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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搜索引擎中输入罗优群的名字，会跳出一长串新闻：昔日试管婴儿今朝上高中；试管婴儿“培养”试管婴儿；其妻子王琳自然怀孕生女……他的这些奇妙经历和传奇人生始终吸引着媒体的目光。
“试管婴儿‘做’试管婴儿，大概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吧。”2009年本科毕业后，中国大陆第四例试管婴儿、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罗优群，选择回到生命的起点——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下称“中信湘雅”），这是世界上治疗规模最大、平均临床妊娠率最高的生殖中心之一。医院的前身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人类生殖工程研究所，正是当年卢光琇教授“培养”出罗优群的地方。
自带“明星”光环
1988年3月10日，中国大陆第一位试管婴儿郑萌珠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降生；同年6月5日和7日，由卢光琇培养的章皿星、罗优群相继呱呱坠地。
昔日试管婴儿今朝上高中；试管婴儿24年后“重回”实验室……他的成长轨迹一直被媒体完整记录。
如今30岁的罗优群，算得上是实验室的“老人”。面对记者的采访，罗优群坦言：“习惯了，只有接受记者采访时，我才是最特别的。大部分时间，我会忘记我是试管婴儿。”
罗优群小时候很少生病，但会定期去长沙体检，每年的结果都是正常。他从没觉得自己有何特别之处。直到小学五年级的某天，教室外突然来了很多人，说要采访他。
记者问了什么，罗优群忘得一干二净，倒是对黑色的摄像机记忆犹新。当时趁记者走开，他按捺不住好奇心，偷偷摸了一下。那是他第一次听说“试管婴儿”。
“有点像山村里的小孩看到汽车。”罗优群说，“其实同学们对记者采访比对试管婴儿本身更好奇。”
甚至有陌生人写信寄到学校，字里行间流露出羡慕。“他们觉得你好高级，跟明星一样。”罗优群说，他成长中面对的更多是好奇，而非歧视。
一本儿童杂志让他印象最深，文章配图是罗优群的头像被放到一根试管里。“这其实是在误导公众。连我都理解成试管婴儿是从试管里长出来的。”他觉得这种做法非常不妥。也是因为那篇报道，他曾幻想自己有超能力，跟動画片里的葫芦娃一样，说不定会喷火。“我也吃饭睡觉，该生病也会生病。有人成绩比我好，也有人比我差。”罗优群笑了，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
据卫生部门统计，截至2004年底，中国出生近3万名通过人类辅助生育技术诞生的婴儿。根据国际辅助生育技术监控委员会的数据，1990年全球只有大约9.5万名试管婴儿，2000年增加到近100万，2012年突破500万。全世界都在迎接这场新的人口浪潮。
因为父母下岗，曾不断有好心人打电话关心罗优群。学校的传达室替他收过几十封来自各地的信件。“我收到的不仅是捐款，更多是精神上的关怀。”直到现在，罗优群还和一些资助者保持联系，并在婚礼时邀请了他们。
2006年，罗优群在高考志愿表上清一色填了临床医学专业，最终被湘南医学院录取。入学时，学校为他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记者招待会。那时，试管婴儿技术已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他感觉自己的“明星光环”消失得差不多了。
“生怕把胚胎怎么了”
读大三时，罗优群到中信湘雅实习。进实验室的前一晚，他兴奋得失眠。当第一次通过显微镜看到胚胎的时候，时光仿佛穿越——“我原来就长这个样子。”
从不避讳谈自己是试管婴儿的罗优群，起初并不能理解病人所承受的痛苦和压力。他曾经觉得，不孕不育“跟感冒发烧一样平常”。不过，他渐渐留意到，每次有记者来拍摄时病友们都很抗拒。“他们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没有小孩。”
曾有十余年，中国的试管婴儿技术几乎陷入停滞。直到进入新世纪，试管婴儿行业才迎来春天。
2012年，中国人口协会数据显示，中国不孕不育患者达到4000万，占到育龄人口总量的12.5%。4000万，这相当于加拿大的人口总量。
没有其他地方比在中信湘雅更能直观感受中国人的生育焦虑——门诊大厅每天7点不到就人山人海，40%的病人来自外地。门前的湘雅路被称作“睡衣街”，因为试管妈妈们住在附近大大小小的“幸孕旅社”，穿着睡衣来来往往。争吵和泪水再常见不过，曾有女子被丈夫一巴掌打翻滚下楼梯。
实验室和门诊不一样，和病人不直接接触。大多数时候，罗优群看到的是畸形的精子以及发育不成熟的卵细胞。
某天，他负责安排病人排精，在快下班时遇到一对夫妻：丈夫紧张，排精困难，耽搁了一个多小时，而卵已经取出。当时的胚胎冷冻技术不够成熟，3小时内必须受精。妻子急得直哭，硬生生下跪哀求：“医生，你一定要帮我们想办法啊！”罗优群一下子懵了。
工作时间越久，他越发觉得“这份工作是神圣的”。2014年，中信湘雅建立起大陆地区第一套ISO（国际标准化）流程，质量控制日益稳定，但罗优群总是“生怕把胚胎怎么了”。
2016年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约有1000人回到中信湘雅解锁存在这里的冷冻胚胎。大龄产妇越来越多，她们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不孕不育，还有染色体疾病、基因病等遗传病。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通过胚胎种植前遗传学诊断，可对单基因遗传隐患进行筛查。2012年，中信湘雅诞生世界首批经全基因组测序、保证染色体无异常的试管婴儿。
“父母心，皆如此”
2015年9月，“8·12”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一个月后，43岁的刘云爱赶到中信湘雅咨询试管婴儿手术。她年仅19岁的儿子——消防员蔡家远，在爆炸中牺牲。5%的成功概率下，刘云爱成功怀孕，次年8月产下一子。
面对失独群体，医生们感到心痛，而更多的时候是无力。“只要子宫没问题，基本能帮他们怀上，哪怕四五十岁。但如果子宫出了问题，我就彻底没办法。”卢光琇说。
1996年，首例代孕试管婴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孩子的母亲多次流产后，因妊娠中期子宫破裂而行绝育术，因此选择代孕。1997年，卫生部出台规定，严禁代孕母亲的试管生产。
禁令之前，卢光琇也曾参与实施几例代孕手术。尽管技术操作上不存在难度，但伦理和法律问题不可回避。一个案例让她印象深刻：姐姐帮妹妹代孕，前期比较顺利，但胎儿足月时，因家庭矛盾，姐姐擅自把胎儿流产。
2003年，卫生部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明确规定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代孕技术。但目前，国内依旧存在地下产业链，一些代孕需求者觉得没有法律保障，转而寻求境外代孕服务，引发一系列问题。
“我们这代人只能不断提高成功率。未来，也许会出现人造子宫解决这个问题。”卢光琇说。
从遗传学角度，供胚移植试管婴儿罗优群也并非父母亲生。“供胚”意为胚胎的精子、卵子均不来源于亲生父母。但对罗优群来说，这只是一个名称罢了，“妈妈十月怀胎生下我。父母养育我多年，我们是有感情的”。
罗优群的女儿今年两岁，最近刚学会说话。他和妻子为她取名叫罗忆霖。“人要懂得感恩。虽然孩子没见过卢惠霖老爷爷，但我希望孩子能记住他。”
到2003年，卢光琇共做过7例供胚移植手术。最初做供胚的背景是因为国内尚无冷冻胚胎技术，胚胎丢掉十分可惜。“那时谈伦理是奢侈的。”这项业务后来被法律禁止。
罗优群的妻子也是医生，俩人每天工作12小时，父母从常德来帮忙带孩子。为了减轻老人负担，休息日他只允许自己睡到7点，主动带娃。“除了忙点，都挺自在。”他承认，从小就被母亲溺爱。
“父母心，皆如此。”罗优群不觉得这跟自己是试管婴儿有何关联。
记者问他最爱吃什么。“妈妈做的菜。”他毫不犹豫，“她做的什么都好吃。”
（《解放日报》2018.3.19）
“试管婴儿‘做’试管婴儿，大概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吧。”2009年本科毕业后，中国大陆第四例试管婴儿、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罗优群，选择回到生命的起点——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下称“中信湘雅”），这是世界上治疗规模最大、平均临床妊娠率最高的生殖中心之一。医院的前身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人类生殖工程研究所，正是当年卢光琇教授“培养”出罗优群的地方。
自带“明星”光环
1988年3月10日，中国大陆第一位试管婴儿郑萌珠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降生；同年6月5日和7日，由卢光琇培养的章皿星、罗优群相继呱呱坠地。
昔日试管婴儿今朝上高中；试管婴儿24年后“重回”实验室……他的成长轨迹一直被媒体完整记录。
如今30岁的罗优群，算得上是实验室的“老人”。面对记者的采访，罗优群坦言：“习惯了，只有接受记者采访时，我才是最特别的。大部分时间，我会忘记我是试管婴儿。”
罗优群小时候很少生病，但会定期去长沙体检，每年的结果都是正常。他从没觉得自己有何特别之处。直到小学五年级的某天，教室外突然来了很多人，说要采访他。
记者问了什么，罗优群忘得一干二净，倒是对黑色的摄像机记忆犹新。当时趁记者走开，他按捺不住好奇心，偷偷摸了一下。那是他第一次听说“试管婴儿”。
“有点像山村里的小孩看到汽车。”罗优群说，“其实同学们对记者采访比对试管婴儿本身更好奇。”
甚至有陌生人写信寄到学校，字里行间流露出羡慕。“他们觉得你好高级，跟明星一样。”罗优群说，他成长中面对的更多是好奇，而非歧视。
一本儿童杂志让他印象最深，文章配图是罗优群的头像被放到一根试管里。“这其实是在误导公众。连我都理解成试管婴儿是从试管里长出来的。”他觉得这种做法非常不妥。也是因为那篇报道，他曾幻想自己有超能力，跟動画片里的葫芦娃一样，说不定会喷火。“我也吃饭睡觉，该生病也会生病。有人成绩比我好，也有人比我差。”罗优群笑了，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
据卫生部门统计，截至2004年底，中国出生近3万名通过人类辅助生育技术诞生的婴儿。根据国际辅助生育技术监控委员会的数据，1990年全球只有大约9.5万名试管婴儿，2000年增加到近100万，2012年突破500万。全世界都在迎接这场新的人口浪潮。
因为父母下岗，曾不断有好心人打电话关心罗优群。学校的传达室替他收过几十封来自各地的信件。“我收到的不仅是捐款，更多是精神上的关怀。”直到现在，罗优群还和一些资助者保持联系，并在婚礼时邀请了他们。
2006年，罗优群在高考志愿表上清一色填了临床医学专业，最终被湘南医学院录取。入学时，学校为他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记者招待会。那时，试管婴儿技术已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他感觉自己的“明星光环”消失得差不多了。
“生怕把胚胎怎么了”
读大三时，罗优群到中信湘雅实习。进实验室的前一晚，他兴奋得失眠。当第一次通过显微镜看到胚胎的时候，时光仿佛穿越——“我原来就长这个样子。”
从不避讳谈自己是试管婴儿的罗优群，起初并不能理解病人所承受的痛苦和压力。他曾经觉得，不孕不育“跟感冒发烧一样平常”。不过，他渐渐留意到，每次有记者来拍摄时病友们都很抗拒。“他们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没有小孩。”
曾有十余年，中国的试管婴儿技术几乎陷入停滞。直到进入新世纪，试管婴儿行业才迎来春天。
2012年，中国人口协会数据显示，中国不孕不育患者达到4000万，占到育龄人口总量的12.5%。4000万，这相当于加拿大的人口总量。
没有其他地方比在中信湘雅更能直观感受中国人的生育焦虑——门诊大厅每天7点不到就人山人海，40%的病人来自外地。门前的湘雅路被称作“睡衣街”，因为试管妈妈们住在附近大大小小的“幸孕旅社”，穿着睡衣来来往往。争吵和泪水再常见不过，曾有女子被丈夫一巴掌打翻滚下楼梯。
实验室和门诊不一样，和病人不直接接触。大多数时候，罗优群看到的是畸形的精子以及发育不成熟的卵细胞。
某天，他负责安排病人排精，在快下班时遇到一对夫妻：丈夫紧张，排精困难，耽搁了一个多小时，而卵已经取出。当时的胚胎冷冻技术不够成熟，3小时内必须受精。妻子急得直哭，硬生生下跪哀求：“医生，你一定要帮我们想办法啊！”罗优群一下子懵了。
工作时间越久，他越发觉得“这份工作是神圣的”。2014年，中信湘雅建立起大陆地区第一套ISO（国际标准化）流程，质量控制日益稳定，但罗优群总是“生怕把胚胎怎么了”。
2016年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约有1000人回到中信湘雅解锁存在这里的冷冻胚胎。大龄产妇越来越多，她们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不孕不育，还有染色体疾病、基因病等遗传病。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通过胚胎种植前遗传学诊断，可对单基因遗传隐患进行筛查。2012年，中信湘雅诞生世界首批经全基因组测序、保证染色体无异常的试管婴儿。
“父母心，皆如此”
2015年9月，“8·12”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一个月后，43岁的刘云爱赶到中信湘雅咨询试管婴儿手术。她年仅19岁的儿子——消防员蔡家远，在爆炸中牺牲。5%的成功概率下，刘云爱成功怀孕，次年8月产下一子。
面对失独群体，医生们感到心痛，而更多的时候是无力。“只要子宫没问题，基本能帮他们怀上，哪怕四五十岁。但如果子宫出了问题，我就彻底没办法。”卢光琇说。
1996年，首例代孕试管婴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孩子的母亲多次流产后，因妊娠中期子宫破裂而行绝育术，因此选择代孕。1997年，卫生部出台规定，严禁代孕母亲的试管生产。
禁令之前，卢光琇也曾参与实施几例代孕手术。尽管技术操作上不存在难度，但伦理和法律问题不可回避。一个案例让她印象深刻：姐姐帮妹妹代孕，前期比较顺利，但胎儿足月时，因家庭矛盾，姐姐擅自把胎儿流产。
2003年，卫生部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明确规定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代孕技术。但目前，国内依旧存在地下产业链，一些代孕需求者觉得没有法律保障，转而寻求境外代孕服务，引发一系列问题。
“我们这代人只能不断提高成功率。未来，也许会出现人造子宫解决这个问题。”卢光琇说。
从遗传学角度，供胚移植试管婴儿罗优群也并非父母亲生。“供胚”意为胚胎的精子、卵子均不来源于亲生父母。但对罗优群来说，这只是一个名称罢了，“妈妈十月怀胎生下我。父母养育我多年，我们是有感情的”。
罗优群的女儿今年两岁，最近刚学会说话。他和妻子为她取名叫罗忆霖。“人要懂得感恩。虽然孩子没见过卢惠霖老爷爷，但我希望孩子能记住他。”
到2003年，卢光琇共做过7例供胚移植手术。最初做供胚的背景是因为国内尚无冷冻胚胎技术，胚胎丢掉十分可惜。“那时谈伦理是奢侈的。”这项业务后来被法律禁止。
罗优群的妻子也是医生，俩人每天工作12小时，父母从常德来帮忙带孩子。为了减轻老人负担，休息日他只允许自己睡到7点，主动带娃。“除了忙点，都挺自在。”他承认，从小就被母亲溺爱。
“父母心，皆如此。”罗优群不觉得这跟自己是试管婴儿有何关联。
记者问他最爱吃什么。“妈妈做的菜。”他毫不犹豫，“她做的什么都好吃。”
（《解放日报》2018.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