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耕农同志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打入二战区总部的一位优秀地下党员(即中共晋西特别组成员)。他天资聪颖，豁达干练，信念坚定，智勇双全，不论是组织学运，办报宣传，还是深入虎穴，担任阎锡山高干会议秘书，都为我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英年早逝，牺牲时才28岁。尽管生命短暂，但他整个人生布满了光辉亮点，正如后人评说的那样：他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搅得阎部地覆天翻；他是屹立在晋阳大地上的一棵青松，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迎风雨 早识马列弘大义
　　
　　樊耕农同志是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寺北村人，生于1915年冬，乳名运锁，又名振鹄，后改名耕农，在陕北公学时，化名樊璞。
　　少年时期，他就读于运城省立二师附小。期间，参加过支援上海“五·卅”惨案的募捐活动、清查日货和游行示威，在幼小心灵里，埋下了爱国反帝的种子。
　　1929年秋，他考入运城省立二中初中部。1930年，参加了党组织发动的驱逐反动校长李敏的学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又代表二中学生与二师同学联系，发起成立了“运城学生抗敌救国联合会”，并担任执行委员。期间，撰写过不少抗日文章，印刷和张贴过不少革命传单和标语。1932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他又参与组织召开了运城各界人士纪念大会(此时他已考入二师高中部)，到会者三、四千人。那天，风雨交加，气候骤冷，会场上却秩序井然，热气腾腾，不少同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特别是二师一位教师的发言十分感人，他说：“今天的风不是风，是东北三千万同胞的呼声；今天的雨不是雨，是东北三千万同胞的血和泪……”言简意骇，激发了群众的抗日情绪。
　　学运促进了樊耕农对真理的求索。在进步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社会科学书籍和进步文学作品，还报名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并在其中担任研究股长和《晨光》杂志编辑。
　　《晨光》，每期印数都在1200份以上，运销安、夏、解、平、芮、虞、永等县。该刊反对内战，抨击时局，宣扬新兴文艺和苏联建设，受到当局阻拦，致使三、四期延缓、合刊出版，其封面是樊耕农设计的，上有镰刀斧头，已暴露出是共产党宣传机器，又登载着邓初民的《社会学大纲》和郭真的《哲学入门》等作品，终以“鼓吹阶级斗争”罪名，被运城防共委员会令公安局查封，幸好事前得知，樊耕农才远走西安，免遭抓捕。
　　期间，樊耕农于1933年9月，经张志善、李延河介绍入党，开始了他全新的一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攻城掠地，国民党军队却节节败退，形势日趋严峻，运城也人心惶惶，切望了解时局变化，樊耕农便和王芷蘅、屈斗三合作，创办了一份整个地区唯一的油印小报——《河东日报》，耕农担任收录新闻、撰写社论、编排版面、刻字印刷等繁重工作，每日都工作到深夜。翌晨，将一部分发给报童分散到街上零售，一部分通过邮寄，发往运城专区所属21个县。该报刊载中共中央号召、政府抗战法令、揭露日军暴行、报道军民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颇受各界人士欢迎。
　　1938年1月，樊耕农到临汾阎锡山“民族革命大学”教务处协助杜任之(中共党员)工作，负责编辑校刊，还帮助杜任之主编了《民大革命丛书》，其中有《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政略》、《民大纲领解释》、《怎样做个坚强的民主革命战士》等，使不少青年走上了抗日道路。
　　1939年初，樊耕农以回家探亲为名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期间，参加过反托派斗争，听过毛主席讲话，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4个月后，仍返回山西搞统战工作。是年夏初，他到中条山第七专区行政专员公署任《战垒报》编辑，负责编写战地新闻，撰写前线通讯……他所写文章气势磅礴，风格雄伟，如长江大河，波涛澎湃，一泻千里；似民族呼声，翻江倒海，震撼五岳，富有高度的时代色调与强烈的民族情感，鼓动性很强，对引导和激发军民抗日情绪起了很大作用。
　　
　　


　　入虎穴 忍辱负重斗阎顽
　　
　　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了反革命“晋西事变”，根据形势发展，中共中央在二战区内秘密建立了“中共晋西特别组”，组长为杜任之，成员有樊耕农等。恰在此时，阎锡山调任杜任之为“民族革命同志会”宣训组组长，负责宣传和培训干部，这就为掩护“中共晋西特别组”开展地下工作，为我党进行抗日宣传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杜任之随即安排樊耕农(时任二战区“训委会”秘书)做了宣训组的宣传股长，以便以合法身份、合法形式与敌人进行周旋。
　　“中共晋西特别组”一成立，他们就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时局、形势和各界各类人员的思想状况，党中央和毛主席也通过王世英(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处长)及时传来指示：“统一战线不会全部破裂，蒋阎反动派还不敢公开投降日本。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是为维护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凡可以留在阎阵营的同志必须留下，坚守这块阵地。”“我党对阎的方针是：拖住他，不让他降日；支持他，不让蒋介石吞掉他。”于是，樊耕农在杜任之的指导下，草拟了一个《坚持进步、坚持抗战的宣传纲要》，又经过细致工作，征得阎锡山批准同意后，广为宣传。此“纲要”明确提出“坚持抗战，进步，团结，反对投降，妥协，分裂”，特别强调“反对大汉奸汪精卫”，以此制造气势，压阎锡山不敢走汪精卫之路。同时，又在樊耕农主编的“同志会”机关刊物《革命生活》(周刊)上发表了杜任之《革命的三民主义》一文，其中谈到阎锡山“学说”的某些“进步”成份，又写了国民党公开发表的一些“进步”措施。这样，既得到了阎锡山亲信的信任，也争取了二战区内倾向于国民党人士的同情，达到了扩大统一战线的目的。
　　“晋西事变”时，正是国民党投降派活动最猖獗的时候，投降派把自己制造的打击革命力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革命行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地说成“韩钧(决死纵队领导)叛变”。为了戳穿其阴谋，樊耕农同志愤然执笔，起草了《关于晋西事变的真面目》的宣传提纲，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将国民党投降派的阴谋揭露得体无完肤，再经秘密座谈和大量散发，解除了部分人的困惑，达到了团结进步、争取中间、分化反动势力的目的。
　　1940年夏初，二战区总部移驻山西吉县克难坡，至1941年初，同志会执行部改组，采用“高干驻会委员”三人集体负责制来领导日常工作，凡军政大事，都由阎锡山亲自主持的“高干会议”作出决策。由于樊耕农长于写作，沉着干练，又经杜任之(已提升为省府委员和后补高干)的运作，乃被调任“高干会议”办公室秘书，专门负责“高干会议”记录和撰写重要文稿，为我党搜集阎部重要政治军事核心机密提供了特殊的便利。此后，每逢高干会议结束的当天深夜，樊耕农就会将阎锡山在会议上的讲话内容、会议决议，甚至讲话时的表情(喜怒哀乐)，一一写成情报，交杜任之，再经王世英转报党中央。如阎锡山提出的“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政治就是指鹿为马”等投降主义口号，就是党中央接到樊耕农情报后，在社会上予以公开揭露批判的，对时局发展影响甚大。
　　1941年春，阎锡山在形式上仿效共产党，让干部们编成小组，定期过组织生活。樊耕农被推选为办公室小组组长，阎锡山就编在这个小组，也亲自参加组织生活。无论阎平时如何长于戴假面具，但在小组会上，却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内心活动和真实观点。因而，阎的一举一动和心理状态都逃不脱樊耕农的眼睛，樊耕农把阎的情况及时转报党中央，在我党对阎锡山的工作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难怪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一次接见王世英时赞扬道：“你们办事处的工作做得很好，阎锡山做什么，我们随时都知道……”，王世英也在一次给杜任之送延安报刊时赞扬说：“你们真了不起！我们党在顽固阵营里筑了一座堡垒；现在，竟把眼睛安在敌人心脏里去了！”
　　


　　蒲县行政公暑专员崔道修，是个仇视革命、制造摩擦的老顽固。樊耕农便利用他和该区同志分会副主任特派员王并生的矛盾，在《革命生活》(周刊)上，以主编名义发表文章，以维护同志会组织领导为幌子，抨击崔的行为违反了同志会“组织领导一切”的原则，使王、崔之争愈演愈烈，进而扩大到蒲县同志会和行政公署之间的矛盾。
　　薄毓相(字右丞)，是阎部一个最顽固的反共分子，面善、心恶、手辣、嘴甜，时任石楼地区战时工作委员会主任。1942年春，樊耕农率秘书组全体成员，以“战工四团”名义到石楼县作战地工作，归属薄毓相直接领导，薄却借机分化、拉拢秘书组成员为其反共罪恶卖力。樊耕农便依靠组内进步力量，同薄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次，在由薄毓相亲自主持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宪兵竟突然殴打薄系地位较高、资历较深的干部左尔禹。经樊耕农等人分析，这是一个反常行为，凡反常之事背后必有重大的政治阴谋。于是，就抓住这个突发事件，掀起了一场政治性风潮，并以秘书组名义向薄提出两点建议：其一，此事属于士兵殴打长官，应依军法论处；其二，这是一起借宪兵之手诬陷干部的事件，应责令宪兵供出幕后指使者及其意图，再视情节予以惩处。两条建议都义正严辞，无法驳回，但指使者竟是薄毓相本人，只好以“专案研究”为借口，不了了之。但通过此次风潮，加深了薄系内各派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疑、相互攻讦、相互诬陷，也使薄的丑恶面貌在派内外暴露无遗。之后，樊耕农又根据秘书组“专门汇报重大政治问题”的规定与分工，收集、整理并向阎锡山密报了薄毓相拉山头、树旗号、建军队、割据地盘的事实，加之在此前后，驻会高干薄毓斌也派人查出薄系干部魏纯美在河津、稷山、乡宁等地隐藏重炮、枪支等问题，阎锡山大为恼火，立即将薄调离石楼，魏纯美也畏罪潜逃，从而削弱和打击了阎部反动骨干力量。
　　1942年夏初，阎锡山准备公开投降日军。党中央立即指示“晋西特别组”：“阎锡山是个军人，公开投降，比汪精卫对民族的危害更大。因此，必须想法阻止阎公开投降。”为了全面打乱阎锡山回太原向日军投降的计划，“特别组”采取三箭齐发的措施，制止阎锡山公开降日：一是由王世英处长代表我党对阎直接晓以大义，进行劝诫；二是由赵戴文进行规劝。杜任之与赵戴文关系较好，而赵戴文又与阎是五台同乡，同留学日本，同在日参加同盟会，又和阎共事多年，时任省主席，是阎的副手，关系绝非一般。杜任之便利用这种关系，找赵深谈，婉转地让其劝阎不能走出错误的第一步；三是杜任之和樊耕农连夜用左右手不同笔体，写了几封匿名信，内容是“民族革命必须抗战到底，谁回太原，就是汉奸！”“你当汉奸，你的儿子都会打死你，因为他们不愿当汉奸的后代。”“我们掌握抗日枪，谁要投降就打死谁”等，并将匿名信投进阎锡山的“密报箱”；还以同志会的“基本”部队“铁军”和政卫团一些人名义写信警告他：“如果你当了汉奸，就是民族罪人，就要遗臭万年，你要三思而后行。”“如果你当了汉奸，我们大多数人，不仅不会跟你走，还要设法除掉你这条祸根！”迫使阎锡山不敢公开降日。
　　樊耕农身为“宣训组”宣传股长，合法订阅和购置了一部分延安报刊和书籍。提升为秘书组主任干事后，他又在秘书组内密设了图书室，经常组织进步青年秘密传阅《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新民主主义论》、《解放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等；特别是阎锡山准备公开降日的那段时间，他正在训练高级秘书，大部分学员由于受舆论封锁，根本无法了解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抗战的有利形势，樊耕农便利用课堂，用适当的方式和语言，指出在华东、华南、华北各个战场，八路军不断取得胜利，日军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最终胜利必然属于我们。他的报告，驱散了学员们心头笼罩着的迷雾，看见了中国抗战的光明前景。还有一段时间，杜任之主办的“民族革命政治研究院”移住南村，樊耕农便经常召开秘密会议，向留在克难坡的进步青年和工作人员宣传我党的文件精神，分析当时抗日形势，揭露阎锡山准备降日阴谋，要求同志们提高警惕，团结爱国进步人士，利用矛盾打击最顽固分子，从而把二战区总部内的广大青年紧紧团结在我地下党组织周围，为我党培育了一大批外围工作人员。
　　一次，蒋介石为了排除异己、消灭共党，打着“抗日”的旗号加紧培训特务，要阎锡山派人去重庆受训，旨在向阎锡山地区安排特务。经樊耕农和杜任之商定，向阎力荐《革命生活》编辑王观鲁前往受训，以便摸清蒋介石的特务情况和训练渠道。又一次，樊耕农推荐戈润生担任“民族革命大学”政治部主任。后来，戈在晋西事变中紧紧团结进步师生，打击反动势力，竟把整个学校带到了晋西北革命根据地。1940年，阎部有不少青年投奔延安，阎锡山恼羞成怒，便以“煽动逃跑，言论左倾”为由，要宪兵队把时任民宣队编导组长的刘鸿林(中共党员)扣回，樊耕农得知后，立即飞跑15里，赶在宪警之前，通知刘鸿林从山路回了延安。除刘之外，樊耕农和“特别组”还营救过陈宝泉、颜永甫等革命同志，使其免遭敌人抓捕。
　　
　　弥留之际
　　念念不忘党的事业
　　
　　由于樊耕农密报，薄毓相受到阎锡山疑忌，被调离石楼。而薄毓相也一口咬定“樊耕农处处维护共产党、八路军”，有“共产党嫌疑”，是个“伪装分子”，要求阎锡山对樊采取措施。1943年春，樊耕农被调回二战区总部克难坡，被秘密软禁监视，由驻会高干轮番审查。在高压下，樊耕农坚贞不屈，只字不吐，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是年秋，由于斗争艰苦，生活失调，身患伤寒，而阎部又拒不给其医治，致使病势日重，弥留之际，耕农同志还是念念不忘党的事业，反复叮咛杜惠民：“要注意小心！有话避开人可告诉杜主任(指杜任之)。”又让人把杜任之叫到床前，喘息而断续地说道：“我……实在不够坚强，身体垮了……怕不行了……，现在就剩下你一个党员了……，可不要和党断线。”
　　1943年12月26日深夜，怒吼的北风从克难坡传来噩耗：年仅28岁，我们优秀的地下党员樊耕农同志与世长辞了。
　　噩耗传来，人哭，天哭，但他勇往直前、坚贞不屈的革命形象却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目中。
　　解放后，他的直接领导杜任之和王世英都如实地向党汇报了他的斗争事迹和牺牲经过，省民政厅对烈士家属也进行了妥善安置。1983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审查了樊耕农同志的生前事迹，正式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责编 一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