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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着另起炉灶的英俄关系
在俄国的所有西方主要伙伴中，美国太过强大以至于它不敢完全得罪；德国因在施罗德时期一度梦想德俄能源合作而与俄保持了亲密关系；法国在密特朗时期虽然是美国的坚定支持者，但也是俄国潜在的盟友；只有英国永远是俄国的老对手，从19世纪帝国主义欧亚大角逐的竞争者，到苏联时期冷战的始作俑者，再到现在成了俄国反政府力量的新庇护者，英国作为莫斯科敌人的形象在俄国人心目中始终没有多大改变，甚至其军情六处也被认为是克格勃有史以来最难对付的对手。
最近俄英之间就英国驻俄文化协会代表处遭关闭一事引发的危机，可以说是克格勃的继承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一次“长脸”行动。该文化代表处叶卡捷琳堡和圣彼得堡分部被认为有军情六处的人从事非法活动，而且据说该代表处未向俄国相应部门纳税，这样俄国外交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英国人宣布关闭这个分支机构。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为此指责，俄罗斯政府一手策划了该行动，并且是对英国的“恐吓行为”，而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则回应说英国在摘殖民主义。
英俄冷战后的紧张关系可追溯到俄國反普京的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和车臣分离主义领袖扎卡耶夫获得英国的政治庇护。由于英国对超过20名俄国反政府人士提供政治庇护，伦敦也成为像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巴黎一样的流亡海外俄国人的活动中心，甚至被莫斯科当作是一个危险的反俄策源地。本来，俄罗斯的生意人、持不同政见者和特工们聚集在这里上演各式各样的阴谋和反阴谋是见多不怪，但叛逃的前克格勃特工利特维连科2006年底在伦敦被毒杀的方式实在骇人听闻，从而使得英俄关系再次急剧恶化。英国多次要求俄罗斯交出凶嫌卢戈沃伊，但俄国以这违背了本国宪法为由加以拒绝。英国人遂给出了这样的解决办法，“修改你们的法律”，这不仅伤害而且严重激怒了俄国人。之后卢戈沃伊当选俄杜马议员，获得了司法豁免权。而英国也断绝了与联邦安全局的情报往来，并表示将收紧针对俄官员的签证制度。
英国前驻俄大使布雷杜埃特认为，这次最新的英国文化协会事件发生在梅德韦杰夫被推为普京接班人之后的两天，表明双方现在显然已进入一场真正的政治危机——在今年3月俄罗斯新总统选出之前，谁都不愿意后退一步。事实也的确如此，文化门事件发生后，不仅两国外长没有降低争吵的调门，英国首相布朗和普京之间也未进行过直接通话。英国军情六处甚至一度放出消息说，英国外交部已经决定驱逐34名俄国外交官，其中包括俄国驻英使馆政治事务处负责人斯捷尔尼克、资深参赞普里采博夫等重量级的外交官。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外交部已经表示，如果伦敦愿意就反恐和签证问题恢复谈判，他们也会允许文化代表处恢复其莫斯科之外分部的工作。但这样做，显然还是要把文化门与这些年累积起来的众多政治枝枝蔓蔓纠缠在一起，看来英俄关系要改善真的只能是另起炉灶了。
间谍国家?
文化代表处事件发生后，英国媒体掀起了对俄国政治体制攻击的新浪潮。《泰晤士报》认为，克里姆林宫现在只能被当作是流氓看待，并谴责目前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完全“间谍化”。尽管普京被《时代》评选为去年的年度人物，但在许多西方人眼中，他领导的这个国家还远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相反，更像是20年前安德罗波夫时代的苏联。
这样的比较并非无稽之谈。斯大林逝世后，随着苏联有史以来权势最大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在权力斗争中被处死，情报部门在俄国进入了低调时期。但上个世纪80年代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重新成为苏联元首后，为了遏制此时已经出现的国家崩溃趋势，不惜以任何代价维护他所在政权的统治地位，情报部门也开始复活。而普京的情报部门职业生涯高峰正是在这一时期。1999年普京在联邦安全总局大楼——克格勃曾经的总部，主持了安德罗波夫的纪念仪式，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安德罗波夫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普京2000年当选总统后，对原有的政府机构和成员作了大幅的改动和调整，而唯一在普京任内未受触动并且获得强化的就是以联邦安全局为代表的国家强力部门。普京目前两位最得力的助手，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和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谢琴，和普京一样都是情报部门出身。此外，俄国最大的石油公司、最大的建筑集团、最大的航空公司、最大的铁路运输公司以及最大的能源巨头俄气公司，都掌控在从情报部门出来的人手中。《卫报》因此认为，俄罗斯已经不单是一个标准的极权国家，而且是一个间谍国家，一个间谍化了的国家。《经济学家》也指出，“国中之国反倒成了真正的国家”，这是“新冷战”之所以产生的最重要原因。
情报和强力部门作为国家机器，总是从一开始就被培育出憎恨一切非政府力量的本性，而对外国机构和组织的仇视尤为深刻，因为这些机构可以不受这些无法无天的秘密警察们的控制，也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因此，伴随着俄国强力部门在俄国政治地位的逐步上升，俄国国内对任何外国组织的干预力度也越来越大。去年克里姆林官专门颁行法令，禁止本国的非政府组织接受外国资助，并加强了对外国在俄境内非政府组织活动的调查。而这次的英国文化门事件，将使上述的趋势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英国《每日电讯报》驻莫斯科的记者表示，现在国内和莫斯科的电话沟通也变得谨慎起来，因为很多人相信大规模的窃听行为又回来了。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工商界迫切希望进入欧洲市场，他们既需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重新占领俄国产品应有的市场份额，也需要来自欧洲的大量投资改革本国落后的工业和经济体制。只有这两样东西都得到实现，而不是指望油价的长期高涨，俄国经济长期繁荣的前景才是有保障的。普京显然知道这才是最适合俄国未来发展的大战略，但他能够严加管束作为自己最重要权力来源的强力部门的胡作非为吗?当克里姆林宫重建强力部门和情报机构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监控后，莫斯科不仅与英国，与其他欧盟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变得恶化。尽管到目前为止，这种政治上的恶化尚未影响到相互在商贸和投资领域的利益，但这样的伤害仍不能说就可以完全避免。再往重了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在情报机构飞扬跋扈的统治下还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对俄罗斯来说，这尤其是有前车之鉴的。
反西方主义
仍然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是俄当局对英国文化协会这样大打出手是出于什么目的?为什么发生在3月2日总统选举6星期前?《经济学家》认为，从好的方面分析，是因为联邦安全局对从未任职于克格勃的梅氏的上升感觉不安，希望使自己的存在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更令人担忧的理论则认为，这种压力是选举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未来数年内很可能主宰俄罗斯政治的反西方主义的一次尝试。 与西方的对立，这是俄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最显著的外部特征。尽管俄国人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未曾放弃对欧洲事务的介入，以及对西方世界文明的汲取，但在俄国独特的文明中，欧洲和西方世界却始终被视为“异己”——从罗曼洛夫王朝时期与基督教罗马对立的东正教和“第三罗马”思想，到苏联时期的“资本主义包围圈”和“世界革命”意识形态，再到现在俄国特有的斯拉夫民族主义思潮，西方总是被当作不言自明的威胁，不管是沙皇还是布尔什维克，都能用这一先验的公式来为自己的极权统治找到借口。俄国国内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虽然也曾在俄国国家发展的几次大的改革关头有过蓬勃发展的时候，但最后却都被当权者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扼杀。他们所鼓吹的俄国全面西化的道路也从未得到国家主导性政治力量的支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逐渐摆脱了布尔什维克体制几十年来的僵化统治，过上了好日子。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好日子不仅仅体现在个人物质的丰裕和自由上，也表现在与周围世界的一种和睦状态。现在的俄罗斯却更像是一个受了伤的极权国家，庞大却虚弱，对于外部世界仍然保持着根深蒂固、甚至某种程度上说是出于本能的敌意。这与突如其来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传统傲慢一起，使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对于任何外部的挑战都充满着好战情绪。
1990年代俄国处于前所未有的黑暗时期时，许多普通俄国人并未去深入思考国家政治秩序崩溃，经济混乱深刻原因，而是本能地将之归咎于西方对俄的掠夺。前英国庄苏大使布雷杜埃特曾经记录他和一个一贫如洗的商场负责人的对话，“所有的产品都疲犹太人拿走了。克里姆林宫的犹太人叶利次拿走了一切，把国家卖给外国佬”。尽管布雷杜埃特一再向其证实叶利钦并不是犹太人，“但无所谓，他妻子可能是犹太人”。布雷杜埃特认为，当时的俄国很像1918年之后的德国，同样作为战败国，同样在内部自发掀起了一股排外浪潮，认为是内部的阴谋家和奸细们造成了他们在上次战争中的失败。
世界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落后国家总是需要极权主义。现在的俄国政府似乎也继承了这样的传统。据英国媒体报道，参加过英国文化代表处活动的近2万名俄国普通人现在都已被俄联邦安全局记录在黑名单上。因为学习英语和喜欢西方文化，他们被视为是潜在的阴谋家和西方的第五纵队。
随着法德两国新领导人的上台，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已开始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与俄国打交道，政治家们也开始并主动地与普京拉开距离。这恐怕也是欧盟最近对俄国身边的民主程度更高的小国们予以更大支持的原因。就像冷战已经展示出来的，即便短期内民主不会战胜它的对手，但从长期来看，它拥有时间和人心。俄国的铁腕统治者们最终要向整个欧洲人民敞开其铁幕。这次被关闭的英国驻俄文化协会代表处由英国政府资助，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超过100个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主要从事电影放映、英语培训和大学生交流工作。显然，这是一个被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以从事文化交流为主要功能的组织。退一步讲，就算英国文化代表处没有在俄国特定地区合法活动的权限，没有完成应尽的纳税义务，这些问题也可以通过外事谈判或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
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家们不断地向本国人民宣传英国对俄国的种种敌对，但却在伦敦拥有自己的房产，并将自己的儿女送往西方的私立中学和大学留学，去接受西方的教育和文化，这使得采取这次行动的俄国官员尤其显得虚伪。《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关闭该协会的区域办事处，就是为了阻碍那些较少特权的俄罗斯人受益于它的留学项目。而其根本，就是为了永远保持官僚阶级的特权和精英地位。但反过来，这也正好暴露了这些人表面自大但内心却极度的虚弱，也更是他们在全球化浪潮前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缺乏自信的体现。
在俄国的所有西方主要伙伴中，美国太过强大以至于它不敢完全得罪；德国因在施罗德时期一度梦想德俄能源合作而与俄保持了亲密关系；法国在密特朗时期虽然是美国的坚定支持者，但也是俄国潜在的盟友；只有英国永远是俄国的老对手，从19世纪帝国主义欧亚大角逐的竞争者，到苏联时期冷战的始作俑者，再到现在成了俄国反政府力量的新庇护者，英国作为莫斯科敌人的形象在俄国人心目中始终没有多大改变，甚至其军情六处也被认为是克格勃有史以来最难对付的对手。
最近俄英之间就英国驻俄文化协会代表处遭关闭一事引发的危机，可以说是克格勃的继承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一次“长脸”行动。该文化代表处叶卡捷琳堡和圣彼得堡分部被认为有军情六处的人从事非法活动，而且据说该代表处未向俄国相应部门纳税，这样俄国外交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英国人宣布关闭这个分支机构。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为此指责，俄罗斯政府一手策划了该行动，并且是对英国的“恐吓行为”，而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则回应说英国在摘殖民主义。
英俄冷战后的紧张关系可追溯到俄國反普京的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和车臣分离主义领袖扎卡耶夫获得英国的政治庇护。由于英国对超过20名俄国反政府人士提供政治庇护，伦敦也成为像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巴黎一样的流亡海外俄国人的活动中心，甚至被莫斯科当作是一个危险的反俄策源地。本来，俄罗斯的生意人、持不同政见者和特工们聚集在这里上演各式各样的阴谋和反阴谋是见多不怪，但叛逃的前克格勃特工利特维连科2006年底在伦敦被毒杀的方式实在骇人听闻，从而使得英俄关系再次急剧恶化。英国多次要求俄罗斯交出凶嫌卢戈沃伊，但俄国以这违背了本国宪法为由加以拒绝。英国人遂给出了这样的解决办法，“修改你们的法律”，这不仅伤害而且严重激怒了俄国人。之后卢戈沃伊当选俄杜马议员，获得了司法豁免权。而英国也断绝了与联邦安全局的情报往来，并表示将收紧针对俄官员的签证制度。
英国前驻俄大使布雷杜埃特认为，这次最新的英国文化协会事件发生在梅德韦杰夫被推为普京接班人之后的两天，表明双方现在显然已进入一场真正的政治危机——在今年3月俄罗斯新总统选出之前，谁都不愿意后退一步。事实也的确如此，文化门事件发生后，不仅两国外长没有降低争吵的调门，英国首相布朗和普京之间也未进行过直接通话。英国军情六处甚至一度放出消息说，英国外交部已经决定驱逐34名俄国外交官，其中包括俄国驻英使馆政治事务处负责人斯捷尔尼克、资深参赞普里采博夫等重量级的外交官。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外交部已经表示，如果伦敦愿意就反恐和签证问题恢复谈判，他们也会允许文化代表处恢复其莫斯科之外分部的工作。但这样做，显然还是要把文化门与这些年累积起来的众多政治枝枝蔓蔓纠缠在一起，看来英俄关系要改善真的只能是另起炉灶了。
间谍国家?
文化代表处事件发生后，英国媒体掀起了对俄国政治体制攻击的新浪潮。《泰晤士报》认为，克里姆林宫现在只能被当作是流氓看待，并谴责目前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完全“间谍化”。尽管普京被《时代》评选为去年的年度人物，但在许多西方人眼中，他领导的这个国家还远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相反，更像是20年前安德罗波夫时代的苏联。
这样的比较并非无稽之谈。斯大林逝世后，随着苏联有史以来权势最大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在权力斗争中被处死，情报部门在俄国进入了低调时期。但上个世纪80年代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重新成为苏联元首后，为了遏制此时已经出现的国家崩溃趋势，不惜以任何代价维护他所在政权的统治地位，情报部门也开始复活。而普京的情报部门职业生涯高峰正是在这一时期。1999年普京在联邦安全总局大楼——克格勃曾经的总部，主持了安德罗波夫的纪念仪式，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安德罗波夫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普京2000年当选总统后，对原有的政府机构和成员作了大幅的改动和调整，而唯一在普京任内未受触动并且获得强化的就是以联邦安全局为代表的国家强力部门。普京目前两位最得力的助手，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和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谢琴，和普京一样都是情报部门出身。此外，俄国最大的石油公司、最大的建筑集团、最大的航空公司、最大的铁路运输公司以及最大的能源巨头俄气公司，都掌控在从情报部门出来的人手中。《卫报》因此认为，俄罗斯已经不单是一个标准的极权国家，而且是一个间谍国家，一个间谍化了的国家。《经济学家》也指出，“国中之国反倒成了真正的国家”，这是“新冷战”之所以产生的最重要原因。
情报和强力部门作为国家机器，总是从一开始就被培育出憎恨一切非政府力量的本性，而对外国机构和组织的仇视尤为深刻，因为这些机构可以不受这些无法无天的秘密警察们的控制，也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因此，伴随着俄国强力部门在俄国政治地位的逐步上升，俄国国内对任何外国组织的干预力度也越来越大。去年克里姆林官专门颁行法令，禁止本国的非政府组织接受外国资助，并加强了对外国在俄境内非政府组织活动的调查。而这次的英国文化门事件，将使上述的趋势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英国《每日电讯报》驻莫斯科的记者表示，现在国内和莫斯科的电话沟通也变得谨慎起来，因为很多人相信大规模的窃听行为又回来了。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工商界迫切希望进入欧洲市场，他们既需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重新占领俄国产品应有的市场份额，也需要来自欧洲的大量投资改革本国落后的工业和经济体制。只有这两样东西都得到实现，而不是指望油价的长期高涨，俄国经济长期繁荣的前景才是有保障的。普京显然知道这才是最适合俄国未来发展的大战略，但他能够严加管束作为自己最重要权力来源的强力部门的胡作非为吗?当克里姆林宫重建强力部门和情报机构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监控后，莫斯科不仅与英国，与其他欧盟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变得恶化。尽管到目前为止，这种政治上的恶化尚未影响到相互在商贸和投资领域的利益，但这样的伤害仍不能说就可以完全避免。再往重了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在情报机构飞扬跋扈的统治下还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对俄罗斯来说，这尤其是有前车之鉴的。
反西方主义
仍然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是俄当局对英国文化协会这样大打出手是出于什么目的?为什么发生在3月2日总统选举6星期前?《经济学家》认为，从好的方面分析，是因为联邦安全局对从未任职于克格勃的梅氏的上升感觉不安，希望使自己的存在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更令人担忧的理论则认为，这种压力是选举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未来数年内很可能主宰俄罗斯政治的反西方主义的一次尝试。 与西方的对立，这是俄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最显著的外部特征。尽管俄国人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未曾放弃对欧洲事务的介入，以及对西方世界文明的汲取，但在俄国独特的文明中，欧洲和西方世界却始终被视为“异己”——从罗曼洛夫王朝时期与基督教罗马对立的东正教和“第三罗马”思想，到苏联时期的“资本主义包围圈”和“世界革命”意识形态，再到现在俄国特有的斯拉夫民族主义思潮，西方总是被当作不言自明的威胁，不管是沙皇还是布尔什维克，都能用这一先验的公式来为自己的极权统治找到借口。俄国国内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虽然也曾在俄国国家发展的几次大的改革关头有过蓬勃发展的时候，但最后却都被当权者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扼杀。他们所鼓吹的俄国全面西化的道路也从未得到国家主导性政治力量的支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逐渐摆脱了布尔什维克体制几十年来的僵化统治，过上了好日子。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好日子不仅仅体现在个人物质的丰裕和自由上，也表现在与周围世界的一种和睦状态。现在的俄罗斯却更像是一个受了伤的极权国家，庞大却虚弱，对于外部世界仍然保持着根深蒂固、甚至某种程度上说是出于本能的敌意。这与突如其来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传统傲慢一起，使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对于任何外部的挑战都充满着好战情绪。
1990年代俄国处于前所未有的黑暗时期时，许多普通俄国人并未去深入思考国家政治秩序崩溃，经济混乱深刻原因，而是本能地将之归咎于西方对俄的掠夺。前英国庄苏大使布雷杜埃特曾经记录他和一个一贫如洗的商场负责人的对话，“所有的产品都疲犹太人拿走了。克里姆林宫的犹太人叶利次拿走了一切，把国家卖给外国佬”。尽管布雷杜埃特一再向其证实叶利钦并不是犹太人，“但无所谓，他妻子可能是犹太人”。布雷杜埃特认为，当时的俄国很像1918年之后的德国，同样作为战败国，同样在内部自发掀起了一股排外浪潮，认为是内部的阴谋家和奸细们造成了他们在上次战争中的失败。
世界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落后国家总是需要极权主义。现在的俄国政府似乎也继承了这样的传统。据英国媒体报道，参加过英国文化代表处活动的近2万名俄国普通人现在都已被俄联邦安全局记录在黑名单上。因为学习英语和喜欢西方文化，他们被视为是潜在的阴谋家和西方的第五纵队。
随着法德两国新领导人的上台，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已开始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与俄国打交道，政治家们也开始并主动地与普京拉开距离。这恐怕也是欧盟最近对俄国身边的民主程度更高的小国们予以更大支持的原因。就像冷战已经展示出来的，即便短期内民主不会战胜它的对手，但从长期来看，它拥有时间和人心。俄国的铁腕统治者们最终要向整个欧洲人民敞开其铁幕。这次被关闭的英国驻俄文化协会代表处由英国政府资助，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超过100个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主要从事电影放映、英语培训和大学生交流工作。显然，这是一个被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以从事文化交流为主要功能的组织。退一步讲，就算英国文化代表处没有在俄国特定地区合法活动的权限，没有完成应尽的纳税义务，这些问题也可以通过外事谈判或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
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家们不断地向本国人民宣传英国对俄国的种种敌对，但却在伦敦拥有自己的房产，并将自己的儿女送往西方的私立中学和大学留学，去接受西方的教育和文化，这使得采取这次行动的俄国官员尤其显得虚伪。《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关闭该协会的区域办事处，就是为了阻碍那些较少特权的俄罗斯人受益于它的留学项目。而其根本，就是为了永远保持官僚阶级的特权和精英地位。但反过来，这也正好暴露了这些人表面自大但内心却极度的虚弱，也更是他们在全球化浪潮前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缺乏自信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