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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欧阳修是宋代经学家、文学家，在这两个领域他都是开拓性人物。天圣九年至景祐三年，是其经学、政治、文学思想的奠基时期，景祐三年的仕途挫折是他学术观点转变的枢纽，谪居夷陵的困顿与关怀时事的忧虑推动了欧阳修“言变通”、“明人事”的易学观的形成。
关键词：欧阳修；易学；贬谪夷陵
作者简介：毛雨寒（1993-），女，汉，成都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元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0-0-02
宋代是经学繁荣的时代，尤其是《易》学，《宋史·艺文志》中著录的“易类”书籍远超新旧唐书所载。欧阳修仕途自仁宗朝始，其在景祐年间著述的易学等相关文章无不受到宋初易学氛围与个人人生经历的影响，本文试以《易或问》第三篇爲中心考察欧阳修谪居夷陵前后与其易学思想形成之关系。
一、《易或问》（三）的易学思想
欧阳修除了对《易》传进行石破天惊的怀疑，在《易或问》第三篇中继续发问，详细论证《易》之大衍筮法如何通变可行，进一步明确自己的易学观念：变乃天地常道，《易》理止于推天道以明人事。
“筮者，上古圣人之法也”，欧阳修虽然在《易或问》（一）中否定大衍爲文王所作，并认为大衍乃《易》之末，但在第三篇的设问中，试图辩明大衍说何爲是，何爲非。他认爲大衍的筮占算术方法是可行的，五十根蓍草而其一不用正是《易》理源于天地自然的内蕴所在，后世专于筮占的术人以蓍数应合万物，恰恰解构了《易》道之精微；通过组合推算七八九六等爻数而定六十四卦、究万物动静，正是《易》理中阴阳化生的神妙之处，今世演《易》者拘泥于老少之言定乾坤卦象，更是解构了《易》道之天理。“惟不测与无穷，故谓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他将大衍占筮之道揭示爲自然变化的理蕴，既然推究蓍数以预知未来的大衍法原理在于通变无穷，那么“阴阳，天地之正气也。二气升降，有进退而无老少”，天地万物也都是在阴阳的往来推移中变化不息的，此所谓“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其实，在其他的易学著述中，欧阳修也反复言明“变化”的易学观念，如《明用》篇，“《易》道占其变”，“凡物极而不变则弊，变则通，故曰吉也。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
欧阳修在言明真正的筮占之道后，感叹的发出“文王无孔子，易其沦于卜筮乎？易无王弼，其沦于异端之说乎”之反问，细读《易或问》（一）等文，不难发现欧公此问的指向。“《易》者，文王之作也，其书则六经也，其文则圣人之言也，其事则天地、万物、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微孔子，则文王之志没而不见矣”，在对《易》学授受源流的反思中，他认为周孔作《易》，在于明人伦之理、治乱吉凶之理，汉儒作谶纬灾异之象数《易》乃是背经离道的异端，唯有王弼注《易》，扫象阐理，切于人事，才使得圣人之用明，“《易》之爲书无所不备，故爲其说者，亦无所不知。盖滞者执于象数以爲用，通者流于变化而无穷，语精微者务极于幽深，喜夸诞者不胜其广大，茍非其正，则失而皆入于贼。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终，而不失其正，则王氏超然远出于前人”，不仅点明了王弼的易学阐释奥义，更是建构了自己的易学思想：“《易》之爲说，一本于天乎？其兼于人事乎？”“止于人事而已矣，天不与也”，即面对天时，重在修吾人事。然而欧公之易并不止于此，“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在承袭王弼义理易的基础上，他更详究《易》道，试图明其大本，即《易或问》（一）中所言“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得大兼小不只在于易学阐释中“义理”和“占筮”的本末之分，更在于“夫卦者，时也。时有治乱，卦有善恶。然以《彖》、《象》而求卦义，则虽恶卦，圣人君子无不可爲之时。至其爻辞，则艰厉悔吝凶咎，虽善卦亦尝不免，是一卦之体而异用也。卦、《彖》、《象》辞常易而明，爻辞常怪而隐，是一卦之言而异体也……凡卦及《彖》、《象》，统言一卦之义，爲中人以上而设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逆顺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辞兼爲中人以下而设也。……卦、《彖》、《象》辞，大义也，大义简而明，故其辞易而明。爻辞，占辞也，占有刚柔进退之理，逆顺得失吉凶之象，而变动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状以爲言，所以告人之详也”。在辨析王弼所用卦、爻、《彖》、《象》时，他认爲四者显隐不同，大小各异，卦辞明晰的言说一卦之意，比与《易》之末：筮占相连而险怪的爻辞大，故卦、《彖》、《象》比爻大，《彖》、《象》也是比其他易传大的，在这里，“大”指《易》之本，即欧阳修主要的易学观：明人事，是欲爲君子者，学圣人之言的主要方向。
二、谪居夷陵前后的欧阳修
欧阳修于天圣八年试礼部，复爲第一，爲省元，御试崇正殿，登是榜甲科第十四名，授将士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留守推官，在钱惟演所在的西京幕府中与诸多名士治学求道，“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爲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不仅和梅尧臣诗篇以文章冠天下，且与尹师鲁等人谈学论事。其后景祐元年，授宣德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充镇西军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官职有小小的升迁，得以进入中央附属机构崇文院中不任吏责，以读书爲务，在预修《崇文总目》的同时遍览六经百家之说，多识前言往行，爲经学上的真知灼见奠定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景祐三年，欧阳修因范仲淹遭贬，贻书高若讷责其不言枉顾谏官一职，被降爲峡州夷陵县令。然而谪居期间，面对夷陵荒远偏小的寂寞处境他并不怨天尤人，虽赋黄杨自况，但在与好友尹洙通书信时告诫其“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雖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困厄中仍保持着自省自修的意识，穷愁之际而作《易》，将自身处境与穷通变化的《易》紧密相连，释困卦“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处险而不惧也，惟有守于其中则不惧于其外，惟不惧则不失其所，……身虽困而志则亨也”，以明修养个人之志。
夷陵政事虽闲，但欧阳修仍时刻关注国事，感慨时风，“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爲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李翱的《复性书》给了他极深的悲愤，他所忧不仅是范仲淹贬官事件中谏官“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爲当黜”的羞耻作爲，还有景德罢兵后国家之众弊“有诱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故而在夷陵目睹陈年公案的腐败后，发出“当时仰天誓心，自尔遇事，不敢忽也”的誓言。时事的忧虑，加上此间曾与尹洙合撰《十国志》，商议编《五代史》时有鉴于前朝，他试图以明《易》之治乱、盛衰、得失吉凶之理，解《易》而服务人事，“上君而下民也。损民而益君，损矣。损君而益民，益矣。语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损、益二卦卦象的言外之意正是君民现实关系。在欧阳修看来，“某闻古之学者必严其师，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笃敬，笃敬然后能自守，能自守然后果于用，果于用然后不畏而不迁……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尊道必先师经，师法经书则需求经之本意而后才能尊，而六经之首《易》的本意便在于人事之用，知此，则《易》之道尽矣。
三、结语
景祐年间欧阳修于夷陵疑经惑传，开辟经学研究新风气，其主要易学著述集中作于此地此时，考其缘由，恐与欧公三十岁前后之仕途升迁、人际交游与学问基础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日）副岛一郎着，王宜瑷译：《气与世风：唐宋古文的进程与背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漆侠着：《宋学的发展与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宋）欧阳永叔着：《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版。
[4]陈鼓应、赵建伟注译：《周易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5]（宋）胡柯《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见欧阳永叔着《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版。
[6]（元）脱脱等着：《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7]（宋）吴曾撰：《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版。
关键词：欧阳修；易学；贬谪夷陵
作者简介：毛雨寒（1993-），女，汉，成都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元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0-0-02
宋代是经学繁荣的时代，尤其是《易》学，《宋史·艺文志》中著录的“易类”书籍远超新旧唐书所载。欧阳修仕途自仁宗朝始，其在景祐年间著述的易学等相关文章无不受到宋初易学氛围与个人人生经历的影响，本文试以《易或问》第三篇爲中心考察欧阳修谪居夷陵前后与其易学思想形成之关系。
一、《易或问》（三）的易学思想
欧阳修除了对《易》传进行石破天惊的怀疑，在《易或问》第三篇中继续发问，详细论证《易》之大衍筮法如何通变可行，进一步明确自己的易学观念：变乃天地常道，《易》理止于推天道以明人事。
“筮者，上古圣人之法也”，欧阳修虽然在《易或问》（一）中否定大衍爲文王所作，并认为大衍乃《易》之末，但在第三篇的设问中，试图辩明大衍说何爲是，何爲非。他认爲大衍的筮占算术方法是可行的，五十根蓍草而其一不用正是《易》理源于天地自然的内蕴所在，后世专于筮占的术人以蓍数应合万物，恰恰解构了《易》道之精微；通过组合推算七八九六等爻数而定六十四卦、究万物动静，正是《易》理中阴阳化生的神妙之处，今世演《易》者拘泥于老少之言定乾坤卦象，更是解构了《易》道之天理。“惟不测与无穷，故谓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他将大衍占筮之道揭示爲自然变化的理蕴，既然推究蓍数以预知未来的大衍法原理在于通变无穷，那么“阴阳，天地之正气也。二气升降，有进退而无老少”，天地万物也都是在阴阳的往来推移中变化不息的，此所谓“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其实，在其他的易学著述中，欧阳修也反复言明“变化”的易学观念，如《明用》篇，“《易》道占其变”，“凡物极而不变则弊，变则通，故曰吉也。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
欧阳修在言明真正的筮占之道后，感叹的发出“文王无孔子，易其沦于卜筮乎？易无王弼，其沦于异端之说乎”之反问，细读《易或问》（一）等文，不难发现欧公此问的指向。“《易》者，文王之作也，其书则六经也，其文则圣人之言也，其事则天地、万物、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微孔子，则文王之志没而不见矣”，在对《易》学授受源流的反思中，他认为周孔作《易》，在于明人伦之理、治乱吉凶之理，汉儒作谶纬灾异之象数《易》乃是背经离道的异端，唯有王弼注《易》，扫象阐理，切于人事，才使得圣人之用明，“《易》之爲书无所不备，故爲其说者，亦无所不知。盖滞者执于象数以爲用，通者流于变化而无穷，语精微者务极于幽深，喜夸诞者不胜其广大，茍非其正，则失而皆入于贼。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终，而不失其正，则王氏超然远出于前人”，不仅点明了王弼的易学阐释奥义，更是建构了自己的易学思想：“《易》之爲说，一本于天乎？其兼于人事乎？”“止于人事而已矣，天不与也”，即面对天时，重在修吾人事。然而欧公之易并不止于此，“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在承袭王弼义理易的基础上，他更详究《易》道，试图明其大本，即《易或问》（一）中所言“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得大兼小不只在于易学阐释中“义理”和“占筮”的本末之分，更在于“夫卦者，时也。时有治乱，卦有善恶。然以《彖》、《象》而求卦义，则虽恶卦，圣人君子无不可爲之时。至其爻辞，则艰厉悔吝凶咎，虽善卦亦尝不免，是一卦之体而异用也。卦、《彖》、《象》辞常易而明，爻辞常怪而隐，是一卦之言而异体也……凡卦及《彖》、《象》，统言一卦之义，爲中人以上而设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逆顺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辞兼爲中人以下而设也。……卦、《彖》、《象》辞，大义也，大义简而明，故其辞易而明。爻辞，占辞也，占有刚柔进退之理，逆顺得失吉凶之象，而变动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状以爲言，所以告人之详也”。在辨析王弼所用卦、爻、《彖》、《象》时，他认爲四者显隐不同，大小各异，卦辞明晰的言说一卦之意，比与《易》之末：筮占相连而险怪的爻辞大，故卦、《彖》、《象》比爻大，《彖》、《象》也是比其他易传大的，在这里，“大”指《易》之本，即欧阳修主要的易学观：明人事，是欲爲君子者，学圣人之言的主要方向。
二、谪居夷陵前后的欧阳修
欧阳修于天圣八年试礼部，复爲第一，爲省元，御试崇正殿，登是榜甲科第十四名，授将士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留守推官，在钱惟演所在的西京幕府中与诸多名士治学求道，“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爲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不仅和梅尧臣诗篇以文章冠天下，且与尹师鲁等人谈学论事。其后景祐元年，授宣德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充镇西军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官职有小小的升迁，得以进入中央附属机构崇文院中不任吏责，以读书爲务，在预修《崇文总目》的同时遍览六经百家之说，多识前言往行，爲经学上的真知灼见奠定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景祐三年，欧阳修因范仲淹遭贬，贻书高若讷责其不言枉顾谏官一职，被降爲峡州夷陵县令。然而谪居期间，面对夷陵荒远偏小的寂寞处境他并不怨天尤人，虽赋黄杨自况，但在与好友尹洙通书信时告诫其“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雖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困厄中仍保持着自省自修的意识，穷愁之际而作《易》，将自身处境与穷通变化的《易》紧密相连，释困卦“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处险而不惧也，惟有守于其中则不惧于其外，惟不惧则不失其所，……身虽困而志则亨也”，以明修养个人之志。
夷陵政事虽闲，但欧阳修仍时刻关注国事，感慨时风，“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爲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李翱的《复性书》给了他极深的悲愤，他所忧不仅是范仲淹贬官事件中谏官“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爲当黜”的羞耻作爲，还有景德罢兵后国家之众弊“有诱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故而在夷陵目睹陈年公案的腐败后，发出“当时仰天誓心，自尔遇事，不敢忽也”的誓言。时事的忧虑，加上此间曾与尹洙合撰《十国志》，商议编《五代史》时有鉴于前朝，他试图以明《易》之治乱、盛衰、得失吉凶之理，解《易》而服务人事，“上君而下民也。损民而益君，损矣。损君而益民，益矣。语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损、益二卦卦象的言外之意正是君民现实关系。在欧阳修看来，“某闻古之学者必严其师，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笃敬，笃敬然后能自守，能自守然后果于用，果于用然后不畏而不迁……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尊道必先师经，师法经书则需求经之本意而后才能尊，而六经之首《易》的本意便在于人事之用，知此，则《易》之道尽矣。
三、结语
景祐年间欧阳修于夷陵疑经惑传，开辟经学研究新风气，其主要易学著述集中作于此地此时，考其缘由，恐与欧公三十岁前后之仕途升迁、人际交游与学问基础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日）副岛一郎着，王宜瑷译：《气与世风：唐宋古文的进程与背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漆侠着：《宋学的发展与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宋）欧阳永叔着：《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版。
[4]陈鼓应、赵建伟注译：《周易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5]（宋）胡柯《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见欧阳永叔着《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版。
[6]（元）脱脱等着：《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7]（宋）吴曾撰：《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