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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台湾同名电影改编的现代话剧作品《搭错车》，在话剧业陷入低谷的80年代掀起演出狂潮，形成轰动一时的“搭错车”现象。虽然学术界对其艺术品质褒贬不一，但其新颖的舞台形式、探索性的演剧方式激发了戏剧界对“大空间”戏剧探索以及音乐歌舞剧发展的热烈讨论，在当代戏剧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关键词：《搭错车》；“搭错车”现象；戏剧接受
现代话剧《搭错车》是一部根据台湾同名电影改编的，融音乐、舞蹈于一体的现代话剧作品，由沈阳话剧团（简称“沈话”）于1985年创作并演出。该剧以歌女阿美的命运为主线，将一些观众喜爱的流行歌曲巧妙串联起来，融现代舞、民族舞以及戏曲舞蹈为一体，辅以声电等舞台特效，给观众全新的视听享受，受到极大的欢迎，演出场次和观影人数屡创历史记录，在话剧演出史上形成特有的“搭错车”现象，影响深远。
一、《搭错车》繁华的演出盛况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陆民众对文化艺术的消费呈现多元化发展，伴随着娱乐方式的日益增多，人们的兴趣爱好亦随之发生转移。受影视作品以及流行娛乐产业的冲击，大陆话剧舞台呈现出日趋萧条的景象，此前的探索戏剧热潮风光不再，各大话剧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地处北方的沈阳话剧团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1985年春节期间，“沈话”的《少帅蒙难记》在沈阳演出遇冷，为此投入的大量精力、财力付之东流，并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而当时一些并不出名的香港歌星赴沈演出，票价奇高且十分抢手，这种反差现象迫使剧团领导重新审视和研究当代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他们发现：传统的、为配合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而产生的“说教”味极浓、一味固守传统表演形式而不敢越雷池半步的话剧已经离观众的审美需求越来越远，跟不上观众审美兴趣的变化，也不能有效解决话剧与观众之间的供需矛盾。于是他们立足冒险，以破釜沉舟的勇气推出了自己称之为“音乐歌舞故事剧”的《搭错车》。
《搭错车》取流行艺术之长，溶歌舞、话剧为一台，并从通常的镜框式话剧舞台转移到有四面看台的辽宁体育馆中，意在吸引更多的观众买票看戏，获得更大的票房收入。为此，“沈话”顶住财务压力，孤注一掷，购置了2万元的设备、150套彩衣，招聘了几十名舞蹈演员，开始排演《搭错车》。整个演出载歌载舞，通过主人公“阿美”的命运起伏巧妙地将单个的剧、舞、歌、乐等元素自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的艺术整体。同时，环形的体育场让观众通过俯视视角观剧，“大空间”艺术所特有的瑰丽奇伟的场面营造出强大的感染力，通俗歌曲和舞蹈推动剧情走向高潮，观众如痴如醉地沉浸于这出面目全新的音乐歌舞故事剧之中，这一别出心裁的尝试获得了巨大成功。《搭错车》首演即获得好评，随后仅仅用了3年时间，这部剧已经在全国18个省85个城市连续演出约1460场，观众累计达230万人次，票房总收入超116万元，“创新中国成立以来话剧演出的最高纪录”，沈阳话剧团也因此摆脱了经济困境，创造了观演及票房奇迹。
《搭错车》的旋风席卷全国，所到之处，观众无不为之痴狂。从1985年首演即引起轰动到1988年荣获为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举行专场演出之殊荣，沈阳话剧团“六过长江，四赴北疆，北自鹤岗，南到汕头；东至厦门，西到成都”，所到之处无不受到观众的热情追捧。1988年2月3日晚，伴随着“酒干倘卖无……”的歌声，现代话剧《搭错车》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超千场纪念演出准时开始。这个可容纳18000名观众的体育馆内座无虚席，时任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中顾委常委肖克、陈锡联，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副主席张庚、吴祖光，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陈昊苏以及首都戏剧界诸多专家学者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曹禺感慨道，“你们叫我很惊讶，这么大的场子第一次坐满了这么多戏剧观众，说明很有吸引力，有魅力。你们的路子走得对，很有希望”。2月5日，中国剧协艺委会、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和《戏剧评论》编辑部联合举行《搭错车》演出超千场纪念会。会上，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名誉会长宋任穷将题有“大型歌舞故事剧《搭错车》超千场演出纪念奖”的镜框赠予沈阳话剧团，文化部部长高占祥代表文化部向沈阳话剧团颁发了奖金。
二、《搭错车》广受欢迎的原因
1987年首都话剧信息交流会上，廖玮在发言谈到辽宁省的戏剧概况时，高度评价了《搭错车》，“我们辽宁称其为‘搭错车’现象”。1988年，《搭错车》演出千场后，《中国戏剧》杂志社专门组织学者对“搭错车”现象进行讨论研究，试图以探讨“‘搭错车’现象”的成因为契机来进一步探寻何谓话剧的“本体论”问题。作为一部现象级作品，《搭错车》是商业话剧成功探索的典范。其成功与它在构思、演出以及宣传上另辟蹊径、独树一帜有关。
首先，《搭错车》迎合了观众的审美心理变化，满足了观众新的娱乐消费的需求。这一节要认真谈，谈具体。观众对“说教”剧的厌倦，内容老套枯燥，传统话剧成了只会“说话”的戏剧，形式单一陈旧，模式化，审美疲劳。观众受港台戏剧的刺激，更加注重审美艺术而不是思想教育。《搭错车》内容上走通俗路线，简单易懂，属于苦情戏，赚足观众眼泪等。要收集资料，比如观众观看《搭错车》演出后的感想或采访（口述），一些演出报道，编读往来
其次，《搭错车》的编导艺术和舞台探索广受好评。《搭错车》产生于通俗歌曲走红的时期，所以编导以通俗音乐作为贯穿全剧的主线，把零散的情节和场景片段统摄在这一条繁复起落的主线之上，并充分运用通俗歌曲和舞蹈场面推动剧情走向高潮。《搭错车》的编导创作具有强烈的开拓精神，“胸怀胆略勇于创新，纳当代影视、幻灯、时装、声相电光之技巧，熔歌、舞、剧于一炉”，充满新意，别具异彩，获得学者的高度认可。《搭错车》在观众对戏剧的离心倾向日渐严重的状况下连续演出超千场，形成一种戏剧现象，其先锋的剧场空间探索意识得到了戏剧界的肯定。再次，从观众构成来看，话剧、戏曲、交响乐、通俗歌曲等不同的艺术演出，观众队伍通常是相对固定的，即观众对艺术形式的选择是定向的，除少数情况外，几种观众成分大部分不产生交叉。而《搭错车》这样“大空间”的戏剧演出，融歌、舞、剧为一体，有一种兼收并蓄的力量，弥补了不同类型观众欣赏心理上的差异性，把观众统一到歌舞故事的空间里。观众置身于一个新型的、综合的、全方位的艺术空间，可以从多角度选择自己所需。热爱戏的观众可以看戏，喜欢歌舞的观众可以享受流行艺术；文化程度高的观众从戏剧中感悟人生，文化程度低的观众则领略狂歌劲舞的魅力。 最后，该剧在商业宣传和运作上的成功。《南方周末》在《宽门还是窄门？——戏剧不完全三十年记录》一文中，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搭错车》在卖票伊始遭遇了困难，观众一看是“话剧团”，扭头就走。王延松请来电视台广告部给《搭错车》拍了一个片花。片花是主人公“阿美”站在王延松为她设计的舞台上唱歌的特写镜头。舞台是有机玻璃做的，四边点缀着彩色的玻璃灯泡。广告片一播，票奇迹般一售而空。电视媒介的宣传为《搭错车》的成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三、《搭错车》的演出意义
尽管也有评论家对《搭错车》的艺术性表达过质疑，“但是作为戏剧现象绝不能轻视”。其成就与局限构成现象的丰富性，并在当代戏剧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意义非凡。
首先，《搭错车》和“搭错车”现象唤起了戏剧界观众意识的觉醒。《搭错车》诞生于戏剧的低谷时期，严峻的生存危机激发戏剧工作者不得不重新审视戏剧与观众的关系。法国戏剧理论家萨塞认为，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观众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说，没有演员就演不成一台戏，那没有观众，戏剧又演给谁看呢？因此，观众是戏剧艺术的最后一个、也是至关重要的创作过程。“搭错车”现象的轰动充分说明了《搭错车》这部戏找到了与当代观众相联系的心理契合点。导演王延松先后发表了《面对当代观众的导演艺术》和《面对现代观众的导演艺术》两篇文章。他认为，在观众群体对轻音乐、迪斯科这些流行元素痴迷的时候，《搭错车》的探索“少了一些文人的清高，多了些普通大众的质朴”，因而获得了成功。
其次，在商业剧探索演出中起到引领作用。过去看轻“商业剧”，这种戏剧类型在中国一直不发达，不受重视也不看好。《搭错车》敢为人先，积累成功经验。童道明认为，“正是由于改革开放这个社会大环境与思想解放的剧坛小环境相结合”[4]，才能产生《搭错车》这样引起轰动的戏，“我们以往对有商品性的通俗文化一般是持批判态度的，这几年我国也产生了这种文化形态，我们对此要以更积极的眼光来看待，至少也应持一分为二的态度。《搭错车》从其品格来说，一点也不低俗。”[5]谭霈生教授认为，“在剧团目前这种演出不景气的状况下，应该出现而且呼唤商业戏剧。不要一听见商业戏剧就认为低级庸俗”。林克欢认为，“通俗文艺不一定都低俗……通俗戏剧同样面临一个提高问题，如何走向艺术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搭错车》的成功就在于形式和内容的通俗化以及道德伦理取向的大众化，“搭错车”现象为陷入困境的话剧界提供了发展思路：戏剧的商品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戏剧可以有多元化的价值追求，不能定为一尊、排斥其它。
再次，《搭错车》和“搭错车”现象激发了戏剧界对剧场空间和戏剧本体的探索。《搭错车》的空间探索，为戏剧界发展戏剧、拉回观众提供了一套新思路。戏剧家们的眼光不再局限在“小剧场”戏剧一条路上，逐渐开始思考“大剧场”戏剧的发展之路。在话剧本体论上，评论界持兼容并包态度，主张在保持本质同时更加成熟。《搭错车》是一部成功的音乐歌舞故事剧。戏剧可以向各种艺术吸收营养，如小说、电影、曲艺、杂技、歌舞等……以丰富自身的存在。这种杂糅除了文体上的互渗以外，还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等不同美学风格的戏剧杂交融合，追求戏剧的多元化和丰富性。
四、结语
《搭错车》引发的戏剧探索如同昙花一现般地绽放、谢幕，不免让人遗憾。究其原因，这与当代戏剧界缺乏对音乐歌舞故事剧自身规律、艺术层次、受众审美以及市场运营的深入认识有关。但是其深遠影响仍在，《搭错车》和“搭错车”现象已经成为名词条目写进各种中国现当代戏剧论著和工具书，其历史价值得到学界的认可，其现实效应仍在持续，2015年《搭错车》电视剧在大陆拍摄并热播，其对现代音乐剧和商业戏剧的推动价值也日益彰显。
参考文献：
[1][2]《搭错车》超千场纪念演出在京举行[J].戏剧报，1988（3）：22.
[3]若观.《台湾舞女》与《搭错车》的艺术风格比较[A].收录于福建戏剧从论（第二辑）[C]，1987：133-142.
[4]黄维钧等.“《搭错车》现象”如是观——本刊召开音乐歌舞剧《搭错车》座谈会纪要[J].戏剧报，1988（3）：8-10.
作者简介：卢炜（1987.02-），江苏扬州人，讲师，扬州大学文学院2014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戏剧接受研究。
关键词：《搭错车》；“搭错车”现象；戏剧接受
现代话剧《搭错车》是一部根据台湾同名电影改编的，融音乐、舞蹈于一体的现代话剧作品，由沈阳话剧团（简称“沈话”）于1985年创作并演出。该剧以歌女阿美的命运为主线，将一些观众喜爱的流行歌曲巧妙串联起来，融现代舞、民族舞以及戏曲舞蹈为一体，辅以声电等舞台特效，给观众全新的视听享受，受到极大的欢迎，演出场次和观影人数屡创历史记录，在话剧演出史上形成特有的“搭错车”现象，影响深远。
一、《搭错车》繁华的演出盛况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陆民众对文化艺术的消费呈现多元化发展，伴随着娱乐方式的日益增多，人们的兴趣爱好亦随之发生转移。受影视作品以及流行娛乐产业的冲击，大陆话剧舞台呈现出日趋萧条的景象，此前的探索戏剧热潮风光不再，各大话剧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地处北方的沈阳话剧团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1985年春节期间，“沈话”的《少帅蒙难记》在沈阳演出遇冷，为此投入的大量精力、财力付之东流，并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而当时一些并不出名的香港歌星赴沈演出，票价奇高且十分抢手，这种反差现象迫使剧团领导重新审视和研究当代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他们发现：传统的、为配合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而产生的“说教”味极浓、一味固守传统表演形式而不敢越雷池半步的话剧已经离观众的审美需求越来越远，跟不上观众审美兴趣的变化，也不能有效解决话剧与观众之间的供需矛盾。于是他们立足冒险，以破釜沉舟的勇气推出了自己称之为“音乐歌舞故事剧”的《搭错车》。
《搭错车》取流行艺术之长，溶歌舞、话剧为一台，并从通常的镜框式话剧舞台转移到有四面看台的辽宁体育馆中，意在吸引更多的观众买票看戏，获得更大的票房收入。为此，“沈话”顶住财务压力，孤注一掷，购置了2万元的设备、150套彩衣，招聘了几十名舞蹈演员，开始排演《搭错车》。整个演出载歌载舞，通过主人公“阿美”的命运起伏巧妙地将单个的剧、舞、歌、乐等元素自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的艺术整体。同时，环形的体育场让观众通过俯视视角观剧，“大空间”艺术所特有的瑰丽奇伟的场面营造出强大的感染力，通俗歌曲和舞蹈推动剧情走向高潮，观众如痴如醉地沉浸于这出面目全新的音乐歌舞故事剧之中，这一别出心裁的尝试获得了巨大成功。《搭错车》首演即获得好评，随后仅仅用了3年时间，这部剧已经在全国18个省85个城市连续演出约1460场，观众累计达230万人次，票房总收入超116万元，“创新中国成立以来话剧演出的最高纪录”，沈阳话剧团也因此摆脱了经济困境，创造了观演及票房奇迹。
《搭错车》的旋风席卷全国，所到之处，观众无不为之痴狂。从1985年首演即引起轰动到1988年荣获为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举行专场演出之殊荣，沈阳话剧团“六过长江，四赴北疆，北自鹤岗，南到汕头；东至厦门，西到成都”，所到之处无不受到观众的热情追捧。1988年2月3日晚，伴随着“酒干倘卖无……”的歌声，现代话剧《搭错车》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超千场纪念演出准时开始。这个可容纳18000名观众的体育馆内座无虚席，时任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中顾委常委肖克、陈锡联，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副主席张庚、吴祖光，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陈昊苏以及首都戏剧界诸多专家学者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曹禺感慨道，“你们叫我很惊讶，这么大的场子第一次坐满了这么多戏剧观众，说明很有吸引力，有魅力。你们的路子走得对，很有希望”。2月5日，中国剧协艺委会、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和《戏剧评论》编辑部联合举行《搭错车》演出超千场纪念会。会上，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名誉会长宋任穷将题有“大型歌舞故事剧《搭错车》超千场演出纪念奖”的镜框赠予沈阳话剧团，文化部部长高占祥代表文化部向沈阳话剧团颁发了奖金。
二、《搭错车》广受欢迎的原因
1987年首都话剧信息交流会上，廖玮在发言谈到辽宁省的戏剧概况时，高度评价了《搭错车》，“我们辽宁称其为‘搭错车’现象”。1988年，《搭错车》演出千场后，《中国戏剧》杂志社专门组织学者对“搭错车”现象进行讨论研究，试图以探讨“‘搭错车’现象”的成因为契机来进一步探寻何谓话剧的“本体论”问题。作为一部现象级作品，《搭错车》是商业话剧成功探索的典范。其成功与它在构思、演出以及宣传上另辟蹊径、独树一帜有关。
首先，《搭错车》迎合了观众的审美心理变化，满足了观众新的娱乐消费的需求。这一节要认真谈，谈具体。观众对“说教”剧的厌倦，内容老套枯燥，传统话剧成了只会“说话”的戏剧，形式单一陈旧，模式化，审美疲劳。观众受港台戏剧的刺激，更加注重审美艺术而不是思想教育。《搭错车》内容上走通俗路线，简单易懂，属于苦情戏，赚足观众眼泪等。要收集资料，比如观众观看《搭错车》演出后的感想或采访（口述），一些演出报道，编读往来
其次，《搭错车》的编导艺术和舞台探索广受好评。《搭错车》产生于通俗歌曲走红的时期，所以编导以通俗音乐作为贯穿全剧的主线，把零散的情节和场景片段统摄在这一条繁复起落的主线之上，并充分运用通俗歌曲和舞蹈场面推动剧情走向高潮。《搭错车》的编导创作具有强烈的开拓精神，“胸怀胆略勇于创新，纳当代影视、幻灯、时装、声相电光之技巧，熔歌、舞、剧于一炉”，充满新意，别具异彩，获得学者的高度认可。《搭错车》在观众对戏剧的离心倾向日渐严重的状况下连续演出超千场，形成一种戏剧现象，其先锋的剧场空间探索意识得到了戏剧界的肯定。再次，从观众构成来看，话剧、戏曲、交响乐、通俗歌曲等不同的艺术演出，观众队伍通常是相对固定的，即观众对艺术形式的选择是定向的，除少数情况外，几种观众成分大部分不产生交叉。而《搭错车》这样“大空间”的戏剧演出，融歌、舞、剧为一体，有一种兼收并蓄的力量，弥补了不同类型观众欣赏心理上的差异性，把观众统一到歌舞故事的空间里。观众置身于一个新型的、综合的、全方位的艺术空间，可以从多角度选择自己所需。热爱戏的观众可以看戏，喜欢歌舞的观众可以享受流行艺术；文化程度高的观众从戏剧中感悟人生，文化程度低的观众则领略狂歌劲舞的魅力。 最后，该剧在商业宣传和运作上的成功。《南方周末》在《宽门还是窄门？——戏剧不完全三十年记录》一文中，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搭错车》在卖票伊始遭遇了困难，观众一看是“话剧团”，扭头就走。王延松请来电视台广告部给《搭错车》拍了一个片花。片花是主人公“阿美”站在王延松为她设计的舞台上唱歌的特写镜头。舞台是有机玻璃做的，四边点缀着彩色的玻璃灯泡。广告片一播，票奇迹般一售而空。电视媒介的宣传为《搭错车》的成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三、《搭错车》的演出意义
尽管也有评论家对《搭错车》的艺术性表达过质疑，“但是作为戏剧现象绝不能轻视”。其成就与局限构成现象的丰富性，并在当代戏剧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意义非凡。
首先，《搭错车》和“搭错车”现象唤起了戏剧界观众意识的觉醒。《搭错车》诞生于戏剧的低谷时期，严峻的生存危机激发戏剧工作者不得不重新审视戏剧与观众的关系。法国戏剧理论家萨塞认为，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观众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说，没有演员就演不成一台戏，那没有观众，戏剧又演给谁看呢？因此，观众是戏剧艺术的最后一个、也是至关重要的创作过程。“搭错车”现象的轰动充分说明了《搭错车》这部戏找到了与当代观众相联系的心理契合点。导演王延松先后发表了《面对当代观众的导演艺术》和《面对现代观众的导演艺术》两篇文章。他认为，在观众群体对轻音乐、迪斯科这些流行元素痴迷的时候，《搭错车》的探索“少了一些文人的清高，多了些普通大众的质朴”，因而获得了成功。
其次，在商业剧探索演出中起到引领作用。过去看轻“商业剧”，这种戏剧类型在中国一直不发达，不受重视也不看好。《搭错车》敢为人先，积累成功经验。童道明认为，“正是由于改革开放这个社会大环境与思想解放的剧坛小环境相结合”[4]，才能产生《搭错车》这样引起轰动的戏，“我们以往对有商品性的通俗文化一般是持批判态度的，这几年我国也产生了这种文化形态，我们对此要以更积极的眼光来看待，至少也应持一分为二的态度。《搭错车》从其品格来说，一点也不低俗。”[5]谭霈生教授认为，“在剧团目前这种演出不景气的状况下，应该出现而且呼唤商业戏剧。不要一听见商业戏剧就认为低级庸俗”。林克欢认为，“通俗文艺不一定都低俗……通俗戏剧同样面临一个提高问题，如何走向艺术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搭错车》的成功就在于形式和内容的通俗化以及道德伦理取向的大众化，“搭错车”现象为陷入困境的话剧界提供了发展思路：戏剧的商品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戏剧可以有多元化的价值追求，不能定为一尊、排斥其它。
再次，《搭错车》和“搭错车”现象激发了戏剧界对剧场空间和戏剧本体的探索。《搭错车》的空间探索，为戏剧界发展戏剧、拉回观众提供了一套新思路。戏剧家们的眼光不再局限在“小剧场”戏剧一条路上，逐渐开始思考“大剧场”戏剧的发展之路。在话剧本体论上，评论界持兼容并包态度，主张在保持本质同时更加成熟。《搭错车》是一部成功的音乐歌舞故事剧。戏剧可以向各种艺术吸收营养，如小说、电影、曲艺、杂技、歌舞等……以丰富自身的存在。这种杂糅除了文体上的互渗以外，还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等不同美学风格的戏剧杂交融合，追求戏剧的多元化和丰富性。
四、结语
《搭错车》引发的戏剧探索如同昙花一现般地绽放、谢幕，不免让人遗憾。究其原因，这与当代戏剧界缺乏对音乐歌舞故事剧自身规律、艺术层次、受众审美以及市场运营的深入认识有关。但是其深遠影响仍在，《搭错车》和“搭错车”现象已经成为名词条目写进各种中国现当代戏剧论著和工具书，其历史价值得到学界的认可，其现实效应仍在持续，2015年《搭错车》电视剧在大陆拍摄并热播，其对现代音乐剧和商业戏剧的推动价值也日益彰显。
参考文献：
[1][2]《搭错车》超千场纪念演出在京举行[J].戏剧报，1988（3）：22.
[3]若观.《台湾舞女》与《搭错车》的艺术风格比较[A].收录于福建戏剧从论（第二辑）[C]，1987：133-142.
[4]黄维钧等.“《搭错车》现象”如是观——本刊召开音乐歌舞剧《搭错车》座谈会纪要[J].戏剧报，1988（3）：8-10.
作者简介：卢炜（1987.02-），江苏扬州人，讲师，扬州大学文学院2014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戏剧接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