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梁启超的“造民救亡”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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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腐败黑暗而又充满危机和变数的.为了挽救当时的国家和民族,他主张培养造就新式“国民”.他认为,只有打造具有爱国精神、责任担当等国家“公德”、中西会通的新式知识结构以及自立自强利群进取等个性品格的“国民”,才能达成此目标.他主张通过发展新式教育、发展近代报业等手段去打造“国民”.这种造民救亡的思想主张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了深远影响,对培育人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意识也有较大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其他文献
“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60人论坛2021年秋季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高峰论坛”于2021年9月12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新区成功举行.本次会议由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60人论坛主办,河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城乡发展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郑州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经贸大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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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本旨为倡公德、去私心,其一以贯之的宗旨“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都内在包含了核心内涵——“去私”(人欲之私)与“存公”(天地、人道之公理).儒家礼制的源头——上古时代血亲关系的基本内涵为“公而无私”.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是大道公行,倡导“视海内如一家”的社会公德观.儒家的修为之道也以存公去私为指归.以天下为己任是儒家的社会责任观.
西欧中世纪是等级社会,贵族等级制度是西欧中世纪社会的重要内容.西欧的贵族等级头衔并非由某位君主或政治权威人物在某个特定时期统一制定和颁发的,而是存在着逐渐发展和演化的过程.头衔是划分贵族等级的标识,它比起爵位、服饰和纹章等标识更能全面、明确、直接地反映贵族的等级状况.全面系统地梳理和总结贵族等级头衔对进一步认识西欧中世纪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贵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观念总体上诉诸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和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论证社会主义的致思路径,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反思性参照.但是,劳动价值论的形式批判只能使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规划走向“空想主义”,不能将社会主义引向科学.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认知出发,在剩余价值生产的科学语境中批判超越了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观念,这是走出当代西方某些学者关于马克思与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观念两者关系认识误区的关键辨识.
近代以前,注家以庄、儒或以佛解《指物论》,并未切近公孙龙所言之谛趣.而近现代以来,诸家开始借由西方逻辑学、语言学以解读《指物论》:逻辑学视野下之一系注家或以“指”为形色性等“物德”或以“指”为共相而以“物指”为物德,皆与公孙龙之意相去较远.而逻辑学视野下之另一系注家以“指”为“指而谓之”或“概念”则显然更切近公孙龙所言“指”之真意;然其牵绊于旧有的“客观主义”思维,对“物莫非指”“指非指”所作诠解仍与公孙龙致思之真趣相隔于一间.而语言学视野下的注家中,黄克剑先生则不再受制于传统的主客对峙思维,从相应于生命
公元二世纪罗马国力达到鼎盛并进入帝国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恰在此时作为五贤帝之一的哈德良采用了截然不同于前人的统治方式.在其统治的二十余年中,哈德良有一半时间在各行省的巡视中度过,这种新颖的治理手段从古典时代开始便吸引了大量传记作家的关注与讨论,并成为现代史学界研究罗马帝国早期行省治理的重要参考资料.尽管传世文献多将哈德良行省之旅归结为个人性格特质的产物,但通过对文献中强化边防、平息地方矛盾、整肃军纪、给予到访地区各类恩惠等治理细节的还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现代学者关于哈德良行省巡视的部分假设,即皇帝的行省巡
刑法扩张所带来的犯罪化与重刑化趋势,是当前刑事法治面临的新课题.不同的刑法观尽管对刑法扩张这一客观事实态度有异,但对犯罪分层这一理念皆有兼容.合理的犯罪分层,有助于促进犯罪治理,并能够有效应对刑法扩张这一客观事实.犯罪分层制度,包括了犯罪分层的模式与犯罪分层的标准.为适应刑法扩张的时代背景,需要结合实体与程序、立法与司法,构建具体的分层模式与分层标准.先通过实体法上的分类,以法定最高刑3年有期徒刑为界区分重罪与轻罪;再从程序法上,通过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刑事和解程序、认罪认罚从宽、简易速裁程序等适用与否的判
“嫉妒”是人类比较普遍的一种情感心理,勒内·吉拉尔立足模仿论将其提升到了关乎个体存在境况的高度,还把它视为莎士比亚剧作情节展开的重要起点.他认为,模仿是人类欲望的触发关键,个体只能通过模枋他人的过程才能实现欲求进而确证自身存在.由此,模仿就势必带有占有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暴力的.基于莎士比亚剧作,吉拉尔指出“嫉妒”的产生在于他人先于自己实现了欲望,自己从中也体认到自身存在的缺失.鉴于模仿的占有性和必然性这一双重作用,嫉妒的双方便陷于无休止的冲突甚至暴力之中.据此,吉拉尔进一步指出只有意识到欲望中的模仿
主流意识形态实现大众化传播是增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增进民族凝聚力认同感,提升社会公共管理意识的重要方略,是适应新时代特点推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创新路径.在新时代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平台开放化的视域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权威性和话语权面临被削减的挑战.通过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促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体大众化;以受众需求为导向,构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方式立体化;以大数据为支撑点,助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容精准化;以法治规范为遵循,完成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引领科学化等方面着手消解传播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出于争霸的需要,施行霸道,其中包括改革内政,德法兼治,成为霸道的内政方面.霸道政治既区别于周代宗法制的王道,也区别于法家的刑政,而是一种恩德政治,即在君民关系和君臣关系方面,建立起施恩-报恩的政治伦理,以爱民、尊贤换得臣民的忠诚.春秋时期建立的霸道政治,作为中国恩德政治的初始形态,在经历了战国以及秦帝国法家政治的否定之后,从汉代开始,得以恢复和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恩德政治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