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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自由”都是人类哲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人的自由问题“构成了西方人学发展史上无法绕开的中轴线与核心点”[1]；同样的，对于马克思来说，“自由”问题也有着重要的理论地位。“自由”概念之内涵得以呈现，往往是由于其对立概念的冲击。换句话说，人们意识到“自由”为何物、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往往是由于某个契机，这个契机有可能是现实实践造成的，也有可能是思想意识引发的，它使人们突然脱离日常生活轨道，从而被迫进入一种反思的思维境况；在反思的过程中，各种关于自由的思想相互撞击，只有摒弃各种“非自由”“反自由”和“伪自由”的思想，才能甄别并践行“真正的自由”。马克思认定的自由扬弃了对宗教神、主观力量、理性或非理性的绝对崇拜，是人类历史在长期的思想碰撞中甄选出的“真正的自由”。马克思的自由观认为，由于实践具有开放性，是追求无限的自由创造的活动，因此，实践是实现自由的方式；自由的条件与自由本身同样重要，真正的自由以社会历史状况为条件；自由不以抽象观念为出发点和归宿，真正的自由面向的是现实生活世界。
本次重大疫情直接导致人们突然脱离日常生活轨道，被迫进入足不出户、暂别劳动、有限社交的生存境况，正因如此，人们有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以接受信息、咀嚼信息和发表言论。以下，本文将从马克思自由观的角度出发，分析本次疫情中具有代表性的现象与真正自由之间的关系，以求阐明自由的真正含义。借疫情之契机对自由问题进行思考和厘清，不仅有利于更高效地抗击本次疫情，更有助于匡正大众意识的走向、在人们心中树立正确的自由观念，从而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促进“自由人的联合体”[2] 的形成。
一、疫情中的管控措施与“不自由”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本次重大疫情的管控措施由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开始，各种管控措施或强制或劝导地对公众的生活进行了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疫情的发展，武汉之外的其他地区也开始采取不同程度的管控措施，管控措施愈发延伸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疫情的暴发正值春节期间，此时人们本应该休假、团聚、走访亲友，但来势汹汹的疫情和一系列的管控措施让这一切不再可能——人们只能居家防“疫”。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系列的管控措施的确限制了人们的实践活动，“封城”、公共交通停运、禁止聚众等措施使人们真实而明确地感受到了“不自由”。随着疫情的发展，春节假期延长，各地复工、开学时间有着不同程度的推后，这时，人们心中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出现了对复工和开学的期待。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而自由自觉的活动也就是实践或劳动。可见，当人们无法进行实践或劳动的时候，他们就被剥夺了实现自由的可能性，这必然让他们感受到“不自由”。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用生产劳动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并把人的类本质界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认为，动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活动是根本不同的：动物纯粹是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动物的生产是在它的直接的肉体需要支配下进行的，仅仅为了生存，因此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首先是全面的，它能在摆脱肉体的需要的情况下进行，其次是自由的，人能够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产品，而且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进行生產。动物的生产仅仅是为了生存的生产，而马克思认为只有具有自由自觉特征的生产才是真正的生产，因此，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才是真正的劳动。自由，就是人类生产区别于动物生产的根本所在。正因为人的生产是自由的、自觉的、有意识的、全面的，所以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即劳动，便成其人之为人的内在根据，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一个种的整体特征、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 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理想的人；人的本质，是理想的本质。
“自由”概念的内涵因其对立概念的冲击而被理解。在本次重大疫情中，人们习以为常的实践活动被迫中断，不得不接受“不自由”的约束，对“不自由”这一对立概念的真切感受使他们思考何谓“自由”。实践具有开放性，是追求无限的自由创造的活动，因此，实践是实现自由的方式；自由自觉的活动，即真正的劳动，是人的本质。由此可见，此次出于疫情防控之需限制人们的日常生活，让他们感受到脱离能动的实践和真正的劳动所带来的“不自由”，有助于使人们感受和理解“自由”的真意，从而在能动的实践中践行自由，将真正的劳动作为第一需要，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
二、失当言行与“伪自由”
本次重大疫情中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公众的失当言行，突出表现为传谣、信谣并引发公众的恐慌情绪和过激行为。在此，本文需要排除不法分子、境外势力的恶意造谣煽动这一因素，因为这一因素的非正义性毋庸置疑，对其的破解需要依靠公众理性思考、客观判断能力的提升。分而论之，谣言传播的原因更多在于政府公信力的不足，以及由此导致的公众对于权威信息的不信任；而谣言被相信则更多是因为公众缺乏对信息的分析和辨别能力，缺乏必要的科学和信息素养。本次疫灾中，政府的公信力，特别是武汉市有关政府的公信力是逐步减弱的：从多次通报未发现“人传人”，到多日通报无新增病例，到抗“疫”期间举办春节团拜会，再到红十字会丑闻等，这一系列事件使公众不得不质疑权威信息的真实性。但是，由于疫情关乎自身安危，处于疫情中心的公众有着强烈的了解事实真相的欲求，他们越是认为权威部门无法公布真相，就越是倾向于相信与权威发布信息相左甚至相反的谣言，这也就是谣言滋长的温床。尽管谣言仅仅影响了公众的精神世界，并非是一种物质力量，但谣言的毁灭性力量就在于，“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也就是说，如果谣言肆意发酵，公众由于相信谣言而采取谣言指向的行为，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不容小觑。
传谣信谣者往往打着“信息公开”“言论自由”的旗号传递虚假信息和发表不当言论，无论他们的真实动机是带有善意的还是全然恶意的，传谣的结果都会导致公众产生愤怒、恐慌等负面情绪，从而使社会失序、拖缓抗“疫”进程。“信息公开”和“言论自由”当然具有极高的价值，但需要强调的是，一切自由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由，肯认自由的条件与强调对自由的追求同样重要，不符合社会历史条件的自由都是“伪自由”。疫灾当前，社会历史条件要求政府与公众齐心协力、共同渡过疫情难关，这时，相信政府权威信息并遵循专家建议是最能保障社会和谐、公众安全的做法。相反，叫嚣绝对的“信息公开”和“言论自由”既不现实又有违社会历史条件，必然引发公众的负面情绪，这只会增加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离心力，于克服疫灾有害无利。回想备受关注的李文亮医生事件，一位青年医生因将疫情预告公众而受到训诫，后因染病救治无效去世。对此，公众产生惋惜、悲痛、失望等情绪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情绪之外更重要的应是对此事件进行理性分析。死者已矣，对疫情信息的及时公开也十分重要和必要；但不得不说的是，李文亮医生扩散疫情信息的方式并不符合组织程序——如果他采取如张继先医生一样坚持上报的方式告知疫情信息，也许本次疫灾哨令的吹响就能更早一步。马克思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中强调了“报刊自由”的重要性，这就涉及信息和言论自由。马克思认为，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应该是现实的自由，人应该拥有真实的政治权利自由。[5] 因此，所谓“训诫”，绝非不允许信息获取和言论表达等政治权利的自由，而是劝诫满腔热血的年轻医生要按组织程序行使医者的职责。说到底，我们需要理性地区分“自由”和“伪自由”之间的界限，一味地强调信息获取和言论表达的自由，全然不顾疫灾迅速蔓延的现实和尽快阻击疫情的目标，只能使“伪自由”大行其道，从而使社会、使公众与“真正的自由”背道而驰。 因此，打着追求信息和言论绝对自由的旗号煽动、放大并利用公众情绪的做法，只会将公众的恐惧、焦虑、惋惜、悲痛等情绪带入歧途，转化为对政府的失望和愤怒，这种传谣行为无疑会使公众一时间丧失理性思考、客观判断的能力，从而加剧公众心理防线的摧毁，对阻击疫情的大局产生负面影响。只有认识到自由的有限性，认识到“真正的自由”是以社会历史状况为条件的自由，公众才有能力摆脱“伪自由”的裹挟，对谣言进行理性思考和客观判断，从而自觉规范自身言论和行为，为共同奋斗的目标贡献力量。
三、正确自然观与“真正的自由”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尚无定论，病毒以何种方式入侵人类群体也尚不知晓，但与十七年前的“非典”疫灾一样，本次重大疫情也警示我们，必须重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在人类脱离了原始社会时期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之后，“人定胜天”的说法就一再被强调，由于科技的进步和发展的需要，人类不断加速和加深对自然的攫取。可以说，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对自然进行“自由”攫取的历史。早在18世纪，工业革命就已经开始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而在21世纪，全球化纵深发展，超越规律攫取自然的现象更是变本加厉。本次疫灾的暴发，人类应该借此进行冷静反思，认真思考人与自然关系应该何去何从、人类对自然究竟拥有何种“自由”等重要课题。
西方绿色理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秉持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决定论，总是过分强调生产而对自然的极限视而不见，历史唯物主义在生态问题上的观点与生态思维方式是对立的。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赞同人类对自然进行任意攫取的行为。但实际上，西方绿色理论的指控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与西方绿色理论相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广阔的、更具优势的生态学视域。[6] 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持有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即认为自然于人类并非只有工具价值，更具有道德和审美价值，人类应该“将非感知自然的价值建立在对人类生命价值所做的贡献的基础上”[7]；另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确强调“控制自然”，但控制的前提是对自然规律进行正确的认识和运用，如果人类以错误的方式控制自然则必然会产生生态危机、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并且，所谓“自然的极限”也并非一个固定的概念，它的内涵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对自然极限的判断应该考虑当下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如此才能对自然进行合乎规律的控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因为它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逐利本性必然导致人们不断扩大生产和消费，从而枉顾自然的极限，造成生态危机。由此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采取了辩证的态度，即不仅鼓励人类在实践中认识和改造自然，并以此发展人类的生产力，而且强调人类要考虑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利用和控制自然。这种辩证的态度恰恰说明了人类的自由必须面向现实的生活世界、以自然规律为框架，一味强调抽象观念的决定作用、毫无限制的自由都是虚假且不可持续的。
回到对本次重大疫情的分析中，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恐怕还不能上升到生态危机的高度，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生态产生危机、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体现之一。新型冠状病毒本应只存在于野生动物身上，该病毒变异及其感染人类的原因在于人类与野生动物的“不合理接触”。这里所谓的“不合理接触”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野生动物主动接触人类，二是人类主动接触野生动物。具体而言，野生动物主动接触人类，是由于人类生产生活侵占、破坏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导致野生动物被迫向人类的生存空间靠近，从而增加病毒变异和感染的可能性；人类主动接触野生动物，也即人类对野生动物的非法捕杀、买卖、食用等，主要是因为人类持有不正确的自然观和消费观，错把非法捕杀、买卖野生动物当作谋取利益的手段，错把非法食用野生动物作为猎奇消费或炫耀消费的方式。这些行为就是病毒在人类群体中肆虐的重要途径。
由此可见，本次疫灾证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应该秉持的正确生态观。一方面，人类不仅应该在不同国家、地区、人群之间实现环境正义，即平衡各方在环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矛盾的利益关系；也应该在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实现环境正义，即做到不侵犯其他物种分配和使用环境资源的权利。另一方面，人类应该端正生产和消费心态，不以无限逐利为生产目的，远离以猎奇消费或炫耀消费为乐、破坏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活方式。只有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规范人类的实践，依照规律处理人與自然的关系，才能使人类在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获得真正的自由。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自由思想有三个要点。首先，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强调，自由是人的本质，要在实践中获得。只有当人们真正将劳动作为第一需要，才能在能动的实践中自由全面发展，才拥有真正的自由。其次，真正的自由是有条件的自由，自由的条件由社会历史现实决定。不加限制的绝对自由实则是一种“伪自由”，这种自由既无理论的自洽性也无现实的可能性。最后，人类在实现自由的过程中应该兼顾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扬弃对抽象观念的盲目遵从并面向现实的生活世界，这样才能达成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双向和解。
面对重大疫情，我们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意识上的领导地位，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攻克疫灾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公众应该自觉在马克思自由思想的指导下理性思考、发声和作为，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同时，也达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解。“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8]。只有当每个个体都践行正确的自由观，人类才能达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自由人的联合体”，也即“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9]，才能得以建立。“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10]因此，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人类的“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11]。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注释：
[1] 朱荣英：《论人的自由的实践根源及其生命表现——西方哲学的自由主张及马克思哲学对它的实践批判》，《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2][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5页。
[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4]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5] 白刚：《马克思的“自由三部曲”》，《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6] 王雨辰，刘英：《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及其贡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7] Jonathan Hughes，Ecolog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32.
[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91页。
[10]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5页。
[11] 陈尚志：《人学原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455页。
本次重大疫情直接导致人们突然脱离日常生活轨道，被迫进入足不出户、暂别劳动、有限社交的生存境况，正因如此，人们有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以接受信息、咀嚼信息和发表言论。以下，本文将从马克思自由观的角度出发，分析本次疫情中具有代表性的现象与真正自由之间的关系，以求阐明自由的真正含义。借疫情之契机对自由问题进行思考和厘清，不仅有利于更高效地抗击本次疫情，更有助于匡正大众意识的走向、在人们心中树立正确的自由观念，从而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促进“自由人的联合体”[2] 的形成。
一、疫情中的管控措施与“不自由”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本次重大疫情的管控措施由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开始，各种管控措施或强制或劝导地对公众的生活进行了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疫情的发展，武汉之外的其他地区也开始采取不同程度的管控措施，管控措施愈发延伸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疫情的暴发正值春节期间，此时人们本应该休假、团聚、走访亲友，但来势汹汹的疫情和一系列的管控措施让这一切不再可能——人们只能居家防“疫”。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系列的管控措施的确限制了人们的实践活动，“封城”、公共交通停运、禁止聚众等措施使人们真实而明确地感受到了“不自由”。随着疫情的发展，春节假期延长，各地复工、开学时间有着不同程度的推后，这时，人们心中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出现了对复工和开学的期待。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而自由自觉的活动也就是实践或劳动。可见，当人们无法进行实践或劳动的时候，他们就被剥夺了实现自由的可能性，这必然让他们感受到“不自由”。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用生产劳动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并把人的类本质界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认为，动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活动是根本不同的：动物纯粹是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动物的生产是在它的直接的肉体需要支配下进行的，仅仅为了生存，因此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首先是全面的，它能在摆脱肉体的需要的情况下进行，其次是自由的，人能够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产品，而且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进行生產。动物的生产仅仅是为了生存的生产，而马克思认为只有具有自由自觉特征的生产才是真正的生产，因此，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才是真正的劳动。自由，就是人类生产区别于动物生产的根本所在。正因为人的生产是自由的、自觉的、有意识的、全面的，所以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即劳动，便成其人之为人的内在根据，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一个种的整体特征、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 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理想的人；人的本质，是理想的本质。
“自由”概念的内涵因其对立概念的冲击而被理解。在本次重大疫情中，人们习以为常的实践活动被迫中断，不得不接受“不自由”的约束，对“不自由”这一对立概念的真切感受使他们思考何谓“自由”。实践具有开放性，是追求无限的自由创造的活动，因此，实践是实现自由的方式；自由自觉的活动，即真正的劳动，是人的本质。由此可见，此次出于疫情防控之需限制人们的日常生活，让他们感受到脱离能动的实践和真正的劳动所带来的“不自由”，有助于使人们感受和理解“自由”的真意，从而在能动的实践中践行自由，将真正的劳动作为第一需要，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
二、失当言行与“伪自由”
本次重大疫情中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公众的失当言行，突出表现为传谣、信谣并引发公众的恐慌情绪和过激行为。在此，本文需要排除不法分子、境外势力的恶意造谣煽动这一因素，因为这一因素的非正义性毋庸置疑，对其的破解需要依靠公众理性思考、客观判断能力的提升。分而论之，谣言传播的原因更多在于政府公信力的不足，以及由此导致的公众对于权威信息的不信任；而谣言被相信则更多是因为公众缺乏对信息的分析和辨别能力，缺乏必要的科学和信息素养。本次疫灾中，政府的公信力，特别是武汉市有关政府的公信力是逐步减弱的：从多次通报未发现“人传人”，到多日通报无新增病例，到抗“疫”期间举办春节团拜会，再到红十字会丑闻等，这一系列事件使公众不得不质疑权威信息的真实性。但是，由于疫情关乎自身安危，处于疫情中心的公众有着强烈的了解事实真相的欲求，他们越是认为权威部门无法公布真相，就越是倾向于相信与权威发布信息相左甚至相反的谣言，这也就是谣言滋长的温床。尽管谣言仅仅影响了公众的精神世界，并非是一种物质力量，但谣言的毁灭性力量就在于，“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也就是说，如果谣言肆意发酵，公众由于相信谣言而采取谣言指向的行为，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不容小觑。
传谣信谣者往往打着“信息公开”“言论自由”的旗号传递虚假信息和发表不当言论，无论他们的真实动机是带有善意的还是全然恶意的，传谣的结果都会导致公众产生愤怒、恐慌等负面情绪，从而使社会失序、拖缓抗“疫”进程。“信息公开”和“言论自由”当然具有极高的价值，但需要强调的是，一切自由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由，肯认自由的条件与强调对自由的追求同样重要，不符合社会历史条件的自由都是“伪自由”。疫灾当前，社会历史条件要求政府与公众齐心协力、共同渡过疫情难关，这时，相信政府权威信息并遵循专家建议是最能保障社会和谐、公众安全的做法。相反，叫嚣绝对的“信息公开”和“言论自由”既不现实又有违社会历史条件，必然引发公众的负面情绪，这只会增加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离心力，于克服疫灾有害无利。回想备受关注的李文亮医生事件，一位青年医生因将疫情预告公众而受到训诫，后因染病救治无效去世。对此，公众产生惋惜、悲痛、失望等情绪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情绪之外更重要的应是对此事件进行理性分析。死者已矣，对疫情信息的及时公开也十分重要和必要；但不得不说的是，李文亮医生扩散疫情信息的方式并不符合组织程序——如果他采取如张继先医生一样坚持上报的方式告知疫情信息，也许本次疫灾哨令的吹响就能更早一步。马克思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中强调了“报刊自由”的重要性，这就涉及信息和言论自由。马克思认为，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应该是现实的自由，人应该拥有真实的政治权利自由。[5] 因此，所谓“训诫”，绝非不允许信息获取和言论表达等政治权利的自由，而是劝诫满腔热血的年轻医生要按组织程序行使医者的职责。说到底，我们需要理性地区分“自由”和“伪自由”之间的界限，一味地强调信息获取和言论表达的自由，全然不顾疫灾迅速蔓延的现实和尽快阻击疫情的目标，只能使“伪自由”大行其道，从而使社会、使公众与“真正的自由”背道而驰。 因此，打着追求信息和言论绝对自由的旗号煽动、放大并利用公众情绪的做法，只会将公众的恐惧、焦虑、惋惜、悲痛等情绪带入歧途，转化为对政府的失望和愤怒，这种传谣行为无疑会使公众一时间丧失理性思考、客观判断的能力，从而加剧公众心理防线的摧毁，对阻击疫情的大局产生负面影响。只有认识到自由的有限性，认识到“真正的自由”是以社会历史状况为条件的自由，公众才有能力摆脱“伪自由”的裹挟，对谣言进行理性思考和客观判断，从而自觉规范自身言论和行为，为共同奋斗的目标贡献力量。
三、正确自然观与“真正的自由”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尚无定论，病毒以何种方式入侵人类群体也尚不知晓，但与十七年前的“非典”疫灾一样，本次重大疫情也警示我们，必须重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在人类脱离了原始社会时期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之后，“人定胜天”的说法就一再被强调，由于科技的进步和发展的需要，人类不断加速和加深对自然的攫取。可以说，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对自然进行“自由”攫取的历史。早在18世纪，工业革命就已经开始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而在21世纪，全球化纵深发展，超越规律攫取自然的现象更是变本加厉。本次疫灾的暴发，人类应该借此进行冷静反思，认真思考人与自然关系应该何去何从、人类对自然究竟拥有何种“自由”等重要课题。
西方绿色理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秉持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决定论，总是过分强调生产而对自然的极限视而不见，历史唯物主义在生态问题上的观点与生态思维方式是对立的。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赞同人类对自然进行任意攫取的行为。但实际上，西方绿色理论的指控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与西方绿色理论相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广阔的、更具优势的生态学视域。[6] 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持有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即认为自然于人类并非只有工具价值，更具有道德和审美价值，人类应该“将非感知自然的价值建立在对人类生命价值所做的贡献的基础上”[7]；另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确强调“控制自然”，但控制的前提是对自然规律进行正确的认识和运用，如果人类以错误的方式控制自然则必然会产生生态危机、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并且，所谓“自然的极限”也并非一个固定的概念，它的内涵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对自然极限的判断应该考虑当下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如此才能对自然进行合乎规律的控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因为它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逐利本性必然导致人们不断扩大生产和消费，从而枉顾自然的极限，造成生态危机。由此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采取了辩证的态度，即不仅鼓励人类在实践中认识和改造自然，并以此发展人类的生产力，而且强调人类要考虑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利用和控制自然。这种辩证的态度恰恰说明了人类的自由必须面向现实的生活世界、以自然规律为框架，一味强调抽象观念的决定作用、毫无限制的自由都是虚假且不可持续的。
回到对本次重大疫情的分析中，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恐怕还不能上升到生态危机的高度，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生态产生危机、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体现之一。新型冠状病毒本应只存在于野生动物身上，该病毒变异及其感染人类的原因在于人类与野生动物的“不合理接触”。这里所谓的“不合理接触”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野生动物主动接触人类，二是人类主动接触野生动物。具体而言，野生动物主动接触人类，是由于人类生产生活侵占、破坏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导致野生动物被迫向人类的生存空间靠近，从而增加病毒变异和感染的可能性；人类主动接触野生动物，也即人类对野生动物的非法捕杀、买卖、食用等，主要是因为人类持有不正确的自然观和消费观，错把非法捕杀、买卖野生动物当作谋取利益的手段，错把非法食用野生动物作为猎奇消费或炫耀消费的方式。这些行为就是病毒在人类群体中肆虐的重要途径。
由此可见，本次疫灾证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应该秉持的正确生态观。一方面，人类不仅应该在不同国家、地区、人群之间实现环境正义，即平衡各方在环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矛盾的利益关系；也应该在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实现环境正义，即做到不侵犯其他物种分配和使用环境资源的权利。另一方面，人类应该端正生产和消费心态，不以无限逐利为生产目的，远离以猎奇消费或炫耀消费为乐、破坏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活方式。只有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规范人类的实践，依照规律处理人與自然的关系，才能使人类在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获得真正的自由。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自由思想有三个要点。首先，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强调，自由是人的本质，要在实践中获得。只有当人们真正将劳动作为第一需要，才能在能动的实践中自由全面发展，才拥有真正的自由。其次，真正的自由是有条件的自由，自由的条件由社会历史现实决定。不加限制的绝对自由实则是一种“伪自由”，这种自由既无理论的自洽性也无现实的可能性。最后，人类在实现自由的过程中应该兼顾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扬弃对抽象观念的盲目遵从并面向现实的生活世界，这样才能达成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双向和解。
面对重大疫情，我们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意识上的领导地位，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攻克疫灾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公众应该自觉在马克思自由思想的指导下理性思考、发声和作为，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同时，也达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解。“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8]。只有当每个个体都践行正确的自由观，人类才能达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自由人的联合体”，也即“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9]，才能得以建立。“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10]因此，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人类的“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11]。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注释：
[1] 朱荣英：《论人的自由的实践根源及其生命表现——西方哲学的自由主张及马克思哲学对它的实践批判》，《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2][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5页。
[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4]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5] 白刚：《马克思的“自由三部曲”》，《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6] 王雨辰，刘英：《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及其贡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7] Jonathan Hughes，Ecolog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32.
[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91页。
[10]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5页。
[11] 陈尚志：《人学原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