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年的高考结束了，不过今年的气氛有点不太一样，数据显示，大多数省份的高考人数出现了减少状况，个别省的降幅甚至超过了10％。持续30年的高考热似乎出现了拐点。与此相对应的是这样的数据：去年尚有100多万大学毕业生没找到工作，今年又将新增600多万毕业生。或许正是大学生就业的惨状使得很多人开始计算，我真的要去读大学吗？
　　可能很多人会说，读大学这事不能光算经济账，素质和尊严是无价的。这种说法或许对于伊顿公学的子弟适用，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的中国家庭，衡量自己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与产出还是第一位需要考虑的。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人读大学都不存在计算投入与产出的问题，因为大学生身份是一项人人都渴求的绝对福利，在计划体制色彩浓郁的时代，有了这一身份你才能参与更高层次的利益分配，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学生与非大学生之间的机会鸿沟，如天险般难以跨越。
　　而如今显然大不同了，当大多数中学生都能享有这一机会，当我们的利益分配已经远离行政级别的配给的时候，读大学不再是一项只赚不赔的投资，投入与产出的计算就开始了。
　　在此，我想给这些正在从事计算的人发出一个预警，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未来还将持续甚至加深，因为从中国的产业结构及其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不需要这么多大学生。
　　对于国家而言，教育是一项投资，必须寻找一个投入与产出的最佳结合点，这个结合点最终由本国的产业结构及其发展趋势来确定。比如德国和韩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大学生的比例会比其他同等发达国家要低得多。一般发达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是45%，而德国只有28%，尽管在德国念大学是免费的。在韩国，据2004年度的统计，初中毕业生中的64.5％进入普通高中，35.5％进入职业高中。这与美国和英国就有很大的区别，美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早在1971年就达到了50%，英国也在上世纪90年代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且在校研究生的比例，英美也比德法等国高出60%以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就在于，德国等制造业大国对职业教育的需求更多，而美英两国一直走在全世界科技创新的前沿，高端服务业所占的比重也更高，因此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更多一些。
　　再回到我们中国的情况，尽管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提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希望能通过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来延长对产业生产链条的控制。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在这一点上取得的进步微乎其微。产业优化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更多的简单劳动力被解放出来进入服务业，可数据显示，这些年服务业占ＧＤＰ的比重居然在连续下降：2004年为40.7％，2005年为39.9％，2006年为39.5％，2007年则降至39.1%。
　　很显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我们具有实在竞争力的还是只有产业链的最低端的那一环，完全靠廉价劳动力的肉搏，在产业链的上游，需要拼管理与技术的环节，我们没有竞争力。这也符合我在境外生活多年的观察，中国的体力劳动者，比如货车司机，劳动水平与香港美国等地没有什么差距，但是收入只有他们的十分之一，很显然，他们很有竞争力。再往产业链上游走呢，比如高端服务业，坦白说，尽管中国白领的薪水比境外的低很多，但是工作的水平更低，性价比更低。丁学良教授曾经说过，内地的多数著名经济学家在香港的大学谋个教职的资格都没有。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不是因为个体的水平低，而在于产业链越往上走，越是依靠制度和文化的竞争，中国最差的就是这一环。
　　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没有竞争力的这一环自然就会萎缩，中国在产业链的高端没有竞争力，这个环节就只能是洋人占据，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总是做不起自己的品牌，只能从事产业链最低端的代工的原因。
　　这样一个洋葱形而非橄榄形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我们对大学生的需求量，这些年，大学生的供给在疯狂增加，而服务业的需求反而在萎缩，就业不难才怪呢。或许有人会说，大学生数量的增多，是促进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这话没错，但产业升级一个最核心的要件就是宏观制度和法治环境的完善，现在似乎还是没影的事。
　　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难，一方面是技工荒，教育结构与产业机构需求不匹配已经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据教育部统计,到2007年, 全国共有1168所高职院校, 而美国的职业学校的数量则在2000所以上。过去搞高校“211工程”时,争得打破头,现在要搞高职“211工程”时, 各地竟报不出来了！或许，我们真应该从产业结构的实际出发来算算，我们到底需要多少大学生，需要什么样的大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