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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题材文学系列研究：第五卷·英俄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程正民、刘洪涛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真是一言难尽。从传统社会中的文史不分到形式学派的拒绝社会历史；从格林布拉特将“历史具体性和社会物质性内容”拉回文学批评视野，“向在艺术生产和其他社会生产之间做截然划分的假设挑战”[1]，再到21世纪一些批评家对新历史主义的否定，声称“新历史主义者宁愿拒绝实在的历史事实而愿意迁就幻想”，其“逸事嫁接法”（anecdotalism）可能掩盖甚至扭曲历史真实，[2]这样的历史维度不要也罢。在这一背景下，以我来看，理论上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而通过具体案例来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则有助于使我们获得对这一问题的实质性理解。从这样的意义而言，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历史题材文学系列研究》（童庆炳总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将这一论域进行了有效拓展。本文仅就其中的第五卷《英俄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谈一点感想，看看就英国和俄国的历史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尤其是看看作为主体的人在历史文本和历史题材文学作品中存在的不同身份和意义，同时也考察一下英俄两国的历史题材文学作品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一
首先我们来看书中对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是如何处理的。
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就其本质而言是重写历史，将客观的真实与艺术中的理想真实结合在一起，从历史事实中抽绎出本质。
历史题材作品的产生首先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此类作品往往在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出现繁盛之势，当社会矛盾激化，历史面临转折的时候，记录“真实的”历史并进行反思，成为历史题材文学家的重要追求。《英俄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在导论中追述了英俄的历史文学发展的历程：英国的“都铎神话”和俄国的卫国战争以及十二月党人起义，作为重要的历史段落，都促进了各自国家民族意识的增强，与此同时，也伴随着历史文学的兴盛。标志着英国历史剧顶峰的莎士比亚的10部作品均以英国王位继承问题为核心，以此“准确把握近350年英国由乱到治、由封建割据到民族统一、从王权争夺到定于一尊的历史进程的脉动”。（15）[3]历史发展具有历史的理性，其轨迹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而，历史文学必须遵循一个底线，即保证所记录的主要人物和他生活的时代符合整体的历史真实，而不以个人意志替代或歪曲这种真实。然而对这种历史真实的理解则可以而且也应当有作家本人的立场表达，也就是说，历史题材作品的合理性在于，不同的作者可以从真实生活中择取不同的片段、采纳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并做出符合理想的判断。如普希金和恰达耶夫在书写俄国历史时所持的立场便是相左的：恰达耶夫从俄罗斯民族的劣根性角度揭露了俄社会的种种丑陋，而普希金则从俄国历史的独特性角度证明了俄罗斯所拥有的精神财富，二人所依据的历史文献与史实是共同的，但他们却将自己的理想渗透在各自重写历史的过程中，从而使其具备了各自的艺术“真实”，为读者呈现了更多审视历史的角度。
同时，对历史题材书写的目的是为“当下”服务。如前所述，历史文学不仅仅是历史事实的转述，实质上是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对历史的想象和建构。如托尼·莫里森所说，“没有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不带有政治倾向，一部小说应该既有社会责任感又写得优美。”（英俄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第83页。下文引自该书，仅标注页码。）克罗齐也曾经对“历史”和“编年史”进行区分：“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历史主要是思想行动，编年史主要是意志行动。一切历史当它不再被思考，而只是用抽象词语记录，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词语曾经是具体的和富有表现力的”[4]。克罗齐这里所说的“历史”，指的是经过撰写者意向介入的历史文本，而这种历史文本的最终目的是与现实产生对话，在历史的理性发展和人文关怀形成的张力中进行平衡，实现以史为鉴。因而历史的书写必然会与叙事者所采取的立场和他独特的创作个性相关。在成功的历史题材文本中，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融为一体，在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同时兼顾对人性的理解与颂扬，通过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辩证评判，从而为当下的生活提供一种历史的认知和审美参照。
编年史的记录是具体的、客观的、机械的，而历史文学是宏观的、生活化的、整体的，因而使得虚构的事件和人物与历史的“客观对应物”[5]之间能够有效结合并相互转化，从而将历史道德化。如《英俄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导论中对16世纪佚名历史剧《杰克·斯特劳的一生》的分析，称它“开创了历史为现实服务先河”（第3页），因为它将14世纪理查二世时代的动荡与伊丽莎白时期的农村激烈的阶级矛盾加以类比，将以往史书中所记载的对理查二世的负面描写进行逆转，从而在整体历史观上对那个特定的时代片段赋予了一种历史必然性。同样，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也是在谴责暴政、维护国家统一的原则指导下对之前的史书记录进行有效的取舍而成。在英国历史小说的奠基人司各特的笔下“没有历史的反面人物。没有人因为处于历史冲突中的某一方面是邪恶的”（第39页），其原因是，作者站在了以历史必然性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立场上，将线性历史文献的整体性打破，与虚构的个人事件尤其是虚构的心灵和精神契合，将历史人物生活化，在历史的必然性中，坚守理想中的道德和人性的内涵。
二
任何历史说到底都是人的历史，历史的决定性作用更多的是在普通民众的命运轨迹中才能得到彰显。但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人与历史相比又是那样的渺小。因此，历史题材文学便肩负起向历史宣示人的意义的使命。所以，《英俄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一书将人与历史的关系置于整个论述的核心地位。
是历史决定人，还是人决定历史？虽然看上去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但实际上，问题要复杂得多。在黑格尔的“历史诡计论”框架内，人，主要是普通大众，除了个别左右历史进程的特殊人物之外，都是被历史所裹挟的，历史按照其既定规律前进，所以，普通人的生命之于宏大的历史无异于一种悲剧性存在。但是在文学家的眼里，情况却完全不同，他们与黑格尔们不同的是，要证明的不是这种历史存在的“合理性”，而是要揭示其“非法性”。史学家从宏观的视角展现的是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人的存在被当作一种偶然，它们被“真实”的历史事件机械地连接起来，成为用来证明历史发展特定规律的一个工具。而历史题材的文学则从历史语境下的个人经历入手，探讨人与历史的互动，揭示每一个个体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正如《英俄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书中所指出的：“个体存在构成了整体性历史的存在，而整体性历史的存在为个体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必然性参照。”（第120页）在艺术的真实中，历史题材文学家将个人体验融入历史事件，从个体小写的细节介入对历史的描述，从而说明个体的人是如何在历史的发展中发挥整合作用的。 在肯定人的历史作用的同时，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到底是英雄伟人还是普通小人物成就了历史？“一将功成万古枯”道出了传统历史叙事的主要内容，梁启超的“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6]一句话，道出了中国史学文本的特征，其实它同样适用于20世纪前的世界各民族主流史学。黑格尔的英雄决定论也认为只有伟人才是引导历史前进的动力。对此，历史题材文学家们的立场同样与之截然对立。《英俄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在对司各特作品进行分析时指出，相对于英雄创造历史观，作家采用了一种解构策略，将“历史人物凡俗化与虚构人物历史化”（第45页），消解了历史“英雄”的神圣性。在法国小说家雨果看来，这样做的效果是把“历史所具有的伟大灿烂、小说所具有的趣味和编年史所具有的那种严格的精确结合了起来”。[8]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它蕴含了历史题材文学家的“小人物”历史观。托尔斯泰则将“历史的必然规律和人的自由意志”（第119页）相结合，他明确指出，历史的主角是人，不论是英雄还是凡人，“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一个世间至高无上的灵魂”，[9]这正是他写作《战争与和平》的宗旨。他认为，正是个体完善自身的过程参与到历史的进程，才推进了历史的发展，而历史事件为人类自身的灵魂的逐渐净化和升华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历史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先验性，而人的必然性则体现在人探究历史发展的本质过程中，坚持捍卫人的精神的自由和幸福，开发出人的理性潜能，超越现实，开创自身的乌托邦气质，在精神的世界中获得与历史同步的可能性。在编年史叙事中，人的能动性被抑制，被动地镶嵌在历史的天空，而历史文学叙事则首先从历史的真实出发，从日常的生活出发，对碎片化的事件进行整体性建构，创造出具体的典型形象，使“对历史的必然性的充分肯定和对小人物命运的内心颤抖构成一种弹性，一种张力，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第150页），在艺术的真实中达到历史的真实与理想的真实的同一性。
三
我们从《英俄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一书的论述中得到另外一个启发，即，英国与俄国的不同历史文化结构，导致它们的历史题材文学具有了不同的认识论模式，或可概括为天人对立与神人合一。
历史题材文学家笔下的历史是对历史文献进行想象的产物，是作家进行艺术建构的结果，因而必然受到文学家自身所处的文化结构制约。就这一意义而言，历史文学较之历史文本更能表达一种民族文化的价值立场。本书在梳理两国的历史题材作品各自特征的同时，也描绘出了二者基于不同文化理念所导致的不同认知方式：英国的历史文学注重揭示历史的“碎片化”，着重揭示人与历史的对立；俄国的历史文学则更注重揭示历史的完整性，探索人与历史的同步性。
俄罗斯自10世纪接受基督教，虽然晚于西欧国家，但其基督教传统却从未遭遇世俗化转折，因而其东正教精神中带有早期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色彩。可以说，在文艺复兴之后，基督教的上帝具有了两种不同的品性，启示性的上帝与理性思辨的上帝。俄罗斯文化中的东方神秘主义与原教旨的正教理念，造就了它的一元论神学观，因此，在它的文化框架内，“历史主义始终与神学目的论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对历史进化性的理解是超验的，而非知识的、体验的。”[10]俄罗斯人重感性，其文化结构及民族个性中体现出明显的非理性主义特点，这就使他们的行为常具有不可预测性——不按照理性主义的立场去权衡利害，因而俄罗斯人在面对历史巨变之际也会奋不顾身地投入进去，从而与历史事变融为一体。其历史题材文学也忠实地表达了同样的历史景观，塑造出一种宏伟的整体人性，透露出一种圣洁的普世情怀，让读者体验到“整个生活的巨大脉搏在跳动”。（第151—152页）同样的道理，在俄罗斯人的观念上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高度重视个体价值，那样推崇对物质和理性的追求；相反，他们更注重的是集体的力量，是精神的超越。普希金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他对俄罗斯民族性的书写与赞赏，因为，“热爱祖国的普希金迫切需要通过历史研究来唤醒国人的历史认同感和自豪感。”（第93页）所以别林斯基指出：“‘民族性’是我们时代的美学的基本东西。”[11]托尔斯泰则通过他的《战争与和平》诠释出俄国历史题材文学的本质：当参与历史的人经历了从世俗性到超验性的蜕变，在灵魂中获得了与上帝的认同之后，历史重写的目的和意义也最终实现。
与俄罗斯相比，英国文化强调理性的思辨。英国的历史题材文学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其基本动机是为世俗王权统治正名，消解教会的权威性。约翰·贝尔的《约翰王》以约翰王与罗马教廷的斗争作为主体，目的是为了将历史之维引入现实，通过彰显13世纪初约翰王相对基督教会的正义性，为16世纪现实中亨利八世脱离天主教会的行为背书。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则在承认主人公的“罪”的基础上进行了“去罪化”书写，以树立王权的亲民性。英国的历史文学同样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精神，但是民族利益的实现体现在摆脱神圣必然性的对抗之中。在《亨利五世》中，“莎士比亚无视亨利五世对法战争的实际政治后果，把他塑造成一个民族英雄……亨利五世是这部历史剧表现的中心，只有他一人活跃在聚光灯下，其余一切人物都是陪衬国王的配角。”（第29页）政治神话的创造消解了神的力量。而在司各特那里，他认为社会的发展永远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二元对立始终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世俗理性的膨胀强化了英国以个人为本的文化，它强调个体的独立性，个体欲望与权力的神圣性，社会和历史的整体性渐渐成为构建个体人格的材料，成为碎片化的叙事。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历史文学在动荡的社会环境和此起彼伏的学术思潮的围困中，呈现出“内转化”倾向，文学家将自己的情感寄居于历史的瞬间，主观化的历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成为了实现个体精神追求的工具，可以随意地按照需求拼贴组合，在与神话和现实的对话中消解着自身的权威性和不可逆性。
俄罗斯历史文学证实着“神人合一”是人性的终极归宿，它是“出世”的，人在宗教的超越性中融入绝对的永恒，而现实的权力结构便沦为非法性存在。英国历史文学中的“天人对立”则是“入世”的，它追求的是现世意义，致力于确证的是在具体历史境况中获得胜利的世俗权力的合法性，从而建构起一种实用性历史哲学。
总之，《英俄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通过对英俄不同的历史题材文本的批评实践，进一步为此种文学样式的文化意义添加了肯定性注脚。同时，针对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谐谑化倾向，表达出一种积极的声音：在历史文学的叙事过程中，作家应当摒弃历史悲观论，避免陷入机械历史观的困境，同时又要避免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元历史”尽管提供了更广阔的思维空间，但是又有可能是使历史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沼的暗器。因而，对历史题材的文学书写在某种意义上将成为历史拯救的一种可能。
注释
[1]Greenblatt. Introduction： The Forms of Power. Genre 7， 1982. 转引自张进：《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特征》，《文史哲》2001年第5期。
[2]盛宁：《新历史主义还有冲劲吗》，《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
[3]程正民、刘洪涛主编：《历史题材文学系列研究·英俄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以下凡本书引文不再注释，仅在引文后括号内标注页码。
[4][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田时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5][英]T.S.艾略特：《哈姆雷特》，见《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3页。
[7]梁启超：《新史学》，见《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329页。
[8]雨果：《论瓦尔特·司各特》，见《雨果论文学》，柳鸣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9][俄]托尔斯泰：《生活之路》，王志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10]王志耕：《圣愚之维：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种文化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
[11][俄]别林斯基：《对民间诗歌及其意义的总的看法》，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农郁）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真是一言难尽。从传统社会中的文史不分到形式学派的拒绝社会历史；从格林布拉特将“历史具体性和社会物质性内容”拉回文学批评视野，“向在艺术生产和其他社会生产之间做截然划分的假设挑战”[1]，再到21世纪一些批评家对新历史主义的否定，声称“新历史主义者宁愿拒绝实在的历史事实而愿意迁就幻想”，其“逸事嫁接法”（anecdotalism）可能掩盖甚至扭曲历史真实，[2]这样的历史维度不要也罢。在这一背景下，以我来看，理论上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而通过具体案例来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则有助于使我们获得对这一问题的实质性理解。从这样的意义而言，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历史题材文学系列研究》（童庆炳总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将这一论域进行了有效拓展。本文仅就其中的第五卷《英俄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谈一点感想，看看就英国和俄国的历史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尤其是看看作为主体的人在历史文本和历史题材文学作品中存在的不同身份和意义，同时也考察一下英俄两国的历史题材文学作品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一
首先我们来看书中对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是如何处理的。
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就其本质而言是重写历史，将客观的真实与艺术中的理想真实结合在一起，从历史事实中抽绎出本质。
历史题材作品的产生首先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此类作品往往在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出现繁盛之势，当社会矛盾激化，历史面临转折的时候，记录“真实的”历史并进行反思，成为历史题材文学家的重要追求。《英俄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在导论中追述了英俄的历史文学发展的历程：英国的“都铎神话”和俄国的卫国战争以及十二月党人起义，作为重要的历史段落，都促进了各自国家民族意识的增强，与此同时，也伴随着历史文学的兴盛。标志着英国历史剧顶峰的莎士比亚的10部作品均以英国王位继承问题为核心，以此“准确把握近350年英国由乱到治、由封建割据到民族统一、从王权争夺到定于一尊的历史进程的脉动”。（15）[3]历史发展具有历史的理性，其轨迹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而，历史文学必须遵循一个底线，即保证所记录的主要人物和他生活的时代符合整体的历史真实，而不以个人意志替代或歪曲这种真实。然而对这种历史真实的理解则可以而且也应当有作家本人的立场表达，也就是说，历史题材作品的合理性在于，不同的作者可以从真实生活中择取不同的片段、采纳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并做出符合理想的判断。如普希金和恰达耶夫在书写俄国历史时所持的立场便是相左的：恰达耶夫从俄罗斯民族的劣根性角度揭露了俄社会的种种丑陋，而普希金则从俄国历史的独特性角度证明了俄罗斯所拥有的精神财富，二人所依据的历史文献与史实是共同的，但他们却将自己的理想渗透在各自重写历史的过程中，从而使其具备了各自的艺术“真实”，为读者呈现了更多审视历史的角度。
同时，对历史题材书写的目的是为“当下”服务。如前所述，历史文学不仅仅是历史事实的转述，实质上是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对历史的想象和建构。如托尼·莫里森所说，“没有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不带有政治倾向，一部小说应该既有社会责任感又写得优美。”（英俄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第83页。下文引自该书，仅标注页码。）克罗齐也曾经对“历史”和“编年史”进行区分：“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历史主要是思想行动，编年史主要是意志行动。一切历史当它不再被思考，而只是用抽象词语记录，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词语曾经是具体的和富有表现力的”[4]。克罗齐这里所说的“历史”，指的是经过撰写者意向介入的历史文本，而这种历史文本的最终目的是与现实产生对话，在历史的理性发展和人文关怀形成的张力中进行平衡，实现以史为鉴。因而历史的书写必然会与叙事者所采取的立场和他独特的创作个性相关。在成功的历史题材文本中，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融为一体，在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同时兼顾对人性的理解与颂扬，通过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辩证评判，从而为当下的生活提供一种历史的认知和审美参照。
编年史的记录是具体的、客观的、机械的，而历史文学是宏观的、生活化的、整体的，因而使得虚构的事件和人物与历史的“客观对应物”[5]之间能够有效结合并相互转化，从而将历史道德化。如《英俄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导论中对16世纪佚名历史剧《杰克·斯特劳的一生》的分析，称它“开创了历史为现实服务先河”（第3页），因为它将14世纪理查二世时代的动荡与伊丽莎白时期的农村激烈的阶级矛盾加以类比，将以往史书中所记载的对理查二世的负面描写进行逆转，从而在整体历史观上对那个特定的时代片段赋予了一种历史必然性。同样，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也是在谴责暴政、维护国家统一的原则指导下对之前的史书记录进行有效的取舍而成。在英国历史小说的奠基人司各特的笔下“没有历史的反面人物。没有人因为处于历史冲突中的某一方面是邪恶的”（第39页），其原因是，作者站在了以历史必然性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立场上，将线性历史文献的整体性打破，与虚构的个人事件尤其是虚构的心灵和精神契合，将历史人物生活化，在历史的必然性中，坚守理想中的道德和人性的内涵。
二
任何历史说到底都是人的历史，历史的决定性作用更多的是在普通民众的命运轨迹中才能得到彰显。但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人与历史相比又是那样的渺小。因此，历史题材文学便肩负起向历史宣示人的意义的使命。所以，《英俄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一书将人与历史的关系置于整个论述的核心地位。
是历史决定人，还是人决定历史？虽然看上去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但实际上，问题要复杂得多。在黑格尔的“历史诡计论”框架内，人，主要是普通大众，除了个别左右历史进程的特殊人物之外，都是被历史所裹挟的，历史按照其既定规律前进，所以，普通人的生命之于宏大的历史无异于一种悲剧性存在。但是在文学家的眼里，情况却完全不同，他们与黑格尔们不同的是，要证明的不是这种历史存在的“合理性”，而是要揭示其“非法性”。史学家从宏观的视角展现的是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人的存在被当作一种偶然，它们被“真实”的历史事件机械地连接起来，成为用来证明历史发展特定规律的一个工具。而历史题材的文学则从历史语境下的个人经历入手，探讨人与历史的互动，揭示每一个个体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正如《英俄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书中所指出的：“个体存在构成了整体性历史的存在，而整体性历史的存在为个体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必然性参照。”（第120页）在艺术的真实中，历史题材文学家将个人体验融入历史事件，从个体小写的细节介入对历史的描述，从而说明个体的人是如何在历史的发展中发挥整合作用的。 在肯定人的历史作用的同时，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到底是英雄伟人还是普通小人物成就了历史？“一将功成万古枯”道出了传统历史叙事的主要内容，梁启超的“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6]一句话，道出了中国史学文本的特征，其实它同样适用于20世纪前的世界各民族主流史学。黑格尔的英雄决定论也认为只有伟人才是引导历史前进的动力。对此，历史题材文学家们的立场同样与之截然对立。《英俄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在对司各特作品进行分析时指出，相对于英雄创造历史观，作家采用了一种解构策略，将“历史人物凡俗化与虚构人物历史化”（第45页），消解了历史“英雄”的神圣性。在法国小说家雨果看来，这样做的效果是把“历史所具有的伟大灿烂、小说所具有的趣味和编年史所具有的那种严格的精确结合了起来”。[8]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它蕴含了历史题材文学家的“小人物”历史观。托尔斯泰则将“历史的必然规律和人的自由意志”（第119页）相结合，他明确指出，历史的主角是人，不论是英雄还是凡人，“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一个世间至高无上的灵魂”，[9]这正是他写作《战争与和平》的宗旨。他认为，正是个体完善自身的过程参与到历史的进程，才推进了历史的发展，而历史事件为人类自身的灵魂的逐渐净化和升华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历史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先验性，而人的必然性则体现在人探究历史发展的本质过程中，坚持捍卫人的精神的自由和幸福，开发出人的理性潜能，超越现实，开创自身的乌托邦气质，在精神的世界中获得与历史同步的可能性。在编年史叙事中，人的能动性被抑制，被动地镶嵌在历史的天空，而历史文学叙事则首先从历史的真实出发，从日常的生活出发，对碎片化的事件进行整体性建构，创造出具体的典型形象，使“对历史的必然性的充分肯定和对小人物命运的内心颤抖构成一种弹性，一种张力，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第150页），在艺术的真实中达到历史的真实与理想的真实的同一性。
三
我们从《英俄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一书的论述中得到另外一个启发，即，英国与俄国的不同历史文化结构，导致它们的历史题材文学具有了不同的认识论模式，或可概括为天人对立与神人合一。
历史题材文学家笔下的历史是对历史文献进行想象的产物，是作家进行艺术建构的结果，因而必然受到文学家自身所处的文化结构制约。就这一意义而言，历史文学较之历史文本更能表达一种民族文化的价值立场。本书在梳理两国的历史题材作品各自特征的同时，也描绘出了二者基于不同文化理念所导致的不同认知方式：英国的历史文学注重揭示历史的“碎片化”，着重揭示人与历史的对立；俄国的历史文学则更注重揭示历史的完整性，探索人与历史的同步性。
俄罗斯自10世纪接受基督教，虽然晚于西欧国家，但其基督教传统却从未遭遇世俗化转折，因而其东正教精神中带有早期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色彩。可以说，在文艺复兴之后，基督教的上帝具有了两种不同的品性，启示性的上帝与理性思辨的上帝。俄罗斯文化中的东方神秘主义与原教旨的正教理念，造就了它的一元论神学观，因此，在它的文化框架内，“历史主义始终与神学目的论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对历史进化性的理解是超验的，而非知识的、体验的。”[10]俄罗斯人重感性，其文化结构及民族个性中体现出明显的非理性主义特点，这就使他们的行为常具有不可预测性——不按照理性主义的立场去权衡利害，因而俄罗斯人在面对历史巨变之际也会奋不顾身地投入进去，从而与历史事变融为一体。其历史题材文学也忠实地表达了同样的历史景观，塑造出一种宏伟的整体人性，透露出一种圣洁的普世情怀，让读者体验到“整个生活的巨大脉搏在跳动”。（第151—152页）同样的道理，在俄罗斯人的观念上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高度重视个体价值，那样推崇对物质和理性的追求；相反，他们更注重的是集体的力量，是精神的超越。普希金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他对俄罗斯民族性的书写与赞赏，因为，“热爱祖国的普希金迫切需要通过历史研究来唤醒国人的历史认同感和自豪感。”（第93页）所以别林斯基指出：“‘民族性’是我们时代的美学的基本东西。”[11]托尔斯泰则通过他的《战争与和平》诠释出俄国历史题材文学的本质：当参与历史的人经历了从世俗性到超验性的蜕变，在灵魂中获得了与上帝的认同之后，历史重写的目的和意义也最终实现。
与俄罗斯相比，英国文化强调理性的思辨。英国的历史题材文学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其基本动机是为世俗王权统治正名，消解教会的权威性。约翰·贝尔的《约翰王》以约翰王与罗马教廷的斗争作为主体，目的是为了将历史之维引入现实，通过彰显13世纪初约翰王相对基督教会的正义性，为16世纪现实中亨利八世脱离天主教会的行为背书。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则在承认主人公的“罪”的基础上进行了“去罪化”书写，以树立王权的亲民性。英国的历史文学同样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精神，但是民族利益的实现体现在摆脱神圣必然性的对抗之中。在《亨利五世》中，“莎士比亚无视亨利五世对法战争的实际政治后果，把他塑造成一个民族英雄……亨利五世是这部历史剧表现的中心，只有他一人活跃在聚光灯下，其余一切人物都是陪衬国王的配角。”（第29页）政治神话的创造消解了神的力量。而在司各特那里，他认为社会的发展永远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二元对立始终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世俗理性的膨胀强化了英国以个人为本的文化，它强调个体的独立性，个体欲望与权力的神圣性，社会和历史的整体性渐渐成为构建个体人格的材料，成为碎片化的叙事。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历史文学在动荡的社会环境和此起彼伏的学术思潮的围困中，呈现出“内转化”倾向，文学家将自己的情感寄居于历史的瞬间，主观化的历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成为了实现个体精神追求的工具，可以随意地按照需求拼贴组合，在与神话和现实的对话中消解着自身的权威性和不可逆性。
俄罗斯历史文学证实着“神人合一”是人性的终极归宿，它是“出世”的，人在宗教的超越性中融入绝对的永恒，而现实的权力结构便沦为非法性存在。英国历史文学中的“天人对立”则是“入世”的，它追求的是现世意义，致力于确证的是在具体历史境况中获得胜利的世俗权力的合法性，从而建构起一种实用性历史哲学。
总之，《英俄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通过对英俄不同的历史题材文本的批评实践，进一步为此种文学样式的文化意义添加了肯定性注脚。同时，针对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谐谑化倾向，表达出一种积极的声音：在历史文学的叙事过程中，作家应当摒弃历史悲观论，避免陷入机械历史观的困境，同时又要避免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元历史”尽管提供了更广阔的思维空间，但是又有可能是使历史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沼的暗器。因而，对历史题材的文学书写在某种意义上将成为历史拯救的一种可能。
注释
[1]Greenblatt. Introduction： The Forms of Power. Genre 7， 1982. 转引自张进：《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特征》，《文史哲》2001年第5期。
[2]盛宁：《新历史主义还有冲劲吗》，《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
[3]程正民、刘洪涛主编：《历史题材文学系列研究·英俄历史文学的传统与经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以下凡本书引文不再注释，仅在引文后括号内标注页码。
[4][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田时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5][英]T.S.艾略特：《哈姆雷特》，见《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3页。
[7]梁启超：《新史学》，见《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329页。
[8]雨果：《论瓦尔特·司各特》，见《雨果论文学》，柳鸣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9][俄]托尔斯泰：《生活之路》，王志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10]王志耕：《圣愚之维：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种文化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
[11][俄]别林斯基：《对民间诗歌及其意义的总的看法》，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农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