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冠生园坚持“三本主义”经营之道，在食品业被洋品牌几近垄断的民国年代，开辟了民族食品业自强的道路。
冼冠生，原名冼炳成，1884年出生于广东南海县。青年时代生活困难，只身来沪谋生。起初他租一间店面开起小吃店，出售馄饨、鱼生粥等聊以糊口。那时上海新舞台文明戏非常流行，菊坛名伶夏月珊、潘月樵推出连台新戏《黑籍冤魂》，故事曲折动人，卖座极盛，场内外零食小吃生意红火。冼冠生豁然开窍，觉得小摊贩生意是个不错的选择。他回家动手试制儿时吃过的佛山陈皮梅和果汁牛肉干，挑着挎篮到戏院门口叫卖。观众品尝之后，觉得口味独特，价廉物美。口口相传，冼冠生小食品的美名不胫而走。之后，他又扩大品种，将话梅等也纳入经营，卫生质量丝毫不马虎，生意则越来越红火。
品牌“借壳还魂”
冼冠生虽文化程度不高，但特别喜欢琢磨，又酷爱研究报纸上的广告。生意虽红火，但他的内心总还觉得缺少点什么。某日他翻开《申报》，一条广告让他心跳半晌：香港冠生园食品店倒闭了。冼冠生立刻感到这正是自己需要的。他想，香港“冠生园”倒闭歇业，但“冠生园”的牌子还是存在的；即便“冠生园”在香港倒闭歇业，上海却未有人知晓；远来的和尚好念经，何不套用已经小有名气的“冠生园”牌子，又节省下一笔数额不小的广告费用?
于是，冼冠生用“冠生园”印了包装纸，陈皮梅、话梅、牛肉干都有模有样地套上了印有“香港上海冠生园”字样的雪白纸袋，既卫生又体面。上海人吃的就是“卖相”，他的生意果然更好，小摊前整日人头攒动。如果以现代的观点来看，冼冠生的这种品牌借用有剽窃的成分，涉嫌侵权，但他这种灵活的思维和品牌意识却值得赞赏。
“唯冠生园有此月饼”
冼冠生长期在新舞台设摊销售，结识了戏院检票员薛寿龄。薛寿龄是当时上海大名鼎鼎的京剧演员薛小青的儿子，同时身为兴华制面公司董事和开明房产公司监察。薛寿龄认为小食品大有商机，愿意给冼冠生投资。在薛寿龄的多方活动下，当时的著名演员郑正秋、夏月珊等人也被拉入，共集资股金2500元。作为原始资本，冼冠生以自己拥有的制作设备和商标等作价500元入股。作坊迁到上海热闹地段南市九亩地地区，面积比原来大好几倍。1918年，他又继续投资，组成冠生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出任总经理。后来为了进一步扩大“冠生园”食品的社会知名度，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名字也由冼炳成改为冼冠生，还请人设计了别具一格的外圈带圆的“生”字商标。
在民国时期，不但有关国计民生的工业、纺织业常为洋商垄断，食品行业也有类似情况。为了提倡国贷，与美商海宁洋行、美商义利洋行和沙利文糖果厂竞争，冼冠生专门撰文《提倡国货与改良食品》，明确提出要抵御外资，必须提倡国货，改变国货生产落后状态，提高国货质量，舍此别无他法。
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冼冠生坚持到车间巡视，过问产品选料、配方和成品检验。以梅制品为例，冼冠生出高价采购杭州超山梅，每年新梅一登场就大量收购，腌制储存。这样，冠生园的梅制品一直闻名于世。同时，冼冠生巧妙地学习仿制别国名优食品，为我所用。1932年5月，冼冠生应邀访问日本，森永糖果株式会社馈赠糖果样品28箱。回国后他就组织技术人员分析研究，仿制出杏花软糖、鱼皮花生等二十多种新产品，后来也都成为冠生园的名牌产品。
冼冠生非常重视广告的宣传作用，他认为这是提高企业信誉的无形投资。冼冠生为扩大公司在江浙一带的影响，别出心裁地在漕河泾新厂房上装置了高达6米的巨型霓虹灯。过路的人们从沪杭路归来，远在十几里路之外的枫泾，就在迷蒙夜色中看到璀璨的冠生园三个大字。工厂四周农地也全辟为花园。园中树木繁茂，流水潺潺。冠生园似乎不再是一家食品厂，而是上海一游览名园。
1934年金秋届临，上海大世界游乐场热闹非凡，冼冠生举办一次别开生面的冠生园月饼展销会。开幕剪彩，他请来股东中红极一时的影星胡蝶。胡蝶手搭特制的宝塔形大月饼拍了一张照，并请名家题写了“唯中国有此明星，唯冠生园有此月饼”的广告语，精印成宣传画，贴满上海的大街小巷。
三本主义：立业之道
冼冠生非常重视企业信誉，他常对职工说，办好企业必须有三个“本”，做到三个“至上”。三个本是要有本心(事业心)、本领和本钱。三个至上是信誉至上、质量至上、顾客至上。所谓“本心”，是指冠生园每个职员和工人必须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心。所谓“本领”，是指公司员工要具备经营管理才能和生产技能，人人有一技之长。用冼冠生的话来说，就是要做“管理行家，生产能手，经营高手”。所谓“本钱”，是指企业经营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冼冠生尝够了没钱或本钱小的苦头，创办冠生园公司后，经常抓住时机，增资扩股。
到20世纪30年代初，“冠生园”食品的销量已和当时上海生产金鸡牌饼干等食品的泰康食品厂、生产盾牌罐头食品的梅林食品厂不分上下了，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到1937年抗战前夕，“冠生园”食品的产量和销售额已位居国内各食品厂的首位。如今，食品业的安全生产已成为人们在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重新认识冼冠生的创业，以及冠生园“三本主义”经营之道，会有更多的启示。
冼冠生，原名冼炳成，1884年出生于广东南海县。青年时代生活困难，只身来沪谋生。起初他租一间店面开起小吃店，出售馄饨、鱼生粥等聊以糊口。那时上海新舞台文明戏非常流行，菊坛名伶夏月珊、潘月樵推出连台新戏《黑籍冤魂》，故事曲折动人，卖座极盛，场内外零食小吃生意红火。冼冠生豁然开窍，觉得小摊贩生意是个不错的选择。他回家动手试制儿时吃过的佛山陈皮梅和果汁牛肉干，挑着挎篮到戏院门口叫卖。观众品尝之后，觉得口味独特，价廉物美。口口相传，冼冠生小食品的美名不胫而走。之后，他又扩大品种，将话梅等也纳入经营，卫生质量丝毫不马虎，生意则越来越红火。
品牌“借壳还魂”
冼冠生虽文化程度不高，但特别喜欢琢磨，又酷爱研究报纸上的广告。生意虽红火，但他的内心总还觉得缺少点什么。某日他翻开《申报》，一条广告让他心跳半晌：香港冠生园食品店倒闭了。冼冠生立刻感到这正是自己需要的。他想，香港“冠生园”倒闭歇业，但“冠生园”的牌子还是存在的；即便“冠生园”在香港倒闭歇业，上海却未有人知晓；远来的和尚好念经，何不套用已经小有名气的“冠生园”牌子，又节省下一笔数额不小的广告费用?
于是，冼冠生用“冠生园”印了包装纸，陈皮梅、话梅、牛肉干都有模有样地套上了印有“香港上海冠生园”字样的雪白纸袋，既卫生又体面。上海人吃的就是“卖相”，他的生意果然更好，小摊前整日人头攒动。如果以现代的观点来看，冼冠生的这种品牌借用有剽窃的成分，涉嫌侵权，但他这种灵活的思维和品牌意识却值得赞赏。
“唯冠生园有此月饼”
冼冠生长期在新舞台设摊销售，结识了戏院检票员薛寿龄。薛寿龄是当时上海大名鼎鼎的京剧演员薛小青的儿子，同时身为兴华制面公司董事和开明房产公司监察。薛寿龄认为小食品大有商机，愿意给冼冠生投资。在薛寿龄的多方活动下，当时的著名演员郑正秋、夏月珊等人也被拉入，共集资股金2500元。作为原始资本，冼冠生以自己拥有的制作设备和商标等作价500元入股。作坊迁到上海热闹地段南市九亩地地区，面积比原来大好几倍。1918年，他又继续投资，组成冠生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出任总经理。后来为了进一步扩大“冠生园”食品的社会知名度，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名字也由冼炳成改为冼冠生，还请人设计了别具一格的外圈带圆的“生”字商标。
在民国时期，不但有关国计民生的工业、纺织业常为洋商垄断，食品行业也有类似情况。为了提倡国贷，与美商海宁洋行、美商义利洋行和沙利文糖果厂竞争，冼冠生专门撰文《提倡国货与改良食品》，明确提出要抵御外资，必须提倡国货，改变国货生产落后状态，提高国货质量，舍此别无他法。
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冼冠生坚持到车间巡视，过问产品选料、配方和成品检验。以梅制品为例，冼冠生出高价采购杭州超山梅，每年新梅一登场就大量收购，腌制储存。这样，冠生园的梅制品一直闻名于世。同时，冼冠生巧妙地学习仿制别国名优食品，为我所用。1932年5月，冼冠生应邀访问日本，森永糖果株式会社馈赠糖果样品28箱。回国后他就组织技术人员分析研究，仿制出杏花软糖、鱼皮花生等二十多种新产品，后来也都成为冠生园的名牌产品。
冼冠生非常重视广告的宣传作用，他认为这是提高企业信誉的无形投资。冼冠生为扩大公司在江浙一带的影响，别出心裁地在漕河泾新厂房上装置了高达6米的巨型霓虹灯。过路的人们从沪杭路归来，远在十几里路之外的枫泾，就在迷蒙夜色中看到璀璨的冠生园三个大字。工厂四周农地也全辟为花园。园中树木繁茂，流水潺潺。冠生园似乎不再是一家食品厂，而是上海一游览名园。
1934年金秋届临，上海大世界游乐场热闹非凡，冼冠生举办一次别开生面的冠生园月饼展销会。开幕剪彩，他请来股东中红极一时的影星胡蝶。胡蝶手搭特制的宝塔形大月饼拍了一张照，并请名家题写了“唯中国有此明星，唯冠生园有此月饼”的广告语，精印成宣传画，贴满上海的大街小巷。
三本主义：立业之道
冼冠生非常重视企业信誉，他常对职工说，办好企业必须有三个“本”，做到三个“至上”。三个本是要有本心(事业心)、本领和本钱。三个至上是信誉至上、质量至上、顾客至上。所谓“本心”，是指冠生园每个职员和工人必须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心。所谓“本领”，是指公司员工要具备经营管理才能和生产技能，人人有一技之长。用冼冠生的话来说，就是要做“管理行家，生产能手，经营高手”。所谓“本钱”，是指企业经营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冼冠生尝够了没钱或本钱小的苦头，创办冠生园公司后，经常抓住时机，增资扩股。
到20世纪30年代初，“冠生园”食品的销量已和当时上海生产金鸡牌饼干等食品的泰康食品厂、生产盾牌罐头食品的梅林食品厂不分上下了，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到1937年抗战前夕，“冠生园”食品的产量和销售额已位居国内各食品厂的首位。如今，食品业的安全生产已成为人们在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重新认识冼冠生的创业，以及冠生园“三本主义”经营之道，会有更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