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是一个无论学术还是为人都很有个性的人物，而作为一个老北京人的先天语言优势，赋予了他连学术性表达都富于节奏和韵律的能力，他能把对方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回答得波澜迭起。同时他是一位快乐的老人，也是一位能让人快乐的老人，于是课堂与谈话，都诙谐而生动，与众乐乐。于是乎，与其让听者再技巧性地复述，不如原汁原味地听听他怎么说—
　　1995年，我的一个发小做个体生意发了点小财，有钱带着我到处去玩。其实我知道他就是把我当花瓶，你看，我有一个当教授的朋友。在这个过程中，我接触到了“小姐”，就是性工作者。
　　我是研究性社会学的，从学术上讲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你研究性社会学但不研究“小姐”这个问题，是很荒谬的，所以到了1998年，我就下定决心要做一点调查。

开发区和“小姐”

　　西南地区，我去过13个地方，发现各地政府都在强行搞开发。各个县都一窝蜂搞起了开发区，把两个大队的地一收，政府把公路建起来，老百姓就用征地得到的补偿，在公路两旁建房子，这就成了开发区。
　　这些地方兔子都不拉屎，谁会去那里投资呢？盲目开发的结果就是农民没地了，盖了房子钱也没了，那能干嘛？最开始只能做点小买卖，但是卖东西的人比买东西的人还多，那地方又不是交通要道，城里人不会来，也就发展不起来，只好发展性产业，只有“小姐”能把城里人吸引过来。尤其是城里经常扫黄，而开发区那种地方很“安全”。
　　这就是盲目发展经济，“GDP主义”盛行的结果。光是听我说你没感觉，去了之后就知道，这地方请我来我都不来，还招商引资？这都谁想出来的主意？你离省城还有100多公里，我疯了吗？把原材料拉到这里来，生产出东西再拉出去？
　　你这里是人工便宜，但路费就抵消掉了人工优势。而且，你有什么人工？都是农民。有一个地方，改革开放之前有一个造纸厂，因为它有大量稻草，这个厂有80多个工人，就成了“工业基础”。就这么一个县，它也弄一个开发区。就算在当地招工，那些农民是上来就能干得了活的吗？培训不得要钱？哪个投资者这么傻会跑你这来？交通又不方便，高速公路下来还得拐一弯儿，走20公里县道，下雨之后一层烂泥，哪怕生产的是纸盒，我也得拉出去呀。
　　所以完全是当地一些领导在那拍脑门。
　　我们去头两个地方没注意，开发区是早就有的，后来才发现开发区便于发展性产业。而且当地人又不消费，就是靠吸引县城里的人，当然也有省城的，但那个数量很少。开私家车120公里到你这找“小姐”，这玩意儿可能性太小了。

昙花一现

　　性产业在这种地方还容易引起事端，就是人们经常骂的，拐卖啊，禁锢啊，强迫卖淫啊，这都是真事儿。
　　因为在那些地方，好不容易弄来一“小姐”，当然不能让她跑喽，可“小姐”一看这地方没生意，当然要跑，于是就变成了强制。
　　在开放的地方，一个人看一个都看不住，何况还有两个，或者好几个。你24小时盯住她？怎么可能。而且开放的地方同业之间还有竞争，你要对她们不好，改天就被人家挖走了。在开放地区，暴力控制事实上根本行不通，她要真的不想干，出了门到对面她可以打工啊，可以卖东西啊，有的是就业机会。所以稍微收入低点，她就干别的去了。
　　可在西部县级开发区这种地方，就业机会很少，所以“小姐”也只好认了，至少还能有俩钱。除非你走很远，否则你也没别的可干。
　　2000年前后，县一级的开发区集中冒了出来，我去的时候是2004年和2005年，那时候房子盖起来了，但没人住了，饭馆也开不起来，有人就开了卡拉OK。一开发现，至少这个还有点儿生意做，好歹还有人来，尤其是外地人，“小姐”群体也就这么出现了。
　　一个县搞起来，旁边的县也跟着都搞起来，谁也别吸引谁了，得，大家都就地消费，但这种消费太有限，后来就都衰落了。2008年前后，我和调查时候认识的一个当地老板一起吃饭，他一直唉声叹气，说完了完了，这一行做不下去了。不用你扫已经自己消失了，没有市场嘛。农民也在不断地找出路，找挣钱机会。2000年以后农民出去外地跟疯了一样，本地就没什么人了，他那个镇已经完了。不光是村一级，到镇一级都基本上凋零了。

主动与半主动

　　然后我们发现，在发达地区，做这一行的人，个人主动的越来越多。我们在1999年做调查的时候，多数还是半主动的。她被工厂开除了，或者被老乡骗着过来了，这都是半主动的。
　　可是到了2005年以后，主动的就越来越多了，而且她不再经过工厂这样一个环节，原来是都在工厂里干过跑出来的，这时候实际上她们从农村家里出来就已经知道要干这行了，虽然很多时候不明说。
　　为什么会主动去干这行？自在呀，下午4点以前根本不用来上班，而且收入还比工厂高一点，高个20%、30%，甚至50%。我去看过工厂工人住的地方，大仓库改的，我的天哪，6层的床，几百个人住在一个大仓库里。大家只能把那个最瘦最小的孩子赶到最高层，怕压塌了。
　　农村的孩子，不像城里人住家小点儿还习惯。农村穷是穷，住房还是很宽敞的，它再小，也没那么多人住一起过。所以后面就受不了了，直接去外头做这行。
　　一旦做了这行以后，一两个月，熟悉了，她胆子就大了。我那时候奇怪一种情况，一个“小姐”不见了，我说这孩子哪去了，她也没跟任何人说，老板也不知道。一个比较要好的小姐妹就说，她昨天在街上听人说哪个地方不错就自己去了。她连怎么坐公交车都不知道就敢去，等车来了之后再问。我说天啊，这胆子可是够大的。

道德舆论的束缚？

　　无论主动被动做“小姐”，家里的道德舆论都是一个“束缚”，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问过她们这个问题。 　　她们往家里寄钱，不敢让家里人知道，就编个理由说在哪里哪里收银，家里不知道收银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多高级的工作。寄钱还得分开寄，一次不敢超过500块，太多了怕引起怀疑，很小心的。
　　到了2005年前后，村里大家都知道，许多盖了房子的就是干这个的，都知道了。我的学生去合肥做调查，还看到有夫妻档，甚至一家四五口一起干的。
　　2014年和2015年我们调查了26个农村点，最大的问题在哪呢？道德舆论的束缚似乎看不见了。在一个至少有上万人口的行政村，我要调查50个18岁～61岁的人，村长特别热情，开着摩托车到处跑去找人，居然连50个人都找不到。
　　没有人了，所以也就没有舆论了，人都没了哪来的道德束缚呢？越偏的地方越是这样，人都出去了，融入了一个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不会形成强有力的道德舆论约束，传统的价值观基本上也就解体了。
　　从这个侧面也可以透视所谓“新儒家”，我说那是好心人办坏事。你不能说它不好，他们也是为了“救国救民”哪，但实际上重建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很难。我就跟他们说，我都65岁了，我念过孔夫子吗？你们是念过，那是你有意识地在做这件事啊。我们从上学那天开始就没念过，你还怎么恢复？

为什么主动？

　　改革开放以后这30多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人们生活空前改善的时期，每个人的生活都比过去好多了，穷人虽然穷，纵向来看也比以前好得多，那为什么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却有这么多人甘愿主动做“小姐”呢？
　　马克思说，这叫相对贫困。生活好了不少，但是差距越来越大，农村的生活跟城里没法比，跟繁华的北京一比的话这个落差就更大了。人口的流动，造成人的欲望已经没有障碍了。打工妹从农村出来到工厂打工，一开始可能觉得还是比农村好嘛，但久而久之就坚持不下去了。
　　我问那些“小姐”，你回家吗？她们说其实还是挺经常回家的，但是回去待不住，没有玩伴了，村里同龄的孩子都走光了，连个朋友都没有了。一旦脱离农村来到城市，就会发现自由是最宝贵的。在农村的时候没感觉，跟着农时干活，大家干活就干活，也没人管你上下班的时间，到了工厂给制度一管，难受。
　　所以，这个行业的形成，从学术上来讲社会决定和社会建构的因素都有。我们强调建构，这是一种自主选择的结果。这个行业全靠强迫是不可能的，过去强迫比较多，现在很少了。
　　2007年我的一个硕士生的毕业论文就写这个题目，这个学生和3个“小姐”长时间住在一起观察和调查。这3个“小姐”自己合伙雇了一个“妈咪”，经常把这“妈咪”训得跟孙子似的。在我们传统印象中，都是老板雇“小姐”，“妈咪”管“小姐”，欺负“小姐”，这下反过来了。“妈咪”过去在这个行业里可是人上人啊，让这3个北方小孩给训得！我的学生就跟她们在同一个楼同一层住，真实地感受到这种新的关系。2010年我在昆明，也碰到过“小姐”反过来欺负经理的情况。
　　（根据对潘绥铭的采访整理，发表前未经其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