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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马里兰大学的门瑟·奥尔森教授（Mancur Olson）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无疑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其学术贡献远远超越经济学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产生重大作用。奥尔森最独特之处，在于他对研究集体行动问题的执著。他一生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奥尔森看到的是亚当·史密夫所推崇的”看不见的手”的失灵。
《集体行动的逻辑》出版之前，社会科学家往往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譬如，住在同一座楼里的邻居会提供公共通道的照明灯；同一社区的人会保持公共环境卫生；持有同一公司股票的人会齐心协力扶持该股票的价格；消费者会组织起来与售卖伪劣产品的商家斗争；同一国家的国民会支援本国货币的坚挺；全世界无产者会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奥尔森发现，这个貌似合理的假设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地，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产生极其有害的结果。
集体行动的搭便车行为
“看不见的手”为什么会失灵？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理想为什么常常无法实现？原来，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例如，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获得加薪，这对所有工人都有好处。但那些参加罢工的工人却承担了所有风险和成本。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导致搭便车的行为。”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是搭便车者的祖师爷。南郭先生不会吹竽，却混进了宫廷乐队。虽然他实际上没有参加乐队合奏这个”集体行动”，但他表演时毫不费力的装模作样仍然使他得以分享国王奖赏这个”集体行动”的成果。
奥尔森因此得出一个极具争议的结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但随著集体人数增加，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十分不易；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行为也越难以发现。
奥尔森这一理论后来发展成”多人囚犯两难博弈”，成为非合作博弈论的一个重要分支。然而，它描述的却是人们十分熟悉的现象，“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两个和尚抬水喝”是集体行动成功的例子，而“三个和尚没水喝”则体现了集体行动的失败。从“二“到”三“由成功至失败的变化，关键在于集体人数增多。
集体行动出现的条件
奥尔森还发现，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所谓”不对称“即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称。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大，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假如三个和尚中有一个是喝水特别多的“水鬼”，而其他两个是很少喝水的“耐干旱品种”，那么“水鬼”和尚挑水给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不对称“在国际间的集体行动中经常出现，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影响很大，因此日本积极出钱设立“亚洲货币基金”。同样，美国认为北约能给美国安全带来很大利益，因此愿意负担高达70％的北约经费。
“选择性激励”的存在是实现集体行动的另一个条件。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正向激励通过搭卖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许多慈善机构的筹款活动都提供正向激励，例如，购买慈善演出的门票可以观看别人看不到的演出，慈善捐款可以获得嬴取奖品的抽奖机会等，都是搭卖私人物品的行为。三个和尚中的那个小和尚也许就不介意天天下山挑水，藉此机会偷偷瞧一瞧在河对岸洗衣服的那位貌美村姑。与此类似，美国劳联产联领袖组织工会运动得到的利益，主要在于他们个人所获得的政治权力和行政资源，与劳资谈判获得的直接利益反而关系不大。反向激励是惩罚搭便车的措施，最常见的是禁止搭便车者享受集体行动的成果。许多国家的工会都将劳资谈判的范围限制在工会会员范围内，使非会员无法享受工会争取到的加薪和优惠待遇。
利他主义者是凤毛麟角
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引起人们对此问题的重视。人们将奥尔森的理论应用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更多的学者进一步探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建立更精细的行为模型。在过去20年里，实验经济学家对参与集体行动的行为做了大量调查研究。九十年代起，描述集体行动的新一代模型开始出现。在这些模型中，理性自利的个人不再是唯一的假设。运用从实验中得到的资料，这些模型假定不同的种类的人参与集体行动。
人的决策行为究竟能分成多少不同种类？经济学家发现，不同文化的社会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义者，但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为数少于1％。模型类比结果显示，一个群体或社会中如果有3％的利他主义者，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可喜变化。
实验经济学家设计了诸如“哀的美敦讲价实验”和“信任游戏”等决策实验，对人的行为进行窥探。许多这一类的研究都发现，40％到67％的人属于“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一类。这类人被称为“规范使用者”。另外大约有20％到30％的人是自私自利的人，这类人就是奥尔森模型假设的那种人。无论别人如何善待他们，这些人都不会有所回报。这类人被称为“理性利己主义者”。运用同样的比例，三个和尚中应有两个是“规范使用者”，一个是“理性利己主义者”。
“规范使用者”又可以细分成两种，即“条件合作者”和“志愿惩罚者”。“条件合作者”是老好人，他们愿意发起协助行动，并且只要群体中有一定比例的人以互惠行为作反应就坚持合作。但”条件合作者”对搭便车行为的容忍度却不尽相同。他们对集体行动的贡献与搭便车人数成反比，搭便车的人越多，“条件合作者”对集体行动的贡献就越少。一旦搭便车的人数超过他们的容忍度，这些人也将采取不合作行为。因此，“理性利己主义者”会驱使“条件合作者”作出自私自利的行为选择。
“志愿惩罚者”是疾恶如仇的侠客，“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行为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惩罚搭便车者。惩罚可以是口头批评，也可以是给搭便车者造成物质损失。即使惩罚行为对“志愿惩罚者”本身的个人利益造成明显的损失，他们也在所不惜。
研究发现，“志愿惩罚者”的存在对于集体行动的结果有很大影响。他们约束搭便车行为，起著维护社会行为规范的作用。他们的惩罚使“理性利己主义者”不得不计算受惩罚的成本，修改自己的行为。如果没有“志愿惩罚者”，搭便车者不受约束，“条件合作者”就会逐渐减少甚至停止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生产不出集体有益的公共物品来。
理论涵盖范围扩大
以上发现丰富了人们对于集体行动产生过程的理解，加深了对决策行为的认识，同时也扩大了奥尔森理论的涵盖范围。首先，新发现虽然修改了奥尔森模型的假设，但修改的程度有限。奥尔森模型中只有“理性利己主义者”，但实验结果发现“理性利己主义者”和“条件合作者”两类人加在一起占大多数。其实，“条件合作者”也是一种搭便车者。维护社会行为的规范实际上是一种公共物品，因为遵循社会行为准则能减少不确定性，增强互信，对大家都有利。但“生产”这种公共物品需要支付成本，而“条件合作者”不愿意像“志愿惩罚者”那样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在与“理性利己主义者”的斗争中选择袖手旁观的搭便车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说，实验研究的发现与奥尔森的基本假设相差不远。再者，“志愿惩罚者”的作用与奥尔森的“反向选择性激励”异曲同工，都是运用惩罚性工具来保证集体行动的产生。奥尔森发现反向激励的作用，实验研究则说明反向激励其实是人类行为中的一种。
三个和尚究竟有没有水喝呢？奥尔森会这样回答：一般来说，三个和尚没水喝。但如果这三个和尚“不对称”，或是存在“选择性激励”，那么三个和尚就很可能有水喝。实验经济学家的答案是：三个和尚有没有水喝取决于那两个“规范使用者”中有没有“志愿惩罚者”。如果两个“规范使用者”属于老好人类型的“条件合作者”，那么三个和尚最终还是没有水喝，因为那个“理性利己主义”和尚会破坏合作环境，驱使“条件合作者”选择搭便车行为。如果有一个和尚是“志愿惩罚者”，情况就完全不同。这位侠义和尚会不惜时间和代价盯住想搭便车的“理性利己主义”和尚，不让他喝一滴水，逼使他参加取水行动。结果自然是：三个和尚有水喝。
（作者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应用经济系主任。）
《集体行动的逻辑》出版之前，社会科学家往往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譬如，住在同一座楼里的邻居会提供公共通道的照明灯；同一社区的人会保持公共环境卫生；持有同一公司股票的人会齐心协力扶持该股票的价格；消费者会组织起来与售卖伪劣产品的商家斗争；同一国家的国民会支援本国货币的坚挺；全世界无产者会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奥尔森发现，这个貌似合理的假设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地，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产生极其有害的结果。
集体行动的搭便车行为
“看不见的手”为什么会失灵？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理想为什么常常无法实现？原来，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例如，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获得加薪，这对所有工人都有好处。但那些参加罢工的工人却承担了所有风险和成本。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导致搭便车的行为。”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是搭便车者的祖师爷。南郭先生不会吹竽，却混进了宫廷乐队。虽然他实际上没有参加乐队合奏这个”集体行动”，但他表演时毫不费力的装模作样仍然使他得以分享国王奖赏这个”集体行动”的成果。
奥尔森因此得出一个极具争议的结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但随著集体人数增加，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十分不易；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行为也越难以发现。
奥尔森这一理论后来发展成”多人囚犯两难博弈”，成为非合作博弈论的一个重要分支。然而，它描述的却是人们十分熟悉的现象，“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两个和尚抬水喝”是集体行动成功的例子，而“三个和尚没水喝”则体现了集体行动的失败。从“二“到”三“由成功至失败的变化，关键在于集体人数增多。
集体行动出现的条件
奥尔森还发现，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所谓”不对称“即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称。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大，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假如三个和尚中有一个是喝水特别多的“水鬼”，而其他两个是很少喝水的“耐干旱品种”，那么“水鬼”和尚挑水给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不对称“在国际间的集体行动中经常出现，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影响很大，因此日本积极出钱设立“亚洲货币基金”。同样，美国认为北约能给美国安全带来很大利益，因此愿意负担高达70％的北约经费。
“选择性激励”的存在是实现集体行动的另一个条件。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正向激励通过搭卖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许多慈善机构的筹款活动都提供正向激励，例如，购买慈善演出的门票可以观看别人看不到的演出，慈善捐款可以获得嬴取奖品的抽奖机会等，都是搭卖私人物品的行为。三个和尚中的那个小和尚也许就不介意天天下山挑水，藉此机会偷偷瞧一瞧在河对岸洗衣服的那位貌美村姑。与此类似，美国劳联产联领袖组织工会运动得到的利益，主要在于他们个人所获得的政治权力和行政资源，与劳资谈判获得的直接利益反而关系不大。反向激励是惩罚搭便车的措施，最常见的是禁止搭便车者享受集体行动的成果。许多国家的工会都将劳资谈判的范围限制在工会会员范围内，使非会员无法享受工会争取到的加薪和优惠待遇。
利他主义者是凤毛麟角
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引起人们对此问题的重视。人们将奥尔森的理论应用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更多的学者进一步探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建立更精细的行为模型。在过去20年里，实验经济学家对参与集体行动的行为做了大量调查研究。九十年代起，描述集体行动的新一代模型开始出现。在这些模型中，理性自利的个人不再是唯一的假设。运用从实验中得到的资料，这些模型假定不同的种类的人参与集体行动。
人的决策行为究竟能分成多少不同种类？经济学家发现，不同文化的社会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义者，但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为数少于1％。模型类比结果显示，一个群体或社会中如果有3％的利他主义者，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可喜变化。
实验经济学家设计了诸如“哀的美敦讲价实验”和“信任游戏”等决策实验，对人的行为进行窥探。许多这一类的研究都发现，40％到67％的人属于“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一类。这类人被称为“规范使用者”。另外大约有20％到30％的人是自私自利的人，这类人就是奥尔森模型假设的那种人。无论别人如何善待他们，这些人都不会有所回报。这类人被称为“理性利己主义者”。运用同样的比例，三个和尚中应有两个是“规范使用者”，一个是“理性利己主义者”。
“规范使用者”又可以细分成两种，即“条件合作者”和“志愿惩罚者”。“条件合作者”是老好人，他们愿意发起协助行动，并且只要群体中有一定比例的人以互惠行为作反应就坚持合作。但”条件合作者”对搭便车行为的容忍度却不尽相同。他们对集体行动的贡献与搭便车人数成反比，搭便车的人越多，“条件合作者”对集体行动的贡献就越少。一旦搭便车的人数超过他们的容忍度，这些人也将采取不合作行为。因此，“理性利己主义者”会驱使“条件合作者”作出自私自利的行为选择。
“志愿惩罚者”是疾恶如仇的侠客，“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行为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惩罚搭便车者。惩罚可以是口头批评，也可以是给搭便车者造成物质损失。即使惩罚行为对“志愿惩罚者”本身的个人利益造成明显的损失，他们也在所不惜。
研究发现，“志愿惩罚者”的存在对于集体行动的结果有很大影响。他们约束搭便车行为，起著维护社会行为规范的作用。他们的惩罚使“理性利己主义者”不得不计算受惩罚的成本，修改自己的行为。如果没有“志愿惩罚者”，搭便车者不受约束，“条件合作者”就会逐渐减少甚至停止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生产不出集体有益的公共物品来。
理论涵盖范围扩大
以上发现丰富了人们对于集体行动产生过程的理解，加深了对决策行为的认识，同时也扩大了奥尔森理论的涵盖范围。首先，新发现虽然修改了奥尔森模型的假设，但修改的程度有限。奥尔森模型中只有“理性利己主义者”，但实验结果发现“理性利己主义者”和“条件合作者”两类人加在一起占大多数。其实，“条件合作者”也是一种搭便车者。维护社会行为的规范实际上是一种公共物品，因为遵循社会行为准则能减少不确定性，增强互信，对大家都有利。但“生产”这种公共物品需要支付成本，而“条件合作者”不愿意像“志愿惩罚者”那样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在与“理性利己主义者”的斗争中选择袖手旁观的搭便车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说，实验研究的发现与奥尔森的基本假设相差不远。再者，“志愿惩罚者”的作用与奥尔森的“反向选择性激励”异曲同工，都是运用惩罚性工具来保证集体行动的产生。奥尔森发现反向激励的作用，实验研究则说明反向激励其实是人类行为中的一种。
三个和尚究竟有没有水喝呢？奥尔森会这样回答：一般来说，三个和尚没水喝。但如果这三个和尚“不对称”，或是存在“选择性激励”，那么三个和尚就很可能有水喝。实验经济学家的答案是：三个和尚有没有水喝取决于那两个“规范使用者”中有没有“志愿惩罚者”。如果两个“规范使用者”属于老好人类型的“条件合作者”，那么三个和尚最终还是没有水喝，因为那个“理性利己主义”和尚会破坏合作环境，驱使“条件合作者”选择搭便车行为。如果有一个和尚是“志愿惩罚者”，情况就完全不同。这位侠义和尚会不惜时间和代价盯住想搭便车的“理性利己主义”和尚，不让他喝一滴水，逼使他参加取水行动。结果自然是：三个和尚有水喝。
（作者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应用经济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