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的某一次，我在台北见到了大江健三郎。不止大江，还有奠言、朱天文。
　　这次大江健三郎的研讨会被冠以“国际视野”的帽子，想必这帽子大江很喜欢，他一心反对日本的国家主义，强调“民主价值”。莫言当场说：
　　“大江是个脱离了狭隘民族主义、追求全人类价值的作家。”这话大江听来肯定特别入耳。
　　大江于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曾在1995年买了他的两本小说：《个人的体验》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之后的新书没再买过。大江的文字水平远差于川端康成，虽然他挑战川端康成的诺贝尔获奖感言《我在美丽的日本》很成功，当时，他的获奖演说题为《我在暧昧的日本》。我还认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也劣于三岛由纪夫。大江其实更擅长政论和演说。
　　那次研讨会由大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共同举办。大江说，由中国大陆和台湾、海峡两岸的专家们来讨论一个日本人的文学，这是最荣耀的经验。我相信这话是真心的。大江心里一定喜欢这样的安排，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再加上日本，这纠结在一起的历史沉淀、复杂暗示，正是大江这“东亚代表性作家”所需要的。
　　莫言说，大江总是说自己老了，写的是最后一部作品，但其实这不可信。歌德78岁了还爱上了一个侣岁的姑娘。虽然他作为晚辈，不敢建议大江爱上18岁的姑娘，但建议大江安排他正在写作的小说《死水》中的父亲有这种经历。奠言其实不用举歌德那么远的例子，说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就行了。
　　这一次大江的回应比较睿智，他说19岁时是追上了18岁的姑娘，如今这个姑娘73岁了，弄得他一见18岁姑娘，就会想象对方73岁的样子。
　　朱天文和大江大谈《死水》中的种种情节、意象，特别注重“天皇”这个象征。其中一种说法我头一次听到，说是当初日本战败后是听从了人类学家的建议才保留天皇。我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在那样一个血腥之后的灰烬时代，谁会理会学者的话。
　　在为人风格上，莫言、朱天文和大江确实代表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的作家。我在现场直接采访交流的对象是奠言。这三个地方的作家待人接物的感觉确实很不同，尤其大陆作家，跟台湾、日本作家都不同。
　　关于大江来台湾的活动，有很多不知真假的幕后消息。一种说法是本来与大江对谈的台湾作家是李昂，因为大陆的压力换成了朱天文。还有一种说法是本来列名主办单位的还包括东京大学，也因为同样的压力而划掉，因为这个活动应当是两岸交流，而不是“国际交流”。对于这些传言，台湾的主办者都明确否认，真相又成了要探究的东西。
　　在华人圈，“真相”总容易“不明”，再加上个“暧昧的日本”，“真相”就更成问题了。
　　(亢霖，自由作家，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