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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毕业的时候我很狂妄，总觉得这活就我们能干，后来一看这帮小的也能干，干得还不比我们差。其实他们也不小了，那时候也40多岁了，所谓“第六代”。过了几年一看，这帮人又没了
这种拍法，注定了“黎叔”的片子拍不快，也不可能便宜。
张黎现在仍然把主业定位为摄影师——“左手执导，右手执机”这个传统说法并不适合他，他是左撇子。作为导演，让他声名鹊起的是《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因政治导向命运多舛，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走向共和》之后，首先要面对的是投资者的信任危机，新戏《人间正道是沧桑》同样是一部主旋律大戏，张黎能行吗？投资方派了专人跟进度、看内容，结论是：“导向完全没问题！”
“跟张黎拍戏是非常来劲的事情。”演员孙红雷说。他在《人间正道是沧桑》里演少爷出身的共产党员杨立青，从顽劣不羁的少年一直演到驰骋疆场的共和国将军，自认是近年来最过瘾的一把。来劲的代价是，后面再接其他戏，就有点不够劲。
跟孙红雷演对手戏的，是在《大明王朝》里受到一致好评的海瑞扮演者黄志忠，他演立青的哥哥、国民党人杨立仁。黄志忠说，拍张黎的戏，最有劲的是可以跟出色的演员现场飙戏。上一出，他飙着陈宝国的“嘉靖”，为把海瑞那种长期处在饥饿状态的紧张焦虑演出来，瘦了十来斤。
不懂权谋的权谋戏编剧
人物周刊：《人间正道是沧桑》是一部主旋律大片，我們尤其感兴趣的是编剧是江奇涛，他的《亮剑》曾让我们眼前一亮：主旋律还可以这样拍。
张黎：我从不排斥主旋律，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主旋律，就看你怎么拍。杨立青不是一个李云龙式的角色，李云龙完全是一个草莽。但我片子里的这些人，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们都背叛了自己原来的阶级，这种背叛了出身的人跟那些社会底层出身的人不一样，他们是理想主义的，完全是两种坚定信念的体现者。兄弟俩代表着两种的不同道路，但一个选择了先进和光明，另一个则陷入了落后与黑暗，兄弟俩较量，结局显而易见。用戏剧冲突和艺术审美去诠释主旋律，是我的拍法。
人物周刊：《大明王朝1566》刚出来的时候收视率很低，当时你说，这部片子的重播率会很高，结果被你说中了。据说续集《大明王朝1587》已经在酝酿之中，第二部又会是怎样一番面貌？
张黎：当时刘和平写《大明王朝》的时候写到李妃，实际上就是为续集留线头呢，在第二部里，李妃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部会比第一部力量更强，因为在第二部里海瑞才真正登上了权力高峰，在万历中晚期，海瑞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力度是非常大的。
可惜和平身体不太好，现在他正写《北平无战事》，《大明王朝》续集还得等一段时间。完全要看和平的身体，他心力够、体力差。
人物周刊：据说刘和平在写《大明王朝》的时候，书房里挂着海瑞和嘉靖的像，每天沐手焚香，三拜九叩，完全是种附体的状态，是不是真的？
张黎：海瑞的像肯定是挂着的，嘉靖我没见着。他对着画像三拜九叩，还有冥想，这些都有，他对海瑞是充满情感的。
人物周刊 ：《大明王朝》的表演方法很特殊，每个人都是不动声色的，只靠演员的细微肢体动作、表情和眼神来传达感情。
张黎：我们认为它符合当时那种官场氛围、朝廷规制。明朝整个的政治制度，整个的官僚结构、组织结构，始终是完备的，清朝的很多组织手续、官场规则是原锅端的明朝，所以清朝能站住脚。明朝是高度制度化的社会，行止、语言……刘和平是这方面的高手，他对明朝的感悟特别深切。
人物周刊：很多白领把《大明王朝》当成指导办公室政治的书在看，大家忍不住猜想，能写出这样权谋的人，本身是不是特别擅长权谋？
张黎：其实和平是没有任何权谋的人，但他懂得体味和欣赏权谋。这个片子他兼做制片，所谓“慈不掌兵，义不掌财”，我老说他掌不了财，一颗心又大又软！
提线木偶摄影师
人物周刊：从摄影转行干导演的人，他们的作品画面感似乎更强些，比如张艺谋、顾长卫，你自己的体会是怎样？你是痴迷技术的人吗？
张黎：其实不单单是画面感的问题，导演本身是一个翻译，把文字的东西，翻译成形、光、色的东西，首先得对自己的导演母语特别熟悉。就像我们看翻译小说，几个版本一看，高下立判，它原作是一样的，但翻译水平不一樣。电影也要讲究信、达、雅。我常说镜头，一个是光学镜头，一个是自己的视觉镜头，后者是充满情感的，每个镜头的设计都有特别强烈的情感因素在里头。镜头语言是有生命的活的东西。我重视技术，但并不痴迷技术，技术是工具，更重要的是你的想法。当然如果技术的东西掌握不了，最后呈现出来的东西是语无伦次的。
人物周刊：那你做导演时，担任你的摄影师岂不是很有压力？
张黎：当我的摄影师惟命是从就完了。
人物周刊：你自己当摄影师的时候呢？也会这么服从吗？
张黎：当然。那就是另外一种乐趣了，当工具的乐趣，那是一种纯影像的乐趣。你要什么我都能给你拍出来，但你要什么我不管，也能乐在其中。所以不能老当导演，我得时不时地回去当一下摄影，看看别人是怎么表达的。
人物周刊：你在选演员的时候是不是有门槛，总是选那些你觉得可以沟通或者能够领会你意思的演员？
张黎：难免。所以我的演员经常延用，我们好不容易在上一部戏里达成了沟通和了解。用新演员我会比较慎重。
我跟很多演员合作过，演员是种你怎么细心呵护都不为过的职业。编剧也很脆弱，比如江奇涛就很脆弱，但是他今天没有感觉他就可以不写，就可以去睡觉，去玩。演员不同，演员只要进入现场，就必须保持百分之百的状态，都是大活人，怎么可能？100多天，怎么可能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状态？所以你得尽可能把能够影响到他的外部因素排除掉，保护他，你得小心翼翼。
人物周刊：你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吗？
张黎：我非常细心，有时候也非常软弱。有时候我知道今天的进度必须完成，但演员的状态不好可能我就不完成了。然后再去想别的办法加班，制片方可能就不高兴了：又没拍完！为什么没拍完？
我拍不了女人戏
人物周刊：你似乎不太擅长拍女性的戏，比如《大明王朝》几乎是一场纯男人戏，因此流失了一大批女性的观众。
张黎：一个男性导演，拍女性戏是扯淡，我们不可能进入得了女性的内心世界。是！你能解释女性一些表层的东西，但一个男性无法窥破女性的奥秘，不可能！这就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人物周刊：按你的理论，女性也不可能真正了解男人？
张黎：不可能窥破男性内心真正的隐秘，我们只是在尽可能尝试。几千年来大家都在讲男女之间的猜忌、揣摩、揭示，为什么现在还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到。某些点上也许可能达成互相的了解，但是永远无法设身处地。连男性体察男性都那么困难，何况去体察另一个物种。
我的《中国往事》里女性会多一点，起码是男女平衡的，甚至是女压男、阴压阳，但做得怎么样也还有待考验。那部戏是我在拍了一堆政治题材以后，忽然觉得，我得看看自己在人物内心上能走多远。那个戏特别有意思，是刘恒92年的小说，我一开始读他的小说就找他那个劲儿，那个戏做了些试验。一般电视剧这种宅门戏家族戏都会有强大外部压力：战乱、饥荒、政治。我把外部压力减到最低，我试图传达这么一种东西：所有的社会进度是由人内心的不安分决定的，不愁吃不愁穿他还鼓捣什么呢？他内心不满足。
人物周刊：你干导演是不是也出于这种内心的不满足？
张黎：可以这么说。我也有话要说，当导演其实是一种表达欲，你们想这么说，我偏想那么说。这就像小时候解数学题，除了这种解法，还有没有另外的解法？我们往往选择最简单的解法，其实有时候还有更复杂的、更慢的解法。结果一样，但是过程更有意思。
“第五代”的筛选率太高了
人物周刊：从事艺术创作的人，都会面临创作力枯竭的问题，你有过吗？
张黎：当然有。我们这一代人，迅速达到了自己的高点，然后尽可能把这个高点保持得长一点，总有一天我们会掉下去，这是肯定的。我们要享受上升和平行的这条线，看它有多长。差不多了，各领风骚三五年，没有几年好蹦达了。冯小刚想法比我还极端。他骨子里是很悲观的人，但他会积极地去应对。
人物周刊：你有过中年危机吗？
张黎：我的中年危机来得比较早，我30岁就中年危机了。那段时间，看到出来很多新人，拍了很多有冲击力的片子。以前毕业的时候我很狂妄，总觉得这活就我们能干，后来一看，这帮小的也能干，干得还不比我们差。其实他们也不小了，那时候也40多岁了，所谓的“第六代”。过了几年一看，这帮人又没了。
人物周刊：分析过原因吗？
张黎：反观过。如今40岁左右的这批电影人，他们非常有才华、有能力，包括“第六代”，也就是今天50岁左右的这批人，但他们有一个难以避免的弱点：他们总认为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经历就是世界的全部。他们吃亏在哪里呢？他们在他们的年龄段没有表达他们的东西，很多人在等待，在发牢骚，在苦闷，在选择。你得先做！你别坐而论道！他们虚度了35到40岁该有的东西，哪怕是荒唐的，哪怕是无序的东西。
人物周刊：但“第五代”并没有经历这个过程，你们好像直接成熟起来了。
张黎：第五代的筛选率太高了。就拿（北京电影学院）78级来说，17000名考生，选出26个人，在此之前是10多年的人才储备。另外一个就是“第五代”普遍拥有的使命感，不管这种使命感多么虚妄、多么年少轻狂，但那是他们该过的生活，他们该表达的东西。他们心里更干净，不把苦难作为苦难，作为需要向外宣泄的东西。还有一点只能心中暗喜、但有点龌龊的心理就是“第四代”没撑住。“第四代”迅速交枪了，他们过早放弃了自己传播历史声音的愿望。
人物周刊：现在还是你的好时光吗？
张黎：从毕业开始一直是我的好时光，从83年我在潇湘厂接到第一部戏《候补队员》一直到现在，我每接到一部新戏，还能感觉它就像我的第一部，还有冲动。所以我就这么度过了我自己的中年危机。一直没停下，不停地在忙，在弄，突然回头一看，哎，怎么这帮孩子没跟上啊？
人物周刊：正如你所说，“第五代”是迅速达到高点，然后尽量把高点延成一条线，让这条线更长一点，但是这条线不会永远是直线，中间总会有起伏的吧？
张黎：起伏跟创造力无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这群人为创作活着，要是有一天不能创作了，就自寻了断呗。
这种拍法，注定了“黎叔”的片子拍不快，也不可能便宜。
张黎现在仍然把主业定位为摄影师——“左手执导，右手执机”这个传统说法并不适合他，他是左撇子。作为导演，让他声名鹊起的是《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因政治导向命运多舛，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走向共和》之后，首先要面对的是投资者的信任危机，新戏《人间正道是沧桑》同样是一部主旋律大戏，张黎能行吗？投资方派了专人跟进度、看内容，结论是：“导向完全没问题！”
“跟张黎拍戏是非常来劲的事情。”演员孙红雷说。他在《人间正道是沧桑》里演少爷出身的共产党员杨立青，从顽劣不羁的少年一直演到驰骋疆场的共和国将军，自认是近年来最过瘾的一把。来劲的代价是，后面再接其他戏，就有点不够劲。
跟孙红雷演对手戏的，是在《大明王朝》里受到一致好评的海瑞扮演者黄志忠，他演立青的哥哥、国民党人杨立仁。黄志忠说，拍张黎的戏，最有劲的是可以跟出色的演员现场飙戏。上一出，他飙着陈宝国的“嘉靖”，为把海瑞那种长期处在饥饿状态的紧张焦虑演出来，瘦了十来斤。
不懂权谋的权谋戏编剧
人物周刊：《人间正道是沧桑》是一部主旋律大片，我們尤其感兴趣的是编剧是江奇涛，他的《亮剑》曾让我们眼前一亮：主旋律还可以这样拍。
张黎：我从不排斥主旋律，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主旋律，就看你怎么拍。杨立青不是一个李云龙式的角色，李云龙完全是一个草莽。但我片子里的这些人，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们都背叛了自己原来的阶级，这种背叛了出身的人跟那些社会底层出身的人不一样，他们是理想主义的，完全是两种坚定信念的体现者。兄弟俩代表着两种的不同道路，但一个选择了先进和光明，另一个则陷入了落后与黑暗，兄弟俩较量，结局显而易见。用戏剧冲突和艺术审美去诠释主旋律，是我的拍法。
人物周刊：《大明王朝1566》刚出来的时候收视率很低，当时你说，这部片子的重播率会很高，结果被你说中了。据说续集《大明王朝1587》已经在酝酿之中，第二部又会是怎样一番面貌？
张黎：当时刘和平写《大明王朝》的时候写到李妃，实际上就是为续集留线头呢，在第二部里，李妃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部会比第一部力量更强，因为在第二部里海瑞才真正登上了权力高峰，在万历中晚期，海瑞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力度是非常大的。
可惜和平身体不太好，现在他正写《北平无战事》，《大明王朝》续集还得等一段时间。完全要看和平的身体，他心力够、体力差。
人物周刊：据说刘和平在写《大明王朝》的时候，书房里挂着海瑞和嘉靖的像，每天沐手焚香，三拜九叩，完全是种附体的状态，是不是真的？
张黎：海瑞的像肯定是挂着的，嘉靖我没见着。他对着画像三拜九叩，还有冥想，这些都有，他对海瑞是充满情感的。
人物周刊 ：《大明王朝》的表演方法很特殊，每个人都是不动声色的，只靠演员的细微肢体动作、表情和眼神来传达感情。
张黎：我们认为它符合当时那种官场氛围、朝廷规制。明朝整个的政治制度，整个的官僚结构、组织结构，始终是完备的，清朝的很多组织手续、官场规则是原锅端的明朝，所以清朝能站住脚。明朝是高度制度化的社会，行止、语言……刘和平是这方面的高手，他对明朝的感悟特别深切。
人物周刊：很多白领把《大明王朝》当成指导办公室政治的书在看，大家忍不住猜想，能写出这样权谋的人，本身是不是特别擅长权谋？
张黎：其实和平是没有任何权谋的人，但他懂得体味和欣赏权谋。这个片子他兼做制片，所谓“慈不掌兵，义不掌财”，我老说他掌不了财，一颗心又大又软！
提线木偶摄影师
人物周刊：从摄影转行干导演的人，他们的作品画面感似乎更强些，比如张艺谋、顾长卫，你自己的体会是怎样？你是痴迷技术的人吗？
张黎：其实不单单是画面感的问题，导演本身是一个翻译，把文字的东西，翻译成形、光、色的东西，首先得对自己的导演母语特别熟悉。就像我们看翻译小说，几个版本一看，高下立判，它原作是一样的，但翻译水平不一樣。电影也要讲究信、达、雅。我常说镜头，一个是光学镜头，一个是自己的视觉镜头，后者是充满情感的，每个镜头的设计都有特别强烈的情感因素在里头。镜头语言是有生命的活的东西。我重视技术，但并不痴迷技术，技术是工具，更重要的是你的想法。当然如果技术的东西掌握不了，最后呈现出来的东西是语无伦次的。
人物周刊：那你做导演时，担任你的摄影师岂不是很有压力？
张黎：当我的摄影师惟命是从就完了。
人物周刊：你自己当摄影师的时候呢？也会这么服从吗？
张黎：当然。那就是另外一种乐趣了，当工具的乐趣，那是一种纯影像的乐趣。你要什么我都能给你拍出来，但你要什么我不管，也能乐在其中。所以不能老当导演，我得时不时地回去当一下摄影，看看别人是怎么表达的。
人物周刊：你在选演员的时候是不是有门槛，总是选那些你觉得可以沟通或者能够领会你意思的演员？
张黎：难免。所以我的演员经常延用，我们好不容易在上一部戏里达成了沟通和了解。用新演员我会比较慎重。
我跟很多演员合作过，演员是种你怎么细心呵护都不为过的职业。编剧也很脆弱，比如江奇涛就很脆弱，但是他今天没有感觉他就可以不写，就可以去睡觉，去玩。演员不同，演员只要进入现场，就必须保持百分之百的状态，都是大活人，怎么可能？100多天，怎么可能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状态？所以你得尽可能把能够影响到他的外部因素排除掉，保护他，你得小心翼翼。
人物周刊：你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吗？
张黎：我非常细心，有时候也非常软弱。有时候我知道今天的进度必须完成，但演员的状态不好可能我就不完成了。然后再去想别的办法加班，制片方可能就不高兴了：又没拍完！为什么没拍完？
我拍不了女人戏
人物周刊：你似乎不太擅长拍女性的戏，比如《大明王朝》几乎是一场纯男人戏，因此流失了一大批女性的观众。
张黎：一个男性导演，拍女性戏是扯淡，我们不可能进入得了女性的内心世界。是！你能解释女性一些表层的东西，但一个男性无法窥破女性的奥秘，不可能！这就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人物周刊：按你的理论，女性也不可能真正了解男人？
张黎：不可能窥破男性内心真正的隐秘，我们只是在尽可能尝试。几千年来大家都在讲男女之间的猜忌、揣摩、揭示，为什么现在还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到。某些点上也许可能达成互相的了解，但是永远无法设身处地。连男性体察男性都那么困难，何况去体察另一个物种。
我的《中国往事》里女性会多一点，起码是男女平衡的，甚至是女压男、阴压阳，但做得怎么样也还有待考验。那部戏是我在拍了一堆政治题材以后，忽然觉得，我得看看自己在人物内心上能走多远。那个戏特别有意思，是刘恒92年的小说，我一开始读他的小说就找他那个劲儿，那个戏做了些试验。一般电视剧这种宅门戏家族戏都会有强大外部压力：战乱、饥荒、政治。我把外部压力减到最低，我试图传达这么一种东西：所有的社会进度是由人内心的不安分决定的，不愁吃不愁穿他还鼓捣什么呢？他内心不满足。
人物周刊：你干导演是不是也出于这种内心的不满足？
张黎：可以这么说。我也有话要说，当导演其实是一种表达欲，你们想这么说，我偏想那么说。这就像小时候解数学题，除了这种解法，还有没有另外的解法？我们往往选择最简单的解法，其实有时候还有更复杂的、更慢的解法。结果一样，但是过程更有意思。
“第五代”的筛选率太高了
人物周刊：从事艺术创作的人，都会面临创作力枯竭的问题，你有过吗？
张黎：当然有。我们这一代人，迅速达到了自己的高点，然后尽可能把这个高点保持得长一点，总有一天我们会掉下去，这是肯定的。我们要享受上升和平行的这条线，看它有多长。差不多了，各领风骚三五年，没有几年好蹦达了。冯小刚想法比我还极端。他骨子里是很悲观的人，但他会积极地去应对。
人物周刊：你有过中年危机吗？
张黎：我的中年危机来得比较早，我30岁就中年危机了。那段时间，看到出来很多新人，拍了很多有冲击力的片子。以前毕业的时候我很狂妄，总觉得这活就我们能干，后来一看，这帮小的也能干，干得还不比我们差。其实他们也不小了，那时候也40多岁了，所谓的“第六代”。过了几年一看，这帮人又没了。
人物周刊：分析过原因吗？
张黎：反观过。如今40岁左右的这批电影人，他们非常有才华、有能力，包括“第六代”，也就是今天50岁左右的这批人，但他们有一个难以避免的弱点：他们总认为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经历就是世界的全部。他们吃亏在哪里呢？他们在他们的年龄段没有表达他们的东西，很多人在等待，在发牢骚，在苦闷，在选择。你得先做！你别坐而论道！他们虚度了35到40岁该有的东西，哪怕是荒唐的，哪怕是无序的东西。
人物周刊：但“第五代”并没有经历这个过程，你们好像直接成熟起来了。
张黎：第五代的筛选率太高了。就拿（北京电影学院）78级来说，17000名考生，选出26个人，在此之前是10多年的人才储备。另外一个就是“第五代”普遍拥有的使命感，不管这种使命感多么虚妄、多么年少轻狂，但那是他们该过的生活，他们该表达的东西。他们心里更干净，不把苦难作为苦难，作为需要向外宣泄的东西。还有一点只能心中暗喜、但有点龌龊的心理就是“第四代”没撑住。“第四代”迅速交枪了，他们过早放弃了自己传播历史声音的愿望。
人物周刊：现在还是你的好时光吗？
张黎：从毕业开始一直是我的好时光，从83年我在潇湘厂接到第一部戏《候补队员》一直到现在，我每接到一部新戏，还能感觉它就像我的第一部，还有冲动。所以我就这么度过了我自己的中年危机。一直没停下，不停地在忙，在弄，突然回头一看，哎，怎么这帮孩子没跟上啊？
人物周刊：正如你所说，“第五代”是迅速达到高点，然后尽量把高点延成一条线，让这条线更长一点，但是这条线不会永远是直线，中间总会有起伏的吧？
张黎：起伏跟创造力无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这群人为创作活着，要是有一天不能创作了，就自寻了断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