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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时大彬是晚明一代紫砂壶艺术发展巅峰时期的代表性人物，正是他在紫砂工艺上与砂壶艺术造型等方面进行创造性的变革与开拓，使得紫砂壶艺术在那个时代获得了空前的影响，并在紫砂壶审美文人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从丰富材质、改革成型工艺、切合饮茶实践和茶人的使用需求改进茶壶形制，到朴雅有致的造型等各方面，奠定了紫砂壶工艺的制作基础和美学风范，不仅对紫砂工艺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我们今天的设计创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时大彬；紫砂壶；艺术
中图分类号：J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9-226-1
明代的制壶名家自供春以后主要有董翰、赵梁、元畅、时朋，人称“明四家”，另有做小壶的李茂林。继而有“壶家妙手数三大”的时大彬、徐友泉和李仲芳三人。这些名家完善了紫砂工艺和工具，奠定了紫砂壶在中国紫砂陶艺中的重要地位。
时大彬是脱颖而出的一代名匠，是紫砂工艺的集大成者，在紫砂工艺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相传他曾受供春嫡传，工艺严谨，手法高妙，艺术素养深厚，为人较雅古穆。壶艺上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并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敢于打破陈规并发扬创新，不断进取，终于成为一代宗师。他奠定了紫砂壶工艺的制作基础和美学风范，不仅对紫砂工艺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我们今天的设计创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时大彬，字少山，又称大彬、时彬，据考为宋尚书时彥裔孙，按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所记，其父亲是紫砂“正始”时期四大名家之一的时鹏，与董翰、赵梁、袁锡皆擅制壶，被视为紫砂创始时期四名家，“皆供春之后劲也”。可见时大彬从事于紫砂壶制作，有其家学，但文献中却记载其“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并不提他的壶艺学自其父，而是直接将他与紫砂壶的正始大家供春相提并论，大概正是由于他在紫砂壶艺上的杰出成就使然。历代书籍文献上也往往将他们二人并列为晚明时期紫砂壶艺史上最声名卓著的两位人物，几乎不分伯仲。有赞供春者，如明末著名散文家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宜兴罐以龚春为上，时大彬次之……然一砂罐一锡注，直跻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愧色，则是其品地也。”相反，明朝著名文人画家文徵明之子文震亨在其著作《长物志》中论及紫砂茗壶时这样写道：“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供春’最贵，第形不雅，亦无差小者。”显然对供春有所微词。另一方面，清吴梅鼎《阳羡茗壶赋》则以大篇幅盛赞供春：“在髫龄而颖异，寓目成能，借小伎以娱闲，因心絜矩……彼新奇兮万变，师造化兮元功。信陶壶之鼻祖，亦天下之良工。”足有两三百字之多，对时大彬的描写，仅以“过此则有大彬之典重，价拟璆琳”一带而过，无丝毫铺陈渲染之意，比之于时大彬在明代紫砂壶艺史上的声名与地位，显然失之偏颇。这种评价上的失衡，相比于明周高起对时大彬的高度评价，就显得尤为引人深思。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别派”一栏中写道：“陶肆谣曰：‘壶家妙手数三大。’谓时大彬、李大仲芳、徐大友泉也。予转为一语曰：‘明代良陶让一时。’独尊大彬，固自匪佞。”对时大彬的壶艺可谓推崇备至。纵观历代关于紫砂壶艺的笔记文献，对供春与时大彬的赞誉都不绝于缕，至今不衰，已奠定了他们不可动摇的历史性地位。
时大彬的紫砂壶不仅在文人间与民间流传，还被作为进贡之物呈献到宫廷之中。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雕漆四方执壶即为宫廷御用茶具，其内胎为紫砂，外髹朱红漆雕。朱红色漆层上雕刻人物、山水、树石、花草等多等形象，周身均饰以纹样与图案，给人以雕馈满眼、错彩镂金之感，虽然这样不复有紫砂材质的古朴清雅，却也展现出明代宫廷雕漆艺术华美丰厚的艺术特点。此壶底部髹黑漆，漆层下刻有“时大彬制”四字楷书款。此壶为宫廷内现存唯一被文物界所公认的时大彬壶。曾有诗云“宫中艳说大彬壶”，当是说时大彬紫砂壶在后宫中所受到的欢迎，但何谓“艳说”，时过境迁，我们毕竟不能妄加揣测。而今我们面对这把雕漆四方执壶，却不妨把这雕馈满眼的外髹漆雕视作对紫砂壶清明古雅之质的一种“艳说”，也不失为一种理解。
时大彬的作品在布局设计与构造平衡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六方壶虽是传统壶式，在时大彬的手中得到了改进，这一变革对于后世的制作工艺与审美观念极具影响。扬州博物馆所藏朱砂六方壶，是1968年从江都县丁沟镇曹姓明墓中出土的。他还培养了一批工艺名匠，其中包括为后世所赞赏的李仲芳、徐友泉等名家。当代紫砂泰斗顾景舟先生在《紫砂陶史概论》中评论道：“时大彬的贡献在于，对砂艺开创时期技艺法则的创造性革新，这是后辈从业者都应为之歌功颂德的；更重要的是，他为后世留下稀世杰作，创紫砂艺术陶文化的先河。”
参考文献：
[1]徐秀棠.中国紫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刘汝醴，吴山.宜兴紫砂文化史[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
[3]陆浦东.紫砂大师[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4]山谷.中国紫砂大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关键词：时大彬；紫砂壶；艺术
中图分类号：J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9-226-1
明代的制壶名家自供春以后主要有董翰、赵梁、元畅、时朋，人称“明四家”，另有做小壶的李茂林。继而有“壶家妙手数三大”的时大彬、徐友泉和李仲芳三人。这些名家完善了紫砂工艺和工具，奠定了紫砂壶在中国紫砂陶艺中的重要地位。
时大彬是脱颖而出的一代名匠，是紫砂工艺的集大成者，在紫砂工艺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相传他曾受供春嫡传，工艺严谨，手法高妙，艺术素养深厚，为人较雅古穆。壶艺上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并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敢于打破陈规并发扬创新，不断进取，终于成为一代宗师。他奠定了紫砂壶工艺的制作基础和美学风范，不仅对紫砂工艺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我们今天的设计创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时大彬，字少山，又称大彬、时彬，据考为宋尚书时彥裔孙，按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所记，其父亲是紫砂“正始”时期四大名家之一的时鹏，与董翰、赵梁、袁锡皆擅制壶，被视为紫砂创始时期四名家，“皆供春之后劲也”。可见时大彬从事于紫砂壶制作，有其家学，但文献中却记载其“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并不提他的壶艺学自其父，而是直接将他与紫砂壶的正始大家供春相提并论，大概正是由于他在紫砂壶艺上的杰出成就使然。历代书籍文献上也往往将他们二人并列为晚明时期紫砂壶艺史上最声名卓著的两位人物，几乎不分伯仲。有赞供春者，如明末著名散文家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宜兴罐以龚春为上，时大彬次之……然一砂罐一锡注，直跻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愧色，则是其品地也。”相反，明朝著名文人画家文徵明之子文震亨在其著作《长物志》中论及紫砂茗壶时这样写道：“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供春’最贵，第形不雅，亦无差小者。”显然对供春有所微词。另一方面，清吴梅鼎《阳羡茗壶赋》则以大篇幅盛赞供春：“在髫龄而颖异，寓目成能，借小伎以娱闲，因心絜矩……彼新奇兮万变，师造化兮元功。信陶壶之鼻祖，亦天下之良工。”足有两三百字之多，对时大彬的描写，仅以“过此则有大彬之典重，价拟璆琳”一带而过，无丝毫铺陈渲染之意，比之于时大彬在明代紫砂壶艺史上的声名与地位，显然失之偏颇。这种评价上的失衡，相比于明周高起对时大彬的高度评价，就显得尤为引人深思。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别派”一栏中写道：“陶肆谣曰：‘壶家妙手数三大。’谓时大彬、李大仲芳、徐大友泉也。予转为一语曰：‘明代良陶让一时。’独尊大彬，固自匪佞。”对时大彬的壶艺可谓推崇备至。纵观历代关于紫砂壶艺的笔记文献，对供春与时大彬的赞誉都不绝于缕，至今不衰，已奠定了他们不可动摇的历史性地位。
时大彬的紫砂壶不仅在文人间与民间流传，还被作为进贡之物呈献到宫廷之中。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雕漆四方执壶即为宫廷御用茶具，其内胎为紫砂，外髹朱红漆雕。朱红色漆层上雕刻人物、山水、树石、花草等多等形象，周身均饰以纹样与图案，给人以雕馈满眼、错彩镂金之感，虽然这样不复有紫砂材质的古朴清雅，却也展现出明代宫廷雕漆艺术华美丰厚的艺术特点。此壶底部髹黑漆，漆层下刻有“时大彬制”四字楷书款。此壶为宫廷内现存唯一被文物界所公认的时大彬壶。曾有诗云“宫中艳说大彬壶”，当是说时大彬紫砂壶在后宫中所受到的欢迎，但何谓“艳说”，时过境迁，我们毕竟不能妄加揣测。而今我们面对这把雕漆四方执壶，却不妨把这雕馈满眼的外髹漆雕视作对紫砂壶清明古雅之质的一种“艳说”，也不失为一种理解。
时大彬的作品在布局设计与构造平衡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六方壶虽是传统壶式，在时大彬的手中得到了改进，这一变革对于后世的制作工艺与审美观念极具影响。扬州博物馆所藏朱砂六方壶，是1968年从江都县丁沟镇曹姓明墓中出土的。他还培养了一批工艺名匠，其中包括为后世所赞赏的李仲芳、徐友泉等名家。当代紫砂泰斗顾景舟先生在《紫砂陶史概论》中评论道：“时大彬的贡献在于，对砂艺开创时期技艺法则的创造性革新，这是后辈从业者都应为之歌功颂德的；更重要的是，他为后世留下稀世杰作，创紫砂艺术陶文化的先河。”
参考文献：
[1]徐秀棠.中国紫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刘汝醴，吴山.宜兴紫砂文化史[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
[3]陆浦东.紫砂大师[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4]山谷.中国紫砂大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