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政治是性丑闻转化为性丑闻政治的主要动因。非竞争政治中也有丑闻事件，但那里的丑闻事件只是工具，是高度选择性的，是为当权派党同伐异服务的。
　　
　　性丑闻与性丑闻政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譬如某省审计局副局长与税务局女干部裸死于轿车之内，他们或是一桩性丑闻的主角，或是一桩普通谋杀案中的被害人，即便已被认定为一桩偷情事件中的意外事故受害人，也不会掀起权力圈里的惊涛骇浪，人们很快就会把整件事给淡忘。
　　性丑闻政治则不同。政治意味着斗争，美国共和党籍的前众议员佛利向不满16岁的男实习生发送带有性爱信号的邮件，这桩美国历史上少见的邮件性丑闻迅速转化为性丑闻政治，佛利应声辞职。由于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哈斯特涉嫌包庇纵容下属同僚的“傻事”，斗争的矛头很快指向议长本人和共和党，在接下来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失去了国会多数党地位，来自民主党的南希·佩洛西坐上了众议院议长之位。一桩性丑闻给社会造成的道德创伤得到了制度性的系统纠正。
　　这么看来，性丑闻是可怕的，而性丑闻政治表面看来更可怕，其实却是个好东西。性丑闻要转化为性丑闻政治一类的好事，需要靠一套成熟的法治文化与实践。
　　
　　独立检察权
　　
　　一个国家的总统、总理及至国防部长被检察机关“呼来唤去”，遭诉不止，如此“内乱”的国家何成体统?其实不然，以色列屹立于阿拉伯“群狼”中不倒，在中东沙漠上治理出阿拉伯半岛上最具有绿色环保主义色彩的富强国家，其秘诀在于拥有强大的政治制度，其中之一就是世上罕见的独立检察制度。
　　这与“丑事”变“丑闻”有关。丑闻指被公众知悉的丑事，其主角往往是握有公共权力者或代表了政府公信力。丑事发生后，总有一股力量试图掩盖真相，而这股来自利益共同体的力量常常是令人生畏的。这就需要一个独立的、强有力的机构来对抗。
　　在以色列前总统卡察夫的性丑闻案中，时任总统摩西·卡察夫辩称，从2006年起，他就受到“部分”前女职员的骚扰。据称，这些“失去工作而怀恨在心”的女职员们常常跑到总统府，威胁总统如果不付给她们一大笔钱，就把总统性骚扰甚至强奸她们的事公之于众。不胜其扰后，总统责令检察部门过问此事，并警告这些“捣乱”的女职员，总统要是真的“不高兴”起来，就会把她们送上刑事法庭。
　　以色列总统通常是道德的化身，是国家的形象，事关“国之大体”。卡察夫在政界几十载，素有“干净先生”之誉。担任总统一职已7年，快到光荣退休的时候了。
　　以色列检察总长马祖兹奉命前来“理麻”这桩事。然而，他着手调查后，发现前女职员的控诉并非捏造，有相当多的证据指向总统犯有强奸和滥用职权罪，从此，总统便陷进了性丑闻政治。由于没有一个部门站出来为卡察夫说话，检察部门又坚持以强奸罪等多项罪名起诉卡察夫，国会议员也在酝酿弹劾总统一事，在这些压力下，卡察夫最终提前下台。目前来看，卡察夫与检察部门之间的斗争还未结束，之前他们所达成的辩诉交易被卡察夫反悔，卡察夫已经决定主动走进法庭，通过司法程序为自己的清白找个说法，那是后话。
　　
　　透明政治
　　
　　透明政治是将丑闻政治化的外在条件，透明政治的关键在于政治监督和媒体自由，而媒体的自由报道则基于公众人物不应该拥有普通人物一样的隐私这样的共识。多数性丑闻都是敏锐的媒体最早捅出来的。这是第一步。
　　不必苛责媒体负有高尚的公共道德使命。媒体揭丑，大多受促其发行量的利益考量，这无可厚非。媒体揭短，其价值并不在于它揭什么短，而在于它能顶住外部干扰揭短。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之间发生的事，最早是由一个博客类型的新闻网站《德拉吉报道》“揪”出来的。《德拉吉报道》曾因充斥谎言和虚假新闻而声名狼藉，但克林顿一案却是千真万确的。媒体总游走在对与错的边缘，并没有充足的资源对每一件它所报道的事作出绝对正确的判断，但媒体可以把判断之责早早地提交公众审视。
　　媒体大多迎合公众的需求，所以透过媒体对性丑闻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一国之公民对公众人物道德水平的期待程度。成熟社会一般把政治人物的丑闻与正常的私生活区分开，如欧洲大多采用社会责任与个人私生活“二分法”原则，不喜欢过多地把“个人私生活的不适当性”往“政治不适当性”上靠拢，因此，欧洲一些政治人物的个人感情纠葛并不影响公众对其政治公信力的信任，很难把这类私生活上升到性丑闻政治高度。如捷克总理托波拉内克和法国总统萨科奇，甫一上任，就抛妻离家，另觅新欢；英国前副首相普雷斯科特和女秘书的婚外恋曝光后，工党内阁也没有把他炒鱿鱼，只是将其职权范围缩减；欧盟执委会副主席费尔霍伊根在2006年10月被德国《焦点》杂志抖露他和已婚漂亮女助理、办公室主任佩特拉·爱勒在立陶宛一家裸体海滩戏水的照片后，一度被要求“下课”，后因两人被认定为情侣关系并且费尔霍伊根之妻早已提出离婚，所以费氏到现在都还干得好好的。
　　
　　竞争政治
　　
　　竞争政治是性丑闻转化为性丑闻政治的主要动因。政党的竞争性，注定了相互揭短是永恒的政党策略。如果没有竞争性政治，如政党轮替、普选、反对党制度等，性丑闻将被边缘化，最多只是事后的“清理门户”，根本没有上升为政治斗争的空间。
　　这并不表明非竞争政治中就没有丑闻事件，只是那里的丑闻事件是工具，是高度选择性的，是为当权派党同伐异服务的。正如老子所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以善的面孔向公众披露性丑闻，其背后则是大不善，是有目的地误导舆论，是用另一种形式欺骗公众，从而导致他们所希望的政治影响。
　　身处非竞争政治环境的人在观察竞争政治环境下的性丑闻政治时，往往习惯用旧思维来判断。最典型的例子是大清国派驻美国的外交官黄遵宪，在观察美国政党相互攻击后大惊失色，上书朝廷万万不可学西方。他曾言：“彼党讦此党，党魁乃下流。少作无赖贼，曾闻盗人牛。又闻挟某妓，好作狭邪游。聚赌叶子戏，巧术妙窃钩。面目如鬼域，衣冠如沐猴。隐匿数不尽，汝众能知否?是谁承余窍，竟欲粪佛头。颜甲十重铁，亦恐难遮羞。此党讦彼党。众口同一嘛。”
　　在竞争政治下，对立党不“欲粪佛头”势难罢休，纵使对手有“颜甲十重铁”，“亦恐难遮羞”。政治斗到这种地步，输的只是丑闻当事人，人民却赢了，这有何不妥?
　　据观察，美国自上世纪20年代哈定总统因私生活失检，任内暴死于食物中毒以来，相继有20多名资深政治家因性丑闻而断送政治生命。挖出性丑闻的多半是对立党派。
　　在日本，民主党政调会长代理、小泽的亲信细野豪志2006年9月被拍到与一名电视台主播夜间亲吻的照片之后，被自民党大加利用，导致民主党威信大挫，延缓了其争夺参议院控制权的部署。
　　
　　虚伪是最大的丑闻
　　
　　2008年美国最大的性丑闻是由原检察官出身的纽约州州长艾略特·斯皮策创造的。斯皮策在整治华尔街行业腐败方面功不可没，是在美国世纪交替之际公司丑闻层出不穷之后重整美国公司形象的旗手。然而，这样一个近乎冷酷到死的政治完美主义者，其背后却是嫖宿高级妓女的一名“下半身享乐主义者”，其道德虚伪激怒了美国民众。他很快被扫地出门，没有机会得到别人的宽恕。
　　虚伪是最大的丑闻。民众不想被政治人物欺骗，连私生活都欺骗的人，还有什么不会欺骗?相反，以诚实为本的政治人物即便有性丑闻或疑似性丑闻，也普遍没有产生政治后果。伦敦前市长利文斯通坦陈有婚外情，有私生子，得到民众的谅解；纽约州新盲人州长戴维·帕特森宣誓就任后坦白自己和妻子都有过婚外情，得到媒体尊重；巴黎市长德拉诺埃不讳言自己是同性恋者，支持率反升；新泽西州时任州长麦格里维2004年8月当众宣布自己与另一名男子私通，将因此辞职，之后，那位声称遭他性骚扰的前安全顾问放弃起诉麦格里维。
　　全球各地政治家以坦诚应对危机。最后转危为安的例子不胜枚举，这证明了全人类始终把诚实做人和诚实做官视为政治道德底线，也证明了透明和诚实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价值。秘鲁前总统阿兰·加西亚于2006年再度出山，击败竞争对手，再一次当选为总统，但由于传出私生子丑闻，其民意支持率迅速下跌。私生子这类与传统家庭价值观相悖的丑闻在天主教伦理道德为主流的南美国家中是致命的。加西亚没有矢口否认，而是选择坦然相告，承认他在与妻子短暂分居期间，与享有“美女经济学家”盛名的伊丽莎白·罗克夏娜发生恋情，并生有一子。加西亚说：“孩子叫费德里科·加西亚。他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孩，我会保证他受到良好的教育，我将尽力为他提供一切。加西亚的家门永远向费德里科敞开，他拥有作为子女的一切同等权利。”人们注意到，总统私生子拥有父亲的姓氏，总统告白私生子一事之时总统的妻子也在一旁，证明获得了妻子的谅解。有什么比歧视私生子更可恶的呢?加西亚总统讲诚信，其支持率又回升，危机顺利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