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的高级干部之一。在长期的理论学习和实际工作中，习仲勋逐渐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反对官僚主义理论。他不仅指明了官僚主义的危害，还对官僚主义进行了分类，并针对不同的类型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他的反对官僚主义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习仲勋；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8）004-0030-02
习仲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党在西北地区的重要领导人，在长期的工作和实践中习仲勋发现党内存在的官僚主義，并认识到其对党和国家的危害。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了对官僚主义的思考和研究。经过理论学习和实际调查，他找到了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对官僚主义进行了分类，并针对不同的官僚主义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调任中央后，习仲勋继续深入研究官僚主义问题，对自己之前的相关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反对官僚主义理论。他的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指出官僚主义的危害
早在1950年5月20日，在为西安解放一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一次西安干部大会上，习仲勋就针对官僚主义的危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这次大会上，习仲勋发表了重要讲话，题目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习仲勋指出，“官僚主义的特征，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还指出，命令主义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他认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损害了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最大的危险。”
习仲勋认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不仅“使国家财产、公私经济、群众生产蒙受重大损失”，也“使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铺张浪费等不良倾向能够存在和发展” [1]（P.138）。他还认为，如果任由官僚主义病毒侵蚀党员干部的肌体而不闻不问，不采取任何及时、有力的措施，会给我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就会使我党“丧失群众的爱戴”，就“会使群众离开我们”，就会使各项工作无法进行，就会“使已经获得的伟大胜利不能巩固”，甚至会使伟大的革命事业“遭受失败。”[1]（P.139）
1952年1月6日，随着党中央提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西北地区召开了一次处长以上干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习仲勋就这次运动发表了重要讲话，将自己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观点和看法和盘托出。在这次讲话中，习仲勋对官僚主义的危害性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帮助党内同志加深了对官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
习仲勋认为，“官僚主义是贪污、浪费之母”，作为我党的一名高级干部，习仲勋充分认识到了官僚主义的巨大危害性。他指出，官僚主义分子“是受敌人的称道与拥护的”，他们不仅倡导和批准浪费行为，还掩护和纵容贪污行为。只有消灭了官僚主义，才能消灭贪污和浪费行为，否则它们会很快地“滋长起来。”他认为，正是由于官僚主义分子“整天闭着眼睛，才给敌人的侵袭开了大门。”[1]（P.204）
习仲勋告诉我们，官僚主义分子是各种各样“歪风邪气的保护伞。”由于得到了官僚主义分子的保护，各种各样的歪风邪气开始向我们的党、政府和国家进行疯狂的进攻，妄图腐蚀掉它们，以达到自己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正因为如此，习仲勋对党内的干部发出了严重警告，告诫他们，如果不能消灭官僚主义，它就会进行猛烈的反扑，就会“使我们许多干部身败名裂”，就会“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就会造成“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1]（P.205）
二、对官僚主义进行分类
在分析和研究官僚主义的过程中，习仲勋对官僚主义进行了分类。他将官僚主义分为五大类，即“庸碌无能的官僚主义” [1]（P.141）“纸上空谈的官僚主义” [1]（P.142）“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 [1]（P.143）“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和“懒汉式的官僚主义” [2]（P.329）。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区分这五大类官僚主义，习仲勋分别对其下了定义，并进行了举例说明。
第一，庸碌无能的官僚主义。习仲勋告诉我们，所谓庸碌无能的官僚主义，主要是指某些不熟悉所在部门的业务，但又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这些人由于自己不熟悉业务，所以对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旧的专业技术人员非常崇拜，对他们言听计从，以至于“在思想上当了他们的俘虏” [1]（P.141）。针对这种官僚主义，习仲勋举了汉中地区三渠水利工程的例子。他指出，这一水利工程不仅“预算庞大”，而且“报告不实”，但水利部门相关负责人“没有好好审查就批准拨款。”事后经计划局等部门调查发现，这一水利工程不仅预算远远超出实际花费，还出现了工程质量不过关和“包工剥削”等情况，可谓“弊端重重。”[1]（P.140）
第二，纸上空谈的官僚主义。习仲勋认为，纸上空谈的官僚主义就是那些“只管数字，不问政策”的党员干部。这些人的特点是，不仅很少深入到基层，也很少接触客观实际，整天就知道“向下面要报告”。他们依靠报告来了解发生的各种情况，并通过“发指示决定去布置工作”。关于这种官僚主义，习仲勋举了贸易公司的例子。该公司领导盲目“迷信下面的报告”，花重金预订了一批粮食和棉花。然而，实际情况和他们收到的报告大相庭径，导致他们“钱放了出去”，粮食和棉花却“没有全部收回来” [1]（P.142）。
第三，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习仲勋将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定义为工作很辛苦却出不了什么成绩的党员干部。这些人通常“不放心别人”，喜欢将自己“有限的精力”消耗在各种琐碎的小事中。习仲勋将这些人比喻为“寺院里的忙和尚”，认为他们虽然“忙个不停”，却又“进步很慢”，在日常工作中越来越“赶不上客观事物的发展。”[1]（P.143） 第四，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习仲勋认为，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就是那些自以为是、拒绝他人批评和建议的党员干部。这些人“专爱自吹自擂”，不允许别人过问他们的工作，将批评和建议拒绝“于千里之外。”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官僚主义，习仲勋举了西北地区税务总局某位领导人的例子。有一次，西北地区统战部收到了一些针对税收问题提出的意见，便派了一个干部去税务总局进行核对。该干部的到来引起了税务总局某位领导的极大不满。这位领导对该干部“大摆官僚架子”，对其进行了一顿“胡乱批评” [1]（P.143），使其无功而返。
第五，懒汉式的官僚主义。习仲勋将懒汉式的官僚主义定义为混日子的党员干部。他认为，这些人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们排斥新鲜事物，怀念“陈旧腐朽的东西”。他们“照例行事，不推不动，甚至推也不动”，从来就不会主动去“办好应办的事情” [1]（P.144）。
三、提出解决官僚主义的办法
关于如何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习仲勋思考得比较多。他不仅提出了总体解决的方案，还针对不同类型的官僚主义提出了不同的具体的解决办法。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既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也具備了战术上的灵活性，为中国共产党解决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影响十分深远。
习仲勋解决官僚主义的总体方案主要有四点。第一，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整顿干部思想作风的运动” [1]（P.147），以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为中心内容，并将其与之前开展的各种反对不良倾向的运动相结合。第二，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教育广大的党员干部，帮助他们尽快“丢掉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气、坏思想”，并努力“建立起正确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第三，邀请“非党干部和民主人士参加”在党内进行的整顿思想作风的运动，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同时，通过新闻媒体和各种群众会议来吸引广大的人民群众，使他们关注我党的最新动态，“检查和监督我们的工作。”[1]（P.148）第四，在党内寻找优秀的党员干部，总结他们的先进工作经验，用他们的真实事例来“教育全党，使之成为改进思想作风的榜样。”[1]（P.149）
习仲勋还针对具体和官僚主义提出了解决办法：关于庸碌无能的官僚主义，习仲勋的解决办法很有针对性。首先，他要求这些党员干部“必须努力学习”，要求他们尽快掌握本部门的业务和技能，“逐渐地由外行变成内行”。其次，他要求这些党员干部既要团结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旧技术人员，“也要帮助他们改造思想”，绝对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崇拜” [1]（P.141）。
关于纸上空谈的官僚主义，习仲勋的解决办法就是“不要在办公室里关起门来做领导工作。”他要求领导干部“经常轮流到下边去”，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了解实际情况，并帮助他们解决客观存在的种种问题。他认为，这种领导干部轮流去基层了解真实情况的做法一旦“成为一种制度”，就会让进行虚假报告的人“没有市场了” [1]（P.142）。
关于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习仲勋的解决办法有两个。一个是要求这些党员干部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学会集中力量去解决当前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另一个是要求这些党员干部调动自己所在部门整体的力量和积极性，“使自己的工作部门成为一套完整的动作合拍的机器” [1]（P.143）。
关于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和懒汉式的官僚主义，习仲勋的解决办法大致相同。即，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帮助他们打通脑筋”，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思想认识上的错误。第二步，要求他们“改正错误，改变官僚主义作风”，否则就让他们“从领导岗位上跌下来” [1]（P.144）。
参考文献：
[1]习仲勋.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2]刘焱.周恩来与毛泽东思想[M].重庆：重庆出版 社，1998.
[责任编辑：褚永慧]
【关键词】习仲勋；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8）004-0030-02
习仲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党在西北地区的重要领导人，在长期的工作和实践中习仲勋发现党内存在的官僚主義，并认识到其对党和国家的危害。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了对官僚主义的思考和研究。经过理论学习和实际调查，他找到了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对官僚主义进行了分类，并针对不同的官僚主义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调任中央后，习仲勋继续深入研究官僚主义问题，对自己之前的相关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反对官僚主义理论。他的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指出官僚主义的危害
早在1950年5月20日，在为西安解放一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一次西安干部大会上，习仲勋就针对官僚主义的危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这次大会上，习仲勋发表了重要讲话，题目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习仲勋指出，“官僚主义的特征，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还指出，命令主义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他认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损害了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最大的危险。”
习仲勋认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不仅“使国家财产、公私经济、群众生产蒙受重大损失”，也“使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铺张浪费等不良倾向能够存在和发展” [1]（P.138）。他还认为，如果任由官僚主义病毒侵蚀党员干部的肌体而不闻不问，不采取任何及时、有力的措施，会给我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就会使我党“丧失群众的爱戴”，就“会使群众离开我们”，就会使各项工作无法进行，就会“使已经获得的伟大胜利不能巩固”，甚至会使伟大的革命事业“遭受失败。”[1]（P.139）
1952年1月6日，随着党中央提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西北地区召开了一次处长以上干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习仲勋就这次运动发表了重要讲话，将自己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观点和看法和盘托出。在这次讲话中，习仲勋对官僚主义的危害性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帮助党内同志加深了对官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
习仲勋认为，“官僚主义是贪污、浪费之母”，作为我党的一名高级干部，习仲勋充分认识到了官僚主义的巨大危害性。他指出，官僚主义分子“是受敌人的称道与拥护的”，他们不仅倡导和批准浪费行为，还掩护和纵容贪污行为。只有消灭了官僚主义，才能消灭贪污和浪费行为，否则它们会很快地“滋长起来。”他认为，正是由于官僚主义分子“整天闭着眼睛，才给敌人的侵袭开了大门。”[1]（P.204）
习仲勋告诉我们，官僚主义分子是各种各样“歪风邪气的保护伞。”由于得到了官僚主义分子的保护，各种各样的歪风邪气开始向我们的党、政府和国家进行疯狂的进攻，妄图腐蚀掉它们，以达到自己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正因为如此，习仲勋对党内的干部发出了严重警告，告诫他们，如果不能消灭官僚主义，它就会进行猛烈的反扑，就会“使我们许多干部身败名裂”，就会“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就会造成“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1]（P.205）
二、对官僚主义进行分类
在分析和研究官僚主义的过程中，习仲勋对官僚主义进行了分类。他将官僚主义分为五大类，即“庸碌无能的官僚主义” [1]（P.141）“纸上空谈的官僚主义” [1]（P.142）“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 [1]（P.143）“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和“懒汉式的官僚主义” [2]（P.329）。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区分这五大类官僚主义，习仲勋分别对其下了定义，并进行了举例说明。
第一，庸碌无能的官僚主义。习仲勋告诉我们，所谓庸碌无能的官僚主义，主要是指某些不熟悉所在部门的业务，但又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这些人由于自己不熟悉业务，所以对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旧的专业技术人员非常崇拜，对他们言听计从，以至于“在思想上当了他们的俘虏” [1]（P.141）。针对这种官僚主义，习仲勋举了汉中地区三渠水利工程的例子。他指出，这一水利工程不仅“预算庞大”，而且“报告不实”，但水利部门相关负责人“没有好好审查就批准拨款。”事后经计划局等部门调查发现，这一水利工程不仅预算远远超出实际花费，还出现了工程质量不过关和“包工剥削”等情况，可谓“弊端重重。”[1]（P.140）
第二，纸上空谈的官僚主义。习仲勋认为，纸上空谈的官僚主义就是那些“只管数字，不问政策”的党员干部。这些人的特点是，不仅很少深入到基层，也很少接触客观实际，整天就知道“向下面要报告”。他们依靠报告来了解发生的各种情况，并通过“发指示决定去布置工作”。关于这种官僚主义，习仲勋举了贸易公司的例子。该公司领导盲目“迷信下面的报告”，花重金预订了一批粮食和棉花。然而，实际情况和他们收到的报告大相庭径，导致他们“钱放了出去”，粮食和棉花却“没有全部收回来” [1]（P.142）。
第三，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习仲勋将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定义为工作很辛苦却出不了什么成绩的党员干部。这些人通常“不放心别人”，喜欢将自己“有限的精力”消耗在各种琐碎的小事中。习仲勋将这些人比喻为“寺院里的忙和尚”，认为他们虽然“忙个不停”，却又“进步很慢”，在日常工作中越来越“赶不上客观事物的发展。”[1]（P.143） 第四，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习仲勋认为，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就是那些自以为是、拒绝他人批评和建议的党员干部。这些人“专爱自吹自擂”，不允许别人过问他们的工作，将批评和建议拒绝“于千里之外。”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官僚主义，习仲勋举了西北地区税务总局某位领导人的例子。有一次，西北地区统战部收到了一些针对税收问题提出的意见，便派了一个干部去税务总局进行核对。该干部的到来引起了税务总局某位领导的极大不满。这位领导对该干部“大摆官僚架子”，对其进行了一顿“胡乱批评” [1]（P.143），使其无功而返。
第五，懒汉式的官僚主义。习仲勋将懒汉式的官僚主义定义为混日子的党员干部。他认为，这些人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们排斥新鲜事物，怀念“陈旧腐朽的东西”。他们“照例行事，不推不动，甚至推也不动”，从来就不会主动去“办好应办的事情” [1]（P.144）。
三、提出解决官僚主义的办法
关于如何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习仲勋思考得比较多。他不仅提出了总体解决的方案，还针对不同类型的官僚主义提出了不同的具体的解决办法。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既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也具備了战术上的灵活性，为中国共产党解决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影响十分深远。
习仲勋解决官僚主义的总体方案主要有四点。第一，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整顿干部思想作风的运动” [1]（P.147），以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为中心内容，并将其与之前开展的各种反对不良倾向的运动相结合。第二，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教育广大的党员干部，帮助他们尽快“丢掉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气、坏思想”，并努力“建立起正确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第三，邀请“非党干部和民主人士参加”在党内进行的整顿思想作风的运动，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同时，通过新闻媒体和各种群众会议来吸引广大的人民群众，使他们关注我党的最新动态，“检查和监督我们的工作。”[1]（P.148）第四，在党内寻找优秀的党员干部，总结他们的先进工作经验，用他们的真实事例来“教育全党，使之成为改进思想作风的榜样。”[1]（P.149）
习仲勋还针对具体和官僚主义提出了解决办法：关于庸碌无能的官僚主义，习仲勋的解决办法很有针对性。首先，他要求这些党员干部“必须努力学习”，要求他们尽快掌握本部门的业务和技能，“逐渐地由外行变成内行”。其次，他要求这些党员干部既要团结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旧技术人员，“也要帮助他们改造思想”，绝对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崇拜” [1]（P.141）。
关于纸上空谈的官僚主义，习仲勋的解决办法就是“不要在办公室里关起门来做领导工作。”他要求领导干部“经常轮流到下边去”，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了解实际情况，并帮助他们解决客观存在的种种问题。他认为，这种领导干部轮流去基层了解真实情况的做法一旦“成为一种制度”，就会让进行虚假报告的人“没有市场了” [1]（P.142）。
关于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习仲勋的解决办法有两个。一个是要求这些党员干部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学会集中力量去解决当前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另一个是要求这些党员干部调动自己所在部门整体的力量和积极性，“使自己的工作部门成为一套完整的动作合拍的机器” [1]（P.143）。
关于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和懒汉式的官僚主义，习仲勋的解决办法大致相同。即，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帮助他们打通脑筋”，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思想认识上的错误。第二步，要求他们“改正错误，改变官僚主义作风”，否则就让他们“从领导岗位上跌下来” [1]（P.144）。
参考文献：
[1]习仲勋.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2]刘焱.周恩来与毛泽东思想[M].重庆：重庆出版 社，1998.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