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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北方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一个重要的考古文化区，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及河北北部，距今约6500—5000年。红山文化玉器主要出現于红山文化晚期，距今约为5500—5000年。
对于红山文化及其出土玉器的介绍，笔者不想在此多有赘述。自从笔者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以来，处于北方这一大环境之下，常常能感到这里的玉器研究者及爱好者对红山文化玉器的偏爱。相比于南方良渚文化玉器上细腻繁缛的纹饰，北方的红山文化玉器更具有简约、质朴，甚至粗犷的火气之美。就像南方人和北方人不同的性格，似乎从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就已能从南北玉器的风格中映射出来，如果探其究竟，就会令人着迷，从古文化的研究中得到很多乐趣。
由此，笔者开始留心本院收藏的一些红山文化玉器，约近20件，还有一些可称为红山文化系的玉器，加起来约30余件。这些玉器大多数为五六十年代收购而来，也有少部分为清宫旧藏品，其中有些原为名家的藏品，后来被故宫收购。器形较多，并有一些为考古出土所未见，但显然为红山文化玉器的品类。在此挑出一些作粗浅介绍。
玉兽首形玦
这件玉兽首形块为清宫旧藏。形体较大，身上之铁锈褐色沁为红山地区土壤中含量极高的铁质沁入而成，为红山玉器沁色中的常见之色。
这类器型在红山文化玉器中已发现多件，但大多形体较小，超过10厘米高且较厚重者不多。出土者如内蒙古巴林右旗羊场乡额尔根勿苏出土的一件高16.3厘米的未开口的兽形块，河北省围场县下伙房村及陕西芮国墓地出土者等。传世品中有辽宁建平县采集的一件，15厘米高；北京市文物公司藏有一件，16厘米高，玦背开两孔；天津博物馆藏有两件，其一与故宫博物院这件造型基本相同，背部开有两孔。这些块口太多未开，而玦身背部大多开有一孔，少有开两孔者，开两孔可能和体量厚重有关，系挂时可以更好地支持其体重。
早期这类玉玦有缺口，且形体小巧，出土时多发现于耳边，可能为耳饰。但如故宫所藏者形体粗大，且环而有缺的玉器，玦口以片切割开口，有些缺口未断还相连，说明这种块形的开口只是象征意义，没有实际使用功能，实非耳饰，应为敬神法祖礼仪时的用器。
此类玉器又被称为“玉猪龙”，因早期人们认为其似猪首而来，与原始时期的农业密切关联。但近年来，有学者认为，“玉猪龙”可称为“玉熊龙”，其形体结构似熊，又因其出土时位于人骨架胸部，因此级别是最高的，具有“神器”的性质。
无论猪首也好，熊首也罢，其弯曲的身形又似蛇，这种兽首形玦可能是各种动物的组合，是被神化的动物，是神灵的崇拜物。
玉兽首玦
这件玉玦的形体特征与常见红山玉块稍有不同，圆凸的双眼尤为明显。入藏故宫时对其认识不清，时代辨别不准，将其归为商代玉器，但同时也认为其受红山文化影响，风格不同于商代玉殃，或与红山玉器有继承之处。但随着对红山文化的考古调查，在内蒙古敖汉旗萨力巴乡干饭营子及辽宁西部等多处均出土或征集到了这类圆眼外凸的玉兽首形块，从而确定其为红山文化玉器。有学者认为，其为玉猪龙向C形龙发展的过渡形态。
C形玉龙
此玉原为傅熹年先生的父亲傅忠谟先生收藏。傅忠谟先生(1905年—1974年)是著名的古玉研究专家和收藏家，博学多识，毕一生精力收藏古玉千余件，曾著《古玉精英》一书流传后世，书中也著录了所收藏的几百件玉器，对每件玉器均有精辟的见解。1992年故宫博物院收购了傅先生收藏的近400件玉器，其中就有包括这件玉龙在内的3件红山文化玉器，这也是目前所见最大的一件C形玉龙。
这种C形玉龙目前发现者多在内蒙古一带，如著名的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玉龙，以及同地区广德公社黄谷屯征集到的一件玉龙。前者为墨绿色玉料，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后者玉料则与此件玉龙颜色相同，当为岫岩产闪石玉料，造型也与故宫所藏者类似，唯体型较小，现藏翁牛特旗博物馆。
C形玉龙是目前发现的玉器中龙的最早形态，也是最早符合人们头脑中龙的形象的玉器，但对于玉龙的起源，却有多种说法：有学者认为就三星他拉C形玉龙与猪的形体特征比较来说，其祖形最初来源之一与猪首有关；也有人认为，此龙的祖型为马首形，长鬣看更近似于马，极似草原奔马；还有人认为是多种动物的集合体。无论如何，大家均不约而同地将其定名为龙，是最早的被公认的玉质龙。C形玉龙简约，神秘，是史前红山人的神灵崇拜物，也是中华龙文化文明的源泉之一。华夏银行的标志就是据其形象而来。
玉鹗形佩
这件玉鹗是北京市文化局早年没收倪玉书的文物，1959年入藏故宫。其造型与辽宁省阜新县胡头沟墓地1号墓出土的一件玉鹗相似，可证为红山文化玉器。
倪玉书是位古玩商，解放前是金石领域的三位杰出人物之一，有很好的文物鉴定眼力，曾开古玩铺鉴宝斋。他同时也是位书法家。50年代，倪玉书已落魄，60年代自溺而亡。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不少来自于倪玉书的文物。
玉鹗形佩
此玉为清宫旧藏。这种略呈方形的玉鹗在红山文化中发现多件，与内蒙古巴林右旗巴彦汗苏木那斯台遗址、辽宁阜新福兴地等处出土者均相似，可能是红山时期玉鹗制作常见的一种造型，代表了红山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鹗鸟崇拜现象。
带齿动物面纹玉饰
此玉1952年收购入宫，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认识水平不够，一直将其定为商代玉器，并认为是玉羊、玉梳。其实仔细观察，这件玉器是一残件，残损处边缘稍被磨圆。如果将其与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7号墓出土的带齿动物面纹大玉佩比较，则发现就是大玉佩的右半边，原认为是羊头的地方则应是兽面纹，两孔代表兽面的眼睛，原来镂空的眉毛处已被磨掉，左边一处齿牙有些残断，并又残缺两组齿牙。
红山文化这种带齿动物面纹饰，目前发现有三组齿、五组齿、七组齿等，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藏有一件七组长齿的动物面纹饰，造型最为繁复，是这类型玉器中齿数最多的一件。故宫所藏的这件复原以后应该为五组齿，长度约在15厘米左右，估计其功用与出土者一样。
这类玉佩原来一直被定名为勾云形佩，但牛河梁出土的多件勾云形佩虽然也有类似的瓦沟形凹槽，但显然缺少具有双眼和牙齿的兽面结构，从造型上看两者虽有相似之处，但仔细分析其结构和内涵，可以发现两者完全不同，故笔者十分赞成台北故宫玉器专家邓淑苹女士将其称为“带齿动物面纹玉饰”。
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7号墓出土的那件带齿动物面纹大玉佩长28.6厘米，出土时竖置，反面向上，位于人头骨旁边。其大小和摆放位置十分类似于新石器时代其他文化地区中斧钺的摆 放，有学者考证其作为权杖使用。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9号墓出土的一件三齿简化小动物面纹佩则与石钺叠放一起置于人体腹部，也说明这种带齿动物面纹饰有一定的祭祀礼仪作用。
对于这类玉饰所代表的动物形象，有多种解释：有些认为是抽象的饕餮纹，有些认为是鹰面或鸟面，还有认为是猪面或兽面。笔者发现这种动物面纹玉饰在史前各文化区中多有发现，如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等等，有的具象，可以看出所示之物，但大多是一种非特定动物的造型，它们应该是先民们从自己身边最常见或最畏惧的动物或几种动物集合抽象而来的具有神话性质的动物，因神秘而敬畏而神化为本族的保护神，将其雕刻成器成为奉神之礼或佩挂于身成为保护之神当在情理之中，而此时，动物本身为何物已不再重要，有象征生物的眼睛和象征威力的牙齿已经足矣，何必一定要断定其为猪还是熊还是其他呢?
玉勾云形佩
此玉原为傅忠谟先生收藏，后于1992年入藏故宫博物院。这件勾云佩与目前出土者略有不同，出土品大多中间镂空为一个勾旋，而此件玉器则有正反相逆对应的两个勾旋，十分少见。从玉料及治玉工艺上看可断定其为红山文化玉器。
勾云形器出土时一般位于人骨架的胸部，造型呈多勾形，无兽面眼型和成组牙齿，故与带齿动物面纹饰属不同的玉器类型。对于其造型、功能以及象征意义也有多种解释。如有学者认为表达的是鸟兽纹，本形是动物的颌、鬃、躯体。也有认为勾云形玉器是鹿角、猪獠牙等实物形态的艺术化再现，主要功能是用作沟通祭司和上天、祭司和祖灵的中间媒介。而郭大顺先生认为勾云形器是红山玉器的“第一重器”，由于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以龙为标志，中原大地的仰韶文化以花为标志。而勾云形佩勾连盘卷的造型的纹饰，可能源于仰韶文化的简化玫瑰花卉纹，故又称勾云形佩为“玉雕玫瑰”。因此郭氏认为，真如苏秉琦所说：
“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
但笔者通过对院藏的一件玉踏兽神像的分析，认为勾云形佩就是对天空中云的模拟，在红山人眼中就是象征着天，云能带来雨，也正是北方农牧业在干旱气候中十分需要的。在并无科学知识的时代下，云带给红山人的遐想是最多的，也是神秘的。勾云形佩的大量出现也是对天的敬畏，对雨的祈求。
玉箍形器
此玉为1973年收购入藏故宫。
类似此类玉器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已发现多件，也有因其形似马蹄，称之为马蹄形器者。出上时或放置于人头骨上下或胸腹间或右肩部。所以关于其用途，就有多种说法。或认为是束发器，做发箍用；或认为是头枕；或为冠饰；或为套于手腕上的臂箍；还有根据器物上端边缘较为锋利和使用留下的痕迹，认为是工具，是铲东西的器物，原型是骨质器皿；也有认为其造型仿自红山陶质斜口器，是一种祭祀用器，玉神器。
2007年凌家滩文化第五次考古发掘中，23号墓葬墓主腹部发掘出土了3件并排放置的玉筒形器，一件类似玉龟，己琢出龟背和龟腹的轮廓，另两件筒形器为简化的龟形器。简形器与红山文化的这种玉箍形器造型十分相似，也有穿孔。最重要的是筒形器出土时中间装有玉签。这一發现令人兴奋，笔者曾与主持发掘的考古学家张敬国先生探讨，他认为这与玉龟卜筮有关，为占卜时的用具。联想到红山文化所出现的玉箍形器是否也有类似的功能呢，是祭祀或敬神仪式中占筮的法器呢?相信许多亲眼看到过凌家滩这三件玉龟形器的学者均会有如此的联想。
玉坐人像
1983年初，内蒙古几位牧民携此玉来到故宫，以500元的价格卖给故宫。当时故宫博物院的几位专家多认为是商以前之物，也有认为稍晚，最后将其放在了辽金玉器中。但是，随着红山文化玉器的出土发掘，这件玉器雕琢的许多特征均显示了红山玉器文化的特征：其玉质与红山文化玉器中常用的岫岩闪石玉料十分相似，也有红山玉器中常见的铁锈褐色沁斑；身上有多处线切割的痕迹，显示出治玉工艺的原始性；背颈部的对穿外大里小，孔壁留下的螺旋纹，显示其原始的钻孔技术；头顶上浅浅的网格纹，不仔细看很难辨认出来，与翁牛特旗发现的两件C形龙身上的网格纹相似。
这件玉坐人像还未在考古出土品中发现，原来一直认为是兽面人身的造型，但仔细观察，可以看出人面部隐约有减地推磨出的眼睛，所以头上的两个大圆凸眼并非人眼，而是人戴的兽冠的眼睛，所戴冠似傩舞时戴的动物冠面，夸张而令人敬畏。
英国剑桥大学菲兹威廉姆博物馆(Fitzwiliiam Museum)的林政升先生曾给笔者一张光盘，里面有其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玉器，其中就有一件中国早年流散出去的玉雕女神像，神像高12.2厘米，玉质与坐姿造型与此玉有相似之处，但结构更为复杂，头部戴冠，冠从上面看是一高举前肢的兽的上半身，邓淑苹女士将其称为“玉雕带熊冠女神像”。
这两件玉雕表现的都是在特定场合下的一种巫傩之像，可能都是红山氏族部落中的大巫的形象。所戴之冠，都是兽的体现。故宫博物院这件更接近于牛首，菲兹威廉姆博物馆所藏者更接近于熊首，它们都具有某种原始宗教的含义。
玉人踏兽神像
20世纪60年代初，一位东北人带着这件玉器来到了天津，他并不知这件玉器为何物，只是感觉是件好东西，天津文物界的人上也认为是件宝玉，但拿不准年代，遂建议到北京找专家鉴定。北京市文物商店收下了此玉，并于1963年以3000元价格卖给了故宫博物院。此玉入院后专家意见并不统一，将其放于辽代，名“青玉武人片”。1996年《故宫文物珍品全集·玉器》出版时曾将其定为红山文化玉器，但随即遭到一些专家的反对，故再版时将其删掉，此后未再有过任何宣传。
从《故宫文物珍品全集·玉器》图录看，这件玉器给人的感觉确实太过超前了些，似乎与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十分不同。笔者初入故宫时，也曾满怀好奇之心上手细细观摩这件玉器，但是真正拿在手中，这件玉器所有传递出来的信息都告诉我，这确实是一件史前人类的杰作，是一件红山文化的玉器。
据了解，曾亲眼见过这件玉器的专家大都对其文化属性没有异议，而持否定态度的专家基本只是凭照片得来的判断。但眼见为实的经验告诉笔者，虽然目前考古未见类似之物，但传递出的大量信息已可证其为红山文化玉器。原辽宁省考古文物研究所所长，红山文化的研究学者孙守道先生曾观摩过此玉，并对其进行研究，发表了《红山文化玉祖神考》一文，详细论证了其为红山文化玉器的特点，并公布了傅大卣先生早年手拓的这件玉器的拓片，从拓片中可以更为清晰地分析玉器的结构。
孙先生分析，神人为衣冠人物，头戴高冠，高冠中部圆形与出土的玉箍形器截面十分相似，可称为马蹄形玉箍 冠。玉人手持杖圈，将手中长杵状物与脚下兽首上原视为双角之物合为一体，他认为半圈非兽之角，而是与权杖相配使用之圈；杖与胡头沟红山文化墓中出土的那种长棒形玉类似，应为权杖之属。但对于圈的用途，有些难以解释。神人头部与身体外侧的飘带状物与红山出土玉勾云佩十分相似，而且也有类似的瓦沟纹。衣服上的网格纹与三星他拉大玉龙头部的网格纹十分相似。玉人倚坐式，腳下所踏之兽为红山文化玉器中典型的猪龙，玉人为拱手持杖倚坐于猪龙背上，神在上位，猪龙在下位，主从明确，应是一种骑乘的关系，有如后世流传的那种“乘(足乔)”，但又不完全等同，应有五千年前的文化内涵与意蕴，有其特有的宗教信仰与崇奉。孙先生认为此玉人表现的是一位兼巫风王气的女性祖神，这件玉祖神的出现，说明今辽宁西部、内蒙古东部与河北北部地区，是中华民族“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一个重要区域。红山族人是一个尊玉、拜熊、卜龟、引龙求凤的民族，是在北方率先走向文明、开创一个神秘古国的民族。
笔者赞同孙先生的观点，仅在此补充几点自己的看法：
(1)玉质为常见的岫岩闪石玉，青绿色玉料与牛河梁第二地点27号墓出土的带齿动物面纹饰玉料相同。尤其是玉器背面胶着泥土的状态，在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中也常见。
(2)器物边缘较薄成钝刃状，人物四周的飘带状物和红山文化的玉勾云纹佩十分相似，环绕在人之周围，可能象征着云彩，从而代表天，与人沟通天地有关。由此或许可以推测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勾云形佩并非兽牙、猪牙等獠牙的代表，或者玫瑰花的指代，而就是天空中云的象征，真正的含义是象征着天。玉人周边缭绕着这种勾云状物，与其升天或举行祭天仪式有关。
(3)人面部三角形的凸鼻和略里三角形的下颚与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出土的石人像的凸鼻与下颚非常相似，说明人像的鼻子的刻划具有红山文化特征。
(4)镂空方式十分古朴，采用先打钻再线锯的方式，身上也有原始的线切割痕迹，治玉工艺和红山玉器常见者相似。
(5)对于权杖下圈的解释，如果对比剑桥大学兹威廉姆博物馆那件玉雕带熊冠女神像，则发现那件神像脚下亦踏半圈状物，而从拓片看，故宫所藏这件玉神人像也是赤脚踩踏在一个半圈状物上的，权杖亦杵在这个半圈上。但是此圈并非与权杖配合一起使用之物，剑桥大学那件玉雕已证明半圈是神人的踩踏之物，推测是神人踩踏升天的借助法物，就如神话传说中董永借助牛角飞上天空追七仙女一样。这个半圈状物也会使人联想到牛角。而人坐姿踩踏在半圈上的姿势与剑桥大学玉雕神像的姿势也十分类似。
虽然目前类似这样的复合人兽在一起的器物在红山文化考古发掘品中不见，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此玉。新石器时代其他文化中已有相似寓意的玉器，如良渚文化所谓“神人兽面纹”的神徽图像、石家河文化神人骑兽图像等，所以红山文化玉器中出现这样的玉器不足为怪。这件玉人踏兽神像，正如孙守道先生所说：就其个人来说，所见所抚之各等玉器，多又多矣，而今所知，唯此红山大玉方可评为上上品，真天地之至爱，神界之至尊，人间之至宝也。
故宫藏红山文化玉器虽然大多非清官旧藏，但基本是在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以前入藏，也是在九十年代红山玉器大规模造假之前，而且从制玉工艺及风格上看不存在作假问题。这些玉器可以说是对红山文化玉器的重要补充，尤其是玉坐人像和玉人踏兽神像也是有识之士研究红山文化的一个重要参考。
对于红山文化及其出土玉器的介绍，笔者不想在此多有赘述。自从笔者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以来，处于北方这一大环境之下，常常能感到这里的玉器研究者及爱好者对红山文化玉器的偏爱。相比于南方良渚文化玉器上细腻繁缛的纹饰，北方的红山文化玉器更具有简约、质朴，甚至粗犷的火气之美。就像南方人和北方人不同的性格，似乎从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就已能从南北玉器的风格中映射出来，如果探其究竟，就会令人着迷，从古文化的研究中得到很多乐趣。
由此，笔者开始留心本院收藏的一些红山文化玉器，约近20件，还有一些可称为红山文化系的玉器，加起来约30余件。这些玉器大多数为五六十年代收购而来，也有少部分为清宫旧藏品，其中有些原为名家的藏品，后来被故宫收购。器形较多，并有一些为考古出土所未见，但显然为红山文化玉器的品类。在此挑出一些作粗浅介绍。
玉兽首形玦
这件玉兽首形块为清宫旧藏。形体较大，身上之铁锈褐色沁为红山地区土壤中含量极高的铁质沁入而成，为红山玉器沁色中的常见之色。
这类器型在红山文化玉器中已发现多件，但大多形体较小，超过10厘米高且较厚重者不多。出土者如内蒙古巴林右旗羊场乡额尔根勿苏出土的一件高16.3厘米的未开口的兽形块，河北省围场县下伙房村及陕西芮国墓地出土者等。传世品中有辽宁建平县采集的一件，15厘米高；北京市文物公司藏有一件，16厘米高，玦背开两孔；天津博物馆藏有两件，其一与故宫博物院这件造型基本相同，背部开有两孔。这些块口太多未开，而玦身背部大多开有一孔，少有开两孔者，开两孔可能和体量厚重有关，系挂时可以更好地支持其体重。
早期这类玉玦有缺口，且形体小巧，出土时多发现于耳边，可能为耳饰。但如故宫所藏者形体粗大，且环而有缺的玉器，玦口以片切割开口，有些缺口未断还相连，说明这种块形的开口只是象征意义，没有实际使用功能，实非耳饰，应为敬神法祖礼仪时的用器。
此类玉器又被称为“玉猪龙”，因早期人们认为其似猪首而来，与原始时期的农业密切关联。但近年来，有学者认为，“玉猪龙”可称为“玉熊龙”，其形体结构似熊，又因其出土时位于人骨架胸部，因此级别是最高的，具有“神器”的性质。
无论猪首也好，熊首也罢，其弯曲的身形又似蛇，这种兽首形玦可能是各种动物的组合，是被神化的动物，是神灵的崇拜物。
玉兽首玦
这件玉玦的形体特征与常见红山玉块稍有不同，圆凸的双眼尤为明显。入藏故宫时对其认识不清，时代辨别不准，将其归为商代玉器，但同时也认为其受红山文化影响，风格不同于商代玉殃，或与红山玉器有继承之处。但随着对红山文化的考古调查，在内蒙古敖汉旗萨力巴乡干饭营子及辽宁西部等多处均出土或征集到了这类圆眼外凸的玉兽首形块，从而确定其为红山文化玉器。有学者认为，其为玉猪龙向C形龙发展的过渡形态。
C形玉龙
此玉原为傅熹年先生的父亲傅忠谟先生收藏。傅忠谟先生(1905年—1974年)是著名的古玉研究专家和收藏家，博学多识，毕一生精力收藏古玉千余件，曾著《古玉精英》一书流传后世，书中也著录了所收藏的几百件玉器，对每件玉器均有精辟的见解。1992年故宫博物院收购了傅先生收藏的近400件玉器，其中就有包括这件玉龙在内的3件红山文化玉器，这也是目前所见最大的一件C形玉龙。
这种C形玉龙目前发现者多在内蒙古一带，如著名的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玉龙，以及同地区广德公社黄谷屯征集到的一件玉龙。前者为墨绿色玉料，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后者玉料则与此件玉龙颜色相同，当为岫岩产闪石玉料，造型也与故宫所藏者类似，唯体型较小，现藏翁牛特旗博物馆。
C形玉龙是目前发现的玉器中龙的最早形态，也是最早符合人们头脑中龙的形象的玉器，但对于玉龙的起源，却有多种说法：有学者认为就三星他拉C形玉龙与猪的形体特征比较来说，其祖形最初来源之一与猪首有关；也有人认为，此龙的祖型为马首形，长鬣看更近似于马，极似草原奔马；还有人认为是多种动物的集合体。无论如何，大家均不约而同地将其定名为龙，是最早的被公认的玉质龙。C形玉龙简约，神秘，是史前红山人的神灵崇拜物，也是中华龙文化文明的源泉之一。华夏银行的标志就是据其形象而来。
玉鹗形佩
这件玉鹗是北京市文化局早年没收倪玉书的文物，1959年入藏故宫。其造型与辽宁省阜新县胡头沟墓地1号墓出土的一件玉鹗相似，可证为红山文化玉器。
倪玉书是位古玩商，解放前是金石领域的三位杰出人物之一，有很好的文物鉴定眼力，曾开古玩铺鉴宝斋。他同时也是位书法家。50年代，倪玉书已落魄，60年代自溺而亡。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不少来自于倪玉书的文物。
玉鹗形佩
此玉为清宫旧藏。这种略呈方形的玉鹗在红山文化中发现多件，与内蒙古巴林右旗巴彦汗苏木那斯台遗址、辽宁阜新福兴地等处出土者均相似，可能是红山时期玉鹗制作常见的一种造型，代表了红山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鹗鸟崇拜现象。
带齿动物面纹玉饰
此玉1952年收购入宫，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认识水平不够，一直将其定为商代玉器，并认为是玉羊、玉梳。其实仔细观察，这件玉器是一残件，残损处边缘稍被磨圆。如果将其与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7号墓出土的带齿动物面纹大玉佩比较，则发现就是大玉佩的右半边，原认为是羊头的地方则应是兽面纹，两孔代表兽面的眼睛，原来镂空的眉毛处已被磨掉，左边一处齿牙有些残断，并又残缺两组齿牙。
红山文化这种带齿动物面纹饰，目前发现有三组齿、五组齿、七组齿等，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藏有一件七组长齿的动物面纹饰，造型最为繁复，是这类型玉器中齿数最多的一件。故宫所藏的这件复原以后应该为五组齿，长度约在15厘米左右，估计其功用与出土者一样。
这类玉佩原来一直被定名为勾云形佩，但牛河梁出土的多件勾云形佩虽然也有类似的瓦沟形凹槽，但显然缺少具有双眼和牙齿的兽面结构，从造型上看两者虽有相似之处，但仔细分析其结构和内涵，可以发现两者完全不同，故笔者十分赞成台北故宫玉器专家邓淑苹女士将其称为“带齿动物面纹玉饰”。
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7号墓出土的那件带齿动物面纹大玉佩长28.6厘米，出土时竖置，反面向上，位于人头骨旁边。其大小和摆放位置十分类似于新石器时代其他文化地区中斧钺的摆 放，有学者考证其作为权杖使用。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9号墓出土的一件三齿简化小动物面纹佩则与石钺叠放一起置于人体腹部，也说明这种带齿动物面纹饰有一定的祭祀礼仪作用。
对于这类玉饰所代表的动物形象，有多种解释：有些认为是抽象的饕餮纹，有些认为是鹰面或鸟面，还有认为是猪面或兽面。笔者发现这种动物面纹玉饰在史前各文化区中多有发现，如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等等，有的具象，可以看出所示之物，但大多是一种非特定动物的造型，它们应该是先民们从自己身边最常见或最畏惧的动物或几种动物集合抽象而来的具有神话性质的动物，因神秘而敬畏而神化为本族的保护神，将其雕刻成器成为奉神之礼或佩挂于身成为保护之神当在情理之中，而此时，动物本身为何物已不再重要，有象征生物的眼睛和象征威力的牙齿已经足矣，何必一定要断定其为猪还是熊还是其他呢?
玉勾云形佩
此玉原为傅忠谟先生收藏，后于1992年入藏故宫博物院。这件勾云佩与目前出土者略有不同，出土品大多中间镂空为一个勾旋，而此件玉器则有正反相逆对应的两个勾旋，十分少见。从玉料及治玉工艺上看可断定其为红山文化玉器。
勾云形器出土时一般位于人骨架的胸部，造型呈多勾形，无兽面眼型和成组牙齿，故与带齿动物面纹饰属不同的玉器类型。对于其造型、功能以及象征意义也有多种解释。如有学者认为表达的是鸟兽纹，本形是动物的颌、鬃、躯体。也有认为勾云形玉器是鹿角、猪獠牙等实物形态的艺术化再现，主要功能是用作沟通祭司和上天、祭司和祖灵的中间媒介。而郭大顺先生认为勾云形器是红山玉器的“第一重器”，由于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以龙为标志，中原大地的仰韶文化以花为标志。而勾云形佩勾连盘卷的造型的纹饰，可能源于仰韶文化的简化玫瑰花卉纹，故又称勾云形佩为“玉雕玫瑰”。因此郭氏认为，真如苏秉琦所说：
“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自称‘华人’和‘龙的传人’”。
但笔者通过对院藏的一件玉踏兽神像的分析，认为勾云形佩就是对天空中云的模拟，在红山人眼中就是象征着天，云能带来雨，也正是北方农牧业在干旱气候中十分需要的。在并无科学知识的时代下，云带给红山人的遐想是最多的，也是神秘的。勾云形佩的大量出现也是对天的敬畏，对雨的祈求。
玉箍形器
此玉为1973年收购入藏故宫。
类似此类玉器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已发现多件，也有因其形似马蹄，称之为马蹄形器者。出上时或放置于人头骨上下或胸腹间或右肩部。所以关于其用途，就有多种说法。或认为是束发器，做发箍用；或认为是头枕；或为冠饰；或为套于手腕上的臂箍；还有根据器物上端边缘较为锋利和使用留下的痕迹，认为是工具，是铲东西的器物，原型是骨质器皿；也有认为其造型仿自红山陶质斜口器，是一种祭祀用器，玉神器。
2007年凌家滩文化第五次考古发掘中，23号墓葬墓主腹部发掘出土了3件并排放置的玉筒形器，一件类似玉龟，己琢出龟背和龟腹的轮廓，另两件筒形器为简化的龟形器。简形器与红山文化的这种玉箍形器造型十分相似，也有穿孔。最重要的是筒形器出土时中间装有玉签。这一發现令人兴奋，笔者曾与主持发掘的考古学家张敬国先生探讨，他认为这与玉龟卜筮有关，为占卜时的用具。联想到红山文化所出现的玉箍形器是否也有类似的功能呢，是祭祀或敬神仪式中占筮的法器呢?相信许多亲眼看到过凌家滩这三件玉龟形器的学者均会有如此的联想。
玉坐人像
1983年初，内蒙古几位牧民携此玉来到故宫，以500元的价格卖给故宫。当时故宫博物院的几位专家多认为是商以前之物，也有认为稍晚，最后将其放在了辽金玉器中。但是，随着红山文化玉器的出土发掘，这件玉器雕琢的许多特征均显示了红山玉器文化的特征：其玉质与红山文化玉器中常用的岫岩闪石玉料十分相似，也有红山玉器中常见的铁锈褐色沁斑；身上有多处线切割的痕迹，显示出治玉工艺的原始性；背颈部的对穿外大里小，孔壁留下的螺旋纹，显示其原始的钻孔技术；头顶上浅浅的网格纹，不仔细看很难辨认出来，与翁牛特旗发现的两件C形龙身上的网格纹相似。
这件玉坐人像还未在考古出土品中发现，原来一直认为是兽面人身的造型，但仔细观察，可以看出人面部隐约有减地推磨出的眼睛，所以头上的两个大圆凸眼并非人眼，而是人戴的兽冠的眼睛，所戴冠似傩舞时戴的动物冠面，夸张而令人敬畏。
英国剑桥大学菲兹威廉姆博物馆(Fitzwiliiam Museum)的林政升先生曾给笔者一张光盘，里面有其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玉器，其中就有一件中国早年流散出去的玉雕女神像，神像高12.2厘米，玉质与坐姿造型与此玉有相似之处，但结构更为复杂，头部戴冠，冠从上面看是一高举前肢的兽的上半身，邓淑苹女士将其称为“玉雕带熊冠女神像”。
这两件玉雕表现的都是在特定场合下的一种巫傩之像，可能都是红山氏族部落中的大巫的形象。所戴之冠，都是兽的体现。故宫博物院这件更接近于牛首，菲兹威廉姆博物馆所藏者更接近于熊首，它们都具有某种原始宗教的含义。
玉人踏兽神像
20世纪60年代初，一位东北人带着这件玉器来到了天津，他并不知这件玉器为何物，只是感觉是件好东西，天津文物界的人上也认为是件宝玉，但拿不准年代，遂建议到北京找专家鉴定。北京市文物商店收下了此玉，并于1963年以3000元价格卖给了故宫博物院。此玉入院后专家意见并不统一，将其放于辽代，名“青玉武人片”。1996年《故宫文物珍品全集·玉器》出版时曾将其定为红山文化玉器，但随即遭到一些专家的反对，故再版时将其删掉，此后未再有过任何宣传。
从《故宫文物珍品全集·玉器》图录看，这件玉器给人的感觉确实太过超前了些，似乎与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十分不同。笔者初入故宫时，也曾满怀好奇之心上手细细观摩这件玉器，但是真正拿在手中，这件玉器所有传递出来的信息都告诉我，这确实是一件史前人类的杰作，是一件红山文化的玉器。
据了解，曾亲眼见过这件玉器的专家大都对其文化属性没有异议，而持否定态度的专家基本只是凭照片得来的判断。但眼见为实的经验告诉笔者，虽然目前考古未见类似之物，但传递出的大量信息已可证其为红山文化玉器。原辽宁省考古文物研究所所长，红山文化的研究学者孙守道先生曾观摩过此玉，并对其进行研究，发表了《红山文化玉祖神考》一文，详细论证了其为红山文化玉器的特点，并公布了傅大卣先生早年手拓的这件玉器的拓片，从拓片中可以更为清晰地分析玉器的结构。
孙先生分析，神人为衣冠人物，头戴高冠，高冠中部圆形与出土的玉箍形器截面十分相似，可称为马蹄形玉箍 冠。玉人手持杖圈，将手中长杵状物与脚下兽首上原视为双角之物合为一体，他认为半圈非兽之角，而是与权杖相配使用之圈；杖与胡头沟红山文化墓中出土的那种长棒形玉类似，应为权杖之属。但对于圈的用途，有些难以解释。神人头部与身体外侧的飘带状物与红山出土玉勾云佩十分相似，而且也有类似的瓦沟纹。衣服上的网格纹与三星他拉大玉龙头部的网格纹十分相似。玉人倚坐式，腳下所踏之兽为红山文化玉器中典型的猪龙，玉人为拱手持杖倚坐于猪龙背上，神在上位，猪龙在下位，主从明确，应是一种骑乘的关系，有如后世流传的那种“乘(足乔)”，但又不完全等同，应有五千年前的文化内涵与意蕴，有其特有的宗教信仰与崇奉。孙先生认为此玉人表现的是一位兼巫风王气的女性祖神，这件玉祖神的出现，说明今辽宁西部、内蒙古东部与河北北部地区，是中华民族“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一个重要区域。红山族人是一个尊玉、拜熊、卜龟、引龙求凤的民族，是在北方率先走向文明、开创一个神秘古国的民族。
笔者赞同孙先生的观点，仅在此补充几点自己的看法：
(1)玉质为常见的岫岩闪石玉，青绿色玉料与牛河梁第二地点27号墓出土的带齿动物面纹饰玉料相同。尤其是玉器背面胶着泥土的状态，在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中也常见。
(2)器物边缘较薄成钝刃状，人物四周的飘带状物和红山文化的玉勾云纹佩十分相似，环绕在人之周围，可能象征着云彩，从而代表天，与人沟通天地有关。由此或许可以推测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勾云形佩并非兽牙、猪牙等獠牙的代表，或者玫瑰花的指代，而就是天空中云的象征，真正的含义是象征着天。玉人周边缭绕着这种勾云状物，与其升天或举行祭天仪式有关。
(3)人面部三角形的凸鼻和略里三角形的下颚与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出土的石人像的凸鼻与下颚非常相似，说明人像的鼻子的刻划具有红山文化特征。
(4)镂空方式十分古朴，采用先打钻再线锯的方式，身上也有原始的线切割痕迹，治玉工艺和红山玉器常见者相似。
(5)对于权杖下圈的解释，如果对比剑桥大学兹威廉姆博物馆那件玉雕带熊冠女神像，则发现那件神像脚下亦踏半圈状物，而从拓片看，故宫所藏这件玉神人像也是赤脚踩踏在一个半圈状物上的，权杖亦杵在这个半圈上。但是此圈并非与权杖配合一起使用之物，剑桥大学那件玉雕已证明半圈是神人的踩踏之物，推测是神人踩踏升天的借助法物，就如神话传说中董永借助牛角飞上天空追七仙女一样。这个半圈状物也会使人联想到牛角。而人坐姿踩踏在半圈上的姿势与剑桥大学玉雕神像的姿势也十分类似。
虽然目前类似这样的复合人兽在一起的器物在红山文化考古发掘品中不见，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此玉。新石器时代其他文化中已有相似寓意的玉器，如良渚文化所谓“神人兽面纹”的神徽图像、石家河文化神人骑兽图像等，所以红山文化玉器中出现这样的玉器不足为怪。这件玉人踏兽神像，正如孙守道先生所说：就其个人来说，所见所抚之各等玉器，多又多矣，而今所知，唯此红山大玉方可评为上上品，真天地之至爱，神界之至尊，人间之至宝也。
故宫藏红山文化玉器虽然大多非清官旧藏，但基本是在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以前入藏，也是在九十年代红山玉器大规模造假之前，而且从制玉工艺及风格上看不存在作假问题。这些玉器可以说是对红山文化玉器的重要补充，尤其是玉坐人像和玉人踏兽神像也是有识之士研究红山文化的一个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