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问题的由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日、意法西斯犯下了罄竹难书的反人类暴行。战后诞生的联合国举起了保护人权的旗帜，为此，联合国专门设立了“人权委员会”。它在反对殖民主义、外国侵略、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等方面都曾有所建树。
　　


　　然而，人权问题变成了冷战工具。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借联合国这一舞台，利用人权问题，攻击“共产主义世界”。“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又继续利用人权问题，粗暴地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从1989年开始，西方国家由美国牵头，几乎是每年都在人权会议上炮制反华提案。令美国及其同伙尴尬的是，它们的反华提案无一例外地都被挫败。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们说：这不仅是中国的胜利，也是发展中国家的胜利，因为在历届人权会议上挨打受压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在人权斗争的战场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同中国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有一些友好国家，不畏西方的强权和淫威，坚持原则，始终不渝地同我们站在一起，明火执仗地打头阵。南亚的斯里兰卡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驻斯里兰卡使馆工作。每年3月日内瓦人权会议开会之前，使馆都要“备战”，就当年人权会议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同斯里兰卡外交部沟通、协调，争取对方的积极配合。
　　1992年春，使馆决定先由我出面向斯方沟通。我在拜会斯外交部主管司司长时，首先感谢对方历年来的支持，并向他通报了我掌握的一些情况，说明西方国家加大了游说力度，企图胁迫一些国家“倒戈”，摆出了一幅“决战”的架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有所准备。我表示相信中斯双方仍能一如既往地密切合作，并提请对方及时向前方发出指示。司长当即答应。
　　可是过了几天，斯外交部另一位官员打电话给我说，今年斯政府在人权会议上的立场有所调整。我问：“是如何调整的？”对方答曰：今年不能再支持中国的立场了。我又赶忙问他原因何在，他只说这是上级的决定。我感到意外，其中必有缘故。我当即报告大使，经研究，决定抓紧做工作，无论如何也要把斯方拉回来。促使斯方改变主意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我们必须首先解开这个谜，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当天傍晚下班前后，我先后约请两位相关的朋友来使馆茶叙。这些朋友在办公室里辛苦了一天，下班后到我们的客厅里坐一会儿，享用一杯热茶，品茶时，自然会感觉轻松，顺便聊聊我们关心的问题，双方都会自然而然地说得多一点儿，细一点儿。当时，我经常采用这种非正式的方式，了解情况或者是做工作，既简便又有效，也能加深彼此的友谊。
　　当天的两次茶聚，即将来临的日内瓦人权会议自然是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在交谈中我得知，原来是美国大使带着英国和德国大使，3人一起约见斯外事秘书（相当于常务副外长），软硬兼施，要求斯政府改变立场，在当年的日内瓦人权会议上转而支持西方。斯里兰卡是个小岛国，在外交上不能对这3个西方大国做绝，而且当时西方不顾事实，硬把“泰米尔猛虎”问题说成是“人权问题”，必要时也可以诉诸于日内瓦人权会议，这也是悬在斯政府头顶上的一把利剑。外事秘书同他们3人周旋半天，最后迫不得已，答应了他们的部分要求。但是他又感到愧疚，于是安排下面的官员向我们打个招呼。这就是我接到的那个电话。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大使约见了外事秘书，面对面地做工作。
　　当时，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西方的反华提案过不了关，往往只因一两票之差。这就不难看出，斯里兰卡的这一票是举足轻重的。如果它被西方挖走了，在即将展开的这场人权鏖战中也许我们会很被动。我们的大使约见外事秘书时，对方说了不少好话。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使肯定也不会善罢甘休，事态可能还会出现反复，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继续跟踪事态的发展。
　　据朋友告知，外事秘书受到西方3国大使的压力，中国大使又来面陈利害得失，感到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于是就直接向普雷马达萨总统汇报，请求总统决定。
　　总统听后表示，斯里兰卡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一贯政策，他要亲自过问这件事，要外事秘书安排那三位大使来见他。普雷马达萨他在接见这3位大使时表示，斯对西方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不会改变，同中国的友好政策也不能改变。他特别强调，斯里兰卡同中国的关系是“特殊关系”，不能因为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而损害这种“特殊关系”。当然，尽管那3位大使都是能言善辩的高手，巧舌如簧，强词夺理，但是总统不为所动，最后他们只得悻悻而去。在那一年的日内瓦人权会议上，西方的反华提案再次受挫。
　　说来也凑巧，第二年春天，在我任临时代办期间，一天傍晚，外事秘书亲自打来电话，说他们已获得消息，西方国家准备当年的人权会议上推动通过决议，在“泰米尔猛虎”问题上指责斯里兰卡政府。这很不公道，请求中国政府给予支持，制止西方国家的行动。
　　如果西方的图谋得逞，不仅会在国际上置斯里兰卡于被动，更严重的是，那无异于为虎作伥，大长“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气焰，给斯里兰卡的内战火上加油。我当即报告和请示国内，国内也作为特急案件处理。第二天早上，我就接到国内的答复，态度非常积极。我也采取非同寻常的程序，当即直接打电话给外事秘书，他听后高兴地说：“这几天我们向多位使节寻求支持，中国是第一个作出积极反应的。”然后，我又约见主管司长就西方操弄的人权议题深入交谈，双方的观点完全一致，进一步加强了中斯之间的战友情谊。在一个外交场合，斯外交部某领导见到我，热情地与我握手并说，他们“很欣赏”我方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今后将继续同我们密切合作。
　　


　　斯里兰卡争取到了足够的支持，西方的图谋未能得逞。
　　斯里兰卡的僧伽罗族和泰米尔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当年英国殖民主义者推行“以夷制夷”、“分而治之”政策的遗患。多年来“泰米尔猛虎”组织采取游击和恐怖袭击的战术，同政府较量，使斯里兰卡陷入内战的泥潭，经济遭到破坏，社会动荡不已。国际社会本应推动双方通过对话，寻求和平解决。然而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一直将这一民族问题说成是斯政府的“人权”问题，以至于要诉诸于日内瓦人权会议。国际上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也跟着起哄。这助长了“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气焰，增加了斯里兰卡政府化解这一民族矛盾的难度，对僧、泰两族人民都是极大的不幸。直到2001年“9.11”恐怖主义事件后，美国才承认“泰米尔猛虎”是恐怖主义组织，欧洲议会也作出反应，“国际大赦”也跟着谴责它侵犯人权。西方国家的这一转变，再次暴露了它们推行的“人权外交”是实用主义的，是双重标准的。
　　斯里兰卡原名锡兰，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在历史长河中，两国之间有过密切的经济、文化和宗教往来。只是在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打断了两国人民的交往。锡兰独立后不久，新中国诞生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在新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锡兰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中锡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紧密团结，互相支持。很多人还记得中斯《米胶贸易协定》那是1952年的事。新中国诞生后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不久又爆发了朝鲜战争，像橡胶这种战略物资有些国家在西方的压力下不敢卖给中国，而且我们的外汇也很短缺。当时的锡兰敢于顶着西方的强大压力，用橡胶换大米，使我们打破了西方的封锁，同时也节省了外汇。这在中斯两国至今仍是家喻户晓的一段佳话。
　　中斯自建交以来，在几代领导人的精心指导下，两国的传统友谊和互利合作不断加强，是大国和小国之间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典范。当年周恩来总理陪同宋庆龄副主席访问锡兰和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总理在中国参观访问的那些历史镜头，以及2005年温家宝总理访问斯里兰卡期间到海啸灾区视察灾情、慰问灾民的情景，令人感动不已，令人难忘。我想这些都是中斯“特殊关系”的重要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