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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与4个月前的雪灾，其灾害表现具有相似之处：交通中断、通信中断、断电缺粮。两次接踵而来的天灾，促使人们思索，交通对于生命保障与灾难救援的决定性意义。正常情况下被交通生命线串起来散落两旁的“珍珠”，在突发事件造成的交通瘫痪的影响下，很容易变成被吊起来的易碎品，自救与救援，都使不上劲。
5月23日，在大地震后的第12天，都江堰风景区青城山后山的垮塌道路仍然没有开始修复工作，里面的居民和外面的救援人员都只能通过一些山间小道进出。而在山间小河两边巨大的泥石流塌方里，“至少还埋着几十名外来游客”。
泰安村九组的魏述明老人说：“地震使我们的房子倒了，道路也断了，山上也滑坡了，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在这山里住下去。”
“整个救援行动中，我们感觉最大的困难来自于交通方面。”5月24日，一名刚从青川县城出来的救援人员说，“路不通，我们就只能干着急。”
一名救援人员回忆，当时许多救援车辆都被挡在路上，一些车辆甚至进退不能，从救援者被成了被救援者。“时间被大量耽误在路途上，而对等待救援的灾区群众来说，每一分钟都意味着生命危险的加大。”
道路就是生命保障线
在此次汶川大地震中，几个主要的重灾区除了都江堰的交通情况略好外，其余地区的交通在震后及不断的余震中显得非常脆弱。
由于交通、通信都完全中断，国务院救灾总指挥部不得不动用了空降兵部队。值得注意的是，在遭受地震危害的许多县城，进出的公路并不多，有些甚至仅有一条公路与外界相通。此次汶川被封锁，主要是其与都江堰之间一座名为马鞍山的山体在地震中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冲断了路基。县城都面临这样的情况，下面一些乡镇、村庄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
鲜为人知的一个情况是，就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前的2008年4月26日，四川省公路局的专家针对2007年开展全省干线公路检测后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出四大问题：
按照交通部干线公路每年大中修里程比例达到18％的规定计算，平均5.5年大中修一次，全省干线公路每年需安排大中修工程3025公里，但由于养护工程投入严重不足，每年大中修工程实际完成与需求差距很大；2001至2005年，全省干线公路平均每年完成大中修工程1000公里左右，实际完成大中修工程仅占需求的1/3；2007年地方分成资金投入大中修工程4041万元，加上收费公路通行费投人，仅完成干线大中修1044公里，其中大修仅有253公里；日常养护和周期性养护投入不足，导致了全省干线公路路况始终在低水平下运行。
由于投入不足，公路养护机械呈递减趋势，四川省的公路机械从体改前的6000多台下降到3000多台，其中养护机械较少。而且很多已经不能使用，养护生产回到了锄头、扫帚的落后状态，养护生产水平已经远远不适应四川省高等级公路快速发展的要求。
专家随即呼吁，四川省加大机械化养护投入迫在眉睫。与此同时，定期巡查、动态监测，建立防灾和预警系统也十分必要。
四川省一名交通学者表示，西部很多山区都仅有一条路与外界相通，一旦公路出问题，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和疾病灾害，很难及时救援和运送。正常情况下被交通生命线串起来散落两旁的“珍珠”，在交通完全瘫痪的突发事件影响下，很容易变成被吊起来的易碎品。事实上他一直认为。山区一般地质条件复杂，环境脆弱，地质灾害多发，公路建设不可避免地要切坡、填沟、打隧道，对地质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处理不好还会诱发和加剧各种地质灾害，给运营阶段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
以岷江沿线为例，沿317国道前进，沿途可见村庄座座，但两旁植被很少，不少地方树早就光了，并且泥石流频发，明显感觉生态环境脆弱。一名常年往返于该地区的驾驶员说：“平时只要下点雨，就会经常塌方堵车，公路两旁的土石已经松动。”
在地震后，由于没有吃、穿，也没有外面的人赶来救援，许多人只好徒步十几个小时走出山区获得救助。北川县的一名村小学教师表示：“原来的公路又窄又简陋，加上地震损坏，车辆根本进出不了只能靠走路避难了”至5月末，整个震区仍然有不少乡镇和村庄与外界联系处于中断状态，只能靠军队和救援人员人工运送食物，形成了一个个“生命孤岛”。
“道路不通是救援的最大障碍，信息不畅也是救灾抢险的大敌，因为完全靠徒步救援是不现实的。”一名解放军军官表示，“除了无法把大量人员和救灾物资运进灾区，也很难把伤员运出来，甚至部队官兵的后援都会出现困难。”
一旦大灾来临，道路就是生命保障线。有学者指出，唐山大地震之后，一些损害低的道路和建筑反而是那些在同边地块挖了沟槽的，这是一种天然减震的好办法，可以命名为“抗震沟”。抗震沟可以化解能量的表面传递，还具备排水、埋管线等有机的功能。对于中国目前的道路情况，全面加宽路面是不现实的，但阶段性的路肩大平台就成了关键：可以成为疏通局部车量的重要缓冲区；可以成为实施空中救援的平台；可以成为大型机械的临时组装地。
“机械进场是救援工作的关键，全国各主要道路的全面评估和补救应该是公路建设部门的重点，避免下一次面对灾害时的无奈。”业内人士建议。
设立区域救援储备中心
就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前4个月的2008年1月初，同样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降温使得中国南方许多地方沦为灾区。这两次天灾具有一些相似的情况：交通中断、通信中断、断电缺粮……而外界欲对其救援也因此困难重重。正是这些共性之处，促使记者日前重访在雪灾中损失严重的贵州部分地区。
1月25日上午11时许，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瞬间全部停电，400多万人全部陷入一片“黑暗”，在冰天雪地的世界里，黔东南州成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冰岛”、“孤城”。一些边远小县曾与世隔绝长达10多天，电力、通信、交通全部瘫痪。
一位黔东南州的官员回忆：“当时如果没有解放军的紧急救援，很多县城、乡镇都不知道要造成多少损失，但是解放军的救援速度也因为交通、通信及电源中断等原因被限制，很多工作还是需要我们地方政府自己去克服。”
与汶川大地震的区域类似，黔东南州地形也非常复杂，尤以山区为最，在交通恢复方面极其困难。当地凯里供电局的胡晓刚主任表示：“没有电，现代的城市将做不了太多事情，尤其影响到通信的畅通，使灾害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同时由于交通中断，也使我们在电力恢复方面举步维艰。”
不过凯里电力部门在每个基站都建有自己的工作便道，使他们不需要完全依赖公路交通，于是在许多地方“电力抢修人员基本是爬着便道过去的，同时还要携带维修设备”。由于通信中断，卫星电话使用效果 太差，他们甚至使用了传说中的“鸡毛信”，用人力在各个工作点间传递纸条保持信息畅通，加上其一直储备有救灾专用的燃油发电机，有效地促进了电网修复工作。
胡晓刚说：“我注意到此次汶川大地震中，其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情况与我们在雪灾中的遭遇很相象。我的体会是，在救灾上不能总是依赖传统的交通、通信，应该有自己的预案，甚至包括一些土方法。”
两次接踵而来的天灾，让人们意识到。打造有效的救援机制已经迫在眉睫。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蒲勇健表示，除了加强对普通人群的防灾、抗灾训练。中国各级政府应该马上将扩大消防队伍体系，让其从城市里走得出去，能够到达所有的灾害现场进行救援工作纳入工作计划。从汶川大地震中已经看出，中国其实没有足够的专业灾害救援队伍。包括山区搜救队伍和空降救援队伍等。既然对地震预报抱有希望已经属于不明智的想法，那么国家地震局为数不少的国家公务员编制，是否可以考虑转为培养地震救援人员?
另外，基于对成本的考虑，各级政府不可能同时都在救灾储备方面重复投入，但是一些大区域，或者以太城市为中心进行灾害救援储备却是非常必要的。例如传统意义上的“东北”、“西南”、“西北”区域，或者“北京中心”、“成都中心”或“西安中心”等大城市救灾储备中心需要尽快建设，其中包括人员、机械和物质等多方面的充分储备。如此一来，各种大小城市、乡村无论是遭遇自然灾害，或是突发疾病等情况，都可以得到迅速、有效的救援。
不过也有学者提醒，自然灾害的产生从本质上看是不可避免的，一味的严防并非对付灾害最好的手段，在事前的预防固然重要，但是如果能平衡事前预防和事后补偿的资金使用，提高对受灾人群的帮助和补偿水平同样也能达到减灾的效果。如此并不是反对防灾设施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而是不能让大灾之后对灾害的恐惧心理主导了防灾制度的设计和实施。
专家指出，当人类遭遇到极端的自然灾害之后，往往会对灾害预防设施的建设产生求大求全的冲动，但是这些措施发挥作用的条件却是偶然的，在长时间里可能只会有寥寥可数的几次。设施一旦修建，维护成本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财政资金对于一个使用概率很低的设施的持续开支，很容易被其他紧急的需要所占用。如果对于防灾设施只建不修，那么只能是建设越多、浪费越多。
重建选址应慎重
“在安县安昌镇重建北川新县城的方案应该再推敲，这样的决策说明有些人并没有在汶川大地震中得到教训。”蒲勇健说，“希望人们在悲痛之余冷静一些，否则也许数十年，或数百年后现在的悲剧还将重演。”
5月22日，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在距北川县20多公里的安县安昌镇设立了临时办事处，县委副书记蒲方方表示：“临时办事处的设立，标志着北川县灾后重建工作全面开始，今后3年，将重建一个北川新县城。”
5月12日的8.0级汶川大地震将北川县城夷为平地，全县机关行政事业单位25％的干部职工死亡或失踪。由于县城地处龙门山断裂带上，而且周边大山岩石破碎，极易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因此在原址无法重建。
“汶川大地震后出现的救援困境，与中国的居住文化有关。”蒲勇健说，与西方多数人都集中居住在城市里的情况不一样，类似汶川地震灾区的居住格局，最大的特点就是交通不便，与外界联系少，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很大。
“城市始终是最为便利的生活区域。”蒲勇健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建设要比西方晚至少几百年，可以说到了近现代中国就没有建过什么像样的城市，像深圳那样的城市都是屈指可数的，这使得大多数人仍然按照传统居住在原来的地区，虽然说近来有不少农民工流动到城市，但却不是一种正常的、有保障的流动。”
汶川地震灾害损失多数出现在小县城和边远山区，相比较大城市而言，救灾的难度很大。于是，有学者已经表示，“各种天灾使得中国城市化进程更加紧迫”。
蒲勇健认为：“本来近期的雪灾、地震为中国的城市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遗憾的是很多人并没有体会到其中的意义。庆幸的是近两年国家已经在成都、重庆等西部大城市进行了城乡统筹试验，其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加速中国城市进程，让更多人居住到城市里，或者说享受到城市的各种便利。”
事实上，此次汶川大地震使许多人对于汶川、北川和茂县等山区小县的看法，从以前的“也色优美”变成了现在的“居住环境恐怖”，甚至有人开始认为“这些地区实际上并不适合人类居住”，主要原因就是交通不便，发生自然灾害隐患大，遭遇灾害救援网难。如果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些生物种类异常丰富的地区就不该有人类居住，因为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对环境的破坏就是其他动物无法望其项背的。
蒲勇健更举例，这个区域始终地震活跃，近百余年来已经发生数次有据可查的大地震，每次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也许是当时人们对于地震科学知识的缺乏，每一次灾难后人们并没有搬迁，活着的人继续在当地附近重建家园，仿佛还在等待下一次大地震的来临。”他强调，“这一次的惨重损失使我不得不大声呼吁了，这些地区不适合建设城市，特别是人口密集的城市。所以北川县城仍然要在距离原地20公里的当地重建，让我觉得匪夷所思，决策应该更加科学、负责。”
此次汶川大地震，给生者们创造了一个搬迁的机遇。蒲勇健的建议是借此契机让地震灾区群众从此走出大山，搬迁到较开阔地区或者距离城市较近的地方安家，而原来的地方恢复生态旅游，建造“地震博物馆”、“民俗旅游村”等等，尽量减少该地区的常住人口，同时也让搬出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谋生途径。
不过。这样的情况似乎很难改变。5月25日，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副州长田晓丹表示正在与专家商议汶川、茂县、理县三个县城的重新规划，“正在考虑选择原地重建。异地重建和行政合并的方式，但是重灾县属于山区县，可以选择的平地不多，异地重建几乎没有可能性，而行政合并后，原本面积已经较大的县域面积过大，也不现实，因此原地重建可能是三个县城的唯一选择”。
看来，要完全改变灾区群众目前的居住情况，彻底避开灾害区域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似乎是一种长期的规划和理想，更何况背后还存在对政府决心与能力的考验。
不过，在5月25日中科院举行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抗震救灾专场报告会上，汶川大地震灾后评估专家、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葛全胜研究员表示，汶川灾区多为生态环境极为敏感的高山峡谷区，建设用地较少，资源承载力较低，地震的巨大破坏将加大区域重建中的资源和环境刚性因素。另外，灾区有限的耕地此次受灾严重，加上大量的堰塞湖，雨季来临时，这些堰塞湖可能会溃堤，还有滑坡、泥石流等诸多次生灾害风险增大，部分地区恢复重建极具难度，因此要做好更多移民的打算。
葛全胜根据该所所做的遥感解释，灾区地表覆被严重受损，15个县市耕地损失接近150万亩，加上次生灾害严重威胁部分地区重建，保守估计至少10万灾区居民需要穆民。
5月23日，在大地震后的第12天，都江堰风景区青城山后山的垮塌道路仍然没有开始修复工作，里面的居民和外面的救援人员都只能通过一些山间小道进出。而在山间小河两边巨大的泥石流塌方里，“至少还埋着几十名外来游客”。
泰安村九组的魏述明老人说：“地震使我们的房子倒了，道路也断了，山上也滑坡了，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在这山里住下去。”
“整个救援行动中，我们感觉最大的困难来自于交通方面。”5月24日，一名刚从青川县城出来的救援人员说，“路不通，我们就只能干着急。”
一名救援人员回忆，当时许多救援车辆都被挡在路上，一些车辆甚至进退不能，从救援者被成了被救援者。“时间被大量耽误在路途上，而对等待救援的灾区群众来说，每一分钟都意味着生命危险的加大。”
道路就是生命保障线
在此次汶川大地震中，几个主要的重灾区除了都江堰的交通情况略好外，其余地区的交通在震后及不断的余震中显得非常脆弱。
由于交通、通信都完全中断，国务院救灾总指挥部不得不动用了空降兵部队。值得注意的是，在遭受地震危害的许多县城，进出的公路并不多，有些甚至仅有一条公路与外界相通。此次汶川被封锁，主要是其与都江堰之间一座名为马鞍山的山体在地震中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冲断了路基。县城都面临这样的情况，下面一些乡镇、村庄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
鲜为人知的一个情况是，就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前的2008年4月26日，四川省公路局的专家针对2007年开展全省干线公路检测后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出四大问题：
按照交通部干线公路每年大中修里程比例达到18％的规定计算，平均5.5年大中修一次，全省干线公路每年需安排大中修工程3025公里，但由于养护工程投入严重不足，每年大中修工程实际完成与需求差距很大；2001至2005年，全省干线公路平均每年完成大中修工程1000公里左右，实际完成大中修工程仅占需求的1/3；2007年地方分成资金投入大中修工程4041万元，加上收费公路通行费投人，仅完成干线大中修1044公里，其中大修仅有253公里；日常养护和周期性养护投入不足，导致了全省干线公路路况始终在低水平下运行。
由于投入不足，公路养护机械呈递减趋势，四川省的公路机械从体改前的6000多台下降到3000多台，其中养护机械较少。而且很多已经不能使用，养护生产回到了锄头、扫帚的落后状态，养护生产水平已经远远不适应四川省高等级公路快速发展的要求。
专家随即呼吁，四川省加大机械化养护投入迫在眉睫。与此同时，定期巡查、动态监测，建立防灾和预警系统也十分必要。
四川省一名交通学者表示，西部很多山区都仅有一条路与外界相通，一旦公路出问题，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和疾病灾害，很难及时救援和运送。正常情况下被交通生命线串起来散落两旁的“珍珠”，在交通完全瘫痪的突发事件影响下，很容易变成被吊起来的易碎品。事实上他一直认为。山区一般地质条件复杂，环境脆弱，地质灾害多发，公路建设不可避免地要切坡、填沟、打隧道，对地质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处理不好还会诱发和加剧各种地质灾害，给运营阶段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
以岷江沿线为例，沿317国道前进，沿途可见村庄座座，但两旁植被很少，不少地方树早就光了，并且泥石流频发，明显感觉生态环境脆弱。一名常年往返于该地区的驾驶员说：“平时只要下点雨，就会经常塌方堵车，公路两旁的土石已经松动。”
在地震后，由于没有吃、穿，也没有外面的人赶来救援，许多人只好徒步十几个小时走出山区获得救助。北川县的一名村小学教师表示：“原来的公路又窄又简陋，加上地震损坏，车辆根本进出不了只能靠走路避难了”至5月末，整个震区仍然有不少乡镇和村庄与外界联系处于中断状态，只能靠军队和救援人员人工运送食物，形成了一个个“生命孤岛”。
“道路不通是救援的最大障碍，信息不畅也是救灾抢险的大敌，因为完全靠徒步救援是不现实的。”一名解放军军官表示，“除了无法把大量人员和救灾物资运进灾区，也很难把伤员运出来，甚至部队官兵的后援都会出现困难。”
一旦大灾来临，道路就是生命保障线。有学者指出，唐山大地震之后，一些损害低的道路和建筑反而是那些在同边地块挖了沟槽的，这是一种天然减震的好办法，可以命名为“抗震沟”。抗震沟可以化解能量的表面传递，还具备排水、埋管线等有机的功能。对于中国目前的道路情况，全面加宽路面是不现实的，但阶段性的路肩大平台就成了关键：可以成为疏通局部车量的重要缓冲区；可以成为实施空中救援的平台；可以成为大型机械的临时组装地。
“机械进场是救援工作的关键，全国各主要道路的全面评估和补救应该是公路建设部门的重点，避免下一次面对灾害时的无奈。”业内人士建议。
设立区域救援储备中心
就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前4个月的2008年1月初，同样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降温使得中国南方许多地方沦为灾区。这两次天灾具有一些相似的情况：交通中断、通信中断、断电缺粮……而外界欲对其救援也因此困难重重。正是这些共性之处，促使记者日前重访在雪灾中损失严重的贵州部分地区。
1月25日上午11时许，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瞬间全部停电，400多万人全部陷入一片“黑暗”，在冰天雪地的世界里，黔东南州成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冰岛”、“孤城”。一些边远小县曾与世隔绝长达10多天，电力、通信、交通全部瘫痪。
一位黔东南州的官员回忆：“当时如果没有解放军的紧急救援，很多县城、乡镇都不知道要造成多少损失，但是解放军的救援速度也因为交通、通信及电源中断等原因被限制，很多工作还是需要我们地方政府自己去克服。”
与汶川大地震的区域类似，黔东南州地形也非常复杂，尤以山区为最，在交通恢复方面极其困难。当地凯里供电局的胡晓刚主任表示：“没有电，现代的城市将做不了太多事情，尤其影响到通信的畅通，使灾害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同时由于交通中断，也使我们在电力恢复方面举步维艰。”
不过凯里电力部门在每个基站都建有自己的工作便道，使他们不需要完全依赖公路交通，于是在许多地方“电力抢修人员基本是爬着便道过去的，同时还要携带维修设备”。由于通信中断，卫星电话使用效果 太差，他们甚至使用了传说中的“鸡毛信”，用人力在各个工作点间传递纸条保持信息畅通，加上其一直储备有救灾专用的燃油发电机，有效地促进了电网修复工作。
胡晓刚说：“我注意到此次汶川大地震中，其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情况与我们在雪灾中的遭遇很相象。我的体会是，在救灾上不能总是依赖传统的交通、通信，应该有自己的预案，甚至包括一些土方法。”
两次接踵而来的天灾，让人们意识到。打造有效的救援机制已经迫在眉睫。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蒲勇健表示，除了加强对普通人群的防灾、抗灾训练。中国各级政府应该马上将扩大消防队伍体系，让其从城市里走得出去，能够到达所有的灾害现场进行救援工作纳入工作计划。从汶川大地震中已经看出，中国其实没有足够的专业灾害救援队伍。包括山区搜救队伍和空降救援队伍等。既然对地震预报抱有希望已经属于不明智的想法，那么国家地震局为数不少的国家公务员编制，是否可以考虑转为培养地震救援人员?
另外，基于对成本的考虑，各级政府不可能同时都在救灾储备方面重复投入，但是一些大区域，或者以太城市为中心进行灾害救援储备却是非常必要的。例如传统意义上的“东北”、“西南”、“西北”区域，或者“北京中心”、“成都中心”或“西安中心”等大城市救灾储备中心需要尽快建设，其中包括人员、机械和物质等多方面的充分储备。如此一来，各种大小城市、乡村无论是遭遇自然灾害，或是突发疾病等情况，都可以得到迅速、有效的救援。
不过也有学者提醒，自然灾害的产生从本质上看是不可避免的，一味的严防并非对付灾害最好的手段，在事前的预防固然重要，但是如果能平衡事前预防和事后补偿的资金使用，提高对受灾人群的帮助和补偿水平同样也能达到减灾的效果。如此并不是反对防灾设施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而是不能让大灾之后对灾害的恐惧心理主导了防灾制度的设计和实施。
专家指出，当人类遭遇到极端的自然灾害之后，往往会对灾害预防设施的建设产生求大求全的冲动，但是这些措施发挥作用的条件却是偶然的，在长时间里可能只会有寥寥可数的几次。设施一旦修建，维护成本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财政资金对于一个使用概率很低的设施的持续开支，很容易被其他紧急的需要所占用。如果对于防灾设施只建不修，那么只能是建设越多、浪费越多。
重建选址应慎重
“在安县安昌镇重建北川新县城的方案应该再推敲，这样的决策说明有些人并没有在汶川大地震中得到教训。”蒲勇健说，“希望人们在悲痛之余冷静一些，否则也许数十年，或数百年后现在的悲剧还将重演。”
5月22日，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在距北川县20多公里的安县安昌镇设立了临时办事处，县委副书记蒲方方表示：“临时办事处的设立，标志着北川县灾后重建工作全面开始，今后3年，将重建一个北川新县城。”
5月12日的8.0级汶川大地震将北川县城夷为平地，全县机关行政事业单位25％的干部职工死亡或失踪。由于县城地处龙门山断裂带上，而且周边大山岩石破碎，极易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因此在原址无法重建。
“汶川大地震后出现的救援困境，与中国的居住文化有关。”蒲勇健说，与西方多数人都集中居住在城市里的情况不一样，类似汶川地震灾区的居住格局，最大的特点就是交通不便，与外界联系少，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很大。
“城市始终是最为便利的生活区域。”蒲勇健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建设要比西方晚至少几百年，可以说到了近现代中国就没有建过什么像样的城市，像深圳那样的城市都是屈指可数的，这使得大多数人仍然按照传统居住在原来的地区，虽然说近来有不少农民工流动到城市，但却不是一种正常的、有保障的流动。”
汶川地震灾害损失多数出现在小县城和边远山区，相比较大城市而言，救灾的难度很大。于是，有学者已经表示，“各种天灾使得中国城市化进程更加紧迫”。
蒲勇健认为：“本来近期的雪灾、地震为中国的城市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遗憾的是很多人并没有体会到其中的意义。庆幸的是近两年国家已经在成都、重庆等西部大城市进行了城乡统筹试验，其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加速中国城市进程，让更多人居住到城市里，或者说享受到城市的各种便利。”
事实上，此次汶川大地震使许多人对于汶川、北川和茂县等山区小县的看法，从以前的“也色优美”变成了现在的“居住环境恐怖”，甚至有人开始认为“这些地区实际上并不适合人类居住”，主要原因就是交通不便，发生自然灾害隐患大，遭遇灾害救援网难。如果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些生物种类异常丰富的地区就不该有人类居住，因为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对环境的破坏就是其他动物无法望其项背的。
蒲勇健更举例，这个区域始终地震活跃，近百余年来已经发生数次有据可查的大地震，每次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也许是当时人们对于地震科学知识的缺乏，每一次灾难后人们并没有搬迁，活着的人继续在当地附近重建家园，仿佛还在等待下一次大地震的来临。”他强调，“这一次的惨重损失使我不得不大声呼吁了，这些地区不适合建设城市，特别是人口密集的城市。所以北川县城仍然要在距离原地20公里的当地重建，让我觉得匪夷所思，决策应该更加科学、负责。”
此次汶川大地震，给生者们创造了一个搬迁的机遇。蒲勇健的建议是借此契机让地震灾区群众从此走出大山，搬迁到较开阔地区或者距离城市较近的地方安家，而原来的地方恢复生态旅游，建造“地震博物馆”、“民俗旅游村”等等，尽量减少该地区的常住人口，同时也让搬出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谋生途径。
不过。这样的情况似乎很难改变。5月25日，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副州长田晓丹表示正在与专家商议汶川、茂县、理县三个县城的重新规划，“正在考虑选择原地重建。异地重建和行政合并的方式，但是重灾县属于山区县，可以选择的平地不多，异地重建几乎没有可能性，而行政合并后，原本面积已经较大的县域面积过大，也不现实，因此原地重建可能是三个县城的唯一选择”。
看来，要完全改变灾区群众目前的居住情况，彻底避开灾害区域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似乎是一种长期的规划和理想，更何况背后还存在对政府决心与能力的考验。
不过，在5月25日中科院举行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抗震救灾专场报告会上，汶川大地震灾后评估专家、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葛全胜研究员表示，汶川灾区多为生态环境极为敏感的高山峡谷区，建设用地较少，资源承载力较低，地震的巨大破坏将加大区域重建中的资源和环境刚性因素。另外，灾区有限的耕地此次受灾严重，加上大量的堰塞湖，雨季来临时，这些堰塞湖可能会溃堤，还有滑坡、泥石流等诸多次生灾害风险增大，部分地区恢复重建极具难度，因此要做好更多移民的打算。
葛全胜根据该所所做的遥感解释，灾区地表覆被严重受损，15个县市耕地损失接近150万亩，加上次生灾害严重威胁部分地区重建，保守估计至少10万灾区居民需要穆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