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12年，杜甫生于河南巩县，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受家庭环境和儒学思想的影响，杜甫7岁学诗，15岁就已扬名，20岁起漫游吴越、齐鲁等地，过着“裘马轻狂”的生活，35岁时杜甫到长安应试落选，困守长安十年，经过多次奔走献赋才得到一个八品小官，公元756年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沦陷，杜甫只身投奔唐肃宗，唐王朝临时政府所在地，不幸被叛军俘获，冒险逃脱之后终于得见天子，受任为左拾遗、工部员外郎，后世因此成为杜工部，杜甫因言事触怒唐肃宗而被贬，晚年漂泊在四川、湖南、湖北一带，公元770年病死在一只小船上，杜甫一生善为诗歌，与李白齐名，他的性格与李白大不相同，李白像狂放不羁的骏马，杜甫则像忍辱负重的黄牛，杜甫的全部诗作，不仅反映自己一生的遭际，也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写照，因此杜诗被后人称为“诗史”，杜甫本人也被后代推崇为“诗圣”。
　　人生：伟大的痛苦
　　诗人杜甫拥有伟大的灵魂，他与人民和国家总是息息相关。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就是我们存在的前提。今天我们阅读他的诗歌，还能感受到他的伟大的痛苦。这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感受什么是“痛苦”也是一种启迪。
　　杜甫的一生，是客居他乡的日子多，安定的日子少。我到各地去参观一些历史名人的遗迹时，非常注意观察历史名人的雕像。在唐代诗人中雕得好的，一个是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的李白雕像，还有一个就是河南巩县杜甫陵园的杜甫雕像。江油的那尊李白雕像，雕的是李白青年时代将要走出四川的那种意气风发的形象。他佩着一把剑，昂首阔步，非常像我们想象中的李白。而巩县的杜甫雕像，也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垂暮老人。他愁眉苦脸地充满怜悯地俯视着满目疮痍的大地。那是一尊使人看了以后心情很沉重的雕像。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以高度浓缩的手法写出了漂泊一生的痛苦，他在身患重病，满头白发，已经是行将就木时，还得漂泊他乡，而更让他痛苦和担心的是，国家到现在还是动荡不安。
　　这正是伟大诗人的伟大痛苦，他并不仅仅为自己的痛苦而痛苦，他的心中时刻挂念着国家和人民，南宋理学家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极为严格，有时甚至苛刻，但朱熹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五位伟大的人物，第一是汉代的诸葛亮，然后是唐代的杜甫、颜真卿、韩愈，最后是北宋的范仲淹。“五君子”中除了杜甫以外的四位人物，他们的一生都有很多建树，唯独杜甫算不上一个政治人物，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为什么也得到了朱熹的高度赞扬？朱熹说得很清楚，关键在于他们五个人有共同特点，他们都有一颗伟大的心灵，他们在道德上、人格上都有伟大的建树。
　　事业：“遇”与“不遇”的祸与福
　　杜甫视自己为诸葛亮五百年后的知音，因为他们都有一片耿耿忠心，有想为国效劳的雄心壮志，但风云际遇，人生变幻，一个人往往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今天很多人都会有的同感。因为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但请记住：知音虽然难觅，命运自有安排。今天的失意也许就是明天的得意，今天的失败也许就是明天的成功。
　　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孟子倡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对此杜甫是身体力行的。他不但在早年身处长安时怀有儒家的政治理想，而且在晚年贫病交加、漂泊西南时仍对之念念不忘。
　　为了进入仕途，实现“致君尧舜”的理想，他在公元746年到了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在那里待了整十个年头，长安十年，是他失意的十年，也是他的世界观发生显著变化、在诗歌创作上逐渐走上一条坚实的现实主义道路的十年。
　　投奔肃宗后被任命为左拾遗，做了侍从皇帝的谏官，似乎可以“致君尧舜”了，然而，为时不久就由营救被罢相的房琯，批评肃宗措置失宜，而触怒肃宗，几乎问罪，被放还鄜州探亲。既已不为肃宗所喜，所以他在随朝廷回到长安后只几个月，便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这年岁末，他由华州回洛阳理事，不久遇上相州会战九节度使兵溃败，安史叛军再度猖獗，洛阳一带面临再度失陷的危机，他又在沿途兵荒马乱、气氛紧张的情况下，匆匆折回华州任所。在战争爆发后的三年多的时间里，杜甫多次奔走于战事激烈的两京地区，广泛目睹了战争的大量杀伤和对城乡的严重破坏，自身饱受忧患，也亲自体察到了广大人民所遭受的惨重苦难。战乱推动着杜甫接近了人民，人民的苦难有力地影响着杜甫的思想，使他的诗歌创作更加具有了难能可贵的人民性的素质。
　　诗人杜甫，一生空抱“致君尧舜”的理想，却始终没有如愿以偿。就个人的身世说，他是非常不幸的。然而，他这饱经患难的一生，与那个历史大转折时期的治乱盛衰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诗人在安史之乱中蒙难受苦，缩小了他与遭受同一祸患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距离，他始终执着地关注着时政、战局和人民的生活状况，无论是忧伤，还是欢乐，都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通。这正是促使他创作出那么多优秀诗篇，从而成为垂名后世的伟大诗人的重要契机。历史本身充满着辩证法，从这个角度来说，杜甫这不幸的一生反倒变成了幸事，艰难玉成了我们的诗人。
　　爱情：家，永远的避风港
　　幸福是一种感觉，不是用物质可以衡量和取代的。古语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如果少年的夫妻就不好好珍惜，就没有老来伴的幸福了。多一点关心，多一点宽容。我们都会有老的一天，孩子有他们的工作、事业，不可能时时刻刻陪伴我们，那时我们就要像杜甫与他的妻子一样“画纸为棋局”，相伴相随，自得其乐，这就是幸福。
　　杜甫的妻子姓杨，是一个很贤惠的女子，无论杜甫如何地落魄，生活如何地艰难，甚至孩子因为没有东西吃而饿死，她都没有埋怨过在外面奔波的杜甫。而杜甫也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丈夫和父亲，他时刻都牵挂着家人。一直到他晚年居住在蜀地时写的《江村》有这样两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可见他与妻子的深厚感情——两人时常以下棋为消遣，度过了漫长客居他乡的艰辛岁月。他也很爱孩子，他的诗中经常提到他的儿子宗文和宗武，也提到他的女儿。在《春望》中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就是对家人牵挂的体现。
　　许多人以为英雄就没有儿女情长，其实这是错误的看法。杜甫与他的妻子虽没有经过今天人们的自由恋爱，但他们却能白头到老，能够在动荡的年月始终矢志不渝地想着对方，能够真诚地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到家庭上，让家庭成为永远的避风港，让爱情成为治疗心灵创伤的最好良药。 　　杜甫一生中始终与家人同甘共苦，他对妻子、儿女的爱是他的仁爱之心的起点。当他在沦陷的长安独自望月时，首先想到的是远在鄜州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女。当他在同谷的深山里挖掘黄独时，思绪的次序是由自身及于妻子，再及于弟兄、姐妹，最后念及国事。这种由己及人、由近及远的情感延伸是内心思绪的真实流动，它不需要任何的矫情与强制，只有出于真诚的情感才可能达到深挚的程度，只有合于人类天性的道德追求才可能普适于大众，杜甫以他一生的行为证实了这一点，且以他的壮丽诗篇倡导了这一点。
　　忧时：艰难打拼，不失仁与爱
　　“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是美好的人间”。这是一首歌曲里名句，杜甫当年以他独有的方式去实践了，今天我们应该继续发扬这种广博的爱心。
　　杜甫是以忧国忧民的形象而载入史册的。“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飗。”“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这些诗句说明后人正是如此认识杜甫的，这是杜甫的最大性格特征。然而杜甫的仁爱之心并非仅止于此，他对整个人类都怀有关爱之情。
　　在盛唐，诗人们对唐帝国的开边战争一般是持赞成态度的，即使高适、储光羲等人也未能免俗。天宝年间对南诏的战争，高适的《李云南征蛮诗》、储光羲的《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等诗都持颂扬态度，唯独杜甫写了《兵车行》以揭露其对人民和平静生活的严重破坏。他在《前出塞》之六中更明确地指出：“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他对其他民族的人民同样怀有一颗爱心，所以对当时的开边战争独持异议。
　　杜甫对世间的其它生命也同样持有仁爱之心，他有句云：“白鱼困密网，黄鸟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恻隐之心”本是孟子对人类善良本性的阐述，但是其原意只把人类当作侧隐的对象，而杜甫却将这种善良的本性施及一切生命。
　　杜诗中诸如“盘餐老夫食，分减及溪鱼”(《秋野》)、“君不见朝来割素鳍，咫尺波涛永相失”（《观打鱼歌》)、“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题桃椰》、“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甚长，永为邻里怜”(《寄题江外草堂》）等诗句，都表现出对一切动植物的关爱。我们不难注意到，杜甫最喜用充满爱抚的笔触描写弱小的细微之物，这些诗如《病橘》《枯棕》等一般都认为其中别有寓意，也即它们都是用来象征苦难的人民的。
　　如果说宋儒关于“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的命题是出于理论的演绎，那么杜甫却是以他的行为倡导着同样的精神。这种把仁爱之心施及于天地间万物的精神，乃是中华民族伟大胸怀的体现，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而杜甫对这种民族精神的铸造无疑作出了极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