寻到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代。古籍中侥幸保存下来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相传为黄帝时所作。据考证，这是比较接近于原始形态的歌谣。
中国古代童谣浩如烟海、源远流长，“天将大雨，商羊鼓舞。今其有之，其应至矣”这样的儿歌早就见诸《孔子家语》。现存最早的儿歌专集是明代吕坤于1593年编成的《演小儿语》，书中共收录儿歌四十六首，其关于儿歌的理论，至今对儿歌创作仍有借鉴作用。
在我国不同地区都有着充满浓郁地方特色的优秀民间儿歌，如山东地区的“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南方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此外，伴随儿童不同阶段的成长，还有游戏歌、数数歌、连锁调、问答歌、绕口令、颠倒歌、谜语歌、字头歌、节气歌等多种常伴儿童身边的儿歌形式，它们或增长知识、或训练语言、或愉悦精神、或宣泄情感，对儿童成长起着别的艺术形式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式童谣被儿歌替代，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和文学上的白话文运动呼应的“学堂乐歌”风潮，一群留洋回来的摩登知识分子，包括像李叔同、刘半农这样的大师，借鉴西洋音乐、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新音乐形式，在新式学堂中引入和普及现代音乐教育，创作了一批像《送别》这样蜚声海内的“泛儿歌”。
鲁迅、刘半农们的童谣保卫战
电影《西游降魔篇》中，唐三藏抱着《儿歌三百首》将鱼精活脱脱念成了人形。可见在周星驰的世界观中，儿歌拥有驱邪扶正的功效。对儿歌的重视，早在民国时期便发了端倪。
鲁迅是第一个发表文章提出搜集和研究童谣的人。1913年2月《编纂处月刊》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里他写道：“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辅翼教育。”
次年1月，周作人又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发表了《儿歌之研究》一文和采集儿歌的启事。但兄弟二人关于搜集歌谣的呼吁，都成为旷野里的呼喊，没有得到社会上和学术界的回应。
刘半农于1918年1月底在北京大学首倡歌谣运动，是为中国现代倡导收集歌谣运动的第一人。
生于江阴县城内西横街一户家境颇为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草长莺飞，河湖相接的江南，让刘半农的童年充满了饱和的诗情画意。翻开《扬鞭集》，其创作不但生动地再现了所谓“幼年的心理”，同时，也留下了深深的“地域性痕迹”。
随之，刘半农和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一起成立了北大歌谣征集处。由刘半农执笔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发表在1918年2月1日出版的《北大日刊》上。从早期的刘半农、刘大白到30年代“中国诗歌会”的蒲风、任钧，甚至还包括“新月派”的闻一多、朱湘等，创作了一批蜚声海内的“泛儿歌”。
至今流传的“小兔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老虎叫门》）就是“中国近代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在那个时期谱写的儿歌。
儿歌“教母”瞿希贤讲过去的事情
建国以后的儿歌创作活跃在1966以前和1976以后，堪称当代儿歌“教母”的瞿希贤，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如今的中老年人，小时候绝大多数唱过瞿希贤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首歌不知影响了多少人。
1957年，她创作这首曲子的时候只有三十多岁，她有两个女儿，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她就是那个讲故事的妈妈。
有人说，瞿希贤的《全世界人民一条心》、《牧歌》、《青春之歌》之所以饱含深情，是因为作曲者本人就是这么一个对感情体味至深的人。
2006年，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问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作为主题曲再次传唱大江南北。
从19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式微，创作者进入尴尬境地，连谷建芬的“新学堂乐歌”之类的提法都是昙花一现。
儿歌凋零背后，是孩子们的早熟。在贾樟柯导演的《三峡好人》里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乡下小孩在过江轮渡上摇头晃脑地唱着《两只蝴蝶》，其神情投入程度，既滑稽又让人觉得怪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