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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台湾地区的公立大学出版社，在多数大学皆不予重视的情况下，每家大学出版社都未能有很好的发展。无论在经费、人力还是空间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以致在历年累积专书出版总量和平均年出版量上都未能出现理想的成绩。但在专书的出版主题上，明显可以看出台湾地区议题的被重视，这正是大学出版社具有保存学术成果此一功能价值的彰显。
在台湾地区多数大学对大学出版社一直不予重视的环境下，学术出版工作的责任，多年来多半是由民间出版社所承担，以致多数的大学出版社皆无法很好地发展。随着台湾出版市场近年受经济不景气影响，民问出版社更积极想要出版的是能赚钱的畅销书，对利润不高的学术专书兴趣逐渐下滑。2013年台北书展的会场上，出现了“‘国立大学出版社’联展”的摊位，展现台湾地区学术出版的实力，也就在近3 5年台湾的大学出版社出现了总体出版量缓步攀升的现象。另一方面，近年两岸都不断发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呼声，其问在大学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教学和科研服务“加速器”，具有学术增益（scholarship plus）功效的大学出版社，开始渐渐受到重视。本文将针对台湾地区“‘国立大学出版社’联展”主要成员及历年累积出版量达50本以上的台湾地区公立大学出版社历年发展与近期转变做出分析。
大学出版社历史发展
台湾地区第一家大学出版社是成立于1962年的文化大学华冈出版部。1982年台湾“文建会”曾草拟大学出版社成立办法，但迟迟无具体结果，直至1994年大学法修正全文公布32条，其中第十一条：大学应设左列单位：教务处：掌理注册、课务、出版及其他教务事项。……大学因教学、研究、推广之需要，得设各种研究中心、电子计算机中心及其他单位；其办法由学校拟定，报请“教育部”核定之。
这才使台湾地区大学出版社的设立有了法源依据，审视台湾各校大学出版社（组）成立时间多为1991年之后，显然这与1994年大学法的公布有密切关系，当时创建的大学出版社多下属于教务处，发展初期亦皆脱离不了印务和支持上级单位的业务。但也有部分大学将大学出版社编列为行政一级单位或隶属于其他各种类型单位之下，同样皆为学术发展与研究的目标而设置。在人力配置上，出版中心的主任多是由大学教师兼任，下设1-2位行政助理或编辑，近年台湾大学出版中心，从2008年时的4人编制，提升到20多人的编制。经费方面，许多大学出版社也并没有常态性的计划经费，多数出版费用需要专案申请。此外，在空间上也都呈现明显不足的现况。
大学出版社的组织
查看主要大学出版社累计数量，会发现多数大学出版社历年平均出版量都偏低，不能视为一个有持续经营出版业务的出版单位。这或许与多数出版单位分别位于教务处、研发处、图书馆等不同单位下属的二级单位不无关联。而且在资源、人力上也比较匮乏，至少所有资源都要经过所属单位的再次分配，在业务的沟通上也相对间接。即便是一级单位，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也和校方赋予大学出版的任务和给予的支持力度有极大的关系，并非一般民间出版社可由专业经理人全权主导，其个人的能力往往能对出版社的发展方向产生积极的影响。台湾地区的大学出版社发展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但一直未被大学特别重视，其问的因果关系相当复杂，既有历史的包袱，也有责权不明的因素存在，又加上不同的领导者有不同的看法与作风，于是一直在学术传播和追逐营利问摆荡，不能有清晰的目标和定位，这恐怕是任何组织发展中最大的致命伤。
大学出版社总体出版量
台湾地区的大学出版社，虽然因为种种限制，再加上校方支持的力度有限，在许多大学中一直是存在却被忽视的单位。在下载的新书信息网书目数据库中观察以大学“出版中心”“出版社”“出版组”及以大学为名，截至2015年12月底累积出版量超过50本，且有实际经营出版业务的大学出版单位的ISBN书目，却可清楚看见个别大学出版社迅速发展的表现，而且整体大学出版社从2010年开始，出版量呈缓慢上升的趋势。
图1中最受瞩目的，就是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3年以来出现飞跃性的增长。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3年后出版量的剧增，主要来自于“国立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成立，该院的《东亚文明研究书系》皆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申请出版，2004年出版13本，2005年出版36本，之后该书系每年持续5本以上的出版量，但与此同时，《关于台大》和《教学与通识》这两个书系也持续平稳发展，2008年下半年，该出版中心新任出版中心主任到任，在校方全力的支持下，出版中心的办公空问、人力、资源都获得较大的改善，又因此时期专业出版人员的进驻和书系主编制度的建立，让台湾大学出版中心渐渐朝一个健全的专业学术出版社方向迈进。图中另一个关注点，则是2012年台湾师范大学出版量出现高峰，但盛况却没有持续，呈现急升急降的情况，查看当年出版书目，发现该年台湾师范大学出版中心出版了整套的古籍共129本，且每书同时出版纸书和电子书，因此拥有两个ISBN书号，这是造成该年出版量遽增的主因，属特殊现象，并非常态。
但从整体来看，却能发现2010年后各家出版量，多呈缓步上升的趋势。也就是在2013年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发起，于当年台北书展期间举办“‘国立大学出版社’联展”，邀集“中山大学”出版社、“中央大学”出版中心、交通大学出版社、政治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台北艺术大学出版组共同参加台北书展；2014年台湾师范大学出版中心加入，至2016年再加入中兴大学出版中心、成大出版社，共10校出版中心（出版社或出版组）共同参与联展，且于书展期间举办大小型新书座谈会，期待汇聚更多学术出版能量，向全世界发声的企图心，确实让原本一片沉寂的台湾各大学出版社出现了一股动力。
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台湾师范大学副校长表示，校方从2014年加大提升对出版业务的关注，主要是这几年台湾的大学开始重视国际知名度的开展，在这件事情上，出版显然可以有发挥的地方。“国立台湾大学”相关负责人也认为，提升大学的国际知名度是大學出版社最重要的任务。但此时，台湾的出版产值却从2012年352亿元新台币一路下滑到2014年243亿元，2015年销售额只有190亿元，出版市场整体营业额下滑，受经济不景气影响，民间出版社更积极想要出版的是能赚钱的畅销书，对利润不高的学术专书兴趣逐渐下滑。曾任台湾大学出版中心主任的柯庆明表示，过去民间出版社愿意出版学术专书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除了当时出版业还比较好做外，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人文学研究中心对学术书部分一年约有300万元补助，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也每年有300万元补助，一年共有600万元。其他还有“国立编译馆”等机构的补助，善用政府各机关对学术出版的补助，出版社其实可以获利不少。但后来各单位对出版的补助愈来愈少，出版市场景气又愈来愈差，民间出版社才愈来愈不想出版学术专书。
大学追求国际化的趋势、大学出版社对学术出版及学术传播责任承担的自觉、各相关单位对学术出版业务的补助降低、民间出版市场的市况急速下滑，是促发台湾的大学出版社近年来逐渐取代民间出版社，对出版业务和专业发展渐趋重视的内外部力量。
大学出版社专书主题概况
本研究范围内的台湾地区的14所公立大学出版社的图书到2015年底，整体累积专书出版量仅1456本，在专书出版主题方面，由公立大学出版社专书主题词的文字云，可以明显看到几个突出的书写主题，如台湾、教育、文学、思想、高等教育、哲学、学术思想等，一个地区的大学出版社，确实承担着该地区学者学术成果传播的重要使命，因此在专书出版主题上，台湾议题的突显并不意外。这直接显示了，大学出版社对当地的学术研究成果展现的重大意义，如果将这些当地的学术研究成果，放到大众出版市场考虑，很容易就因为市场太小而完全没有出版的机会，而后就自然消逝或被埋没。另一方面，也看到“文集”这个主题词被凸显，显示不少专书，其实是由多篇论文集结出版的文集，而非针对特定主题刻意书写的书籍。这样的结果凸显了台湾学者愈来愈少人重视专书写作的现象。专书写作的旷日废时，又对升职等帮助不如期刊大，是造成这个现象最大的原因。但专书的写作，却是人文学者建构整体观念的重要里程碑，很难由单篇的期刊论文取代，以致台湾“科技部”近年也针对台湾地区的人文学者专书的出版进行了各项补助计划，期望唤起和鼓励学界对专书写作的重视。
综上所述，台湾地区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在大学体制的限制下，不管人力、财力还是空问都受到极大的限制，以致历年来累积出版量偏低。但在台湾地区出版业整体业绩大幅下滑和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倚靠大学母体编列预算，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以学术传播为终极目标的大学出版社，反而出现了生存的契机，相较于民间的出版社，更应该且适合承担学术出版的重任。一个地区的学术出版成果，几乎可以等同于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最高智慧，如果只倚靠市场的大数量法则，而不加以特意保存，在目前已经为西方SSCI期刊选文标准主导和翻译书充斥的情况下，我们遗失的将不只是本地学者们辛勤的研究成果。学术出版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文化，需要加以重视。
在台湾地区多数大学对大学出版社一直不予重视的环境下，学术出版工作的责任，多年来多半是由民间出版社所承担，以致多数的大学出版社皆无法很好地发展。随着台湾出版市场近年受经济不景气影响，民问出版社更积极想要出版的是能赚钱的畅销书，对利润不高的学术专书兴趣逐渐下滑。2013年台北书展的会场上，出现了“‘国立大学出版社’联展”的摊位，展现台湾地区学术出版的实力，也就在近3 5年台湾的大学出版社出现了总体出版量缓步攀升的现象。另一方面，近年两岸都不断发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呼声，其问在大学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教学和科研服务“加速器”，具有学术增益（scholarship plus）功效的大学出版社，开始渐渐受到重视。本文将针对台湾地区“‘国立大学出版社’联展”主要成员及历年累积出版量达50本以上的台湾地区公立大学出版社历年发展与近期转变做出分析。
大学出版社历史发展
台湾地区第一家大学出版社是成立于1962年的文化大学华冈出版部。1982年台湾“文建会”曾草拟大学出版社成立办法，但迟迟无具体结果，直至1994年大学法修正全文公布32条，其中第十一条：大学应设左列单位：教务处：掌理注册、课务、出版及其他教务事项。……大学因教学、研究、推广之需要，得设各种研究中心、电子计算机中心及其他单位；其办法由学校拟定，报请“教育部”核定之。
这才使台湾地区大学出版社的设立有了法源依据，审视台湾各校大学出版社（组）成立时间多为1991年之后，显然这与1994年大学法的公布有密切关系，当时创建的大学出版社多下属于教务处，发展初期亦皆脱离不了印务和支持上级单位的业务。但也有部分大学将大学出版社编列为行政一级单位或隶属于其他各种类型单位之下，同样皆为学术发展与研究的目标而设置。在人力配置上，出版中心的主任多是由大学教师兼任，下设1-2位行政助理或编辑，近年台湾大学出版中心，从2008年时的4人编制，提升到20多人的编制。经费方面，许多大学出版社也并没有常态性的计划经费，多数出版费用需要专案申请。此外，在空间上也都呈现明显不足的现况。
大学出版社的组织
查看主要大学出版社累计数量，会发现多数大学出版社历年平均出版量都偏低，不能视为一个有持续经营出版业务的出版单位。这或许与多数出版单位分别位于教务处、研发处、图书馆等不同单位下属的二级单位不无关联。而且在资源、人力上也比较匮乏，至少所有资源都要经过所属单位的再次分配，在业务的沟通上也相对间接。即便是一级单位，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也和校方赋予大学出版的任务和给予的支持力度有极大的关系，并非一般民间出版社可由专业经理人全权主导，其个人的能力往往能对出版社的发展方向产生积极的影响。台湾地区的大学出版社发展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但一直未被大学特别重视，其问的因果关系相当复杂，既有历史的包袱，也有责权不明的因素存在，又加上不同的领导者有不同的看法与作风，于是一直在学术传播和追逐营利问摆荡，不能有清晰的目标和定位，这恐怕是任何组织发展中最大的致命伤。
大学出版社总体出版量
台湾地区的大学出版社，虽然因为种种限制，再加上校方支持的力度有限，在许多大学中一直是存在却被忽视的单位。在下载的新书信息网书目数据库中观察以大学“出版中心”“出版社”“出版组”及以大学为名，截至2015年12月底累积出版量超过50本，且有实际经营出版业务的大学出版单位的ISBN书目，却可清楚看见个别大学出版社迅速发展的表现，而且整体大学出版社从2010年开始，出版量呈缓慢上升的趋势。
图1中最受瞩目的，就是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3年以来出现飞跃性的增长。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3年后出版量的剧增，主要来自于“国立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成立，该院的《东亚文明研究书系》皆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申请出版，2004年出版13本，2005年出版36本，之后该书系每年持续5本以上的出版量，但与此同时，《关于台大》和《教学与通识》这两个书系也持续平稳发展，2008年下半年，该出版中心新任出版中心主任到任，在校方全力的支持下，出版中心的办公空问、人力、资源都获得较大的改善，又因此时期专业出版人员的进驻和书系主编制度的建立，让台湾大学出版中心渐渐朝一个健全的专业学术出版社方向迈进。图中另一个关注点，则是2012年台湾师范大学出版量出现高峰，但盛况却没有持续，呈现急升急降的情况，查看当年出版书目，发现该年台湾师范大学出版中心出版了整套的古籍共129本，且每书同时出版纸书和电子书，因此拥有两个ISBN书号，这是造成该年出版量遽增的主因，属特殊现象，并非常态。
但从整体来看，却能发现2010年后各家出版量，多呈缓步上升的趋势。也就是在2013年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发起，于当年台北书展期间举办“‘国立大学出版社’联展”，邀集“中山大学”出版社、“中央大学”出版中心、交通大学出版社、政治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台北艺术大学出版组共同参加台北书展；2014年台湾师范大学出版中心加入，至2016年再加入中兴大学出版中心、成大出版社，共10校出版中心（出版社或出版组）共同参与联展，且于书展期间举办大小型新书座谈会，期待汇聚更多学术出版能量，向全世界发声的企图心，确实让原本一片沉寂的台湾各大学出版社出现了一股动力。
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台湾师范大学副校长表示，校方从2014年加大提升对出版业务的关注，主要是这几年台湾的大学开始重视国际知名度的开展，在这件事情上，出版显然可以有发挥的地方。“国立台湾大学”相关负责人也认为，提升大学的国际知名度是大學出版社最重要的任务。但此时，台湾的出版产值却从2012年352亿元新台币一路下滑到2014年243亿元，2015年销售额只有190亿元，出版市场整体营业额下滑，受经济不景气影响，民间出版社更积极想要出版的是能赚钱的畅销书，对利润不高的学术专书兴趣逐渐下滑。曾任台湾大学出版中心主任的柯庆明表示，过去民间出版社愿意出版学术专书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除了当时出版业还比较好做外，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人文学研究中心对学术书部分一年约有300万元补助，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也每年有300万元补助，一年共有600万元。其他还有“国立编译馆”等机构的补助，善用政府各机关对学术出版的补助，出版社其实可以获利不少。但后来各单位对出版的补助愈来愈少，出版市场景气又愈来愈差，民间出版社才愈来愈不想出版学术专书。
大学追求国际化的趋势、大学出版社对学术出版及学术传播责任承担的自觉、各相关单位对学术出版业务的补助降低、民间出版市场的市况急速下滑，是促发台湾的大学出版社近年来逐渐取代民间出版社，对出版业务和专业发展渐趋重视的内外部力量。
大学出版社专书主题概况
本研究范围内的台湾地区的14所公立大学出版社的图书到2015年底，整体累积专书出版量仅1456本，在专书出版主题方面，由公立大学出版社专书主题词的文字云，可以明显看到几个突出的书写主题，如台湾、教育、文学、思想、高等教育、哲学、学术思想等，一个地区的大学出版社，确实承担着该地区学者学术成果传播的重要使命，因此在专书出版主题上，台湾议题的突显并不意外。这直接显示了，大学出版社对当地的学术研究成果展现的重大意义，如果将这些当地的学术研究成果，放到大众出版市场考虑，很容易就因为市场太小而完全没有出版的机会，而后就自然消逝或被埋没。另一方面，也看到“文集”这个主题词被凸显，显示不少专书，其实是由多篇论文集结出版的文集，而非针对特定主题刻意书写的书籍。这样的结果凸显了台湾学者愈来愈少人重视专书写作的现象。专书写作的旷日废时，又对升职等帮助不如期刊大，是造成这个现象最大的原因。但专书的写作，却是人文学者建构整体观念的重要里程碑，很难由单篇的期刊论文取代，以致台湾“科技部”近年也针对台湾地区的人文学者专书的出版进行了各项补助计划，期望唤起和鼓励学界对专书写作的重视。
综上所述，台湾地区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在大学体制的限制下，不管人力、财力还是空问都受到极大的限制，以致历年来累积出版量偏低。但在台湾地区出版业整体业绩大幅下滑和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倚靠大学母体编列预算，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以学术传播为终极目标的大学出版社，反而出现了生存的契机，相较于民间的出版社，更应该且适合承担学术出版的重任。一个地区的学术出版成果，几乎可以等同于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最高智慧，如果只倚靠市场的大数量法则，而不加以特意保存，在目前已经为西方SSCI期刊选文标准主导和翻译书充斥的情况下，我们遗失的将不只是本地学者们辛勤的研究成果。学术出版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文化，需要加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