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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科学处理城乡关系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何解决西部城乡矛盾和实现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协调互动与一体化融合，是构成中国当前实现全面的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重要难点问题之一。本文在考察中外处理城乡关系实践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提升概括总结了促进城乡关系良性互动发展的相关启示，为西部地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借鉴。
关键词：城乡关系；城乡协调发展；实践与启示；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29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6)05-0056-05
1.发达国家的城乡发展与实践
目前，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进入后现代化社会和城市化高级阶段，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进一步加强，农业产业化和农工商综合企业迅速发展，农场经营管理趋向集中化、资本化和企业化，农民收入提高和城乡居民社会地位的平等化，小城镇兴起与郊区城镇化发展。它们面临的问题是保护城市与乡村的居住环境的多样化，推进城乡融合、城乡优势互补的城乡一体化发展［1］。
为了城乡协调发展和体现城乡的各自功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采取了绿化村庄、拓宽或取直道路，修整村旁河岸，修建公用水井、灌溉池塘和粪肥储存设施，修整住房，建造农村通信系统，建立社区中心等促进农村发展。其主要做法有：（1）通过立法形式进行乡村地区城镇开发，政府通过合理的规划和政策立法，对乡村城市化进行支持和重视。如英国政府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进行了“新城运动”；美国则于1968年通过“新城镇开发法”，第一批就建成63个规模在2万人左右的新城镇。英美两国都制定了“农业基本法”以确立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方针政策，韩国的农业立法则有明确的宗旨和目标，有达标的途径和办法，有明确的赏罚条款，保持法规的连续性等。（2）积极引导工业的分散化。如意大利全国有8000多个市镇，已全部覆盖了农村，每个市镇平均7000人，工厂分布在周围的农业区域，市镇之间主要是商业、服务以及文化、教育等公益机构。韩国于1970年提出“培育新农村运动”，“使所有的村庄在最近的将来从传统性落后、停滞的社区，转变为现代的、进步的、有较好生活环境的社区”。从1971年开始的“新村运动”，由政府自上而下地动员大量财力、物力和农民劳动力，致力于改善农村环境、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经过20多年的努力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韩国农村社会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方面已经向现代化迈进，农民生产有所提高，农村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趋于现代化，乡村小城镇和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受到了重视。不仅有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建筑和完善的设施，而且到处绿草如茵，创造了一种高度文明的生活环境，从而避免了城乡之间的严重矛盾冲突［2］。（3）发展农业集约经营和多种经营，改变农业生产落后局面，并在种植业内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城市工业部门对农村农业部门的反哺。如自1960～1980年，日本中央政府农业预算在国家总预算中的份额一直保持在7%以上，对于农户购买农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补40%，剩余20%由农协贷款，由此促进农业机械集约化经营；韩国则加大对农村农业部门在科技、教育、交通等方面的公共投资，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局面。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为适应世界高新技术发展趋势，日韩两国都加大了技术反哺农村农业的力度，自下而上建立了一大批现代化科研教育设施，出现了“电脑村”、“高新技术村”及“高效农业村”。（4）大力兴办农村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工程，加强农业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如在日本，当以工业为中心的非农部门劳动力吸收能力减弱时，政府就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点放在农村内部，转移的方向主要是向农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推进，向农业的产前和产后部门转移。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为解决就业问题，罗斯福新政时期通过建立公民水土保持团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和水土保持工作，吸收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些国家在农业内部扩大就业面的做法对西部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重大借鉴意义［3］。（5）建立功能齐全的农村组织—农业协同组织。如日韩两国均建立了农协，农协网络了农村中的全部农户，不仅是农村中的经济组织，也是农民的政治组织，在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地位，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农协既可以代表农民与政府讨价还价，也可以作为政府代言人，执行国家农业政策。政府反哺农业的政策策略，是农协促使政府制定并通过农协实施。所有这些方法和手段使日韩农村农业同整个经济一起进步，实现了农村农业现代化，促进了农民收入提高，维护了社会公平［4］。
2.发展中国家处理城乡关系的实践
二战后获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赶超目标，企图以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作为发展战略的重点，将大量资金投放在城市，忽视农业和乡村发展，过分榨取农业剩余用作工业和城市发展积累，从而使乡村更加落后和贫困，城乡差别呈现扩大态势。1960年代后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逐步认识到片面工业化战略的局限性，开始重视农业变革和乡村的综合开发，重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发展中国家城乡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乡村人口比重大，城市化水平较低，城乡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城乡分割，城乡居民存在两种身份制，存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市以工业为主，乡村以农业为主，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与城市高失业率持续并存等等。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等方面的二元结构，导致其城乡之间的联系与发达国家比起来要弱得多。而发展中国家以高度集中的空间模式推进城市化，往往直接造成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发展的极度不平衡，体现在生产活动、就业机会、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平衡，即在城市中，居民较富裕，非农业活动、就业机会多，人口集中；而在乡村地区，以农业活动为主体，就业机会少，这些都会限制乡村的经济发展而扩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进而带来许多社会方面的不平等，这给经济更快上升、利益的合理分配都带来不利影响。发展中国家推进城乡关系协调的典型做法主要有：（1）改善农业生产软硬环境，增加农业投入。如巴西政府在1965～1985年用于农业的政策资金累计约2191亿美元，其中310亿用于农业补贴，其他用于投资和市场政策。1985年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1986～1990非洲经济复兴优先纲领》指出，对农业的投资占总投资的20%～25%是比较理想的［5］。（2）进行土地改革。主要有两种形式，即“规模缩小式”和“土地银行式”。如墨西哥把大土地所有转变为小农场所有，巴西则是由联邦政府向农民提供信贷用于购买农村地产，从而推动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菲律宾是先征收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农民，然后由土地新主人分期向土地银行交付土地购买费，银行再付给原地主。（3）乡村工业化。在农村地区开设工厂，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就业，增加收入，缩小城乡差别。如泰国政府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1977～1981年)，开始着重发展小规模劳动密集型农村工业，以后又采取多项计划和措施来促进农村工业化。（4）优化城市布局。发展中国家一般采用三种形式布局城市，发挥城市的带动作用。一种是扩散化布局，使经济增长由中心城市向外围扩展。第二种是设新城，以边远资源开发地区或者以进行“绿色革命”的地区为新城建设点，形成新的增长极。如1967年巴西政府为了加速边远农村的开发，在远离海岸1000公里的亚马逊大森林中的马瑙斯建立增长极以带动整个亚马逊地区的发展，1974年后，在这个增长极的辐射下，亚马逊地区又建立了17个次增长极，形成了带动整个区域开发的发展网络。第三种是发展小城镇，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形成多个经济增长点。（5）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是人口多、人口的高速增长和沉重的赡养负担，低下的生产率导致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低下，高水平的失业和低度就业，对农业生产的严重依赖及国际关系中的劣势地位等［6］。
3.中国东部发达区域处理城乡关系的模式
3.1义乌：城市发展主导下的以城带乡模式
从理论上来讲，以城带乡模式是最典型的现代城市力量的扩展，表现为通过城市的扩展力量或扩散效应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发展的理想格局；其主要特征在于城市发展及由城市的扩展而波及、卷入乡村的社会发展，它是整个社会由农村社会结构向城市社会结构转变的开端，经过城市带动乡村发展，通过工业生产力作用实现对城乡社会的改造［7］。以“中国小商品城”闻名于世的义乌是以城带乡模式的典型。义乌位于浙江中部，总面积1105平方公里，2002～2003年稳居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17位。义乌模式的特征在于以商品市场发展为龙头，先横向再纵向的产业聚集为基础，市场经济为主导，产业聚集与城乡一体化良性互动，以点——线——面的推进方式，从小城市迈进大中城市。在1978～1988年的初步发展阶段，义乌产业初步聚集与同心圆城市出现，城镇形成商业贸易中心，交通运输、餐饮服务等第三产业与传统轻加工业围绕商业中心逐步聚集，稠城镇在义乌县的经济中心地位得以确立，位于城区周围的徐江、下骆、青口与廿三里等乡镇，工业率先启动，城镇建设得到发展。这一时期，义乌城区面积从1970年代末的2.8平方公里扩大到5.88平方公里，人口从3万余人增加到6.18万人，建制镇从2个增加到6个。在1988～1998年的劲升时期，义乌撤县改市，城区扩张与周边中心镇迅速发展，成为浙中重镇。在城市聚集经济效应影响下，义乌城区同心圆布局因无法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迅速沿交通干线向经济强镇延伸，城乡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1998年，义乌城区面积15.4平方公里，人口近20万，建制镇15个。从1998年至今，义乌城市加速聚集，城市发展迅速，城区辐射力增强，周边乡镇因汽车通勤而迅速与城区紧密交流、城区沿交通干线进一步呈松散型延伸，连接交通干线上乡镇的工业率先受到小商品城的辐射，位于杭温、绍金公路线与浙赣线上的乡镇，工业经济与城镇建设迅速发展。2002年，义乌城区面积32.2平方公里，人口近43万；廿三里、苏溪、佛堂三大中心镇已纳入城区“十分钟交通圈”，成为城区卫星镇。审视目前义乌的城乡发展实践，可以发现第三产业的聚集与提升对城乡发展作用最为直接，义乌城乡一体化迅速推进在于以商业市场的聚集促进消费聚集与人口聚集，进而促进商业中心形成与城区发展，同时，打破行政地域限制，促进行政管理体制“市管县”改革、市场化土地资源运作和土地收益股份化［8］，成为义乌以城促乡的关键环节。
3.2龙港：以乡镇企业带动城乡发展模式
乡镇企业作为城乡一体的联结点，改变了传统乡村、工业城市的格局，突破了国有经济大一统的计划体系，成为城乡经济发展中颇具活力的微观主体之一。以“中国农民第一城”而著称的温州龙港镇是以乡镇企业带动城乡发展的典型。龙港镇建镇于1984年，目前总面积58平方公里，人口14.7万，是苍南县经济中心、温州综合实力强镇、浙瓯南闽东北地区重要物资集散地、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小城镇”试点。龙港建镇之初，在全国率先进行土地有偿使用、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和股份合作企业制度改革，成功走出了不依赖国家投资、主要依靠农民自身力量建设现代化城镇的新路，为中国农村城市化做出了实践上的有益探索。目前，2.7万亩的耕地、5000亩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万亩蔬菜瓜果基地以及3000亩海水养殖、2000亩淡水养殖基地，奠定了龙港农业的基础；以股份合作制企业为主和个体私营经济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印刷包装、毛纺毛毯、塑料编织三大支柱产业所形成的575家企业、20多个专业市场以及通讯电缆、制药、仪器仪表等高新技术行业构成龙港工业经济的灵魂。总结龙港城乡发展实践，可以发现以乡镇企业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完整的“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农民市民化”的经济学路径，它在诸多方面推动了农村城市化的演进，表现为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吸纳的贡献（2000年中国乡镇企业从业人员1.28亿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7%）、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提供农村小城镇发展的建设资金以及对农村居民整体素质提高的改善［9］。同时，作为一种农民自发的城市化，以乡镇企业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所存在的布局分散、工业污染、生态恶化、发展差异悬殊等问题是我们在处理城乡关系实践中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
3.3嘉兴：整体推进的城乡发展模式
城乡整体推进就是将城市中心组团与周围乡镇及乡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通过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各项制度，统一规划城乡人口分布、产业构成、用地规模、基础设施等实现城乡的区域融合，实现特定区域既是城镇又是乡村、城乡界限模糊，乡村发展不依赖于城市的设施，城乡之间协调、均衡和相互作用，融合于城乡经济共同发展的统一体中实现区域现代化。这种模式推进的前提是农业现代化、乡村工商业的高度发展、农村文化和技术全面提高，城乡生活水平接近以至城乡差别缩小乃至淡化，它强调城乡之间的相互流动与相互作用，并非所有地区都适合这种模式。城乡整体推进一般发生在自然条件优越、人口密度高、城镇密集、交通网络较为完善、资金充裕、产业水平高、工业化程度高、非农产业程度高的河口三角洲。1998年以来，嘉兴注重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注重工业化和城市化。2004年以来，嘉兴编制了城乡一体化规划纲要和6个专题规划，为推进网络型大城市建设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作保障。在具体做法上从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推进城乡共同发展，并将具有区域性的城乡整体推动发展的最基本实施单位落脚在县域经济的层面。2003年，嘉兴城市化水平为45%，各级城镇规模迅速扩大，已经形成以嘉兴市区为核心、5个县城为主体、若干个中心镇为支撑的城镇网络框架，城乡公交开通了36条线路，通达238个行政村，农村有线电视入户率80%；城乡互动能力不断增强，专业市场与块状经济相互促进；全市农村劳动力当中从事二三产业的占到67%，农民收入中来自二三产业的占8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累计参保人数49.6万人，村级合作医疗覆盖率98.7%，广大农村区域正逐步转变为城镇新社区［10］。
4.中外处理城乡关系的启示与西部地区的实践借鉴
4.1始终重视城乡双向互动和实现城乡协同发展是避免城乡隔离的根本保证
城市与乡村的发展状态是城乡社会经济系统的自组织与互动过程的有机结合，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脉络是由乡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到大城市的郊区化到最后迈向城乡一体化，这是一个渐进的、城乡社会现代化的系统演化和动态自然发展过程，是一种恰当处理城乡关系的发展理念和工作方法，这种发展强调城乡两个单元是互动发展的过程，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作用；城乡经济一体化和城乡差别的消失绝非一蹴而就，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统筹城乡发展不是超越阶段，盲目奢求城乡同样发展。短期内完全消除城乡差距，实行完全相同的城乡政策既不现实也无法完成。我们要缩小的城乡差距是那种过大的、不合理的差距。按照执行的难易程度我们不妨按照先易后难的做法，先实行城乡经济统筹、再城乡社会统筹、最后是城乡政治统筹的办法协调城乡发展；在城乡区域经济发展中，应当校正“城市偏向”，将城市与乡村有机结合起来，实施城乡平等发展战略，避免出现城市问题突出而乡村衰落萧条的两难困境；协调城乡关系的目标是扭转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即城市地区和乡村地区的协调发展，是对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城市居民与农民通盘考虑、整体发展的战略思想，其重点是对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进行战略性调整和深层次变革，需要观念、机制和体制的诸多变革。马克思主义本质上要消灭的是城乡对立而不是城乡差别，恩格斯曾经指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两个标志是工农之间阶级差别的消失和城乡之间人口分布不均衡现象的消失。
4.2城乡协调发展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和城乡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是要保护农业的发展，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绝对必要条件，而绝非被动、辅助性的部门，没有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会造成城乡关系严重不平衡。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城市化高度发达后，农业不会消失，农村作为农业生产的场所不会消失，作为人类聚集的社区的一种形式也不会消失。因此，中国当前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上，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民收入，以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张来带动工业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注意市场机制的作用，并将其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在城乡经济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中实现各种生产要素总量关系的变化和配置方式的市场化调整，那种只靠国家计划的调拨、分配来组织城乡关系发展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4.3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不同作用是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保障
城乡关系的实质就是在资源相对稀缺的状态下，通过何种方式促进稀缺资源在社会不同区域特别是城乡之间实现最有效的配置与流转。城乡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公共投资始终是农村经济增长、贫困减少和城乡发展的重要源泉。城乡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城乡之间双向而非单向的互动过程，它一方面要求整个城乡社会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另一方面又要求资本、技术、劳动力和信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能够在城乡之间实现有效分配。但是，市场作用的滞后性和短期性会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必须有效发挥政府的干预作用，主要是政府通过政策手段，如在户籍管理、粮食、居住及就业等方面实行体制改革和较宽松的政策，从而使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两种作用有机结合，达到提高城乡空间经济组织化程度的目的。政策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对于农业发展至关重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竭尽全力从立法、政策(包括财政、金融、外贸)、科技教育等方面，为农业发展保驾护航。农业政策目标的实现要有相应的政策措施相配，现阶段的收入支持政策可考虑以间接支持方式，即通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科研和推广等措施，来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政府用立法手段规定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扩大银行的农业贷款份额，对中长期农业贷款实行较低的贷款利率和较长的还款期限。政策的制定还要重视农业技术进步，用先进技术改造农业，推动农业发展，只有这样农村经济才能大规模发展，城乡才能形成良性互动。
4.4根据城乡优势和条件制定综合发展规划是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
城乡协调发展规划的主体是城市与乡村，传统城市规划主要以城市为中心展开规划而将乡村作为一个背景违背了城乡系统规划的一般规律。城乡协调发展规划中必须重视城乡之间交通的衔接与网络化支撑，城乡协调规划发展的内容应突破城镇体系规划对城乡空间规划的要求。特定区域的城乡统一规划和建设城乡居民点、工业布局、基础设施网络，重视城乡土地综合开发利用，发展与城乡市场沟通紧密相关的交通运输、通信、商业、仓储以及金融服务等部门，必须促进城乡专业化协作在更大规模上展开；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必须合理规划与建设集镇和小城市，在各等级规模城市和乡村之间建立产业内在联系密切、要素流转通畅、组织功能完善的网络体系，并构成一个维系城、镇、乡网络系统共生共长的空间过程，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城乡发展道路和模式。
4.5转换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引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是城乡协调的内在要求
城乡协调发展状态的实现是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与融合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城市化，必须重视农业的结构性转型，使土地经营方式从小农生产逐步向规模经营转变，使农业成为城市农业，进而使城市化走向高速轨道；打破城乡分割和地区壁垒，改革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和用工制度，尽快消除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并将更有意义的社会学单位的生态城市与法定城市有机联系起来，对于加速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实现社会生产资源在城乡之间得到合理高效配置，城乡关系协调的社会条件在于依靠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城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实质性持续增加。
4.6调整城乡关系的实质在于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与实现城乡融合
城市与乡村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相互关联的内容、形式、结果并不完全相同，城市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与自给性强的农村经济二元结构是城乡生产和组织的不对称性，是经济社会不发达的标志，反映了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制度差异。调整城乡关系，促进协调发展，就是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通过发挥城市经济增长极的功能带动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通过城市工业与乡村工业的协调发展优化城乡资源配置；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现代经济社会结构转变，其根本途径是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市场化等诸多“普世化”进程，用先进适用技术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进行根本改造，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通过深化改革把农村经济纳入城乡统一的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轨道。
4.7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以及财政金融支农是城乡协调的必然趋势
诸多反哺机制的生成总是与特定时空的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及所处阶段密切相关。农业反哺的经济实质在于工业部门的剩余回流于农业，即工业部门把自身的部分剩余无偿地转移到农业部门，对农业发展实施补贴。反哺农业的基本目的在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和消除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利益差距。从国际横向对比看，当今的英、美等发达国家都在对其农业进行反哺，而发展中国家大都在对其农业进行剥夺；从纵向时序对比看，当今的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没有对其农业进行反哺，只是当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和一定阶段后，才设计农业反哺机制和采行了农业反哺政策，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开始对其农业实施反哺，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事实和过程。农业现代化离不开要素投入和科技进步，也离不开剩余劳动力转移和适度规模经营；工业倾斜的宏观经济政策，长期抽取大量的农业资源，阻碍农业要素投入和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滞缓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已历经家庭承包经营基本经济制度的实行而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实行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宏观特征做出的基本判断［11］。
4.8特定时空存在着由不同城乡发展的初始条件所决定的模式选择
从各国实践发展看，城乡关系的发展模式存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以乡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城乡网络化发展模式等几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体现的是一种城市发展观，它的理论基础是以佩鲁、布代维尔、赫希曼、弗里德曼等人的增长极和弗里德曼的核心——外围论为代表的空间极化理论；以乡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体现的是一种农村发展观，其理论是建立在批判增长极论和核心——外围论的基础之上的激进的或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其指导思想是立足于建立自力更生的农村经济，尽可能少与都市经济发生联系；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从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追求城市和乡村对立的消失，城乡差距缩小，是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的一种标志和归宿，是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城乡网络化发展模式是使城乡之间各种经济活动主体构成一个有序化的关联系统及其运行过程，并通过这个过程获得一种特有的网络组织功能效应，它倡导的是使一定地域的城乡之间网络设施完备，产业内在联系密切，要素流转通畅，组织功能完善，并构成一个维系城、镇、乡网络系统共生共长的空间过程。对西部地区来讲，要想使更为落后的外围乡村完全靠自给自足的方式去发展是根本行不通的，况且城乡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耗散结构系统，开放和关联是该系统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同时，城乡一体化的模式对当前的西部来说也只能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景目标。但是，城乡网络发展模式强调城乡的存在和发展并非孤立而是一个空间发展关系的集合过程，是一个点、线、面和各种关系变量的集合过程，对西部形成良性互动的城乡关系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4.9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壮大县域经济是城乡关系协调的必要补充
农民合作组织可以减少中间商对农民的侵害，增强农户抵御市场风险和意外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当前农业日趋市场化的形势下，存在着如何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面对国内、国际市场，提高农民在生产流通领域的增殖利润问题。各类农民合作组织把农民与市场通过发展龙头企业和订单农业联结起来，培养一批在农民中有威望和信誉的农业经纪人，带领农民开拓市场，让订单农业和农业龙头企业形成良性互动，解决农民种地卖难的后顾之忧，稳定生产，而且引导农民种植结构优化、品种优化，积极地发挥市场对生产的指导协调作用，推动农业产业化基地向规模化、规范化、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另一方面，县域经济在中国处于城尾乡头的位置，中、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这些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上。以县域经济为突破口，在县域发展农村工业，在县域推进城镇化，在县域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把不断壮大县域经济作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城乡平等协调发展的切入点，县域经济将必然成为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04ZD—018）“西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三农问题及对策研究”的子课题之一——“西部地区城乡关系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也是作者关于“中国西部城乡关系问题研究”的系列论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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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见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N］.光明日报，2005-03-15.
关键词：城乡关系；城乡协调发展；实践与启示；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29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6)05-0056-05
1.发达国家的城乡发展与实践
目前，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进入后现代化社会和城市化高级阶段，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进一步加强，农业产业化和农工商综合企业迅速发展，农场经营管理趋向集中化、资本化和企业化，农民收入提高和城乡居民社会地位的平等化，小城镇兴起与郊区城镇化发展。它们面临的问题是保护城市与乡村的居住环境的多样化，推进城乡融合、城乡优势互补的城乡一体化发展［1］。
为了城乡协调发展和体现城乡的各自功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采取了绿化村庄、拓宽或取直道路，修整村旁河岸，修建公用水井、灌溉池塘和粪肥储存设施，修整住房，建造农村通信系统，建立社区中心等促进农村发展。其主要做法有：（1）通过立法形式进行乡村地区城镇开发，政府通过合理的规划和政策立法，对乡村城市化进行支持和重视。如英国政府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进行了“新城运动”；美国则于1968年通过“新城镇开发法”，第一批就建成63个规模在2万人左右的新城镇。英美两国都制定了“农业基本法”以确立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方针政策，韩国的农业立法则有明确的宗旨和目标，有达标的途径和办法，有明确的赏罚条款，保持法规的连续性等。（2）积极引导工业的分散化。如意大利全国有8000多个市镇，已全部覆盖了农村，每个市镇平均7000人，工厂分布在周围的农业区域，市镇之间主要是商业、服务以及文化、教育等公益机构。韩国于1970年提出“培育新农村运动”，“使所有的村庄在最近的将来从传统性落后、停滞的社区，转变为现代的、进步的、有较好生活环境的社区”。从1971年开始的“新村运动”，由政府自上而下地动员大量财力、物力和农民劳动力，致力于改善农村环境、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经过20多年的努力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韩国农村社会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方面已经向现代化迈进，农民生产有所提高，农村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趋于现代化，乡村小城镇和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受到了重视。不仅有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建筑和完善的设施，而且到处绿草如茵，创造了一种高度文明的生活环境，从而避免了城乡之间的严重矛盾冲突［2］。（3）发展农业集约经营和多种经营，改变农业生产落后局面，并在种植业内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城市工业部门对农村农业部门的反哺。如自1960～1980年，日本中央政府农业预算在国家总预算中的份额一直保持在7%以上，对于农户购买农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补40%，剩余20%由农协贷款，由此促进农业机械集约化经营；韩国则加大对农村农业部门在科技、教育、交通等方面的公共投资，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局面。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为适应世界高新技术发展趋势，日韩两国都加大了技术反哺农村农业的力度，自下而上建立了一大批现代化科研教育设施，出现了“电脑村”、“高新技术村”及“高效农业村”。（4）大力兴办农村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工程，加强农业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如在日本，当以工业为中心的非农部门劳动力吸收能力减弱时，政府就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点放在农村内部，转移的方向主要是向农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推进，向农业的产前和产后部门转移。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为解决就业问题，罗斯福新政时期通过建立公民水土保持团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和水土保持工作，吸收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些国家在农业内部扩大就业面的做法对西部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重大借鉴意义［3］。（5）建立功能齐全的农村组织—农业协同组织。如日韩两国均建立了农协，农协网络了农村中的全部农户，不仅是农村中的经济组织，也是农民的政治组织，在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地位，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农协既可以代表农民与政府讨价还价，也可以作为政府代言人，执行国家农业政策。政府反哺农业的政策策略，是农协促使政府制定并通过农协实施。所有这些方法和手段使日韩农村农业同整个经济一起进步，实现了农村农业现代化，促进了农民收入提高，维护了社会公平［4］。
2.发展中国家处理城乡关系的实践
二战后获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赶超目标，企图以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作为发展战略的重点，将大量资金投放在城市，忽视农业和乡村发展，过分榨取农业剩余用作工业和城市发展积累，从而使乡村更加落后和贫困，城乡差别呈现扩大态势。1960年代后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逐步认识到片面工业化战略的局限性，开始重视农业变革和乡村的综合开发，重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发展中国家城乡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乡村人口比重大，城市化水平较低，城乡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城乡分割，城乡居民存在两种身份制，存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市以工业为主，乡村以农业为主，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与城市高失业率持续并存等等。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等方面的二元结构，导致其城乡之间的联系与发达国家比起来要弱得多。而发展中国家以高度集中的空间模式推进城市化，往往直接造成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发展的极度不平衡，体现在生产活动、就业机会、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平衡，即在城市中，居民较富裕，非农业活动、就业机会多，人口集中；而在乡村地区，以农业活动为主体，就业机会少，这些都会限制乡村的经济发展而扩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进而带来许多社会方面的不平等，这给经济更快上升、利益的合理分配都带来不利影响。发展中国家推进城乡关系协调的典型做法主要有：（1）改善农业生产软硬环境，增加农业投入。如巴西政府在1965～1985年用于农业的政策资金累计约2191亿美元，其中310亿用于农业补贴，其他用于投资和市场政策。1985年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1986～1990非洲经济复兴优先纲领》指出，对农业的投资占总投资的20%～25%是比较理想的［5］。（2）进行土地改革。主要有两种形式，即“规模缩小式”和“土地银行式”。如墨西哥把大土地所有转变为小农场所有，巴西则是由联邦政府向农民提供信贷用于购买农村地产，从而推动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菲律宾是先征收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农民，然后由土地新主人分期向土地银行交付土地购买费，银行再付给原地主。（3）乡村工业化。在农村地区开设工厂，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就业，增加收入，缩小城乡差别。如泰国政府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1977～1981年)，开始着重发展小规模劳动密集型农村工业，以后又采取多项计划和措施来促进农村工业化。（4）优化城市布局。发展中国家一般采用三种形式布局城市，发挥城市的带动作用。一种是扩散化布局，使经济增长由中心城市向外围扩展。第二种是设新城，以边远资源开发地区或者以进行“绿色革命”的地区为新城建设点，形成新的增长极。如1967年巴西政府为了加速边远农村的开发，在远离海岸1000公里的亚马逊大森林中的马瑙斯建立增长极以带动整个亚马逊地区的发展，1974年后，在这个增长极的辐射下，亚马逊地区又建立了17个次增长极，形成了带动整个区域开发的发展网络。第三种是发展小城镇，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形成多个经济增长点。（5）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是人口多、人口的高速增长和沉重的赡养负担，低下的生产率导致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低下，高水平的失业和低度就业，对农业生产的严重依赖及国际关系中的劣势地位等［6］。
3.中国东部发达区域处理城乡关系的模式
3.1义乌：城市发展主导下的以城带乡模式
从理论上来讲，以城带乡模式是最典型的现代城市力量的扩展，表现为通过城市的扩展力量或扩散效应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发展的理想格局；其主要特征在于城市发展及由城市的扩展而波及、卷入乡村的社会发展，它是整个社会由农村社会结构向城市社会结构转变的开端，经过城市带动乡村发展，通过工业生产力作用实现对城乡社会的改造［7］。以“中国小商品城”闻名于世的义乌是以城带乡模式的典型。义乌位于浙江中部，总面积1105平方公里，2002～2003年稳居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17位。义乌模式的特征在于以商品市场发展为龙头，先横向再纵向的产业聚集为基础，市场经济为主导，产业聚集与城乡一体化良性互动，以点——线——面的推进方式，从小城市迈进大中城市。在1978～1988年的初步发展阶段，义乌产业初步聚集与同心圆城市出现，城镇形成商业贸易中心，交通运输、餐饮服务等第三产业与传统轻加工业围绕商业中心逐步聚集，稠城镇在义乌县的经济中心地位得以确立，位于城区周围的徐江、下骆、青口与廿三里等乡镇，工业率先启动，城镇建设得到发展。这一时期，义乌城区面积从1970年代末的2.8平方公里扩大到5.88平方公里，人口从3万余人增加到6.18万人，建制镇从2个增加到6个。在1988～1998年的劲升时期，义乌撤县改市，城区扩张与周边中心镇迅速发展，成为浙中重镇。在城市聚集经济效应影响下，义乌城区同心圆布局因无法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迅速沿交通干线向经济强镇延伸，城乡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1998年，义乌城区面积15.4平方公里，人口近20万，建制镇15个。从1998年至今，义乌城市加速聚集，城市发展迅速，城区辐射力增强，周边乡镇因汽车通勤而迅速与城区紧密交流、城区沿交通干线进一步呈松散型延伸，连接交通干线上乡镇的工业率先受到小商品城的辐射，位于杭温、绍金公路线与浙赣线上的乡镇，工业经济与城镇建设迅速发展。2002年，义乌城区面积32.2平方公里，人口近43万；廿三里、苏溪、佛堂三大中心镇已纳入城区“十分钟交通圈”，成为城区卫星镇。审视目前义乌的城乡发展实践，可以发现第三产业的聚集与提升对城乡发展作用最为直接，义乌城乡一体化迅速推进在于以商业市场的聚集促进消费聚集与人口聚集，进而促进商业中心形成与城区发展，同时，打破行政地域限制，促进行政管理体制“市管县”改革、市场化土地资源运作和土地收益股份化［8］，成为义乌以城促乡的关键环节。
3.2龙港：以乡镇企业带动城乡发展模式
乡镇企业作为城乡一体的联结点，改变了传统乡村、工业城市的格局，突破了国有经济大一统的计划体系，成为城乡经济发展中颇具活力的微观主体之一。以“中国农民第一城”而著称的温州龙港镇是以乡镇企业带动城乡发展的典型。龙港镇建镇于1984年，目前总面积58平方公里，人口14.7万，是苍南县经济中心、温州综合实力强镇、浙瓯南闽东北地区重要物资集散地、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小城镇”试点。龙港建镇之初，在全国率先进行土地有偿使用、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和股份合作企业制度改革，成功走出了不依赖国家投资、主要依靠农民自身力量建设现代化城镇的新路，为中国农村城市化做出了实践上的有益探索。目前，2.7万亩的耕地、5000亩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万亩蔬菜瓜果基地以及3000亩海水养殖、2000亩淡水养殖基地，奠定了龙港农业的基础；以股份合作制企业为主和个体私营经济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印刷包装、毛纺毛毯、塑料编织三大支柱产业所形成的575家企业、20多个专业市场以及通讯电缆、制药、仪器仪表等高新技术行业构成龙港工业经济的灵魂。总结龙港城乡发展实践，可以发现以乡镇企业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完整的“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农民市民化”的经济学路径，它在诸多方面推动了农村城市化的演进，表现为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吸纳的贡献（2000年中国乡镇企业从业人员1.28亿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7%）、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提供农村小城镇发展的建设资金以及对农村居民整体素质提高的改善［9］。同时，作为一种农民自发的城市化，以乡镇企业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所存在的布局分散、工业污染、生态恶化、发展差异悬殊等问题是我们在处理城乡关系实践中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
3.3嘉兴：整体推进的城乡发展模式
城乡整体推进就是将城市中心组团与周围乡镇及乡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通过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各项制度，统一规划城乡人口分布、产业构成、用地规模、基础设施等实现城乡的区域融合，实现特定区域既是城镇又是乡村、城乡界限模糊，乡村发展不依赖于城市的设施，城乡之间协调、均衡和相互作用，融合于城乡经济共同发展的统一体中实现区域现代化。这种模式推进的前提是农业现代化、乡村工商业的高度发展、农村文化和技术全面提高，城乡生活水平接近以至城乡差别缩小乃至淡化，它强调城乡之间的相互流动与相互作用，并非所有地区都适合这种模式。城乡整体推进一般发生在自然条件优越、人口密度高、城镇密集、交通网络较为完善、资金充裕、产业水平高、工业化程度高、非农产业程度高的河口三角洲。1998年以来，嘉兴注重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注重工业化和城市化。2004年以来，嘉兴编制了城乡一体化规划纲要和6个专题规划，为推进网络型大城市建设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作保障。在具体做法上从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推进城乡共同发展，并将具有区域性的城乡整体推动发展的最基本实施单位落脚在县域经济的层面。2003年，嘉兴城市化水平为45%，各级城镇规模迅速扩大，已经形成以嘉兴市区为核心、5个县城为主体、若干个中心镇为支撑的城镇网络框架，城乡公交开通了36条线路，通达238个行政村，农村有线电视入户率80%；城乡互动能力不断增强，专业市场与块状经济相互促进；全市农村劳动力当中从事二三产业的占到67%，农民收入中来自二三产业的占8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累计参保人数49.6万人，村级合作医疗覆盖率98.7%，广大农村区域正逐步转变为城镇新社区［10］。
4.中外处理城乡关系的启示与西部地区的实践借鉴
4.1始终重视城乡双向互动和实现城乡协同发展是避免城乡隔离的根本保证
城市与乡村的发展状态是城乡社会经济系统的自组织与互动过程的有机结合，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脉络是由乡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到大城市的郊区化到最后迈向城乡一体化，这是一个渐进的、城乡社会现代化的系统演化和动态自然发展过程，是一种恰当处理城乡关系的发展理念和工作方法，这种发展强调城乡两个单元是互动发展的过程，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作用；城乡经济一体化和城乡差别的消失绝非一蹴而就，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统筹城乡发展不是超越阶段，盲目奢求城乡同样发展。短期内完全消除城乡差距，实行完全相同的城乡政策既不现实也无法完成。我们要缩小的城乡差距是那种过大的、不合理的差距。按照执行的难易程度我们不妨按照先易后难的做法，先实行城乡经济统筹、再城乡社会统筹、最后是城乡政治统筹的办法协调城乡发展；在城乡区域经济发展中，应当校正“城市偏向”，将城市与乡村有机结合起来，实施城乡平等发展战略，避免出现城市问题突出而乡村衰落萧条的两难困境；协调城乡关系的目标是扭转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即城市地区和乡村地区的协调发展，是对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城市居民与农民通盘考虑、整体发展的战略思想，其重点是对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进行战略性调整和深层次变革，需要观念、机制和体制的诸多变革。马克思主义本质上要消灭的是城乡对立而不是城乡差别，恩格斯曾经指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两个标志是工农之间阶级差别的消失和城乡之间人口分布不均衡现象的消失。
4.2城乡协调发展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和城乡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是要保护农业的发展，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绝对必要条件，而绝非被动、辅助性的部门，没有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会造成城乡关系严重不平衡。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城市化高度发达后，农业不会消失，农村作为农业生产的场所不会消失，作为人类聚集的社区的一种形式也不会消失。因此，中国当前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上，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民收入，以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张来带动工业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注意市场机制的作用，并将其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在城乡经济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中实现各种生产要素总量关系的变化和配置方式的市场化调整，那种只靠国家计划的调拨、分配来组织城乡关系发展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4.3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不同作用是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保障
城乡关系的实质就是在资源相对稀缺的状态下，通过何种方式促进稀缺资源在社会不同区域特别是城乡之间实现最有效的配置与流转。城乡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公共投资始终是农村经济增长、贫困减少和城乡发展的重要源泉。城乡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城乡之间双向而非单向的互动过程，它一方面要求整个城乡社会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另一方面又要求资本、技术、劳动力和信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能够在城乡之间实现有效分配。但是，市场作用的滞后性和短期性会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必须有效发挥政府的干预作用，主要是政府通过政策手段，如在户籍管理、粮食、居住及就业等方面实行体制改革和较宽松的政策，从而使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两种作用有机结合，达到提高城乡空间经济组织化程度的目的。政策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对于农业发展至关重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竭尽全力从立法、政策(包括财政、金融、外贸)、科技教育等方面，为农业发展保驾护航。农业政策目标的实现要有相应的政策措施相配，现阶段的收入支持政策可考虑以间接支持方式，即通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科研和推广等措施，来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政府用立法手段规定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扩大银行的农业贷款份额，对中长期农业贷款实行较低的贷款利率和较长的还款期限。政策的制定还要重视农业技术进步，用先进技术改造农业，推动农业发展，只有这样农村经济才能大规模发展，城乡才能形成良性互动。
4.4根据城乡优势和条件制定综合发展规划是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
城乡协调发展规划的主体是城市与乡村，传统城市规划主要以城市为中心展开规划而将乡村作为一个背景违背了城乡系统规划的一般规律。城乡协调发展规划中必须重视城乡之间交通的衔接与网络化支撑，城乡协调规划发展的内容应突破城镇体系规划对城乡空间规划的要求。特定区域的城乡统一规划和建设城乡居民点、工业布局、基础设施网络，重视城乡土地综合开发利用，发展与城乡市场沟通紧密相关的交通运输、通信、商业、仓储以及金融服务等部门，必须促进城乡专业化协作在更大规模上展开；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必须合理规划与建设集镇和小城市，在各等级规模城市和乡村之间建立产业内在联系密切、要素流转通畅、组织功能完善的网络体系，并构成一个维系城、镇、乡网络系统共生共长的空间过程，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城乡发展道路和模式。
4.5转换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引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是城乡协调的内在要求
城乡协调发展状态的实现是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与融合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城市化，必须重视农业的结构性转型，使土地经营方式从小农生产逐步向规模经营转变，使农业成为城市农业，进而使城市化走向高速轨道；打破城乡分割和地区壁垒，改革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和用工制度，尽快消除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并将更有意义的社会学单位的生态城市与法定城市有机联系起来，对于加速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实现社会生产资源在城乡之间得到合理高效配置，城乡关系协调的社会条件在于依靠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城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实质性持续增加。
4.6调整城乡关系的实质在于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与实现城乡融合
城市与乡村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相互关联的内容、形式、结果并不完全相同，城市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与自给性强的农村经济二元结构是城乡生产和组织的不对称性，是经济社会不发达的标志，反映了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制度差异。调整城乡关系，促进协调发展，就是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通过发挥城市经济增长极的功能带动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通过城市工业与乡村工业的协调发展优化城乡资源配置；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现代经济社会结构转变，其根本途径是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市场化等诸多“普世化”进程，用先进适用技术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进行根本改造，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通过深化改革把农村经济纳入城乡统一的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轨道。
4.7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以及财政金融支农是城乡协调的必然趋势
诸多反哺机制的生成总是与特定时空的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及所处阶段密切相关。农业反哺的经济实质在于工业部门的剩余回流于农业，即工业部门把自身的部分剩余无偿地转移到农业部门，对农业发展实施补贴。反哺农业的基本目的在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和消除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利益差距。从国际横向对比看，当今的英、美等发达国家都在对其农业进行反哺，而发展中国家大都在对其农业进行剥夺；从纵向时序对比看，当今的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没有对其农业进行反哺，只是当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和一定阶段后，才设计农业反哺机制和采行了农业反哺政策，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开始对其农业实施反哺，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事实和过程。农业现代化离不开要素投入和科技进步，也离不开剩余劳动力转移和适度规模经营；工业倾斜的宏观经济政策，长期抽取大量的农业资源，阻碍农业要素投入和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滞缓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已历经家庭承包经营基本经济制度的实行而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实行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宏观特征做出的基本判断［11］。
4.8特定时空存在着由不同城乡发展的初始条件所决定的模式选择
从各国实践发展看，城乡关系的发展模式存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以乡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城乡网络化发展模式等几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体现的是一种城市发展观，它的理论基础是以佩鲁、布代维尔、赫希曼、弗里德曼等人的增长极和弗里德曼的核心——外围论为代表的空间极化理论；以乡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体现的是一种农村发展观，其理论是建立在批判增长极论和核心——外围论的基础之上的激进的或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其指导思想是立足于建立自力更生的农村经济，尽可能少与都市经济发生联系；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从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追求城市和乡村对立的消失，城乡差距缩小，是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的一种标志和归宿，是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城乡网络化发展模式是使城乡之间各种经济活动主体构成一个有序化的关联系统及其运行过程，并通过这个过程获得一种特有的网络组织功能效应，它倡导的是使一定地域的城乡之间网络设施完备，产业内在联系密切，要素流转通畅，组织功能完善，并构成一个维系城、镇、乡网络系统共生共长的空间过程。对西部地区来讲，要想使更为落后的外围乡村完全靠自给自足的方式去发展是根本行不通的，况且城乡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耗散结构系统，开放和关联是该系统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同时，城乡一体化的模式对当前的西部来说也只能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景目标。但是，城乡网络发展模式强调城乡的存在和发展并非孤立而是一个空间发展关系的集合过程，是一个点、线、面和各种关系变量的集合过程，对西部形成良性互动的城乡关系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4.9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壮大县域经济是城乡关系协调的必要补充
农民合作组织可以减少中间商对农民的侵害，增强农户抵御市场风险和意外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当前农业日趋市场化的形势下，存在着如何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面对国内、国际市场，提高农民在生产流通领域的增殖利润问题。各类农民合作组织把农民与市场通过发展龙头企业和订单农业联结起来，培养一批在农民中有威望和信誉的农业经纪人，带领农民开拓市场，让订单农业和农业龙头企业形成良性互动，解决农民种地卖难的后顾之忧，稳定生产，而且引导农民种植结构优化、品种优化，积极地发挥市场对生产的指导协调作用，推动农业产业化基地向规模化、规范化、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另一方面，县域经济在中国处于城尾乡头的位置，中、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这些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上。以县域经济为突破口，在县域发展农村工业，在县域推进城镇化，在县域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把不断壮大县域经济作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城乡平等协调发展的切入点，县域经济将必然成为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04ZD—018）“西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三农问题及对策研究”的子课题之一——“西部地区城乡关系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也是作者关于“中国西部城乡关系问题研究”的系列论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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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见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N］.光明日报，2005-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