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件瓷器看顺治青花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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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瓷业生产,自明代晚期已趋衰落,至清初御窑厂未能得到恢复,虽然民窑还在延续烧造,但瓷器品种不多,产量也不大,多为一些日常用器及供器。清初顺治年间(1644—1661年),时间较短,百废待兴,景德镇瓷业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署有“大清顺治年制”年款的官窑瓷器寥寥无几,这给同时代民窑瓷器的鉴定年代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正如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所讲:“对不署款的民窑器,以往在鉴定时大多只断其大概,习惯于将略细的一类定为康熙时期,较古拙的一类或归于明末,或统称作‘明末清初器’。其实,若将此类器物与明末崇祯时及以后康熙时的认真比照,度其同类器造型的微异,审其图案纹饰的师承,查其胎釉、圈足的特征,就不难看出其间的差别。”
   笔者对几件顺治时期的青花瓷器进行分析研究,其胎质、釉色、瓷绘、器型及制作工艺分别代表了此时期的年代特征。
   顺治青花松竹梅纹花觚,高41.5厘米,口径19厘米,底径13厘米。器形修长,古朴庄重。器身分三段两接制作而成,可见粘接痕。侈口,颈下至腹部内束,腹下至近底外撇。转角处经修整,较为光滑,刀削平底无釉,胎质白略泛灰,底微凹,有明显刀削痕迹。器身装饰分为三段,上部主体纹饰绘松、竹、梅,也称“岁寒三友图”。两只小鸟上下嬉戏,穿跃在月光下的梅树之间。中部绘缠枝牡丹纹,下部绘倒垂蕉叶纹。瓷绘笔法随意自然,青花发色浓艳亮丽,干、湿、浓、淡富有层次。口部施一周酱黄釉,通体施透明白釉,白中泛青,釉层较厚,釉面光润明亮。
   顺治青花菊石鸟纹罐,高24厘米,口径8厘米,底径13厘米。直口微敛,丰肩收腹,平底微凹。器型古朴,胎坯厚重,器身分上下两段粘接而成,局部可见粘接痕。口及底部旋制螺纹明显,露胎无釉,胎质较白,微微泛灰。主题纹饰绘太湖斜卧,几丛菊花分竖两端,两对小鸟上下排列、前后呼应,在空中飞翔,蝴蝶、花草点缀其间。山石花卉笔意粗犷,刚劲有力,小鸟描绘纤细精工,绘声绘色,青花发色不甚明快。通体施透明釉,釉色白中泛青,光亮润泽。
   顺治青花月影梅小鸟纹罐,高26.5厘米,口径8厘米,底径13厘米。直口微敛,溜肩圆鼓腹,下部内收,平底微凹。器型端庄,制作规整,胎坯较厚。器身分上下面两段粘接而成,粘接痕明显,且有开裂现象。口及底部旋制纹清晰,露胎无釉,胎质洁白细腻。器身装饰为两面开光,绘画内容大同小异,分别绘月影梅花和山茶花,均有一对小鸟栖息在枝条之上。开光两侧分别有洞石、花卉及蝴蝶点缀其间。瓷绘笔意较为流畅,青花发色亮丽淡雅,有明嘉、万时期回青料的效果。通体施透明白釉,白中泛青,釉层薄厚均匀,光亮润洁。
  


   顺治青花麒麟凤纹罐,高30.5厘米,口径13厘米,底径15厘米。侈口,束短颈,溜肩,腹下斜收,平底无釉,微凹,可见旋制痕。胎质较细,略白,露胎处显见火石红。口、肩及近底部绘弦纹,颈部绘变体蕉叶纹。腹部主体纹饰绘庭院一隅,洞石矗立,栏杆横斜,麒麟回首蹲坐;一只飞凤在空中俯冲直下,与麒麟形成对应姿态,火云、杂草及颗颗碎石点缀其间。瓷绘笔法酣畅,麒麟描绘稳健庄重,凤凰勾画婀娜飘逸。青花施色浓淡兼备,浓者沉稳,淡者明快。通体施透明白釉,白中泛青,釉面润泽。
   顺治青花寿带鸟纹笔筒,高16厘米,口径11厘米,底径10厘米,器为直筒形。平底,露胎无釉,微凹,有旋制纹及跳刀痕,可见火石红。主体纹饰绘红日当空,一株老山茶斜伸,枝槎崎曲,花繁叶茂,一只寿带鸟栖息枝头。另一面有太湖石横斜,丛竹、杂草及山石相伴。小鸟描绘随意自然,竹石、老树勾画刚劲有力。青花发色浓艳鲜亮,浓淡相交,富有层次。胎质细白,胎坯坚致,器型朴实,制作精细。通体施透明白釉,白中泛青,光亮润泽。
   顺治青花芭蕉人物笔筒,高16厘米,口径10厘米,底径9.5厘米。器身为直筒形。平底,露胎无釉,微凹,有旋制纹及跳刀痕。主体纹饰绘一轮红日照当空,山峦起伏,杂草、山花铺地,山间坡地上有主仆三人,一人端茶,一人持扇,主人左手抱笏板,右手高指(有指日高升之寓意)。另一面几株芭蕉繁茂,叶片葱茏,湖石峭立,杂草丛丛。人物、杂草施色清淡雅致,山石、芭蕉色彩浓重艳丽,干、湿、浓、淡融为一体,层次清晰。胎质洁白细腻,胎体薄厚适中,器型端庄秀美。口部施酱黄釉,通体施透明白釉,薄厚均匀,清新亮丽。
   通过对几件顺治青花瓷器的分析和解读,使我们对顺治朝青花瓷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顺治朝是社会剧烈变革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在转换之中,这时期的瓷器形制、胎釉、图案、瓷绘及青花料等大多留有晚明的遗风,但以顺治朝自身特点最为明显。如瓶、罐、觚、尊类器型端庄古朴,胎坯略厚,胎质洁白细腻,修坯精细,棱角部位也都较晚明处理光滑。青花使用也丰富多样,其中翠青青花品种,清新明艳,为顺治朝青花瓷器中上品,受人青睐,为康熙朝青花瓷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发展成为举世闻名康熙“翠毛蓝”青花名品。因此,可以说顺治青花在我国瓷器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当时不仅丰富了本朝的瓷器品类,也大大地推动了清朝历代青花瓷器的制造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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