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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大钊最初是一个带改良色彩的民主主义者，后来逐渐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并最终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本文在探讨其政治思想演变轨迹的同时，没有回避他在前进过程中走过的一些弯路，目的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使之更加可信、可亲、可尊。
［关键词］ 李大钊 民主主义者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最初是一个带改良色彩的民主主义者，后来逐渐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并最终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一、十月革命前，李大钊是一个带改良色彩的民主主义者
1907年，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威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①是年十月，他参加了要求清政府开国会的罢课运动，开始投身政治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李大钊感奋不已。本想在建立和完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发挥自己在法律和政治方面的才识，但辛亥革命的结果又使他痛心疾首。1913年4月，在《大哀篇》中，李大钊尖锐地抨击了当时所谓的共和政体，指出“民政”“民权”“幸福”与黎明百姓无缘，完全变成了少数豪暴者的“专政”“窃权”“幸福”。在共和政体之下，“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尸骸暴露，饿殍横野”、“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②这就表明，李大钊已经把骗人的假共和政体与人民深广久远的痛苦紧紧连在一起了。
但是，必须指出，李大钊这时同旧立宪党人关系密切。他一面抨击假民权民意以济其私的军阀、官僚、政客；一面又热心地就北京政府立宪机关采取一院制还是两院制、应先颁布宪法或是先选 举总统等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③他认为，解决时弊的方法有三：一是整顿吏治，撤废都督；④二是举“善治者”治理国家，以振农、逼商、惠工；三是通过国民教育提高民智民德以厚民力。他认为“黎庶之患，不患在无护权之政制，患在无享权之能力”，唯有“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争夺政权之魄力，以从事于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届时“民力既厚，权自归焉”。⑤显然，这些言论具有改良派思想影响的痕迹。想到这种理想难以实现，李大钊曾产生过“出家”的念头。⑥坦率地说，这时他所渴望的是一种没有“党争”，“军争”，人人都有参政权，各派都以国家强盛，共谋民生幸福的民主国。
1914年，针对袁世凯雇佣古德诺为其复辟帝制造舆论，李大钊指出其“不惜掘发欧洲古代之文辞故事于亡国荒冢之中 ，以章饰新约法，谓国家即帝国其质，元首即终身其任”。他告诫国人：“欧美人之言，岂可尽恃哉！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⑦其爱国反帝的坚定性可见一斑。
1914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祖国危亡之际，李大钊斥责政府“无权以命我国民屈顺于敌”，深信“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⑧但最初，他对袁世凯还寄予某种希望，主张全国同心，“不可革命”，“以为现政府之后援。”随着袁政府对爱国学生的压迫和筹安会的出笼，李大钊很快识破了袁世凯的丑恶嘴脸，其政治观点日益明确起来。
1916年5月，李大钊写下《民彝与政治》，⑨进一步提出反对一切专制政治，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彝，指彝器，是古代帝王统治权威的象征。文中的“民彝”思想就是要使人们从传统的只有帝王君主才有权统治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树立民主的、人民大众的统治权威，这就是“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即惟民主义和立宪政治。文章指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而国民死，专制活而自由亡”。他把矛头直指袁世凯：“今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要“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推拉其根株，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只有如此，“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运命始有成功之望”。该文的另一可贵之处是论述了“圣智”与“众庶”即英雄与人民的关系 ，认为圣智离开了小人、众庶是不能存在的，打破了旧传统对英雄的迷信。“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表达了他对资产阶级民主立宪政治的向往。但同时他又指出此种制度尚在试验中，好坏未知。如果不行，可以改变，但决不会退回到专制政治的老路上去，这一点是笃信无疑的。这就是说，李大钊认为，一旦新的民主立宪政治不适合中国国情，还可另辟蹊径，这种思想“在当时民主主义者中是任何人所没有的，正因为他有某种程度上的怀疑和保留，才为他后来在实践和理论上最早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选择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⑩。
1916年9月，李大钊鉴于袁世凯死后的国内形势，号召国民撞自由之钟迎青春中华新其之黎明。然而，在国会与督军团之间，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间交织着尖锐而复杂的矛盾，使一心想推动代议政治的李大钊极其失望，其思想倾向中调和成分越来越浓。
1917年1月至十月革命前，李大钊先后写下《调和之美》《辟伪调和》《调和之法则》《调和剩言》等文，把调和看成宇宙间美尚之品性美满之佳境；主张各派相安相容以免分崩离析；要求国人中之下等者，学欧美立宪国的下级国民相互敬爱，戒争吵斗殴。中产阶级要有绅士风度，在法律范围内行事。上流社会要以身作则，以立宪国民之修养来相劝勉。各人以克已之精神，养成守法循礼之习惯。基于调和论思想，李大钊颇瞩目于政治改良，曾说：“愚虽非如梁先生之单纯反对革命，而以良知所诏，则无论何时，皆反对暴力；其终极目的，亦在消免革命之祸。”?輥?輯?訛客观地说，李大钊在几乎同一时间里写的文章中，偶尔也流露出了呼唤暴力革命的迹象。但他认为，要造成真民主，靠军阀官僚、改良派和革命党中“专门政治的营业者”不行。因此，他大声疾呼：“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泯棼抱攘之政治，庶或有澄清统秩之一日乎？”?輥?輰?訛所谓“中流社会”“新中心势力”，是指新兴的资产阶级。由此观之，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前的政治思想，还未摆脱旧民主主义的窠臼。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临时政府与苏维埃政权并存。李大钊通过分析《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介绍《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纲领》，论述《俄国大革命之影响》，暗陈中国革命应以俄为鉴。4月27日，在《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一文中，李大钊第一次提到“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輥?輱?訛他指出“对于专制主义而有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有社会主义”，俄国政治革命之风云“有如日上中天之势”，在讴歌俄国民主共和制度的同时，李大钊政治思想中的社会主义意识日渐萌发，为其后接受十月革命道路打下了思想基础。
二、十月革命后至“五四”前，李大钊渐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本文认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赞同并积极宣传十月革命；二是初步认识到工农大众是国家和历史的主人，并号召工农为实现无剥削无压迫的社会而斗争；三是初具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观和阶级分析观。
1918年是李大钊政治思想变化发展极其重要的一年。《今》和《新的旧的》批判了盲目乐今的观点，号召国民要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不断淘汰旧的，大胆更换新的和富于生命的东西，迎头赶上社会潮流的奔腾流转。这反映了李大钊具有初步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尽管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遭到帝国主义舆论机器的一致反对和封锁，李大钊没有能够及时地做出反响，但他千方百计地通过日文和英文报刊，如饥似渴地了解和研究苏俄革命的各种情况。1918年7月，他写出了第一批欢呼十月革命的文章，即《法俄革命之比较观》、《Pan…isn之失败和Democracy之胜利》和《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虽不乏有调和东西方文明等偏颇，如把以往世界之进步，看成是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二者调和和演讲之结果；认为十月革命是俄人在“东洋文明之宗教的感化”与“西洋文明之政治的激动”下，基于人道、自由之思想，“将统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一跃而为社会民主矣”，?輥?輲?訛但这些文章对中国当时确实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他已意识到导致俄国沧桑巨变的是民众而不是中流社会，指出18世纪法国革命立于国家主义之上，20世纪俄国革命立于社会主义之上。他预言“20世纪初叶之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的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罗斯血潮之中”，“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实，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
1918年11月至1919年1月，李大钊接连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和《新纪元》，其思想不仅超出了同辈人和前辈人，而且提出了自己以前不曾有过的观点，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宣传十月革命的人。?輥?輳?訛李大钊在这一组著名论文中，首先力排众议，高屋建瓴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是联合国武力的胜利，也不是哪一国军阀资本家政府的胜利，而是“自由公理的胜利”、“民主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世界劳工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胜利与其说归功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不如说归功于列宁、李卜克内西、马克思等人。其次，李大钊运用初步掌握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观剖析了“一战”爆发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界线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着靠大战，把国家界线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并指出是世界的“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第三，李大钊通过十月革命突破帝国主义链条而取得胜利这一事实，揭示出十月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他肯定今后的世界将变成劳工的世界，劳工阶级要联合全世界同胞去打倒全世界资本阶级。这组著名论文的最光辉之处和最重要之点就是为中国人民找到了学习的榜样——苏联，找到了中国革命应该走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于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他对未来充满信心：“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2月，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指出，没有农民的解放就没有全体国民的解放，号召中国青年向苏联青年学习，到农村去宣传社会主义，认定要把现代社会的新文明、新思想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就要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1919年3月，《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提醒人们：“这个煤厂的工人约有八九千人。这样多数工人聚合的地方，竟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说明李大钊已开始萌发把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设想。1919年5月1日发表的《“五一节”May Day杂感》指出，这一天不仅是全世界工人的庆典，更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造成的日子！”这几个字格外光辉耀眼，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是第一次出现，其影响十分深远。?輥?輴?訛
这时的李大钊，开始从革命的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而渐变为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初步了解，促使他走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理想的圈子。应当说，这种转变是初步的、幼稚的、感性的，往往混杂有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痕迹，但他毕竟开始了这个伟大的转变。这就为他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创造了条件。
三、“五四”后，李大钊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后，尽管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泛起，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在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后，李大钊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輥?輵?訛。首先，他论述了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就提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结合的观点，开辟了提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先河。其次，他揭露了各种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的欺骗性，指出正因为有假冒，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张，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运动。再次，他公开宣称自己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最后，针对胡适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观，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观。“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李大钊强调，根本解决是坐等不来的，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从事联合工人的实际运动，作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有实现的可能，这就正确指出了无产阶级组织和领导工人的极端重要性，批判了消极、盲目等待的自发论，对指导中国革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通过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有明显的提高。他已经开始划清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界线，回答了在中国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革命的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深入的传播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1919年5月-11月，李大钊系统整理了所能搜集到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资料，尤其是日本学者河上肇的原著，经过归纳、综合、提炼，写成了传世之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輥?輶?訛论文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密不可分，“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李大钊比较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立了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标志着李大钊基本上完成了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开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注 释：
①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四）［M］. 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713页.
②⑦⑧⑨李在钊. 李大钊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1页，第7页，第27页，第36页.
③④⑤李大钊. 一院制与二院制［J］. 言治，1913，（3）.
⑥彭明，杨奎松.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十讲［M］. 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322页.
⑩?輥?輱?訛?輥?輳?訛?輥?輴?訛?輥?輷?訛马连儒. 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创始录［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13页，第15页，第17页，第25页，第38页.
?輥?輯?訛守常. 暴力与政治［J］. 太平洋，1917（1）.
?輥?輰?訛守常. 中心势力创造论［J］. 甲寅，1917（84）.
?輥?輲?訛?輥?輵?訛?輥?輶?訛李大钊. 李大钊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103-104页，第228页，第173页.
责任编辑 梅 宏
［关键词］ 李大钊 民主主义者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最初是一个带改良色彩的民主主义者，后来逐渐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并最终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一、十月革命前，李大钊是一个带改良色彩的民主主义者
1907年，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威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①是年十月，他参加了要求清政府开国会的罢课运动，开始投身政治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李大钊感奋不已。本想在建立和完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发挥自己在法律和政治方面的才识，但辛亥革命的结果又使他痛心疾首。1913年4月，在《大哀篇》中，李大钊尖锐地抨击了当时所谓的共和政体，指出“民政”“民权”“幸福”与黎明百姓无缘，完全变成了少数豪暴者的“专政”“窃权”“幸福”。在共和政体之下，“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尸骸暴露，饿殍横野”、“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②这就表明，李大钊已经把骗人的假共和政体与人民深广久远的痛苦紧紧连在一起了。
但是，必须指出，李大钊这时同旧立宪党人关系密切。他一面抨击假民权民意以济其私的军阀、官僚、政客；一面又热心地就北京政府立宪机关采取一院制还是两院制、应先颁布宪法或是先选 举总统等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③他认为，解决时弊的方法有三：一是整顿吏治，撤废都督；④二是举“善治者”治理国家，以振农、逼商、惠工；三是通过国民教育提高民智民德以厚民力。他认为“黎庶之患，不患在无护权之政制，患在无享权之能力”，唯有“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争夺政权之魄力，以从事于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届时“民力既厚，权自归焉”。⑤显然，这些言论具有改良派思想影响的痕迹。想到这种理想难以实现，李大钊曾产生过“出家”的念头。⑥坦率地说，这时他所渴望的是一种没有“党争”，“军争”，人人都有参政权，各派都以国家强盛，共谋民生幸福的民主国。
1914年，针对袁世凯雇佣古德诺为其复辟帝制造舆论，李大钊指出其“不惜掘发欧洲古代之文辞故事于亡国荒冢之中 ，以章饰新约法，谓国家即帝国其质，元首即终身其任”。他告诫国人：“欧美人之言，岂可尽恃哉！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⑦其爱国反帝的坚定性可见一斑。
1914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祖国危亡之际，李大钊斥责政府“无权以命我国民屈顺于敌”，深信“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⑧但最初，他对袁世凯还寄予某种希望，主张全国同心，“不可革命”，“以为现政府之后援。”随着袁政府对爱国学生的压迫和筹安会的出笼，李大钊很快识破了袁世凯的丑恶嘴脸，其政治观点日益明确起来。
1916年5月，李大钊写下《民彝与政治》，⑨进一步提出反对一切专制政治，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彝，指彝器，是古代帝王统治权威的象征。文中的“民彝”思想就是要使人们从传统的只有帝王君主才有权统治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树立民主的、人民大众的统治权威，这就是“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即惟民主义和立宪政治。文章指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而国民死，专制活而自由亡”。他把矛头直指袁世凯：“今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要“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推拉其根株，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只有如此，“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运命始有成功之望”。该文的另一可贵之处是论述了“圣智”与“众庶”即英雄与人民的关系 ，认为圣智离开了小人、众庶是不能存在的，打破了旧传统对英雄的迷信。“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表达了他对资产阶级民主立宪政治的向往。但同时他又指出此种制度尚在试验中，好坏未知。如果不行，可以改变，但决不会退回到专制政治的老路上去，这一点是笃信无疑的。这就是说，李大钊认为，一旦新的民主立宪政治不适合中国国情，还可另辟蹊径，这种思想“在当时民主主义者中是任何人所没有的，正因为他有某种程度上的怀疑和保留，才为他后来在实践和理论上最早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选择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⑩。
1916年9月，李大钊鉴于袁世凯死后的国内形势，号召国民撞自由之钟迎青春中华新其之黎明。然而，在国会与督军团之间，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间交织着尖锐而复杂的矛盾，使一心想推动代议政治的李大钊极其失望，其思想倾向中调和成分越来越浓。
1917年1月至十月革命前，李大钊先后写下《调和之美》《辟伪调和》《调和之法则》《调和剩言》等文，把调和看成宇宙间美尚之品性美满之佳境；主张各派相安相容以免分崩离析；要求国人中之下等者，学欧美立宪国的下级国民相互敬爱，戒争吵斗殴。中产阶级要有绅士风度，在法律范围内行事。上流社会要以身作则，以立宪国民之修养来相劝勉。各人以克已之精神，养成守法循礼之习惯。基于调和论思想，李大钊颇瞩目于政治改良，曾说：“愚虽非如梁先生之单纯反对革命，而以良知所诏，则无论何时，皆反对暴力；其终极目的，亦在消免革命之祸。”?輥?輯?訛客观地说，李大钊在几乎同一时间里写的文章中，偶尔也流露出了呼唤暴力革命的迹象。但他认为，要造成真民主，靠军阀官僚、改良派和革命党中“专门政治的营业者”不行。因此，他大声疾呼：“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泯棼抱攘之政治，庶或有澄清统秩之一日乎？”?輥?輰?訛所谓“中流社会”“新中心势力”，是指新兴的资产阶级。由此观之，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前的政治思想，还未摆脱旧民主主义的窠臼。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临时政府与苏维埃政权并存。李大钊通过分析《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介绍《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纲领》，论述《俄国大革命之影响》，暗陈中国革命应以俄为鉴。4月27日，在《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一文中，李大钊第一次提到“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輥?輱?訛他指出“对于专制主义而有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有社会主义”，俄国政治革命之风云“有如日上中天之势”，在讴歌俄国民主共和制度的同时，李大钊政治思想中的社会主义意识日渐萌发，为其后接受十月革命道路打下了思想基础。
二、十月革命后至“五四”前，李大钊渐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本文认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赞同并积极宣传十月革命；二是初步认识到工农大众是国家和历史的主人，并号召工农为实现无剥削无压迫的社会而斗争；三是初具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观和阶级分析观。
1918年是李大钊政治思想变化发展极其重要的一年。《今》和《新的旧的》批判了盲目乐今的观点，号召国民要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不断淘汰旧的，大胆更换新的和富于生命的东西，迎头赶上社会潮流的奔腾流转。这反映了李大钊具有初步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尽管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遭到帝国主义舆论机器的一致反对和封锁，李大钊没有能够及时地做出反响，但他千方百计地通过日文和英文报刊，如饥似渴地了解和研究苏俄革命的各种情况。1918年7月，他写出了第一批欢呼十月革命的文章，即《法俄革命之比较观》、《Pan…isn之失败和Democracy之胜利》和《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虽不乏有调和东西方文明等偏颇，如把以往世界之进步，看成是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二者调和和演讲之结果；认为十月革命是俄人在“东洋文明之宗教的感化”与“西洋文明之政治的激动”下，基于人道、自由之思想，“将统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一跃而为社会民主矣”，?輥?輲?訛但这些文章对中国当时确实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他已意识到导致俄国沧桑巨变的是民众而不是中流社会，指出18世纪法国革命立于国家主义之上，20世纪俄国革命立于社会主义之上。他预言“20世纪初叶之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的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罗斯血潮之中”，“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实，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
1918年11月至1919年1月，李大钊接连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和《新纪元》，其思想不仅超出了同辈人和前辈人，而且提出了自己以前不曾有过的观点，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宣传十月革命的人。?輥?輳?訛李大钊在这一组著名论文中，首先力排众议，高屋建瓴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是联合国武力的胜利，也不是哪一国军阀资本家政府的胜利，而是“自由公理的胜利”、“民主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世界劳工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胜利与其说归功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不如说归功于列宁、李卜克内西、马克思等人。其次，李大钊运用初步掌握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观剖析了“一战”爆发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界线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着靠大战，把国家界线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并指出是世界的“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第三，李大钊通过十月革命突破帝国主义链条而取得胜利这一事实，揭示出十月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他肯定今后的世界将变成劳工的世界，劳工阶级要联合全世界同胞去打倒全世界资本阶级。这组著名论文的最光辉之处和最重要之点就是为中国人民找到了学习的榜样——苏联，找到了中国革命应该走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于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他对未来充满信心：“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2月，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指出，没有农民的解放就没有全体国民的解放，号召中国青年向苏联青年学习，到农村去宣传社会主义，认定要把现代社会的新文明、新思想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就要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1919年3月，《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提醒人们：“这个煤厂的工人约有八九千人。这样多数工人聚合的地方，竟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说明李大钊已开始萌发把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设想。1919年5月1日发表的《“五一节”May Day杂感》指出，这一天不仅是全世界工人的庆典，更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造成的日子！”这几个字格外光辉耀眼，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是第一次出现，其影响十分深远。?輥?輴?訛
这时的李大钊，开始从革命的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而渐变为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初步了解，促使他走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理想的圈子。应当说，这种转变是初步的、幼稚的、感性的，往往混杂有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痕迹，但他毕竟开始了这个伟大的转变。这就为他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创造了条件。
三、“五四”后，李大钊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后，尽管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泛起，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在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后，李大钊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輥?輵?訛。首先，他论述了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就提出了马克思的理论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结合的观点，开辟了提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先河。其次，他揭露了各种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的欺骗性，指出正因为有假冒，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张，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运动。再次，他公开宣称自己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最后，针对胡适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观，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观。“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李大钊强调，根本解决是坐等不来的，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从事联合工人的实际运动，作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有实现的可能，这就正确指出了无产阶级组织和领导工人的极端重要性，批判了消极、盲目等待的自发论，对指导中国革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通过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有明显的提高。他已经开始划清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界线，回答了在中国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革命的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深入的传播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1919年5月-11月，李大钊系统整理了所能搜集到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资料，尤其是日本学者河上肇的原著，经过归纳、综合、提炼，写成了传世之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輥?輶?訛论文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密不可分，“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李大钊比较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立了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标志着李大钊基本上完成了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开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注 释：
①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四）［M］. 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713页.
②⑦⑧⑨李在钊. 李大钊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1页，第7页，第27页，第36页.
③④⑤李大钊. 一院制与二院制［J］. 言治，1913，（3）.
⑥彭明，杨奎松.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十讲［M］. 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322页.
⑩?輥?輱?訛?輥?輳?訛?輥?輴?訛?輥?輷?訛马连儒. 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创始录［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13页，第15页，第17页，第25页，第38页.
?輥?輯?訛守常. 暴力与政治［J］. 太平洋，1917（1）.
?輥?輰?訛守常. 中心势力创造论［J］. 甲寅，1917（84）.
?輥?輲?訛?輥?輵?訛?輥?輶?訛李大钊. 李大钊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103-104页，第228页，第173页.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