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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原国民党联勤总部第一区铁道军运指挥部少将副指挥陈采夫,顺应时代潮流,接受中共湖南省工委的领导,主动积极策反,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宦海沉浮幡然醒悟
陈采夫,又名陈泽芹。1905年5月23日出生于湖南临澧县修梅乡。1921年,就读于澧县中学,翌年转入常德第二师范。1924年,他参与清算临澧县劝学所所长郭养吾贪污行径,反遭诬告,被开除学籍。
1925年初,陈采夫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经同乡王尔琢、贺声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在国民革命军中历任排、连、营长、团政治指导员和军政治部社会股长等职。1927年7月,任第二十军特务营营长,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后受中共中央军事部派遣,到长沙协助做城市军事策划和指挥工作。马日事变后,湖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陈采夫担任了几番重建后的省军委秘书。在策动举行一次暴动的紧要关头,军委机关遭到破坏,陈采夫与军委书记黄鳌等5人同时被捕。敌特施用酷刑,进行轮番审讯。因陈采夫被当场抓到把柄,便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但矢口否认黄鳌是共产党员,暗中保护了黄鳌。
1929年春,陈采夫经同乡叶柳次介绍,任国民党清乡司令部少校参谋。1930年任李默庵部营长、中校团副,同年加入国民党。1931年随部队进入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第三、第五次反革命“围剿”。1937年至1941年期间,他先后任中央军校第十三期总队副、八十八师副旅长、旅长,八十七师参谋长等职,在西安主动与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联系,并将爱国将领魏巍(九十三军参谋长)、向凤武(八十七师副师长)等引见给林伯渠。1942年,史迪威出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授予陈采夫少将副师长军衔。陈采夫随中国远征军从云南进入缅甸,在司令部任美国顾问组少将组长,负责训练中国远征军。1944年,他调任重庆军官总队第一大队少将大队长,领导团、营级军官千余人。1945年,他改任联勤总部第一区铁道军运指挥部副指挥,曾掩护在新四军供职的同乡洪季凯,在京沪杭沿线做敌后青运工作。1947年冬,军运指挥部转到粤汉路,驻广州。第二年指挥部由广州迁长沙,陈采夫仍任少将副指挥。
陈采夫在官场沉浮二十余载,逐渐看清了国民党官场之寡廉鲜耻,尔虞我诈,强夺民脂民膏的种种腐败现象,深感国民党政府必然灭亡,但同时也深感自己过去罪孽深重,如果继续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更会有负于家乡父老。他也深深感到中国只有靠共产党才会有救,才会有光明前途。此时他决心已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因此,他从广州转驻湖南后,多次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好友中揭露当局的腐败,并在报端发表了《告湖南人民公开信》。
接受省工委领导 组建“民促社”
陈采夫政治立场的转变,引起了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注意和重视。
1948年冬,陈采夫通过林伯渠的关系,与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取得了联系。从此,周里、刘寿祺、涂西畴等省工委领导经常到长沙席草田13号陈采夫家中交谈对时局的看法。刘寿祺与陈采夫多次接触后,发现他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比较高级的职务,与国民党中上级军官有广泛的联系。这时,湖南的国民党中上级军官,在淮海战役后眼见国民党的大势已去,很想找条出路。把这部分力量组织起来,也是敦促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和平起义的重要因素。而陈采夫正适宜担此重任。经湖南省工委授意,1949年3月,由陈采夫秘密成立了“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简称“民促社”),在国民党军官中进行统战策反工作,其主要任务是策动其组织成员弃暗投明,靠拢共产党,靠拢人民,反蒋倒蒋。
陈采夫任“民促社”总干事,并要其长子陈克琅从香港回来任“民促社”秘书。该社的发展对象为国民党军、政、警、宪、特组织的中层与上层人员,而他们中个别人立场顽固。工作一旦失误,便有人头落地的危险。陈采夫受党的指派,置生死于度外,积极进行组织发展和策反工作。1948年冬,他在宪兵第十团团长姜和瀛家中(长沙新河面粉厂楼上)与姜和瀛进行过一次诚恳的谈话。姜和瀛说:“我们打共产党是打不赢的……我向张镇(宪兵司令)上了一条呈,劝他把宪兵部队集中到湘西、湘南,看看时局的变化再作打算。他没有理我,必要时我只好一个人干,你觉得怎么样?”陈采夫很镇静地说:“蒋介石已垮,国民党必亡,你说的上山的办法,恐怕也保不了你的身家性命。我看唯一的出路,就是靠拢共产党。”姜和瀛非常激怒地说:“我是宪兵团长,难道叫我投降共产党不成?”陈采夫继续说:“我很了解你,你现在很彷徨苦闷。我虽然说得冒失一点,但所说的都是实话。我以为靠拢共产党是我们大家今后的唯一出路。”姜和瀛说:“我倒从来没有碰到你这样一个胆大包天的说客,竟然要我投降共产党。”陈采夫又说:“老弟,你是个聪明人,好汉要弯上转。你我都是黄埔学生,你一贯反共,我也是反共的。现在是什么时候,我是提起脑袋来和你说话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我相信你不会把我怎么样。”姜和瀛听后,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你以后少搞义务宣传。今天碰到我,算你走运。”说完,姜和瀛就送陈采夫出门。以后,陈采夫又通过马子谷(湖南新化人,是受省工委委托在军政界搞统战策反工作的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等人做姜和瀛的工作。一天,陈采夫打电话邀姜和瀛到自己家里吃饭,非常诚恳地对他说:“我和你都是黄埔学生,当初到广东去,是为了革命。后来走错了路。现在有机会,回头是岸,犹未为晚。”在陈采夫的多次劝导下,姜和瀛终于下定决心,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率部起义,不仅自己加入了“民促社”,还在宪兵团及其朋友、同事中发展“民促社”成员。在陈采夫的劝说、影响下,国民党第一兵团参谋长文于一、湘东师管区司令员蔡杞材、补充第四团团长刘鸣球、省保安司令部高参刘人奎、长沙绥靖公署少将李君九、省政府警备大队长姜定华等人先后参加“民促社”。“民促社”扩展到200余人,他们为中共湖南省工委提供许多重要军事情报,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
深入湘西北建立“突击总队”
1949年初,国民党退伍军人谭杰,通过陈采夫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决心跟共产党走,并加入了“民促社”。陈采夫要他回临澧、石门一带,建立地下武装,打击国民党反动武装。在长沙惜别时,陈采夫对谭杰说:“我没有别的东西送你,只能送你一支手枪和20块光洋,作为你的活动经费,一切全靠你自己好自为之。如果有可能,我会派人来协助你领导部队。”谭杰受命之后,回常德建立湘西革命武装。1月底,陈采夫回临澧一带发展“民促社”组织时,指示谭杰“要勇闯虎穴,快见行动”,并函告“民促社”社员雷秀江支援谭杰武器。谭杰得到支持,加速了行动。2月12日晨,谭杰率陈松桂、郭玉乾、秦国栋、明季政等人夺枪起义,上太浮山打游击,2月下旬发展到40多人枪。省工委于3月委派正遭受特务追捕的长沙音專学生中共党员朱明超(原名刘静)与其妻朱芳(原名杜桂珍)假扮兄妹来到该部队并建立起党的组织。后来,部队发展到200多人枪,成为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八突击大队。该部队发展迅速,活动于常德、临澧、桃源等地,是插入敌后的一把尖刀。
1949年4月,中共湖南省工委通过程潜任命陈采夫为国民党湖南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驻澧县。陈采夫到任后,即积极发展“民促社”组织,同时筹备建立革命武装“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陈采夫任总队长,方用任政治委员,下属6个突击大队,拥有1500多人枪。陈采夫轻装简从,深入常德、桃源、益阳、慈利、临澧等县检查和部署地下武装起义。6月25日至27日,临澧县中共地下党员李忠涛与洪丕烈、杨孚凰等在陈采夫部配合下,发动数千群众武装聚歼土匪部队国民党暂编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
1949年7月1日,突击总队由陈采夫与方用签发了第一号战斗命令,要求各突击大队“立即在精神上动员各级干部和群众,人人都应有‘明日起义’的准备,以配合解放军的主力南下作战”。
6月下旬,澧县三贤、荆南、官垸的第四突击大队在左承统等中共党员的领导下武装起义,夺取乡公所枪支,被国民党当局察觉,湘鄂川黔边区绥靖司令部副总司令周磐(驻常德)下令通缉陈采夫。陈采夫被迫转入地下,在石门、澧县一带坚持武装斗争。7月中旬,省工委根据中共华中局的指示,对突击总队下达命令:“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解放军行动。”因陈采夫在不停地转移指挥部,一时联系不上。陈克琅便派其弟陈克理化装为湘东师管区上尉副官,随方用同往常德。到常德后,方用拿出两本黄色小说及米汤与毛笔,口述命令内容,由陈克理记在小说上,即离开常德到临澧,找到“民促社”成员、临澧县警察局长侯方宇。他也不知道陈采夫的准确行踪,只告诉了几个秘密联络点与联络暗号。陈克理步行了3天找了8个联络点,才找到他父亲陈采夫。陈采夫身边只有10多个警卫。陈采夫看了用碘酒显示出来的中共华中局指示后,当即下达了第三号战斗命令,派人分送到6个突击大队,并将6个大队的人员武装分布、战斗情况向陈克理作了介绍,要求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并一再叮嘱:“你在临澧县城读了几年书,很多人认识你,你不能再在临澧露面了,迅速返回长沙,这些情况只能向涂西畴同志当面禀报。如果被捕,宁可死在酷刑之下,也不能说出半个字来。这是党的机密,关系到突击总队的存亡啊!”不满17岁的陈克理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父亲,迅速绕道返回长沙,在长沙市化龙池找到了涂西畴,如实作了汇报。
“突击总队”及其各大队对牵制国民党正规军,打击游杂武装,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利益,促进常德地区的解放,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7月,解放军南下澧县,陈采夫率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部属及勤杂人员在澧县起义。
继续策反追寻宋希濂
宋希濂是国民党军队中著名将领,1948年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蒋介石亲自接见他,交给他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四川及湘西的重任。他驻防鄂西北,但指挥所设在常德。
1949年6月,澧县有人向宋希濂告密,说常德专区专员陈采夫、参谋刘兢业是共匪。宋希濂接到密信后,对他的秘书说“陈采夫是我的部下,不会搞共产党,可能是在跟程潜搞自救自保”,并命秘书将告密材料寄陈采夫亲启。陈采夫接到宋希濂的来信后,同参谋刘兢业研究,认为宋希濂对我并无敌意,且有关爱之情,不妨乘机动员宋希濂起义。于是,他把这一想法告知省工委书记周里,并争取担任策反宋希濂的工作。
周里认为策反宋希濂是件大事,为慎重起见,需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毛泽东指示湖南省工委,如有可能,抓紧做好策反工作。
同年7月,常德解放,宋希濂率部20余万人经湘西往西南溃退。
8月4日,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在长沙领衔通电起义,8月6日,陈采夫与唐生智、仇鳌等105人联名发表通电,赞成程潜、陈明仁将军起义行动。程潜即函劝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起义。宋希濂复信:“即使我起义,我的军长也不会起义。”
周里商请程潜再次致书,信的大意是:只要你个人愿意起义,共产党理当待你为上宾,仍然任兵团司令。
鉴于宋希濂率部已溃逃到湘西南,信不易送到,派谁送信并担任策反工作呢?周里首先想到的是陈采夫。因陈采夫和宋希濂是黄埔军校先后同学(宋希濂是黄埔一期生,陈采夫是黄埔三期生),陈采夫是宋希濂的部下,私交甚厚,且有较丰富的策反经验。另外同去的还有一位解放军的代表以及宋希濂的堂兄宋仁楚,他们3人化装成商人和被解放军释放的俘虏,去追寻宋希濂。当时湘西各县尚未解放,又是土匪的老巢,而且各踞山头,烧杀抢劫,无所不为。陈采夫虽然认识几个土匪头目,也说得几句土匪行话,但毕竟土匪股数太多,又不相互制约,所以此行沿途危机四伏。陈采夫临行前回家与妻子告别,并给子女们留下了遗书后,随即启程。因宋希濂部系机械化部队,行军快,而陈采夫等人乘民用客车,沿途受到土匪搜查盘问,到达辰溪以西30多公里处,遇到了一股新组合的土匪,他们不听国民党的命令,也不听其他匪首的号令,只是抢财物,陈采夫等人身上的旅費、钢笔、手表全部被抢走,他们所带的解放军的布告、程潜给宋希濂的信件(放在车顶行李中,不便随身)也被洗动一空,再也无法前进了,只得返回。这封信未送到,陈采夫终身引以为憾。后来,宋希濂在四川大渡河边被俘,程潜曾不胜感慨地说:“宋荫国(希濂)这个蠢家伙,兵团司令不当,要当俘虏。”
解放后,陈采夫任第一届、二届湖南省各界人民代表,第一届湖南省政协委员。1954年4月,任湖南省水利厅副厅长。1958年1月24日,陈采夫在长沙逝世,终年53岁。
宦海沉浮幡然醒悟
陈采夫,又名陈泽芹。1905年5月23日出生于湖南临澧县修梅乡。1921年,就读于澧县中学,翌年转入常德第二师范。1924年,他参与清算临澧县劝学所所长郭养吾贪污行径,反遭诬告,被开除学籍。
1925年初,陈采夫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经同乡王尔琢、贺声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在国民革命军中历任排、连、营长、团政治指导员和军政治部社会股长等职。1927年7月,任第二十军特务营营长,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后受中共中央军事部派遣,到长沙协助做城市军事策划和指挥工作。马日事变后,湖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陈采夫担任了几番重建后的省军委秘书。在策动举行一次暴动的紧要关头,军委机关遭到破坏,陈采夫与军委书记黄鳌等5人同时被捕。敌特施用酷刑,进行轮番审讯。因陈采夫被当场抓到把柄,便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但矢口否认黄鳌是共产党员,暗中保护了黄鳌。
1929年春,陈采夫经同乡叶柳次介绍,任国民党清乡司令部少校参谋。1930年任李默庵部营长、中校团副,同年加入国民党。1931年随部队进入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第三、第五次反革命“围剿”。1937年至1941年期间,他先后任中央军校第十三期总队副、八十八师副旅长、旅长,八十七师参谋长等职,在西安主动与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联系,并将爱国将领魏巍(九十三军参谋长)、向凤武(八十七师副师长)等引见给林伯渠。1942年,史迪威出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授予陈采夫少将副师长军衔。陈采夫随中国远征军从云南进入缅甸,在司令部任美国顾问组少将组长,负责训练中国远征军。1944年,他调任重庆军官总队第一大队少将大队长,领导团、营级军官千余人。1945年,他改任联勤总部第一区铁道军运指挥部副指挥,曾掩护在新四军供职的同乡洪季凯,在京沪杭沿线做敌后青运工作。1947年冬,军运指挥部转到粤汉路,驻广州。第二年指挥部由广州迁长沙,陈采夫仍任少将副指挥。
陈采夫在官场沉浮二十余载,逐渐看清了国民党官场之寡廉鲜耻,尔虞我诈,强夺民脂民膏的种种腐败现象,深感国民党政府必然灭亡,但同时也深感自己过去罪孽深重,如果继续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更会有负于家乡父老。他也深深感到中国只有靠共产党才会有救,才会有光明前途。此时他决心已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因此,他从广州转驻湖南后,多次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好友中揭露当局的腐败,并在报端发表了《告湖南人民公开信》。
接受省工委领导 组建“民促社”
陈采夫政治立场的转变,引起了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注意和重视。
1948年冬,陈采夫通过林伯渠的关系,与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取得了联系。从此,周里、刘寿祺、涂西畴等省工委领导经常到长沙席草田13号陈采夫家中交谈对时局的看法。刘寿祺与陈采夫多次接触后,发现他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比较高级的职务,与国民党中上级军官有广泛的联系。这时,湖南的国民党中上级军官,在淮海战役后眼见国民党的大势已去,很想找条出路。把这部分力量组织起来,也是敦促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和平起义的重要因素。而陈采夫正适宜担此重任。经湖南省工委授意,1949年3月,由陈采夫秘密成立了“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简称“民促社”),在国民党军官中进行统战策反工作,其主要任务是策动其组织成员弃暗投明,靠拢共产党,靠拢人民,反蒋倒蒋。
陈采夫任“民促社”总干事,并要其长子陈克琅从香港回来任“民促社”秘书。该社的发展对象为国民党军、政、警、宪、特组织的中层与上层人员,而他们中个别人立场顽固。工作一旦失误,便有人头落地的危险。陈采夫受党的指派,置生死于度外,积极进行组织发展和策反工作。1948年冬,他在宪兵第十团团长姜和瀛家中(长沙新河面粉厂楼上)与姜和瀛进行过一次诚恳的谈话。姜和瀛说:“我们打共产党是打不赢的……我向张镇(宪兵司令)上了一条呈,劝他把宪兵部队集中到湘西、湘南,看看时局的变化再作打算。他没有理我,必要时我只好一个人干,你觉得怎么样?”陈采夫很镇静地说:“蒋介石已垮,国民党必亡,你说的上山的办法,恐怕也保不了你的身家性命。我看唯一的出路,就是靠拢共产党。”姜和瀛非常激怒地说:“我是宪兵团长,难道叫我投降共产党不成?”陈采夫继续说:“我很了解你,你现在很彷徨苦闷。我虽然说得冒失一点,但所说的都是实话。我以为靠拢共产党是我们大家今后的唯一出路。”姜和瀛说:“我倒从来没有碰到你这样一个胆大包天的说客,竟然要我投降共产党。”陈采夫又说:“老弟,你是个聪明人,好汉要弯上转。你我都是黄埔学生,你一贯反共,我也是反共的。现在是什么时候,我是提起脑袋来和你说话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我相信你不会把我怎么样。”姜和瀛听后,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你以后少搞义务宣传。今天碰到我,算你走运。”说完,姜和瀛就送陈采夫出门。以后,陈采夫又通过马子谷(湖南新化人,是受省工委委托在军政界搞统战策反工作的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等人做姜和瀛的工作。一天,陈采夫打电话邀姜和瀛到自己家里吃饭,非常诚恳地对他说:“我和你都是黄埔学生,当初到广东去,是为了革命。后来走错了路。现在有机会,回头是岸,犹未为晚。”在陈采夫的多次劝导下,姜和瀛终于下定决心,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率部起义,不仅自己加入了“民促社”,还在宪兵团及其朋友、同事中发展“民促社”成员。在陈采夫的劝说、影响下,国民党第一兵团参谋长文于一、湘东师管区司令员蔡杞材、补充第四团团长刘鸣球、省保安司令部高参刘人奎、长沙绥靖公署少将李君九、省政府警备大队长姜定华等人先后参加“民促社”。“民促社”扩展到200余人,他们为中共湖南省工委提供许多重要军事情报,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
深入湘西北建立“突击总队”
1949年初,国民党退伍军人谭杰,通过陈采夫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决心跟共产党走,并加入了“民促社”。陈采夫要他回临澧、石门一带,建立地下武装,打击国民党反动武装。在长沙惜别时,陈采夫对谭杰说:“我没有别的东西送你,只能送你一支手枪和20块光洋,作为你的活动经费,一切全靠你自己好自为之。如果有可能,我会派人来协助你领导部队。”谭杰受命之后,回常德建立湘西革命武装。1月底,陈采夫回临澧一带发展“民促社”组织时,指示谭杰“要勇闯虎穴,快见行动”,并函告“民促社”社员雷秀江支援谭杰武器。谭杰得到支持,加速了行动。2月12日晨,谭杰率陈松桂、郭玉乾、秦国栋、明季政等人夺枪起义,上太浮山打游击,2月下旬发展到40多人枪。省工委于3月委派正遭受特务追捕的长沙音專学生中共党员朱明超(原名刘静)与其妻朱芳(原名杜桂珍)假扮兄妹来到该部队并建立起党的组织。后来,部队发展到200多人枪,成为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第八突击大队。该部队发展迅速,活动于常德、临澧、桃源等地,是插入敌后的一把尖刀。
1949年4月,中共湖南省工委通过程潜任命陈采夫为国民党湖南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驻澧县。陈采夫到任后,即积极发展“民促社”组织,同时筹备建立革命武装“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陈采夫任总队长,方用任政治委员,下属6个突击大队,拥有1500多人枪。陈采夫轻装简从,深入常德、桃源、益阳、慈利、临澧等县检查和部署地下武装起义。6月25日至27日,临澧县中共地下党员李忠涛与洪丕烈、杨孚凰等在陈采夫部配合下,发动数千群众武装聚歼土匪部队国民党暂编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
1949年7月1日,突击总队由陈采夫与方用签发了第一号战斗命令,要求各突击大队“立即在精神上动员各级干部和群众,人人都应有‘明日起义’的准备,以配合解放军的主力南下作战”。
6月下旬,澧县三贤、荆南、官垸的第四突击大队在左承统等中共党员的领导下武装起义,夺取乡公所枪支,被国民党当局察觉,湘鄂川黔边区绥靖司令部副总司令周磐(驻常德)下令通缉陈采夫。陈采夫被迫转入地下,在石门、澧县一带坚持武装斗争。7月中旬,省工委根据中共华中局的指示,对突击总队下达命令:“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解放军行动。”因陈采夫在不停地转移指挥部,一时联系不上。陈克琅便派其弟陈克理化装为湘东师管区上尉副官,随方用同往常德。到常德后,方用拿出两本黄色小说及米汤与毛笔,口述命令内容,由陈克理记在小说上,即离开常德到临澧,找到“民促社”成员、临澧县警察局长侯方宇。他也不知道陈采夫的准确行踪,只告诉了几个秘密联络点与联络暗号。陈克理步行了3天找了8个联络点,才找到他父亲陈采夫。陈采夫身边只有10多个警卫。陈采夫看了用碘酒显示出来的中共华中局指示后,当即下达了第三号战斗命令,派人分送到6个突击大队,并将6个大队的人员武装分布、战斗情况向陈克理作了介绍,要求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并一再叮嘱:“你在临澧县城读了几年书,很多人认识你,你不能再在临澧露面了,迅速返回长沙,这些情况只能向涂西畴同志当面禀报。如果被捕,宁可死在酷刑之下,也不能说出半个字来。这是党的机密,关系到突击总队的存亡啊!”不满17岁的陈克理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父亲,迅速绕道返回长沙,在长沙市化龙池找到了涂西畴,如实作了汇报。
“突击总队”及其各大队对牵制国民党正规军,打击游杂武装,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利益,促进常德地区的解放,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7月,解放军南下澧县,陈采夫率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部属及勤杂人员在澧县起义。
继续策反追寻宋希濂
宋希濂是国民党军队中著名将领,1948年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蒋介石亲自接见他,交给他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四川及湘西的重任。他驻防鄂西北,但指挥所设在常德。
1949年6月,澧县有人向宋希濂告密,说常德专区专员陈采夫、参谋刘兢业是共匪。宋希濂接到密信后,对他的秘书说“陈采夫是我的部下,不会搞共产党,可能是在跟程潜搞自救自保”,并命秘书将告密材料寄陈采夫亲启。陈采夫接到宋希濂的来信后,同参谋刘兢业研究,认为宋希濂对我并无敌意,且有关爱之情,不妨乘机动员宋希濂起义。于是,他把这一想法告知省工委书记周里,并争取担任策反宋希濂的工作。
周里认为策反宋希濂是件大事,为慎重起见,需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毛泽东指示湖南省工委,如有可能,抓紧做好策反工作。
同年7月,常德解放,宋希濂率部20余万人经湘西往西南溃退。
8月4日,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在长沙领衔通电起义,8月6日,陈采夫与唐生智、仇鳌等105人联名发表通电,赞成程潜、陈明仁将军起义行动。程潜即函劝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起义。宋希濂复信:“即使我起义,我的军长也不会起义。”
周里商请程潜再次致书,信的大意是:只要你个人愿意起义,共产党理当待你为上宾,仍然任兵团司令。
鉴于宋希濂率部已溃逃到湘西南,信不易送到,派谁送信并担任策反工作呢?周里首先想到的是陈采夫。因陈采夫和宋希濂是黄埔军校先后同学(宋希濂是黄埔一期生,陈采夫是黄埔三期生),陈采夫是宋希濂的部下,私交甚厚,且有较丰富的策反经验。另外同去的还有一位解放军的代表以及宋希濂的堂兄宋仁楚,他们3人化装成商人和被解放军释放的俘虏,去追寻宋希濂。当时湘西各县尚未解放,又是土匪的老巢,而且各踞山头,烧杀抢劫,无所不为。陈采夫虽然认识几个土匪头目,也说得几句土匪行话,但毕竟土匪股数太多,又不相互制约,所以此行沿途危机四伏。陈采夫临行前回家与妻子告别,并给子女们留下了遗书后,随即启程。因宋希濂部系机械化部队,行军快,而陈采夫等人乘民用客车,沿途受到土匪搜查盘问,到达辰溪以西30多公里处,遇到了一股新组合的土匪,他们不听国民党的命令,也不听其他匪首的号令,只是抢财物,陈采夫等人身上的旅費、钢笔、手表全部被抢走,他们所带的解放军的布告、程潜给宋希濂的信件(放在车顶行李中,不便随身)也被洗动一空,再也无法前进了,只得返回。这封信未送到,陈采夫终身引以为憾。后来,宋希濂在四川大渡河边被俘,程潜曾不胜感慨地说:“宋荫国(希濂)这个蠢家伙,兵团司令不当,要当俘虏。”
解放后,陈采夫任第一届、二届湖南省各界人民代表,第一届湖南省政协委员。1954年4月,任湖南省水利厅副厅长。1958年1月24日,陈采夫在长沙逝世,终年5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