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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就是说，所有历史著作都是根据作者所生活的时代意识来书写的。因此，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不同的时代，就会有不同的评价，特别是那些与政治关系密切，或受到政治色彩涂抹的人事，当政治形势起了变化的时候，必然会出现新的评价。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鲁迅是与现实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作家，鲁迅研究中就涂抹了许多政治色彩。这种涂抹，适应了某种政治需要，或受到某种政治气候的影响，但却改变了鲁迅的本来面貌。因此，对鲁迅的重新解读和重新评价是必要的，这是历史的进步。
但是，重新解读和重新评价，目的是为了恢复鲁迅的本来面貌，而不是为翻案而翻案，不然，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一种曲解。因此，有两条基本原则是应该遵守的：其一，是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即从鲁迅本人的作品及其他原始资料出发，并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环境，而不是摭拾一些道听途说或凭空臆想的材料来进行推断；其二，是根据人文思想和社会进步的要求来进行评价，而不是以传统思想本身为依据来进行取合。
鲁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否正确，一向是鲁迅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之一，近年来又成了讨论的焦点，而且牵涉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问题，本文就此进行辨析。
大概出于对“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行动和“评法批儒”运动的反思，同时也受了新儒家理论观点的影响，有些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非议，认为它是激进主义的产物，说它割断了中国文化传统，造成了文化断裂的严重后果。而鲁迅当然难辞其咎，因为他被封为文化革命的主将，文化新军的英勇旗手。
但实际情况远非这么简单。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少数激进分子随心所欲地制造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入侵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和改革的历史。中国近代的改革运动，是在国难当头时被迫进行的，目的在于保国保种，而改革者的认识水平，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早期的改革者，只想引进外国的洋枪洋炮，学习他们的机器制造，以为这样就可以使中国富强起来，他们并不想改变原有的政治体制，更没有意识到要进行文化思想上的改革。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是这种形而下改革思想的代表。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了此路不通，于是新的改革者悟到了器物改革的不足，而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开始只是一种改良的主张，即所谓维新变法，但当权的慈禧却以鲜血结束了这场变法运动。这结果是刺激了革命运动的发展，直到1911年推翻了帝制，建立于民国。中华民国的建立，虽然改变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但没有改善中国的混乱状况，这又使得改革者进入了新的思考。鲁迅后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所说的一段话，大致代表了这种思考过程：“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这里所谓改革国民性，也就是要改革文化思想的意思。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时代的共识，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才开始了文化革命运动。所以说，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改革发展的深化，是历史的必然。
至于当时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批判对象，甚至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一则，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影响最大，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起着主导地位；二则，在现实政治中，袁世凯正打着尊孔崇儒的招牌，妄图恢复帝制。新文化运动不是书斋里的学术讨论，而是一场社会变革，所以必然有着现实针对性。俗语说：厌恶和尚，憎及袈裟。袁世凯既然以孔子作为他的敲门砖，那么反对者以孔子作为攻击对象，也是必然的。何况在孔子的学说里，的确也有为权势者设想的办法。如果离开了特定的时代背景，来指责新文化运动的指向，那就难免有些错怪。我们只要看看鲁迅对于孔子，主要批判的是他在现代生活中的影响，如《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就可明白。至于有些人把20世纪中期“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看作是五四时期反传统文化的后遗症，那更是不切实际。这大概是远在外洋用望远镜遥看的结果。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倒是传统思想泛滥时期，什么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无一不是忠君思想、迷信观念的恶性发展，其实倒是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夭折的表现。
鲁迅是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以批判旧文化的锐利性著称。但要说他是文化传统的割裂者，则是不符合实际的。早在1907年所写的《文化偏至论》里，他就申述过自己的文化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这就是说，他是很看重中国文化固有之血脉的，只是认为不能落后于世界之潮流，所以必须有所变革，有所发展；而创造新文化的目的，则在于启发国人的觉悟，张扬个性，改变中国的现状。这一主张，鲁迅可说是终生遵守，从不动摇。
鲁迅讨论文化问题，决定文化取舍的一个大前提，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人民的生存，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他在《随感录三十五》中说：“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他与国粹派的争论，主要在于出发点的不同：国粹派是看重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所以要保存国粹，而鲁迅则认为“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他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所以他反对国粹主义。
但是他对国粹派还是有分析的。因为，人们虽然同样说着“保存国粹”这一句话，但实际内容却大不相同。“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一是爱国志士，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题目的后面，各各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同上文)对于保存国粹的志士们，鲁迅是崇敬的，他跟着国粹派的精神领袖章太炎学习小学，就说明了他的态度。但对五四时期的国粹派就不同了。虽然其中头面人物刘师培，也是晚清国粹派的主要角色，而这时，“保存国粹”的内涵不同了，这些人在五四时期再打出“保存国粹”的旗号，则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意思，所以鲁迅大加反对，他在致钱玄同的信中把刘师培和国粹派大骂了一通，用语相当尖刻。
或者有人会说，对于国粹派的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反映了鲁迅在不同时代的文化思想的变化。这自然也不无道理，但即使在后一时期，鲁迅对宣扬旧文化、主张保存国粹的人们也 是区别对待的。我们常常在各种文学史料书籍和其他选本上，看到鲁迅揭露章士钊用错典故、指责学衡派文句不通、嘲笑上海的所谓“国学家”们“错字迭出，破句连篇”，遂以为鲁迅是从根本上否定“国学”和“国学家”的。其实不然。鲁迅否定的是那些假“国学”和假“国学家”，以及他们所提倡的文化方向。试想，反对新文化提倡旧文化的人，却弄不懂旧典，反对白话文提倡文言文的人，却写不通文言，反对新学标榜国学的人，却点不断旧籍，这叫人如何能看得起呢?有如时下倡导“国学”的大学校长，却在他的演讲中读错古诗的字音一样，这只能给人一种滑稽感。难怪鲁迅要讽刺道：“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估<学衡)》)而对于真正的国学家们，鲁迅却是很尊重的。且不说对于他的老师章太炎这位“有学问的革命家”，始终抱着敬意，虽然后来因为自己主张白话，不敢去见他，而且对章太炎以现在的口头语有许多是古语而认为非深通小学即要出错的主张，有所批评，但对他的人品学问，仍很敬仰。这种敬仰之意，从鲁迅临终前所写的两篇纪念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可以看出。就是对于政治主张很不相同的王国维，鲁迅也是很尊重的，只因为他的确有学问，而且做出了很好的成绩。鲁迅在严厉地批评那些假“国学家”的同时，却举出他所看重的真“国学”和真“国学家”来示范道：“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不懂的音译(二)》)鲁迅不但对这位常被别人做成夹肉面包的“老实人”的学术成就予以赞扬，就是对“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刘师培，也还是有分析的。他一面揭露刘师培出卖革命的叛徒嘴脸，批判他复古的文化方向，但并不否定其学术成果。鲁迅在广州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时，一开始就介绍道：“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可见其重视的程度。
1925年，鲁迅应《京报》的征求，写过一篇《青年必读书》的答卷，说是“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此答卷曾引起轩然大波，批判、攻击的文章和信件一大堆，至今犹有人认为鲁迅是彻底否定中国典籍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但这答卷是有针对性的。五四运动退潮以后，新文化阵营在分化，复古势力重新活跃起来，各类学者文人都在《青年必读书》的答卷中大开其古籍书目，引导青年钻进故纸堆中去，其实有些书目连他们自己也未必读过。鲁迅对这种情况是很反感的，因此在答卷的正栏中他写道：“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也就是拒绝回答的意思。而在“附注”栏里却写出上述的惊人之语。但他还是作了一些说明。如说“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这就是说，他这话是对一般青年说的，如若专门研究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化，自然另当别论。这只要看看他开给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学生许世瑛的书单，即可明白。
而且，事实上，鲁迅也并不是一概反对读中国书，他反对读经，却主张读史。所谓经者，是指儒家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这本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却要用它来指导两千年后的现实运动，当然是不可能的，必然要引起立足于“现在”的鲁迅的反对。但是，他竭力主张读史，因为可以从史书里找到历史经验，有利于改革。他在写作《青年必读书》后六天，就在《忽然想到(四)》里说道：“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同年年底，他又发表《读经与读史》(《这个与那个》之一)，明确提出反对读经而主张读史，因为经书不能挽救中国的衰败，而史书却有助于人们的清醒。“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账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
既然鲁迅并不一概反对读中国书，那么为何他要说出那样激烈的话呢?我想，这一方面出于他作为改革者的急切心情，另一方面也与他对中国人的接受态度的估计有关。鲁迅曾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无声的中国》)所以这些改革者常有拆屋顶之论，是不足为奇的。
同样，鲁迅对于旧道德的批判，也是充分说理的。他在五四时期写过两篇长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就是反对夫权主义和父权主义的，他从人本主义出发，提出应尊重妇女和儿童的个性和独立地位，反对把他们作为私产，作为工具。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现在社会上夫权主义虽然尚未肃清，但在理论上反对妇女解放的声音是不大听到了，而对于儿童解放问题，却时有非议，因为这牵涉到所谓“孝道”。在传统文化的鼓吹者看来，仿佛现在有些子女对父母的不孝，都是因为五四新人物提倡“非孝”之故，真是罪莫大焉。其实这是一种歪曲。因为五四新人物所要求的是要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所批判的是违反人性的所谓孝道，而不是反对对于父母长辈正常的照顾。即以鲁迅对于《二十四孝图》的批判为例吧，他在以这本书名为题的回忆散文中说：“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不过年幼无知，只用了私见来解释‘孝顺’的做法，以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不但感到难，而且有许多不解甚至反感之处，特别是对于“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这两件事之所以使鲁迅反感，前者在其“诈”，在其矫情；后者则更是违反人性，十分可怕了。鲁迅从儿童的真诚心理和人文主义观念出发，对《二十四孝图》提出指责，是正确的，值得后学者认真思考。但现在有些人却打着恢复传统文化的名义，又大力宣传此种孝道了，有些地方重印《二十四孝图》，对儿童、青年进行教育，有些风景区甚至将二十四孝故事做成雕塑，向游人宣示。且不说“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等悖逆儿童心理和违反人性的故事不宜再行宣传，就是“哭竹生笋”、“卧冰求鲤”等稀奇古怪之事，也难以学习。树立榜样是要让人学习的，而宣传这些故事，却叫人如何学习呢?这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毛病了，中国的宣传家们总喜欢树立一些离普通人很远、别人难以学习的榜样来，不说得稀奇古怪总不肯歇手，只图自己说得畅快，实际上却很使人反感。现在还拿这些不情的故事来宣扬孝道，其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的了。
由此看来，鲁迅以及其他五四新人们批判旧文化旧道德的文章，还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至少，我们应该学会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化问题，从人文主义出发来评判是非。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鲁迅是与现实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作家，鲁迅研究中就涂抹了许多政治色彩。这种涂抹，适应了某种政治需要，或受到某种政治气候的影响，但却改变了鲁迅的本来面貌。因此，对鲁迅的重新解读和重新评价是必要的，这是历史的进步。
但是，重新解读和重新评价，目的是为了恢复鲁迅的本来面貌，而不是为翻案而翻案，不然，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一种曲解。因此，有两条基本原则是应该遵守的：其一，是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即从鲁迅本人的作品及其他原始资料出发，并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环境，而不是摭拾一些道听途说或凭空臆想的材料来进行推断；其二，是根据人文思想和社会进步的要求来进行评价，而不是以传统思想本身为依据来进行取合。
鲁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否正确，一向是鲁迅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之一，近年来又成了讨论的焦点，而且牵涉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问题，本文就此进行辨析。
大概出于对“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行动和“评法批儒”运动的反思，同时也受了新儒家理论观点的影响，有些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非议，认为它是激进主义的产物，说它割断了中国文化传统，造成了文化断裂的严重后果。而鲁迅当然难辞其咎，因为他被封为文化革命的主将，文化新军的英勇旗手。
但实际情况远非这么简单。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少数激进分子随心所欲地制造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入侵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和改革的历史。中国近代的改革运动，是在国难当头时被迫进行的，目的在于保国保种，而改革者的认识水平，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早期的改革者，只想引进外国的洋枪洋炮，学习他们的机器制造，以为这样就可以使中国富强起来，他们并不想改变原有的政治体制，更没有意识到要进行文化思想上的改革。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是这种形而下改革思想的代表。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了此路不通，于是新的改革者悟到了器物改革的不足，而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开始只是一种改良的主张，即所谓维新变法，但当权的慈禧却以鲜血结束了这场变法运动。这结果是刺激了革命运动的发展，直到1911年推翻了帝制，建立于民国。中华民国的建立，虽然改变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但没有改善中国的混乱状况，这又使得改革者进入了新的思考。鲁迅后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所说的一段话，大致代表了这种思考过程：“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这里所谓改革国民性，也就是要改革文化思想的意思。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时代的共识，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才开始了文化革命运动。所以说，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改革发展的深化，是历史的必然。
至于当时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批判对象，甚至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一则，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影响最大，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起着主导地位；二则，在现实政治中，袁世凯正打着尊孔崇儒的招牌，妄图恢复帝制。新文化运动不是书斋里的学术讨论，而是一场社会变革，所以必然有着现实针对性。俗语说：厌恶和尚，憎及袈裟。袁世凯既然以孔子作为他的敲门砖，那么反对者以孔子作为攻击对象，也是必然的。何况在孔子的学说里，的确也有为权势者设想的办法。如果离开了特定的时代背景，来指责新文化运动的指向，那就难免有些错怪。我们只要看看鲁迅对于孔子，主要批判的是他在现代生活中的影响，如《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就可明白。至于有些人把20世纪中期“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看作是五四时期反传统文化的后遗症，那更是不切实际。这大概是远在外洋用望远镜遥看的结果。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倒是传统思想泛滥时期，什么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无一不是忠君思想、迷信观念的恶性发展，其实倒是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夭折的表现。
鲁迅是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以批判旧文化的锐利性著称。但要说他是文化传统的割裂者，则是不符合实际的。早在1907年所写的《文化偏至论》里，他就申述过自己的文化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这就是说，他是很看重中国文化固有之血脉的，只是认为不能落后于世界之潮流，所以必须有所变革，有所发展；而创造新文化的目的，则在于启发国人的觉悟，张扬个性，改变中国的现状。这一主张，鲁迅可说是终生遵守，从不动摇。
鲁迅讨论文化问题，决定文化取舍的一个大前提，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人民的生存，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他在《随感录三十五》中说：“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他与国粹派的争论，主要在于出发点的不同：国粹派是看重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所以要保存国粹，而鲁迅则认为“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他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所以他反对国粹主义。
但是他对国粹派还是有分析的。因为，人们虽然同样说着“保存国粹”这一句话，但实际内容却大不相同。“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一是爱国志士，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题目的后面，各各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同上文)对于保存国粹的志士们，鲁迅是崇敬的，他跟着国粹派的精神领袖章太炎学习小学，就说明了他的态度。但对五四时期的国粹派就不同了。虽然其中头面人物刘师培，也是晚清国粹派的主要角色，而这时，“保存国粹”的内涵不同了，这些人在五四时期再打出“保存国粹”的旗号，则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意思，所以鲁迅大加反对，他在致钱玄同的信中把刘师培和国粹派大骂了一通，用语相当尖刻。
或者有人会说，对于国粹派的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反映了鲁迅在不同时代的文化思想的变化。这自然也不无道理，但即使在后一时期，鲁迅对宣扬旧文化、主张保存国粹的人们也 是区别对待的。我们常常在各种文学史料书籍和其他选本上，看到鲁迅揭露章士钊用错典故、指责学衡派文句不通、嘲笑上海的所谓“国学家”们“错字迭出，破句连篇”，遂以为鲁迅是从根本上否定“国学”和“国学家”的。其实不然。鲁迅否定的是那些假“国学”和假“国学家”，以及他们所提倡的文化方向。试想，反对新文化提倡旧文化的人，却弄不懂旧典，反对白话文提倡文言文的人，却写不通文言，反对新学标榜国学的人，却点不断旧籍，这叫人如何能看得起呢?有如时下倡导“国学”的大学校长，却在他的演讲中读错古诗的字音一样，这只能给人一种滑稽感。难怪鲁迅要讽刺道：“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估<学衡)》)而对于真正的国学家们，鲁迅却是很尊重的。且不说对于他的老师章太炎这位“有学问的革命家”，始终抱着敬意，虽然后来因为自己主张白话，不敢去见他，而且对章太炎以现在的口头语有许多是古语而认为非深通小学即要出错的主张，有所批评，但对他的人品学问，仍很敬仰。这种敬仰之意，从鲁迅临终前所写的两篇纪念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可以看出。就是对于政治主张很不相同的王国维，鲁迅也是很尊重的，只因为他的确有学问，而且做出了很好的成绩。鲁迅在严厉地批评那些假“国学家”的同时，却举出他所看重的真“国学”和真“国学家”来示范道：“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不懂的音译(二)》)鲁迅不但对这位常被别人做成夹肉面包的“老实人”的学术成就予以赞扬，就是对“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刘师培，也还是有分析的。他一面揭露刘师培出卖革命的叛徒嘴脸，批判他复古的文化方向，但并不否定其学术成果。鲁迅在广州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时，一开始就介绍道：“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可见其重视的程度。
1925年，鲁迅应《京报》的征求，写过一篇《青年必读书》的答卷，说是“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此答卷曾引起轩然大波，批判、攻击的文章和信件一大堆，至今犹有人认为鲁迅是彻底否定中国典籍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但这答卷是有针对性的。五四运动退潮以后，新文化阵营在分化，复古势力重新活跃起来，各类学者文人都在《青年必读书》的答卷中大开其古籍书目，引导青年钻进故纸堆中去，其实有些书目连他们自己也未必读过。鲁迅对这种情况是很反感的，因此在答卷的正栏中他写道：“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也就是拒绝回答的意思。而在“附注”栏里却写出上述的惊人之语。但他还是作了一些说明。如说“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这就是说，他这话是对一般青年说的，如若专门研究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化，自然另当别论。这只要看看他开给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学生许世瑛的书单，即可明白。
而且，事实上，鲁迅也并不是一概反对读中国书，他反对读经，却主张读史。所谓经者，是指儒家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这本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却要用它来指导两千年后的现实运动，当然是不可能的，必然要引起立足于“现在”的鲁迅的反对。但是，他竭力主张读史，因为可以从史书里找到历史经验，有利于改革。他在写作《青年必读书》后六天，就在《忽然想到(四)》里说道：“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同年年底，他又发表《读经与读史》(《这个与那个》之一)，明确提出反对读经而主张读史，因为经书不能挽救中国的衰败，而史书却有助于人们的清醒。“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账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
既然鲁迅并不一概反对读中国书，那么为何他要说出那样激烈的话呢?我想，这一方面出于他作为改革者的急切心情，另一方面也与他对中国人的接受态度的估计有关。鲁迅曾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无声的中国》)所以这些改革者常有拆屋顶之论，是不足为奇的。
同样，鲁迅对于旧道德的批判，也是充分说理的。他在五四时期写过两篇长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就是反对夫权主义和父权主义的，他从人本主义出发，提出应尊重妇女和儿童的个性和独立地位，反对把他们作为私产，作为工具。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现在社会上夫权主义虽然尚未肃清，但在理论上反对妇女解放的声音是不大听到了，而对于儿童解放问题，却时有非议，因为这牵涉到所谓“孝道”。在传统文化的鼓吹者看来，仿佛现在有些子女对父母的不孝，都是因为五四新人物提倡“非孝”之故，真是罪莫大焉。其实这是一种歪曲。因为五四新人物所要求的是要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所批判的是违反人性的所谓孝道，而不是反对对于父母长辈正常的照顾。即以鲁迅对于《二十四孝图》的批判为例吧，他在以这本书名为题的回忆散文中说：“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不过年幼无知，只用了私见来解释‘孝顺’的做法，以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不但感到难，而且有许多不解甚至反感之处，特别是对于“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这两件事之所以使鲁迅反感，前者在其“诈”，在其矫情；后者则更是违反人性，十分可怕了。鲁迅从儿童的真诚心理和人文主义观念出发，对《二十四孝图》提出指责，是正确的，值得后学者认真思考。但现在有些人却打着恢复传统文化的名义，又大力宣传此种孝道了，有些地方重印《二十四孝图》，对儿童、青年进行教育，有些风景区甚至将二十四孝故事做成雕塑，向游人宣示。且不说“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等悖逆儿童心理和违反人性的故事不宜再行宣传，就是“哭竹生笋”、“卧冰求鲤”等稀奇古怪之事，也难以学习。树立榜样是要让人学习的，而宣传这些故事，却叫人如何学习呢?这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毛病了，中国的宣传家们总喜欢树立一些离普通人很远、别人难以学习的榜样来，不说得稀奇古怪总不肯歇手，只图自己说得畅快，实际上却很使人反感。现在还拿这些不情的故事来宣扬孝道，其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的了。
由此看来，鲁迅以及其他五四新人们批判旧文化旧道德的文章，还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至少，我们应该学会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化问题，从人文主义出发来评判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