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来“玲听”中涉及农民、乡村的话题不止一篇，从《英国人的乡村情结》到《牛津之“牛”》再到《庄园与家园》《出国与乡愁》《他乡的野菜》《风景，我们静静相守》等等都有情不自禁的偏爱。这或许和自个儿的农民出身有关，底色难褪。最近在做农民工研究课题，禁不住又想到了英国的城乡关系及生活方式。在英国似乎除了伦敦都市味十足，其余地方皆是城乡界限模糊，工农差别微小。甚至，在不少英人的心目中还出现了“逆差”：即如安曼达所言“英人的最大梦想就是住在乡村有自己的房子”，故此牛津人爱称牛津为“牛村”。
　　乡村本是城市缘起，蛛迹随处可见。牛津本义为耕牛涉水的渡口，至今牛村原住民还保留着庆丰收的节日传统，牛津的草甸上依然还能看到一些牛儿在静穆地吃草、反刍。这些泥滋味、土气息并没有影响牛村出落为世界顶级大学城，并且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出类拔萃的世界“牛人”。几乎全世界的城市都有个乡村父辈，只是年代远近不同而已。像深圳那样由政府助力而迅速从一个小渔村华丽转身为一个卫星城市，是我们亲眼目睹的事实。即便如咱国际都市大上海，也无法否认由乡而城的史实，当年黄道婆的棉纺技艺首先惠及的是她故乡的棉农、织女和绣娘们！
　　“村”，为乡下聚居的处所，现如今的城市中星罗棋布的小区、园区大名，不少还都带着古老的“村”治胎记。我住的曹杨新村据说正是中国最早、上海第一的工人新村，至于奥运“村”、世博“村”、中关“村”等等，市人多好以村为名，或许并不是自觉，但其中的家园情、乡土印、农耕心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正如人类繁衍，但社会发展中也循环着“养儿胜似父”“一代强一代”的更替规律，城市的飞速发展和影响力渐渐超过了乡村，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青睐。但多年父子成兄弟，城乡之间情缘深。与我国的城乡关系有些失谐不同，英国能实现城乡一家、工农无别，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英国的城市化程度非常高。农村城市化了，农民市民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区别不大。二是英国并未以“农”和“非农”来给公民户籍划界定性，工农皆为英国居民。所以，英人护照以外无其他身份证件，当然也无户口簿。人口管理是建立在户籍管理的基础上的，在英国，地址是除名字和生日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个人信息，社会福利，如医疗、教育、养老等等，所有的社会福利均以住址为基础，个人搬迁后，必然通知社会福利机构住址信息，以享受社会服务。英国户籍管理，以社会福利为基础，个人申报，政府搜集相互补充，户籍管理看似松散，实际严格而又简明，政府无需建立庞大户籍管理机构，公安机关也不用充当户口管理的角色。所以，英语中找不到“农民工”对应的翻译。取消户籍制度，福利一体化，看似很简单，不过至“简”之道也并非一蹴而就，其间也经过了长途跋涉。实际上英国历史上也曾有过“户籍制度”，当时称为“定居制度”，从1662年开始至1948年，上下求索一波三折，前后用了将近300年的时间！1948年英国劳工党制定出台了“国民救助法”，规定“为无权领取国民提供保险但遭遇社会变故而处于困境中的人提供补助”。从此，英国的“户籍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所有人都是国家公民，都是劳动者，都享受政府福利，城乡之间只是劳作内容、劳作区域、居住地不同而已。
　　国家户籍政策作用自然巨大，但英国的城乡关系之所以比较和谐，究其根本还是英国政府牢牢抓住了城乡之间的文化情缘，准确定位了城乡文化的价值功能，努力实现了城乡的文化平衡。云南大学任有权教授认为：“和城市相比，乡村无疑处于弱势，这在文化上同样可以体现出来，因为乡村的文化属性和价值一般是由那些脱离了农业生产活动的人来定义的。乡村被刻意地塑造为城市的一种对立物，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对立当中，乡村找到了自己的重要价值，即作为一种平衡和纠正城市文明的力量。在英国，这种文化定位一方面阻止了城市对乡村的全面侵蚀，另一方面也让乡村以特有的文化价值全面融入到城市文明当中，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一种对乡村生活的伊甸园式的想象根植于人类历史，并通过各种艺术作品流传至今。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英国，这种想象变得更加栩栩如生。乡村在文化上被定义为一种平衡性的力量，一个逃避或治愈工业社会弊端的途径。不仅如此，乡村还成了‘家’的代名词，甚至是英国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城市化以及现代农业的发展给乡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对此，英国政府和社会积极行动，采取各种措施，有效地保护了乡村的景观和文化。与此同时，大量英国人到乡村游玩，并有数量众多的城市中产阶级迁往乡村居住。因此乡村不再单纯属于农民，而是成为全民的伊甸园。”这是英人文化梦想的一次提炼和张扬，城乡实现了精神上的一体化。
　　上世纪80年代我们也有首歌中唱道：“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其实所有现代人的家乡都在那希望的田野上。对乡村、田野的定义可以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其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英国的城乡工农之间的合合分分也是一种顺势而为。户籍制度变革所影响的远不止于户籍本身，社会结构、国家经济模式、国民的心理状态都会随之波动。我们的城乡工农之间原先也是亲如一家的，记得儿时常听到大人唱一首叫《工农一家人》的革命歌曲，大家唱的很起劲，不断复现的“工农本是一条根”旋律印象尤深。革命年代，工农一家，精诚团结，破旧立新。一条根的感情鼓舞了亿万工农，同心协力，在建立新中国以及建设新家园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过，“家”早晚得分，新中国新秩序，城乡界分之后工农还排了座次。“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思想在1968年8月25日《红旗》杂志第二期正式提出。父子也好，兄弟也罢，分来分去都是一家。工人阶级懂技术比农民有组织纪律性，担当领导阶级也是好事。坦率地说，城乡工农之间出现本质性的落差是在国家颁布了新的户籍政策之后。1958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64 年国务院批准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这两部法规的实施对城乡人口实行了严格的户籍管理，限制了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城乡两个壁垒逐步形成。此时仍在城市流动的农民有了一个令他们心寒的别称——盲流。城乡壁垒导致的不仅是贫富分化，还滋生了工农之间的某种相轻。当然要历史地看待问题，今天“反思”容易，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的也是不得已为之。
　　改革开放，国家对新农村建设引起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农村有了希望，农民有了盼头，农业有了前途。但不幸的是，农村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中，国人包括部分农民在内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度恐怕远高于自己的家园——乡村。
　　“乡愁”是一个伟大的命题。习主席考察农村后提倡人们要牢记乡愁，其实“乡愁”岂止是离乡或被迫离乡的农人们需要牢记的，恐怕整个中华民族都应该深思我们的“乡愁”！户籍非农之后，一种“非农”的文化倾向也相应滋生。而我们的文化根本就是农业文化，非农之后，意味着整个民族面临着文化失落的危险。城市化加速，不少乡村文化被挤压、被污染、被边缘化，农民失地、离乡、无业，不得不再次进城打工，这部分农民的称谓也不断在变，盲流之后，又被冠以打工仔（妹）、打工者、农民工等等。城乡本来共有一片蓝天，但城乡二分后，城里的天与乡村的天就越来越不同了。一家人突然变成互不相干的两方，地位悬殊越来越大，平等关系被理论架空，曾经的守望相助变得漠然甚至相轻。老家苏北有句俗语好像叫“七世修个街爪子，三世修个城脚跟”，既说出了农民对城市的向往，也描绘了进城之路的艰难，但细细咀嚼却又嚼出了几分异味，嚼出了农民的精神胜利。几世修为方成市民正果，真是望“城”莫及！然而进了城也不过是个“街爪子”“城脚跟”！那首《城里人，乡下人》，以乡下人的口吻对城里生活进行了调侃式的描述，不断惊呼“哎呀呀哎呀我的娘啊我的娘！”歌曲结尾很有意味：“不知是城里比乡下好还是乡下比城里强，反正城里人都这么说，乡下早晚也跟城里一个样。”城乡本为一体，城乡终为一体。乡村无需自卑，城市也无需自得。当“乡”与“落后、土气、贫穷、愚昧”等词捆绑时，暴露的则是一种浅薄和无知了。而一个对乡土、对农耕文明缺乏敬意的民族，可能会失掉根本的定力，成为一个没有文化归属感的游魂。
　　拙作未完，报端传出了很多省份将要进行户籍改革的消息，好消息！分久必合庆团圆，问题是城乡复合户籍鸿沟消失之后，政府及国人到底应该持有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情怀及价值观呢？这或许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