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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国殖民主义者1883年8月强迫越南当局签订《顺化条约》以后,便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面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身为云贵总督的岑毓英坚定地支持刘永福,最终成就了刘永福抗法民族英雄的威名。在国家遭受侵略的危险关头,岑毓英挺身而出,率部出关,抗击侵略者,发明“地营”战法,克敌制胜。血战宣光,重创敌军,逐鹿山西牵制敌军主力,取得临洮大捷,和镇南关大捷一起铸成中法战争胜利的丰碑。岑毓英是中国近代史上英名不朽的爱国将领,是广西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
【关键词】 中法战争;岑毓英;宣光血战;“地营”法;临洮大捷
【作 者】施铁靖,广西河池学院历史系教授。河池:546300
【中图分类号】K8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4-0089-009
A preliminary approach on Cen Yuying in Sino-French war
Shi Tiejing
Abstract: The French colonialists forced the Vietnamese authorities to sign a “Treaty of Hue” in August 1883, then the aggression directed against China. Facing the aggressive ambition of the French colonialists, as the Governor of the Yunnan-Guizhou, Cen Yu-ying firmly upheld Liu Yongfu, and which led to the ultimate success of the national hero Liu Yongfu. Invasion of the country at stake, CEN Yu-ying came forward, led the troops to exit, and fought against the aggressors. Cen Yu-ying took full advantages and avoided shortcomings, and invented “to Camp” tactics to defeat the enemy. Through Tuyen Quang bloody battle, he hit the enemy and tied up the main forces of the enemy, and achieved great victory at Lintao. Lintao Victory and Zhen Nanguan Victory are the monuments of the victory of the Sino-French War. Cen Yu-ying is patriotic general and an immortal name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the excellent son of Guangxi Zhuang people, and the pride of the people forever!
Key words: Sino-French war; Liu Yong-fu; Tuyen Quang bloody battle; “to camp” tactics; Lintao Victory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争中,中法战争是唯一中方获胜的一役。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中法战争的研究一度成为“显学”,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却有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作为主动“奏请带勇出关,亲赴前敌”的云贵总督岑毓英,是越南北圻西线战场的总司令。中越军民在他的指挥下,重创法军,血战宣光,收复失地,取得临洮大捷,牵制了北圻法军一半主力,为中国镇南关大捷准备了条件。然而在众多的中法战争研究论著中却很少提及,更无专文讨论。即便是桂籍专家廖宗麟先生,在他所著的长达60万字的《中法战争史》中,对于临洮大捷,也仅仅是“大概由于援越桂军取得镇南关大捷的缘故,法军从西线后撤,……滇军于正月二十三日(3月9日),收复缅旺和清山、清水两县,二月二十日,(4月5日)收复广威府,二十三(8日)、四(9日)等日收复不拔县,并在临洮等地打败法军。”如此行文,会使读者误以为,临洮大捷是在镇南关大捷(3月25日)之后取得的。这是很不公平的!历史应该对每个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为此,笔者对中法战争中有关岑毓英史实进行了一番考察,实事求是地评价他在中法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就教于同行方家。
一、对法宣战前的中越局势壮学研究
早在1787年,法国利用越南的政治危机,出兵帮助镇压越南西山起义而签订了《法越凡尔赛条约》,开始了对越南的领土要求。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更是肆无忌惮地大规模侵略越南。1883年8月强逼越南签订了《顺化条约》,使越南成为法的保护国以后,便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代表法国大金融资本家利益的茹费理内阁,为满足少数金融寡头扩大商品市场和夺取原料产地的贪婪欲望,不仅叫嚣“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而且命令侵越法军向北进犯,把蓄谋已久的侵华战火烧到了中越边界。1884年6月23日,法军进犯谅山,窥伺广西。7月15日,法国远征舰队在海军中将孤拔的率领下,以“游历”为名强行驶入中国福建水师基地马尾港。
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以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爱国大臣,上书朝廷,力主抗击法军。但掌握内政外交实权的李鸿章派,极力主张避免与法国冲突。李鸿章认为中国“兵单饷馈”、“海防空虚”,即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断不可轻于言战”。李鸿章之说遭到了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的猛烈抨击,并上书弹劾李鸿章,要求朝廷“另简贤员”,“统筹全局” ,慈禧太后面临法国军事逼迫于外,抗法舆论压力于内的双重考虑之下,一面撤掉了以奕訢为首的全部军机大臣,作一些抗战的姿态,平息舆论;另一方面又害怕战争危及清朝的统治,希望能大事化小,苟安一时,所以又采纳李鸿章求和的主张。她授权李鸿章设法与法国谈判,祈求英、美政府出面“调停”。她甚至不顾法国侵略军猖狂挑衅的严重局势,依然严令中国军队“静以待之”。
清朝最高统治者这种妥协的态度,助长了法国侵略者的野心。它一方面派代表与李鸿章进行谈判,乘机要挟恐吓;一面调兵遣将,加快发动战争步伐。1884年8月4日,法国海军少将利士比率领三艘军舰进犯基隆,向中国守军投书劝降,遭到拒绝。5月8日,法军炮击基隆炮台。中国守军在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让法军离舰登陆,避开法国军舰大炮的火力,然后聚歼法国海军陆战队。法军登陆后,被中国军民包围,在中国军民奋不顾身地冲杀下,死伤数十人,扔掉四尊大炮、十几架帐篷和大量衣帽,狼狈逃回舰上。中国军民在基隆港首战告捷,打乱了法军的侵略部署,增强了中国军民抗战的决心。
法军败绩传至巴黎,法国当局不甘心失败。8月16日,法国议会通过政府决定扩大侵华战争,增拨三千八百万法郎的侵华军费,叫嚣进行“本世纪最大的一次征伐”。 19日,法国驻华代理公使谢满禄,蛮横地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就基隆事件向法国赔偿八千万法郎,并有意在中国政府答复之前下旗离开北京,进行无理恫吓。8月23日,原先停泊在马尾军港的法国远征舰队,突然向中国福建水师发动袭击。福建水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尽管中国水师的部分爱国官兵临危不惧,英勇抗击,例如水师旗舰“扬武”号身受重伤,船身迅速下沉的危急时刻,士兵们仍不停射击,打击敌人,用尾炮准确击中法国旗舰“窝尔达”号舰桥,击毙法国领港人和轮机水手;“振威”号舰在激战中被敌击中,失去控制,在沉没的一刹那,管带许寿山还向敌舰射出一炮,重伤敌舰舰长和多名士兵。但是,马尾海战,中国福建水师全军覆没。
马尾战败,中国朝野震动,全国舆论强烈要求追究李鸿章的主和责任。从作战双方军事力量对比上,福建水师处于绝对劣势,总共只有兵船十一艘,其中九艘是木制的,总吨位为六千五百吨;有炮四十五门,极少数是大口径重炮;参战官兵一千零四十人;此外还有十几只旧式木制战船,此等海军力量,对付一般海盗当然绰绰有余。而法军的远洋舰队,投入当时海战的舰船共八艘,其中有两艘是新式的铁甲舰,总吨位为一万四千五百一十四吨,超过我方一倍多;有舰炮七十七门,全是大口径的重炮;参战官兵一千七百九十人,也远远多于我方;而且法军海战部队都是最新式的枪炮。战端一开,中国的小船小炮在已失战机的情况下,很快被法军重炮洞穿。再说,法军自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后,法军的远洋能力和海战能力远在中国之上,区区福建水师那堪匹敌!所以,马尾海战的失败,是必然的结果。
法国侵略者不顾国际惯例偷袭中国海军的侵略行径,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和贵州等地的各族人民到处驱逐法国传教士,焚毁天主教堂。连远戌甘肃一带的爱国将士都纷纷请求朝廷准许他们开赴抗法前线,为国杀敌。旅居美国、日本、古巴、新加坡以及南洋一带的海外华侨,纷纷捐款回国,支援抗法斗争。国内的爱国报纸也纷纷发表评论,敦促朝廷抗法。中国人民的抗法斗争造成了浩大的反侵略声势。清政府被迫在8月26日下诏对法国宣战。压抑已久的中国军民反侵略战争怒火,如火山般地爆发了,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中法战争。而本文的主人公岑毓英也在这场战争中书写了他人生中最闪亮的一页。
二、坚定支持刘永福黑旗军抗击法国侵略军
稍有中国近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刘永福是中法战争中的英雄,他所率领的黑旗军是抗法战争中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刘永福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广西防城农民家庭,长大以后,“30岁创建黑旗军并流亡越南”。刘永福为了生存的需要,他在越南长达18年的时间里,率领黑旗军帮助越南政府镇压各地的叛乱。因功被越南授予“三宣副提督”。当他看到法国侵略者企图吞并越南并威胁我国南部边疆安全时,大义凛然声称:“永福,中国广西人也,当为中国捍蔽边疆;越南三宣副提督也,当为越南削平敌寇!”连最善于投机钻营的政客唐景崧也不得不承认刘永福:“膺越职而服华装,知其不忘中国。”刘永福是一位言行一致的人,率领黑旗军出生入死地走上了坚决抗法的道路。1873年阵斩侵越法军头目安邺;1883年重创法军力歼李维业;转战山西、北宁、宣光,驰骋越南北圻数省,给法国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法国人恨透了他,高额悬赏要他的人头之外,还无数次派人暗杀他。刘永福毫无惧色,即便是到了兵微将寡,粮饷匮乏的危险关头,依然一往无前地抵抗法国侵略军,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悲壮的抗法战歌!壮学研究
在笔者所能查阅到的中法战争史料中发现,当时在督抚一级的大员中,能坚定支持刘永福黑旗军抗法斗争的,岑毓英是最突出的一个。如果从时间上看,他也是督抚大员中较早提出暗中支持刘永福的倡议者之一。
1882年(光绪八年)5月,岑毓英在福建巡抚任上奉上谕署理云贵总督。从5月24日他上奏折谢恩起,至8月24日抵滇接印止,其间处理移交事务以及“路经两粤,即与兼署两广督臣裕宽、广西抚臣倪文蔚先后密商,并得阅法廷公议于边务,敌情颇得详皙。”到达昆明后,岑毓英即“与本任督臣刘长佑暨抚臣瑞联日加商榷,并查接管卷内,知沿边事宜,节节布置……” 。随后岑毓英巡视边境,处理各民族之间的事务,他向朝廷报告:“伏查滇省临安、开化、广南三府,处处与越接壤,其间民人有汉、回、夷三种,各分党类,尤易生衅,当此外患未息,若彼族潜与勾结,为害不小。臣等以为攘外必先安内,拟择其绅耆酋长,分类编查,严加约束。此种夷人,皆臣毓英昔年结以威信,滋复笼络为用,无事则耕凿相安,有警则各自为守,庶无内顾之虞,得以专筹御侮,于防务实有裨益。” 由此可知,岑毓英到云南近两个月时间内,从内政、边防以及整顿军队,做了大量的工作。
关于岑毓英对刘永福的关注,在其1882年10月11日给清廷的密折中,即表明了态度:“越官刘永福踞山西、兴化、宣光已十余年,该处官兵知有刘永福,不知有越南王。又,往年曾歼法人上将,彼族悬重赏购之甚急。刘永福既恐释兵为法人所擒,又虑攻击法人而滇、粤官军蹑其后,故欲悉力拒守兴化等省,为中国出力,以图自全。……现在通盘筹画,我军只宜分布边内要害,暗资刘永福以军饷器械,使之固守,以拒法人。永福兵力甚精,地利甚熟,主客之形便,劳逸之势殊,法人不敢登岸与之力角。永福不为所并,越南势可苟延。”岑毓英如此看重刘永福的抗法作用并提出暗助刘永福的意见,与朝中主战派的意见不谋而合。朝中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张佩纶在给云南巡抚唐炯的信就说明了这一点:“尊论暗资永福……与鄙见极合。”
难能可贵的是滇省财政向称拮据,同治年间滇省长达十八年的动乱平息未久,法侵边患又起,军费开支骤然加重。岑毓英既答应暗中支持刘永福,财政再困难也付诸行动。岑毓英1883年(光绪九年)8月28日给清廷的奏折中明言:“惟刘永福人颇忠义善战,诚如圣谕,果能始终扼扎,越南尚可图存。故臣等于上年即密济以饷银军火,并滇省所铸开花炮铲去字迹。给以二十余尊”。据岑毓英1883年9月19日给清廷的奏折中说:“前拟暗助刘永福军饷,已按月给银五千两,作为三营饷需,尚有军火、军装暨前后所助之赏号二万金在外。”这与刘长佑、倪文蔚、黄桂兰等只是口头支持而不见诸行动,后又动摇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不仅如此,岑毓英还把刘永福黑旗军当成自己的滇军部队一视同仁:“刘永福三千人素无专饷,每月由滇给银五千,不敷开支。今滇军月饷已蒙天恩由各省按月拨解,臣拟请将刘永福各营饷项概归臣军月饷划拨支发,以广皇仁。”这在当时清军的高级将领中如此坚定支持刘永福是少见的。
岑毓英支持和帮助刘永福,还表现在军事行动上。早在1883年(光绪九年)初,法军攻占越南南定省以后,大举增兵北侵。刘永福身为越南三宣副提督,奉越政府命令率黑旗军驻守山西,以阻法军北侵。岑毓英对黑旗军孤军深入,很是担心:“况刘永福出守山西,距保胜千余里,孤军深入,更为可虞。臣等与藩司唐炯悉心商酌,拟即派参将张永清、游击林大魁挑带能耐烟瘴之练军二三营,前往兴化、山西附近 一带驻扎,相机因应,以壮声援。” 可以说,岑毓英爱惜并暗中支持刘永福的殷殷之情,溢于言表,付之行动。后来因中法尚未宣战,出于外交考虑,不给法国以口实,岑毓英“伏查法越构兵,遽难定局,滇军同扎山西,恐滋口实,若移扎别处,又不足以壮声援。臣再四思维,只有将各防营旗帜,号衣收回,所遣勇丁,交南将刘永福派人管带,听其调度,以一事权,饷银军火由滇密为接济。在越得暗助之益,在滇免显助之嫌,方为妥善。臣与新授抚臣唐炯往返商函,意见相同,已派人赴越同刘永福面为商酌。” 由于岑毓英的支持,极大地提高了黑旗军的战斗力,使刘永福屡次挫败法军的进攻。即使法军于1883年7月13日从河内倾巢而出,集中主力三千人分五路从水、陆两面夹攻黑旗军,除留下二百多具尸体外,根本无法撼动黑旗军的防线。之后,法军利用14日昼夜大雨不停,河水猛涨的机会,在14日夜中冒雨挖决河堤,致使黑旗军各防营被水淹漫,不能驻足。黑旗军才被迫退至丹凤县择险布防。壮学研究
从1883年7月至1884年6月这一年的时间内,刘永福黑旗军经历了艰苦卓绝、英勇不屈 、牺牲巨大的抗法战争。虽然岑毓英“刘团所需饷银军火,臣均源源接济,并不短少,”但由于越南政府向法国屈膝投降,使黑旗军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兵员也无法补充。在此危险关头,岑毓英再次伸出援助之手:“拟密饬游击张世荣等督饬各带营粤勇,一概改装黑旗,暗助刘团,仍扎原处。” 最令人感动的是,岑毓英带兵出关以后,一时因出关之滇军“粮尽势孤”,被迫未奉旨撤退,岑毓英本人受到清廷降级处分时,他还为刘永福的前途考虑。他在给清廷的一份奏折中写到:“臣查刘永福祖籍广东钦州,寄籍广西上思州,所部头目勇丁,均籍隶两广。现有二千余人驻扎文盘州、大滩及猛罗等处,另有一千六百余人随黄守忠驻防宣光,共计三千七百余人,新勇、老勇各居其半。刘永福虽为越南提督,自以身系华人,仰慕天朝,情殷内向,故报捐游击职衔二品封典,并未蓄发改装。所部各头目如黄守忠、吴凤典等皆年力强壮,志切图功。惟刘永福总以与法人仇怨已深,恐兵权一解,为彼族谋害。……臣再四思维,将来法人如请安置刘团,朝廷曲予保全,即于广东水陆各标恩赏刘永福一相当之缺,其部下头目,均量予官职。”
总之,从1882年(光绪八年)8月24日岑毓英走马上任云贵总督以后,至1885年(光绪十一年)4月7日中法战争结束,这三年岑毓英为保护黑旗军,支持刘永福,做了大量工作。这在当时的清朝的督抚大员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刘永福得遇岑毓英而最终成就自己抗法英雄的一世威名,确是他一生中的幸事。在中法战争中他始终率领黑旗军归于滇军岑毓英的指挥下,驰骋于北圻西线各战场就是明证。
岑毓英为何如此坚定支持刘永福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两条原因:一是岑毓英本身起于军旅,终于军旅,善于识将。他特别赞赏刘永福这种出身低微而又朴实忠勇爱国的将领;加之自己的经历和刘永福的经历有相似之处,所以他对待刘永福的态度是真诚的,始终认为刘永福“其情殷内向,甚为可信。”况且岑毓英深谙“自古将才出寒门”的道理,岑毓英善于识将,也善于驭将。就如他用马如龙、杨玉科一样:一个是曾经的叛乱匪首;一个是曾经的杀人犯,但在岑毓英的调教下,都成为国家栋梁之材、一代名将。二是岑毓英内心有很深的地缘情结。作为广西人,岑毓英最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家乡遭到法军铁蹄的蹂躏,这和刘永福坚决抗法的态度是一致的。他虽贵为云贵总督,但毕竟出自广西布衣,深知广西人吃苦耐劳,忠勇爱国的秉性,侠胆义肝为知己赴汤蹈火的性格,自知正义而天不怕地不怕的品格。所以,他比其他科举出身的满清大员更了解刘永福,更信任刘永福;他把比自己小12岁的刘永福看作是军旅晚辈。这是岑毓英担任云贵总督以后,多次给清廷的奏折中提到:“惟刘永福人颇忠义善战”和“刘永福谅能感激图报”的原因。事实上,在整个中法战争中,刘永福的黑旗军始终愿归制于岑毓英的麾下,和滇军一起在北圻西线浴血奋战。正因为如此,刘永福才最终完成他抗法名将的业绩,在中国反侵略战争史上留下他光辉的一页。
三、主动请缨援越抗法壮学研究
在中法战争中,作为独挡一面的清军统帅,岑毓英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怀。在保家卫国方面,他完全可以和左宗棠比肩:一个在祖国西南的抗法战争中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不受外来侵犯;一个在祖国大西北的抗俄战争中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不受外来侵犯。他们俩人都是晚清历史上熠熠生辉的爱国主义将星;他们廉洁奉公的精神又都是值得今人学习的一代儒将督抚;在个人才能上又都是挽救国家于倒悬的国家栋梁重臣!左宗棠的事迹在学术界已有人大书而特书,而对岑毓英则少有评述,即使《中法战争史》专著,对岑毓英也是作墨不多,甚至有些观点颇失公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据笔者所知,早在中国对法宣战前,岑毓英于1883年10月在给朝廷的一份密折中,对越南的局势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并请求清廷批准他带兵出关,援越抗法。
在其密折中,岑毓英对法国的侵略本质有着深刻认识,对越南政局也是洞若观火,对刘永福黑旗军在抗法战争中的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肯定;至于黑旗军面临困境,也作出客观的评估。主张“滇、粤防军,如再不协同攻剿,何以挽回越事?”而越南的广大老百姓“现在水深火热,引领望救”。只要我大军一出,“进扎山西,督饬越南各官革除苛政,收拾民心,其草泽之间,必有忠义之士闻风响应。”岑毓英在密折中还对自己出兵关外的战略作出了比较乐观的设想:“然后令南将刘永福、黄佐炎等率领义师,分道进取。大军仍驻山西,虎视河内,彼族精锐不敢远离,后路必然空虚。刘永福、黄佐炎等或恢复越京,或袭取西贡等处,一有得手,法人即腹背受敌。其时彼族如退出河内,自求转圜,固可善为了结,否则断其归路,聚而歼旃 ,亦可稍纾义愤。洋人素性骄横,畏威而不怀德,果能痛加惩创,和局亦可久矣。”现在看来岑毓英这个战略设想,似乎太过于自信,低估了法国侵略军的实力,过高地相信黑旗军的战斗力。由于对困难估计不足,以至后来他带兵出关以后,仗打得异常的艰苦。
岑毓英善于陆战,却不习海战。他告诫清廷:“查各海口,以天津、烟台最关紧要,但求朝廷添派重兵,于此二处严密防守,彼族纵以兵船寻衅,尽可坚持定见,不为摇动,彼族断难久支”。后来中法战争全面爆发,法国远征舰队一举消灭中国福建水师,使马尾军港成为一片废墟!而从福建巡抚调至云贵总督一年多的岑毓英,却对福建海防只字未提,原因何在?笔者以为主要有两条原因:一是岑毓英研究过英法两国挑起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都是侵略者依仗坚船利炮,轰击口岸,然后登陆作战,而无海战的前鉴与经验。二是岑毓英太过于相信福建水师的作战能力,以为法国舰队远离本土:“断难久支”,完全低估了欧洲工业革命以后法国远洋舰队的作战能力。以至岑毓英带兵出关以后,还曾建议清廷派“福建水师有兵轮船攻击越南海防,以分贼势”就是明证。尽管如此,瑕不掩瑜,我们还是看到了岑毓英在中法战争中能统筹全局的能力。
通过其密折可知,岑毓英主动请缨援越抗法。这一点对于本文论题至关重要。中国自1840年以后,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领略了西方热兵器战争的利害,清军将领多数畏敌如虎。在对外战争中有如左宗棠、冯子才和岑毓英者,实属凤毛麟角。从密折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不避艰险,忠勇为国,表现出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岑毓英!他向清廷提出:“惟越事现正吃紧,必须有大员亲临前敌,相机调度,方能鼓舞众心。……臣虽智虑粗疏,军务系总督分内之事,不敢自耽安逸。且臣籍隶粤西,旧部粤勇尚多,于越南人地皆能相习。现天气渐寒,烟瘴稍减,拟即督率滇、黔各军出关,可否由臣挑带二十营驻扎越南山西,就近筹办?……臣恭候命下,即克日带兵出关,驰往山西,择要驻扎,事事整厉,不敢偷安,仍步步谨慎,不敢轻率。臣久在云南军营,边界情形,兵家利纯,粗知大略。法人纵并力来攻,战守二者尚有把握,誓当竭尽犬马,以纾朝廷南顾之忧。”
岑毓英给清廷的请缨密折,以600里加急送出才十天,他又上了第二道密折:“查法人自上年三月占据河内以来,将旧王府修为内城,并于城外添筑土阜、石营,环扎木栅,开挖长濠,遍埋地雷,层层严密为坚守计,攻之猝不能拔,徒伤精锐。刘永福久经战阵,其于避坚攻瑕,避实击虚之论,闻之已熟,故前此久驻怀德,不肯骤攻河内,只诱敌出战,叠挫凶锋。今欲责成恢复,恐非刘永福一军所能办也。臣前奏拟带兵亲驻山西,换出刘永福、黄佐炎两军,以为奇兵,亦力戒攻坚之意。但军情变动无常,非亲临前敌,不能为将士决疑,不能窥敌情变幻,诚恐劳师糜饷,辜负圣恩。此臣日夜筹维,急欲出关而不能自己也。”充分地表现了岑毓英勇于抗法卫国的爱国情操,恨不能立即亲临前线指挥歼敌,实现他“臣以军旅起家,当此强邻侵犯之时,誓当驰驱效死,仰酬恩遇”,报效国家的愿望。广西师大历史系黄振南教授说得好:“欣然请命,亲自带兵出关援越抗法,是岑毓英毕生最亮的闪光点。”
四、亲临前线,激战北圻壮学研究
1883年(光绪九年)11月19日岑毓英终于获得清廷批准:“岑毓英以越事现正吃紧,拟挑带所部二十营亲赴前敌,相机调度,实属勇于任事。该督威望素著,驰赴防所,镇抚其间,自可振军威而维大局。著照所请克日带兵出关,前往山西,择要驻扎。”清廷还特别强调:“目前事势,总以保守北圻,力固滇、粤门户为最要。”从此,岑毓英奉旨率军出关,奔赴抗法前线,亲自指挥滇、黔所部和刘永福黑旗军与法国侵略军激战于越南北圻西线。直至1885年(光绪十一年)4月7日清廷命令前线停战,岑毓英始终是中法战争中,中国在越南抗法前线官阶最高的清军将领。
自1883年11月19日奉旨,11月25日岑毓英亲率所部一万滇军从云南分道出关。大军刚行至越南通海县,山西省城已被法军占领。原先滇军驻扎山西的丁槐部和刘永福黑旗军均退至兴化一带。岑毓英屯兵山西的战略计划落空,只好因地制宜地在兴化一带择要布防,严阵以待。岑毓英则将滇军大本营暂时设在距兴化城三十里的家喻关,居中调度指挥。他向清廷奏报说:“(光绪十年,即1884年)正月十五日行抵兴化附近之家喻关,越南统督军务大臣、镇北大将军、东阁大学士黄佐炎,参知充参赞军务梁辉懿,山兴宣总督阮廷润,署兴化巡抚阮光碧,宣光巡抚黄相协等先后来见,臣均待之以礼,宣布皇恩,再三劝勉, 该南官等同深感激,情愿随营出力报效。”说明岑毓英出关到达越南兴化省时,受到越南北圻最高长官黄佐炎及北圻各省巡抚们的热烈欢迎,并表示愿在岑毓英的指挥下与滇军共同抗击法国侵略者。当时越南北圻地方尚未失守的只有北宁、谅山、兴化、宣光、太原、高平六省以及山西省属的临洮、端平两府。根据清廷的指示,以广西巡抚徐廷旭为首的粤军防守北宁、凉山以及太原、高平等,为北圻东线,护卫广西门户;以云贵总督岑毓英为首的滇军防守宣光、兴化以及临洮、端雄等,为北圻西线,护卫云南门户。
因为岑毓英有着深厚的军旅背景,又是清军出关的最高将领,清廷曾于1884年(光绪十年)正月间下旨要岑毓英统一指挥北圻东、西两线的中国军队:“岑毓英已抵保胜,亟应亲往兴化一带查勘布置,边外各军必当有所统摄,以一事权,所有徐廷旭统带各营及调防诸军,均著归岑毓英节制调度。”岑毓英委婉地谢绝了,这是明智之举。后来法军集结两个旅的精锐主力,配以一万多的越奸、教民部队,总兵力不下两万人,发动北宁战役的时候,西线战场虽有岑毓英派出刘永福黑旗军和滇军总兵丁槐所部驰援,然而东线清军依然一败涂地。此役法军占领了北圻东线的北宁、太原等省,广西门户洞开。北宁战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主帅徐廷旭的无能,诸军将领的昏庸,军队体制的梗阻,武器的低劣;廖宗麟先生在他的《中法战争史》中已有详述,此不赘述。但笔者认为,东、西两线清军在北宁之战中,由于装备落后,东线的粤军和西线的滇军,没有起到战略配合和战术配合的作用,这是北宁之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北宁战役期间,“臣与广西抚臣徐廷旭音问不通者半月矣。”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战场上瞬息万变,两军统帅竟有半月之久不通迅息,这场战役怎么打?那只有战败的份儿。战败之后,“臣与广西抚臣徐廷旭音问不通者一月有余,不识粤军现扎何处?”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岑毓英拒绝统一指挥东、西线清军,从纯军事上考虑,是有道理的。因北宁战败,广西巡抚徐廷旭被撤职查办,岑毓英也遭降级处分。广西巡抚由潘鼎新接任。但滇、粤两军的联络依然没有改观,这从岑毓英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初八给清廷的奏折中就可以知道:“至刘永福一军,除在北宁逃散,暨黄守忠分带往扎河阳外,尚存二千余人,现饬协同扼扎大滩、文盘州一带。臣仍接济饷银军火,妥为羁縻,令其养精蓄锐,俟秋成有粮,江水渐落,再添兵督饬进取。至粤军一面,因道路梗阻,音信不通,今相距愈远,兼顾愈难。臣现派员赍函绕由内地之开化、广南、广西之镇安等处,前往龙州、谅山署广西抚臣潘鼎新行营,请其就近整顿调度。”两军统帅,一个在北圻西线的家喻关一带,一个在北圻东线的凉山行营,通信联络居然要从中国云南的广南府至广西的镇安,绕一大圈方能经龙州到达谅山潘鼎新行营。如此落后的联络方式,与“洋人用兵,恃有电线,数万里军情,瞬息可达;又有轮船运载粮饷军装,数十万斤之重,数日可至。故其军火充裕,每 战 辄数昼夜不停”相比,敌优我劣,显而易见。可想而知,在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要想取胜,将要付出何等重大的牺牲!壮学研究
即便如此,在中法战争中,也丝毫没有动摇岑毓英保家卫国的抗法决心。中国于1884年(光绪十年)8月26日正式向法国宣战以后,岑毓英率滇军一万人以及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向北圻东南挺进。正如《国史列传》所说:“七月,明奉谕旨与法决战,遂亲督大军鼓行而前,复越之馆司、镇安、清波、夏和各县,驻军馆司关,规取河内诸省。遣丁槐、何秀林以偏师攻宣光省,用地雷轰破城垣,斩擒法人、教匪无数,传首滇中。法人抵死相拒,于 淫 雨泥淖中苦战三十六昼夜……”宣光之战打得异常艰苦卓绝! 滇军丁槐、何秀林部在岑毓英的指挥下围攻宣光的同时,“毓英以缅旺地方前接兴化、山西,后通十州三猛,早经法踞,为患肘腋,遣总兵覃修刚率劲旅克之,连复清水、清山两县,斩法人、教匪千数百人。”狠狠地打击了法国侵略军嚣张气焰。
在越南北圻东线,法国侵略军组织了两个旅的主力部队约八千人,再配以越奸和教民武装约一万人向北进攻,企图拿下谅山,进攻镇南关打通广西门户。广西新任巡抚,北圻东线清军统帅潘鼎新指挥失措,面对强大的法国侵略军清军各部虽然进行殊死抵抗,但还是一败再败。东线败绩,主观原因很多,廖宗麟先生在《中法战争史》中已有详尽的分析。从1885年2月3日开始,进攻谅山一役的法军主力多达两个旅八千人,这是法国在中法战争中投入的一次最大兵力,而且武器装备精良,配备两个炮兵大队共六个炮兵中队,每战必先集中炮火轰击清军阵地。以冷兵器为主的清军部队损失惨重。东线清军屡败,谅山一役,清军又败,潘鼎新退守镇南关。此时岑毓英率部围攻宣光法军守敌,战斗甚是惨烈,迫使困守宣光法军不断向法国远征军总司令部求援,法军即调波里也将军率第一旅西援宣光。这样东线战场由原先两个旅共八千人的主力部队,减少至四千人的一个旅,大大减轻了东线清军的压力。
西线的岑毓英,一面指挥所部继续围困宣光法军;一面分兵打援,派刘永福率黑旗军在左育一带阻击法军第一旅。刘永福是在敌强我弱的不利条件下组织左育之战的;当时进攻的法军精锐约四千人,装备着新式的洋枪洋炮;而刘永福直接指挥下的黑旗军只有二千人,武器装备落后而且枪炮弹药严重不足。于是岑毓英“闻知法军援兵将犯左育,岑毓英屡嘱刘永福安雷,并饬何秀林拨所部一千人交马维祺率往助战,”即便加上来援的滇军,也不过三千人左右。在这种明显的劣势下,仍使来犯的法军遭致近五百人的重大伤亡,打得法国侵略者丧魂失魄,打出了黑旗军的军威。1885年3月29日《申报》是这样报道左育之战:
“西历三月初二日,法人瞥见黑旗驻于一处,离宣光约六英里,该处河道有山阻隔,炮船不能飞渡。陆军炮兵亦难前进,且筑有小炮台八座,皆有坑可通者,前有竹栅以护之,黑旗之人皆在坑中。法兵屯扎一处与之接战,连战四阵,皆为黑旗击退。至第五阵,法兵奋力而入,惟山谷险阻,不辨东西,及深入时,又见炮台,一行黑旗伏兵暗坑中,将刀石药包等物乱掷于法兵之前,法兵死伤无算。是日下午始攻第二座炮台,至夜间,华官率众欲围法兵,随被法兵击退。据法军所报,驰赴救援之军,死者四百六十七人,内有员弁十五名,所募之越军,其死伤不在数内。查法人自东京开战以来,其死伤兵数以宣光之役为最。”壮学研究
上述《申报》所指出黑旗军在左育设防阻击法国援军之役,是刘永福奉岑毓英将令,根据左育的地形组织的。特别是报道中“且筑有小炮台八座,皆有坑可通者,前有竹栅以护之,黑旗之人皆在坑中”的描写,充分地体现了岑毓英的战术思想。原来岑毓英在指挥滇军和黑旗军围攻宣光法军守敌的战斗过程中,发现宣光城建在陡峭的山丘上,城墙坚固,南西北三面而垒,仅东面临江,江面可通火轮。法军用战壕沟通江岸与城堡的联系;另外,城堡前方有一座宝塔,法军以塔为前沿阵地,在塔上安设一个哨所,也用深战壕沟通哨所与城堡间的联系。平时哨所发现情况,即用电话通知城内守军。加上法军火炮射程远,火力猛,守军武器装备精良,而滇军又无攻坚大炮和攻坚技术,即使派将士冲锋至城下安放地雷,也无法炸开城池,反而在法军的枪林弹雨中牺牲大量的士兵。于是岑毓英采取“围城打援”的战略,为实现这一战略以调动法军而歼之,又能有效的避开敌军火力保存自己,岑毓英发明了“地营”战法。所谓“地营”,即在宣光城外守敌可能逃跑或东线法军来援的必经之路,挖一条延袤十余里的深壕,而且根据地形曲折而入,声息相通,上面覆盖松、梨、杂等大木和树枝,两面洞开枪眼,滇军潜伏其中。无论是出逃法军抑或是来援法军,都是先开大炮轰击清军阵地,一番炮击之后,法军步骑兵方开始冲锋。当敌军炮轰时,清军躲在“地营”里,当敌军步骑兵冲锋时,清军则在“地营”的枪眼中开枪射击敌人,予以有效地杀伤。实践证明,岑毓英饬滇军诸军开创地营,取得了极好的战斗效果:“法兵大股由凉山来援宣光,毓英饬覃修刚迎剿,以道员岑毓宝居中策应。敌至,枪发如雨,加以巨炮,迄不能入地营。”岑毓英在反抗外国强敌入侵的战争中,开创性使用“地营”战法,有效地避开了强敌的武器优势,是我国对外战争中使用“地道战”打击敌人的先河。“地营法”应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宣光之役”虽然没有完成占领宣光城的任务,但中国军队在岑毓英的指挥下,与法国侵略军作了决死战斗,构成了抗法战争中惨烈的一幕,是中法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牵制了法国侵略军在北圻战场上一半的主力部队,极大地减轻了东线粤军的压力,为冯子才后来在镇南关反攻法国侵略军,客观上准备了条件。
岑毓英在宣光之役血战法军,给法军第一旅以重创之后,得知法军第二旅在尼格里的统率下,于1885年2月23日击败潘鼎新部的各路防军,占领了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原滇军将领、岑毓英的爱将杨玉科力战牺牲,东线粤军纷纷后撤。尼格里的法军第二旅得意忘形,竟在镇南关前插立木柱,用汉文写下几个大字:“广西的门户已不存在了。”为了打击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岑毓英发动了临洮会战。英勇的滇军和黑旗军经过20天的浴血奋战,终于在1885年3月24日取得了临洮大捷。据载:“大败法人于临洮府,阵斩法酋七画以下数十人,白帽红衣洋匪二千余人,教民七八千人,乘胜攻破梅枝关、不拔县、广威、永祥二府,进捣山西、河内等省。越南之兴安、宁平、南定、兴化、太原各省义民,闻风响应,共举义旗,来迎滇军。”临洮大败法军的胜利消息传到了镇南关,极大地鼓舞了正在与法军浴血决战的冯子才军的士气,粤军在冯子才的率领下,终于在临洮大捷的第二天,即1885年3月25日击败了法国尼格里的第二旅,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镇南关大捷。冯军乘胜收复文渊。尼格里率法军第二旅残部逃至谅山,企图重新组织力量顽抗,冯军乘胜追击,于1885年3月29日在谅山再次大败法军。此役尼格里本人险些重伤丧命。法军再也无心恋战,分两队慌忙撤出谅山向船头溃退。冯子才又亲率大军跟踪追击,接连收复谷松、威坡、长庆、船头等地,进而进攻郎甲、袭北宁,给法国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中国军队在北圻东、西两线均取得大败法军辉煌战绩的消息传至巴黎,引起法国统治阶级的巨大震动和惊慌。越南法军的惨败,宣告了法国茹费理内阁越南北圻殖民战争政策的失败。1885年3月30日夜,茹费理内阁在国内一片反对声中倒台,法国的军事和外交陷于一片慌乱之中。然而,正当前线捷报频传,法国政府倒台,抗法战争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清政府竟向战败的法国求和,并于1885年4月7日命令前线停战。岑毓英“正饬将领渡河以规北圻”直捣河内的愿望顿成泡影。当然,岑毓英一生中最闪亮的军旅生涯也由此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结 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法国殖民主义者加快了鲸吞整个越南的侵略步伐。特别是1883年8月法国强逼越南当局签订《顺化条约》,把越南变成法国的“保护国”以后,便把侵略矛头指向了中国。身为云贵总督的岑毓英,面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野心,忧国忧民。为保护国家免遭侵略者的铁蹄蹂躏和战火涂炭,他坚定地支持刘永福抗法斗争,将黑旗军与滇军一视同仁,感动了黑旗军的全体将士。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刘永福都心悦诚服地归属在岑毓英的领导和指挥下,继续创造了黑旗军抗法战争的辉煌业绩,最终成就了刘永福抗法民族英雄的威名。在国家遭到外族侵略的危急关头,不惧战场枪矢之险,挺身而出,亲率滇、黔清军出关作战,重创法军,在敌人手中解放了大片越南北圻领土,受到了越南北圻广大官员和百姓的热烈欢迎和爱戴。他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面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火力强大的洋枪洋炮,毫无畏惧。为了扬长避短,克敌制胜,他发明了“地营”战法,给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开创了中国反侵略战争史上“地道战”的先河,为中国战史留下值得书写的一页。他身居高位,不贪富贵,勇于任事,将生死置之度外,始终率部驰骋在抗法战争的最前线,指挥滇军和黑旗军与法军主力第一旅血战宣光,逐鹿山西,取得临洮大捷,和冯子才的镇南关大捷一起铸成中法战争胜利的丰碑。和左宗棠一样,岑毓英是中国近代史上英名不朽的清朝爱国将领,是广西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壮族人民永远的骄傲!
参考文献:
①张声震. 《岑毓英文集》(黄振南、白耀天标点)[M]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5年9月
②廖宗麟著. 《中法战争史》[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2年7月
③《中国近代史》编写组 .《中国近代史》 [M]北京 中华书局 1979年5月
④廖宗麟著.《民族英雄刘永福》[M]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7年9月
⑤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M]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 1961年2月
〔责任编辑:覃彩銮〕
【关键词】 中法战争;岑毓英;宣光血战;“地营”法;临洮大捷
【作 者】施铁靖,广西河池学院历史系教授。河池:546300
【中图分类号】K8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4-0089-009
A preliminary approach on Cen Yuying in Sino-French war
Shi Tiejing
Abstract: The French colonialists forced the Vietnamese authorities to sign a “Treaty of Hue” in August 1883, then the aggression directed against China. Facing the aggressive ambition of the French colonialists, as the Governor of the Yunnan-Guizhou, Cen Yu-ying firmly upheld Liu Yongfu, and which led to the ultimate success of the national hero Liu Yongfu. Invasion of the country at stake, CEN Yu-ying came forward, led the troops to exit, and fought against the aggressors. Cen Yu-ying took full advantages and avoided shortcomings, and invented “to Camp” tactics to defeat the enemy. Through Tuyen Quang bloody battle, he hit the enemy and tied up the main forces of the enemy, and achieved great victory at Lintao. Lintao Victory and Zhen Nanguan Victory are the monuments of the victory of the Sino-French War. Cen Yu-ying is patriotic general and an immortal name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the excellent son of Guangxi Zhuang people, and the pride of the people forever!
Key words: Sino-French war; Liu Yong-fu; Tuyen Quang bloody battle; “to camp” tactics; Lintao Victory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争中,中法战争是唯一中方获胜的一役。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中法战争的研究一度成为“显学”,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却有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作为主动“奏请带勇出关,亲赴前敌”的云贵总督岑毓英,是越南北圻西线战场的总司令。中越军民在他的指挥下,重创法军,血战宣光,收复失地,取得临洮大捷,牵制了北圻法军一半主力,为中国镇南关大捷准备了条件。然而在众多的中法战争研究论著中却很少提及,更无专文讨论。即便是桂籍专家廖宗麟先生,在他所著的长达60万字的《中法战争史》中,对于临洮大捷,也仅仅是“大概由于援越桂军取得镇南关大捷的缘故,法军从西线后撤,……滇军于正月二十三日(3月9日),收复缅旺和清山、清水两县,二月二十日,(4月5日)收复广威府,二十三(8日)、四(9日)等日收复不拔县,并在临洮等地打败法军。”如此行文,会使读者误以为,临洮大捷是在镇南关大捷(3月25日)之后取得的。这是很不公平的!历史应该对每个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为此,笔者对中法战争中有关岑毓英史实进行了一番考察,实事求是地评价他在中法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就教于同行方家。
一、对法宣战前的中越局势壮学研究
早在1787年,法国利用越南的政治危机,出兵帮助镇压越南西山起义而签订了《法越凡尔赛条约》,开始了对越南的领土要求。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更是肆无忌惮地大规模侵略越南。1883年8月强逼越南签订了《顺化条约》,使越南成为法的保护国以后,便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代表法国大金融资本家利益的茹费理内阁,为满足少数金融寡头扩大商品市场和夺取原料产地的贪婪欲望,不仅叫嚣“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而且命令侵越法军向北进犯,把蓄谋已久的侵华战火烧到了中越边界。1884年6月23日,法军进犯谅山,窥伺广西。7月15日,法国远征舰队在海军中将孤拔的率领下,以“游历”为名强行驶入中国福建水师基地马尾港。
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以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爱国大臣,上书朝廷,力主抗击法军。但掌握内政外交实权的李鸿章派,极力主张避免与法国冲突。李鸿章认为中国“兵单饷馈”、“海防空虚”,即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断不可轻于言战”。李鸿章之说遭到了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的猛烈抨击,并上书弹劾李鸿章,要求朝廷“另简贤员”,“统筹全局” ,慈禧太后面临法国军事逼迫于外,抗法舆论压力于内的双重考虑之下,一面撤掉了以奕訢为首的全部军机大臣,作一些抗战的姿态,平息舆论;另一方面又害怕战争危及清朝的统治,希望能大事化小,苟安一时,所以又采纳李鸿章求和的主张。她授权李鸿章设法与法国谈判,祈求英、美政府出面“调停”。她甚至不顾法国侵略军猖狂挑衅的严重局势,依然严令中国军队“静以待之”。
清朝最高统治者这种妥协的态度,助长了法国侵略者的野心。它一方面派代表与李鸿章进行谈判,乘机要挟恐吓;一面调兵遣将,加快发动战争步伐。1884年8月4日,法国海军少将利士比率领三艘军舰进犯基隆,向中国守军投书劝降,遭到拒绝。5月8日,法军炮击基隆炮台。中国守军在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让法军离舰登陆,避开法国军舰大炮的火力,然后聚歼法国海军陆战队。法军登陆后,被中国军民包围,在中国军民奋不顾身地冲杀下,死伤数十人,扔掉四尊大炮、十几架帐篷和大量衣帽,狼狈逃回舰上。中国军民在基隆港首战告捷,打乱了法军的侵略部署,增强了中国军民抗战的决心。
法军败绩传至巴黎,法国当局不甘心失败。8月16日,法国议会通过政府决定扩大侵华战争,增拨三千八百万法郎的侵华军费,叫嚣进行“本世纪最大的一次征伐”。 19日,法国驻华代理公使谢满禄,蛮横地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就基隆事件向法国赔偿八千万法郎,并有意在中国政府答复之前下旗离开北京,进行无理恫吓。8月23日,原先停泊在马尾军港的法国远征舰队,突然向中国福建水师发动袭击。福建水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尽管中国水师的部分爱国官兵临危不惧,英勇抗击,例如水师旗舰“扬武”号身受重伤,船身迅速下沉的危急时刻,士兵们仍不停射击,打击敌人,用尾炮准确击中法国旗舰“窝尔达”号舰桥,击毙法国领港人和轮机水手;“振威”号舰在激战中被敌击中,失去控制,在沉没的一刹那,管带许寿山还向敌舰射出一炮,重伤敌舰舰长和多名士兵。但是,马尾海战,中国福建水师全军覆没。
马尾战败,中国朝野震动,全国舆论强烈要求追究李鸿章的主和责任。从作战双方军事力量对比上,福建水师处于绝对劣势,总共只有兵船十一艘,其中九艘是木制的,总吨位为六千五百吨;有炮四十五门,极少数是大口径重炮;参战官兵一千零四十人;此外还有十几只旧式木制战船,此等海军力量,对付一般海盗当然绰绰有余。而法军的远洋舰队,投入当时海战的舰船共八艘,其中有两艘是新式的铁甲舰,总吨位为一万四千五百一十四吨,超过我方一倍多;有舰炮七十七门,全是大口径的重炮;参战官兵一千七百九十人,也远远多于我方;而且法军海战部队都是最新式的枪炮。战端一开,中国的小船小炮在已失战机的情况下,很快被法军重炮洞穿。再说,法军自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后,法军的远洋能力和海战能力远在中国之上,区区福建水师那堪匹敌!所以,马尾海战的失败,是必然的结果。
法国侵略者不顾国际惯例偷袭中国海军的侵略行径,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和贵州等地的各族人民到处驱逐法国传教士,焚毁天主教堂。连远戌甘肃一带的爱国将士都纷纷请求朝廷准许他们开赴抗法前线,为国杀敌。旅居美国、日本、古巴、新加坡以及南洋一带的海外华侨,纷纷捐款回国,支援抗法斗争。国内的爱国报纸也纷纷发表评论,敦促朝廷抗法。中国人民的抗法斗争造成了浩大的反侵略声势。清政府被迫在8月26日下诏对法国宣战。压抑已久的中国军民反侵略战争怒火,如火山般地爆发了,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中法战争。而本文的主人公岑毓英也在这场战争中书写了他人生中最闪亮的一页。
二、坚定支持刘永福黑旗军抗击法国侵略军
稍有中国近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刘永福是中法战争中的英雄,他所率领的黑旗军是抗法战争中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刘永福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广西防城农民家庭,长大以后,“30岁创建黑旗军并流亡越南”。刘永福为了生存的需要,他在越南长达18年的时间里,率领黑旗军帮助越南政府镇压各地的叛乱。因功被越南授予“三宣副提督”。当他看到法国侵略者企图吞并越南并威胁我国南部边疆安全时,大义凛然声称:“永福,中国广西人也,当为中国捍蔽边疆;越南三宣副提督也,当为越南削平敌寇!”连最善于投机钻营的政客唐景崧也不得不承认刘永福:“膺越职而服华装,知其不忘中国。”刘永福是一位言行一致的人,率领黑旗军出生入死地走上了坚决抗法的道路。1873年阵斩侵越法军头目安邺;1883年重创法军力歼李维业;转战山西、北宁、宣光,驰骋越南北圻数省,给法国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法国人恨透了他,高额悬赏要他的人头之外,还无数次派人暗杀他。刘永福毫无惧色,即便是到了兵微将寡,粮饷匮乏的危险关头,依然一往无前地抵抗法国侵略军,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悲壮的抗法战歌!壮学研究
在笔者所能查阅到的中法战争史料中发现,当时在督抚一级的大员中,能坚定支持刘永福黑旗军抗法斗争的,岑毓英是最突出的一个。如果从时间上看,他也是督抚大员中较早提出暗中支持刘永福的倡议者之一。
1882年(光绪八年)5月,岑毓英在福建巡抚任上奉上谕署理云贵总督。从5月24日他上奏折谢恩起,至8月24日抵滇接印止,其间处理移交事务以及“路经两粤,即与兼署两广督臣裕宽、广西抚臣倪文蔚先后密商,并得阅法廷公议于边务,敌情颇得详皙。”到达昆明后,岑毓英即“与本任督臣刘长佑暨抚臣瑞联日加商榷,并查接管卷内,知沿边事宜,节节布置……” 。随后岑毓英巡视边境,处理各民族之间的事务,他向朝廷报告:“伏查滇省临安、开化、广南三府,处处与越接壤,其间民人有汉、回、夷三种,各分党类,尤易生衅,当此外患未息,若彼族潜与勾结,为害不小。臣等以为攘外必先安内,拟择其绅耆酋长,分类编查,严加约束。此种夷人,皆臣毓英昔年结以威信,滋复笼络为用,无事则耕凿相安,有警则各自为守,庶无内顾之虞,得以专筹御侮,于防务实有裨益。” 由此可知,岑毓英到云南近两个月时间内,从内政、边防以及整顿军队,做了大量的工作。
关于岑毓英对刘永福的关注,在其1882年10月11日给清廷的密折中,即表明了态度:“越官刘永福踞山西、兴化、宣光已十余年,该处官兵知有刘永福,不知有越南王。又,往年曾歼法人上将,彼族悬重赏购之甚急。刘永福既恐释兵为法人所擒,又虑攻击法人而滇、粤官军蹑其后,故欲悉力拒守兴化等省,为中国出力,以图自全。……现在通盘筹画,我军只宜分布边内要害,暗资刘永福以军饷器械,使之固守,以拒法人。永福兵力甚精,地利甚熟,主客之形便,劳逸之势殊,法人不敢登岸与之力角。永福不为所并,越南势可苟延。”岑毓英如此看重刘永福的抗法作用并提出暗助刘永福的意见,与朝中主战派的意见不谋而合。朝中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张佩纶在给云南巡抚唐炯的信就说明了这一点:“尊论暗资永福……与鄙见极合。”
难能可贵的是滇省财政向称拮据,同治年间滇省长达十八年的动乱平息未久,法侵边患又起,军费开支骤然加重。岑毓英既答应暗中支持刘永福,财政再困难也付诸行动。岑毓英1883年(光绪九年)8月28日给清廷的奏折中明言:“惟刘永福人颇忠义善战,诚如圣谕,果能始终扼扎,越南尚可图存。故臣等于上年即密济以饷银军火,并滇省所铸开花炮铲去字迹。给以二十余尊”。据岑毓英1883年9月19日给清廷的奏折中说:“前拟暗助刘永福军饷,已按月给银五千两,作为三营饷需,尚有军火、军装暨前后所助之赏号二万金在外。”这与刘长佑、倪文蔚、黄桂兰等只是口头支持而不见诸行动,后又动摇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不仅如此,岑毓英还把刘永福黑旗军当成自己的滇军部队一视同仁:“刘永福三千人素无专饷,每月由滇给银五千,不敷开支。今滇军月饷已蒙天恩由各省按月拨解,臣拟请将刘永福各营饷项概归臣军月饷划拨支发,以广皇仁。”这在当时清军的高级将领中如此坚定支持刘永福是少见的。
岑毓英支持和帮助刘永福,还表现在军事行动上。早在1883年(光绪九年)初,法军攻占越南南定省以后,大举增兵北侵。刘永福身为越南三宣副提督,奉越政府命令率黑旗军驻守山西,以阻法军北侵。岑毓英对黑旗军孤军深入,很是担心:“况刘永福出守山西,距保胜千余里,孤军深入,更为可虞。臣等与藩司唐炯悉心商酌,拟即派参将张永清、游击林大魁挑带能耐烟瘴之练军二三营,前往兴化、山西附近 一带驻扎,相机因应,以壮声援。” 可以说,岑毓英爱惜并暗中支持刘永福的殷殷之情,溢于言表,付之行动。后来因中法尚未宣战,出于外交考虑,不给法国以口实,岑毓英“伏查法越构兵,遽难定局,滇军同扎山西,恐滋口实,若移扎别处,又不足以壮声援。臣再四思维,只有将各防营旗帜,号衣收回,所遣勇丁,交南将刘永福派人管带,听其调度,以一事权,饷银军火由滇密为接济。在越得暗助之益,在滇免显助之嫌,方为妥善。臣与新授抚臣唐炯往返商函,意见相同,已派人赴越同刘永福面为商酌。” 由于岑毓英的支持,极大地提高了黑旗军的战斗力,使刘永福屡次挫败法军的进攻。即使法军于1883年7月13日从河内倾巢而出,集中主力三千人分五路从水、陆两面夹攻黑旗军,除留下二百多具尸体外,根本无法撼动黑旗军的防线。之后,法军利用14日昼夜大雨不停,河水猛涨的机会,在14日夜中冒雨挖决河堤,致使黑旗军各防营被水淹漫,不能驻足。黑旗军才被迫退至丹凤县择险布防。壮学研究
从1883年7月至1884年6月这一年的时间内,刘永福黑旗军经历了艰苦卓绝、英勇不屈 、牺牲巨大的抗法战争。虽然岑毓英“刘团所需饷银军火,臣均源源接济,并不短少,”但由于越南政府向法国屈膝投降,使黑旗军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兵员也无法补充。在此危险关头,岑毓英再次伸出援助之手:“拟密饬游击张世荣等督饬各带营粤勇,一概改装黑旗,暗助刘团,仍扎原处。” 最令人感动的是,岑毓英带兵出关以后,一时因出关之滇军“粮尽势孤”,被迫未奉旨撤退,岑毓英本人受到清廷降级处分时,他还为刘永福的前途考虑。他在给清廷的一份奏折中写到:“臣查刘永福祖籍广东钦州,寄籍广西上思州,所部头目勇丁,均籍隶两广。现有二千余人驻扎文盘州、大滩及猛罗等处,另有一千六百余人随黄守忠驻防宣光,共计三千七百余人,新勇、老勇各居其半。刘永福虽为越南提督,自以身系华人,仰慕天朝,情殷内向,故报捐游击职衔二品封典,并未蓄发改装。所部各头目如黄守忠、吴凤典等皆年力强壮,志切图功。惟刘永福总以与法人仇怨已深,恐兵权一解,为彼族谋害。……臣再四思维,将来法人如请安置刘团,朝廷曲予保全,即于广东水陆各标恩赏刘永福一相当之缺,其部下头目,均量予官职。”
总之,从1882年(光绪八年)8月24日岑毓英走马上任云贵总督以后,至1885年(光绪十一年)4月7日中法战争结束,这三年岑毓英为保护黑旗军,支持刘永福,做了大量工作。这在当时的清朝的督抚大员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刘永福得遇岑毓英而最终成就自己抗法英雄的一世威名,确是他一生中的幸事。在中法战争中他始终率领黑旗军归于滇军岑毓英的指挥下,驰骋于北圻西线各战场就是明证。
岑毓英为何如此坚定支持刘永福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两条原因:一是岑毓英本身起于军旅,终于军旅,善于识将。他特别赞赏刘永福这种出身低微而又朴实忠勇爱国的将领;加之自己的经历和刘永福的经历有相似之处,所以他对待刘永福的态度是真诚的,始终认为刘永福“其情殷内向,甚为可信。”况且岑毓英深谙“自古将才出寒门”的道理,岑毓英善于识将,也善于驭将。就如他用马如龙、杨玉科一样:一个是曾经的叛乱匪首;一个是曾经的杀人犯,但在岑毓英的调教下,都成为国家栋梁之材、一代名将。二是岑毓英内心有很深的地缘情结。作为广西人,岑毓英最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家乡遭到法军铁蹄的蹂躏,这和刘永福坚决抗法的态度是一致的。他虽贵为云贵总督,但毕竟出自广西布衣,深知广西人吃苦耐劳,忠勇爱国的秉性,侠胆义肝为知己赴汤蹈火的性格,自知正义而天不怕地不怕的品格。所以,他比其他科举出身的满清大员更了解刘永福,更信任刘永福;他把比自己小12岁的刘永福看作是军旅晚辈。这是岑毓英担任云贵总督以后,多次给清廷的奏折中提到:“惟刘永福人颇忠义善战”和“刘永福谅能感激图报”的原因。事实上,在整个中法战争中,刘永福的黑旗军始终愿归制于岑毓英的麾下,和滇军一起在北圻西线浴血奋战。正因为如此,刘永福才最终完成他抗法名将的业绩,在中国反侵略战争史上留下他光辉的一页。
三、主动请缨援越抗法壮学研究
在中法战争中,作为独挡一面的清军统帅,岑毓英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怀。在保家卫国方面,他完全可以和左宗棠比肩:一个在祖国西南的抗法战争中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不受外来侵犯;一个在祖国大西北的抗俄战争中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不受外来侵犯。他们俩人都是晚清历史上熠熠生辉的爱国主义将星;他们廉洁奉公的精神又都是值得今人学习的一代儒将督抚;在个人才能上又都是挽救国家于倒悬的国家栋梁重臣!左宗棠的事迹在学术界已有人大书而特书,而对岑毓英则少有评述,即使《中法战争史》专著,对岑毓英也是作墨不多,甚至有些观点颇失公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据笔者所知,早在中国对法宣战前,岑毓英于1883年10月在给朝廷的一份密折中,对越南的局势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并请求清廷批准他带兵出关,援越抗法。
在其密折中,岑毓英对法国的侵略本质有着深刻认识,对越南政局也是洞若观火,对刘永福黑旗军在抗法战争中的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肯定;至于黑旗军面临困境,也作出客观的评估。主张“滇、粤防军,如再不协同攻剿,何以挽回越事?”而越南的广大老百姓“现在水深火热,引领望救”。只要我大军一出,“进扎山西,督饬越南各官革除苛政,收拾民心,其草泽之间,必有忠义之士闻风响应。”岑毓英在密折中还对自己出兵关外的战略作出了比较乐观的设想:“然后令南将刘永福、黄佐炎等率领义师,分道进取。大军仍驻山西,虎视河内,彼族精锐不敢远离,后路必然空虚。刘永福、黄佐炎等或恢复越京,或袭取西贡等处,一有得手,法人即腹背受敌。其时彼族如退出河内,自求转圜,固可善为了结,否则断其归路,聚而歼旃 ,亦可稍纾义愤。洋人素性骄横,畏威而不怀德,果能痛加惩创,和局亦可久矣。”现在看来岑毓英这个战略设想,似乎太过于自信,低估了法国侵略军的实力,过高地相信黑旗军的战斗力。由于对困难估计不足,以至后来他带兵出关以后,仗打得异常的艰苦。
岑毓英善于陆战,却不习海战。他告诫清廷:“查各海口,以天津、烟台最关紧要,但求朝廷添派重兵,于此二处严密防守,彼族纵以兵船寻衅,尽可坚持定见,不为摇动,彼族断难久支”。后来中法战争全面爆发,法国远征舰队一举消灭中国福建水师,使马尾军港成为一片废墟!而从福建巡抚调至云贵总督一年多的岑毓英,却对福建海防只字未提,原因何在?笔者以为主要有两条原因:一是岑毓英研究过英法两国挑起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都是侵略者依仗坚船利炮,轰击口岸,然后登陆作战,而无海战的前鉴与经验。二是岑毓英太过于相信福建水师的作战能力,以为法国舰队远离本土:“断难久支”,完全低估了欧洲工业革命以后法国远洋舰队的作战能力。以至岑毓英带兵出关以后,还曾建议清廷派“福建水师有兵轮船攻击越南海防,以分贼势”就是明证。尽管如此,瑕不掩瑜,我们还是看到了岑毓英在中法战争中能统筹全局的能力。
通过其密折可知,岑毓英主动请缨援越抗法。这一点对于本文论题至关重要。中国自1840年以后,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领略了西方热兵器战争的利害,清军将领多数畏敌如虎。在对外战争中有如左宗棠、冯子才和岑毓英者,实属凤毛麟角。从密折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不避艰险,忠勇为国,表现出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岑毓英!他向清廷提出:“惟越事现正吃紧,必须有大员亲临前敌,相机调度,方能鼓舞众心。……臣虽智虑粗疏,军务系总督分内之事,不敢自耽安逸。且臣籍隶粤西,旧部粤勇尚多,于越南人地皆能相习。现天气渐寒,烟瘴稍减,拟即督率滇、黔各军出关,可否由臣挑带二十营驻扎越南山西,就近筹办?……臣恭候命下,即克日带兵出关,驰往山西,择要驻扎,事事整厉,不敢偷安,仍步步谨慎,不敢轻率。臣久在云南军营,边界情形,兵家利纯,粗知大略。法人纵并力来攻,战守二者尚有把握,誓当竭尽犬马,以纾朝廷南顾之忧。”
岑毓英给清廷的请缨密折,以600里加急送出才十天,他又上了第二道密折:“查法人自上年三月占据河内以来,将旧王府修为内城,并于城外添筑土阜、石营,环扎木栅,开挖长濠,遍埋地雷,层层严密为坚守计,攻之猝不能拔,徒伤精锐。刘永福久经战阵,其于避坚攻瑕,避实击虚之论,闻之已熟,故前此久驻怀德,不肯骤攻河内,只诱敌出战,叠挫凶锋。今欲责成恢复,恐非刘永福一军所能办也。臣前奏拟带兵亲驻山西,换出刘永福、黄佐炎两军,以为奇兵,亦力戒攻坚之意。但军情变动无常,非亲临前敌,不能为将士决疑,不能窥敌情变幻,诚恐劳师糜饷,辜负圣恩。此臣日夜筹维,急欲出关而不能自己也。”充分地表现了岑毓英勇于抗法卫国的爱国情操,恨不能立即亲临前线指挥歼敌,实现他“臣以军旅起家,当此强邻侵犯之时,誓当驰驱效死,仰酬恩遇”,报效国家的愿望。广西师大历史系黄振南教授说得好:“欣然请命,亲自带兵出关援越抗法,是岑毓英毕生最亮的闪光点。”
四、亲临前线,激战北圻壮学研究
1883年(光绪九年)11月19日岑毓英终于获得清廷批准:“岑毓英以越事现正吃紧,拟挑带所部二十营亲赴前敌,相机调度,实属勇于任事。该督威望素著,驰赴防所,镇抚其间,自可振军威而维大局。著照所请克日带兵出关,前往山西,择要驻扎。”清廷还特别强调:“目前事势,总以保守北圻,力固滇、粤门户为最要。”从此,岑毓英奉旨率军出关,奔赴抗法前线,亲自指挥滇、黔所部和刘永福黑旗军与法国侵略军激战于越南北圻西线。直至1885年(光绪十一年)4月7日清廷命令前线停战,岑毓英始终是中法战争中,中国在越南抗法前线官阶最高的清军将领。
自1883年11月19日奉旨,11月25日岑毓英亲率所部一万滇军从云南分道出关。大军刚行至越南通海县,山西省城已被法军占领。原先滇军驻扎山西的丁槐部和刘永福黑旗军均退至兴化一带。岑毓英屯兵山西的战略计划落空,只好因地制宜地在兴化一带择要布防,严阵以待。岑毓英则将滇军大本营暂时设在距兴化城三十里的家喻关,居中调度指挥。他向清廷奏报说:“(光绪十年,即1884年)正月十五日行抵兴化附近之家喻关,越南统督军务大臣、镇北大将军、东阁大学士黄佐炎,参知充参赞军务梁辉懿,山兴宣总督阮廷润,署兴化巡抚阮光碧,宣光巡抚黄相协等先后来见,臣均待之以礼,宣布皇恩,再三劝勉, 该南官等同深感激,情愿随营出力报效。”说明岑毓英出关到达越南兴化省时,受到越南北圻最高长官黄佐炎及北圻各省巡抚们的热烈欢迎,并表示愿在岑毓英的指挥下与滇军共同抗击法国侵略者。当时越南北圻地方尚未失守的只有北宁、谅山、兴化、宣光、太原、高平六省以及山西省属的临洮、端平两府。根据清廷的指示,以广西巡抚徐廷旭为首的粤军防守北宁、凉山以及太原、高平等,为北圻东线,护卫广西门户;以云贵总督岑毓英为首的滇军防守宣光、兴化以及临洮、端雄等,为北圻西线,护卫云南门户。
因为岑毓英有着深厚的军旅背景,又是清军出关的最高将领,清廷曾于1884年(光绪十年)正月间下旨要岑毓英统一指挥北圻东、西两线的中国军队:“岑毓英已抵保胜,亟应亲往兴化一带查勘布置,边外各军必当有所统摄,以一事权,所有徐廷旭统带各营及调防诸军,均著归岑毓英节制调度。”岑毓英委婉地谢绝了,这是明智之举。后来法军集结两个旅的精锐主力,配以一万多的越奸、教民部队,总兵力不下两万人,发动北宁战役的时候,西线战场虽有岑毓英派出刘永福黑旗军和滇军总兵丁槐所部驰援,然而东线清军依然一败涂地。此役法军占领了北圻东线的北宁、太原等省,广西门户洞开。北宁战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主帅徐廷旭的无能,诸军将领的昏庸,军队体制的梗阻,武器的低劣;廖宗麟先生在他的《中法战争史》中已有详述,此不赘述。但笔者认为,东、西两线清军在北宁之战中,由于装备落后,东线的粤军和西线的滇军,没有起到战略配合和战术配合的作用,这是北宁之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北宁战役期间,“臣与广西抚臣徐廷旭音问不通者半月矣。”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战场上瞬息万变,两军统帅竟有半月之久不通迅息,这场战役怎么打?那只有战败的份儿。战败之后,“臣与广西抚臣徐廷旭音问不通者一月有余,不识粤军现扎何处?”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岑毓英拒绝统一指挥东、西线清军,从纯军事上考虑,是有道理的。因北宁战败,广西巡抚徐廷旭被撤职查办,岑毓英也遭降级处分。广西巡抚由潘鼎新接任。但滇、粤两军的联络依然没有改观,这从岑毓英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初八给清廷的奏折中就可以知道:“至刘永福一军,除在北宁逃散,暨黄守忠分带往扎河阳外,尚存二千余人,现饬协同扼扎大滩、文盘州一带。臣仍接济饷银军火,妥为羁縻,令其养精蓄锐,俟秋成有粮,江水渐落,再添兵督饬进取。至粤军一面,因道路梗阻,音信不通,今相距愈远,兼顾愈难。臣现派员赍函绕由内地之开化、广南、广西之镇安等处,前往龙州、谅山署广西抚臣潘鼎新行营,请其就近整顿调度。”两军统帅,一个在北圻西线的家喻关一带,一个在北圻东线的凉山行营,通信联络居然要从中国云南的广南府至广西的镇安,绕一大圈方能经龙州到达谅山潘鼎新行营。如此落后的联络方式,与“洋人用兵,恃有电线,数万里军情,瞬息可达;又有轮船运载粮饷军装,数十万斤之重,数日可至。故其军火充裕,每 战 辄数昼夜不停”相比,敌优我劣,显而易见。可想而知,在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要想取胜,将要付出何等重大的牺牲!壮学研究
即便如此,在中法战争中,也丝毫没有动摇岑毓英保家卫国的抗法决心。中国于1884年(光绪十年)8月26日正式向法国宣战以后,岑毓英率滇军一万人以及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向北圻东南挺进。正如《国史列传》所说:“七月,明奉谕旨与法决战,遂亲督大军鼓行而前,复越之馆司、镇安、清波、夏和各县,驻军馆司关,规取河内诸省。遣丁槐、何秀林以偏师攻宣光省,用地雷轰破城垣,斩擒法人、教匪无数,传首滇中。法人抵死相拒,于 淫 雨泥淖中苦战三十六昼夜……”宣光之战打得异常艰苦卓绝! 滇军丁槐、何秀林部在岑毓英的指挥下围攻宣光的同时,“毓英以缅旺地方前接兴化、山西,后通十州三猛,早经法踞,为患肘腋,遣总兵覃修刚率劲旅克之,连复清水、清山两县,斩法人、教匪千数百人。”狠狠地打击了法国侵略军嚣张气焰。
在越南北圻东线,法国侵略军组织了两个旅的主力部队约八千人,再配以越奸和教民武装约一万人向北进攻,企图拿下谅山,进攻镇南关打通广西门户。广西新任巡抚,北圻东线清军统帅潘鼎新指挥失措,面对强大的法国侵略军清军各部虽然进行殊死抵抗,但还是一败再败。东线败绩,主观原因很多,廖宗麟先生在《中法战争史》中已有详尽的分析。从1885年2月3日开始,进攻谅山一役的法军主力多达两个旅八千人,这是法国在中法战争中投入的一次最大兵力,而且武器装备精良,配备两个炮兵大队共六个炮兵中队,每战必先集中炮火轰击清军阵地。以冷兵器为主的清军部队损失惨重。东线清军屡败,谅山一役,清军又败,潘鼎新退守镇南关。此时岑毓英率部围攻宣光法军守敌,战斗甚是惨烈,迫使困守宣光法军不断向法国远征军总司令部求援,法军即调波里也将军率第一旅西援宣光。这样东线战场由原先两个旅共八千人的主力部队,减少至四千人的一个旅,大大减轻了东线清军的压力。
西线的岑毓英,一面指挥所部继续围困宣光法军;一面分兵打援,派刘永福率黑旗军在左育一带阻击法军第一旅。刘永福是在敌强我弱的不利条件下组织左育之战的;当时进攻的法军精锐约四千人,装备着新式的洋枪洋炮;而刘永福直接指挥下的黑旗军只有二千人,武器装备落后而且枪炮弹药严重不足。于是岑毓英“闻知法军援兵将犯左育,岑毓英屡嘱刘永福安雷,并饬何秀林拨所部一千人交马维祺率往助战,”即便加上来援的滇军,也不过三千人左右。在这种明显的劣势下,仍使来犯的法军遭致近五百人的重大伤亡,打得法国侵略者丧魂失魄,打出了黑旗军的军威。1885年3月29日《申报》是这样报道左育之战:
“西历三月初二日,法人瞥见黑旗驻于一处,离宣光约六英里,该处河道有山阻隔,炮船不能飞渡。陆军炮兵亦难前进,且筑有小炮台八座,皆有坑可通者,前有竹栅以护之,黑旗之人皆在坑中。法兵屯扎一处与之接战,连战四阵,皆为黑旗击退。至第五阵,法兵奋力而入,惟山谷险阻,不辨东西,及深入时,又见炮台,一行黑旗伏兵暗坑中,将刀石药包等物乱掷于法兵之前,法兵死伤无算。是日下午始攻第二座炮台,至夜间,华官率众欲围法兵,随被法兵击退。据法军所报,驰赴救援之军,死者四百六十七人,内有员弁十五名,所募之越军,其死伤不在数内。查法人自东京开战以来,其死伤兵数以宣光之役为最。”壮学研究
上述《申报》所指出黑旗军在左育设防阻击法国援军之役,是刘永福奉岑毓英将令,根据左育的地形组织的。特别是报道中“且筑有小炮台八座,皆有坑可通者,前有竹栅以护之,黑旗之人皆在坑中”的描写,充分地体现了岑毓英的战术思想。原来岑毓英在指挥滇军和黑旗军围攻宣光法军守敌的战斗过程中,发现宣光城建在陡峭的山丘上,城墙坚固,南西北三面而垒,仅东面临江,江面可通火轮。法军用战壕沟通江岸与城堡的联系;另外,城堡前方有一座宝塔,法军以塔为前沿阵地,在塔上安设一个哨所,也用深战壕沟通哨所与城堡间的联系。平时哨所发现情况,即用电话通知城内守军。加上法军火炮射程远,火力猛,守军武器装备精良,而滇军又无攻坚大炮和攻坚技术,即使派将士冲锋至城下安放地雷,也无法炸开城池,反而在法军的枪林弹雨中牺牲大量的士兵。于是岑毓英采取“围城打援”的战略,为实现这一战略以调动法军而歼之,又能有效的避开敌军火力保存自己,岑毓英发明了“地营”战法。所谓“地营”,即在宣光城外守敌可能逃跑或东线法军来援的必经之路,挖一条延袤十余里的深壕,而且根据地形曲折而入,声息相通,上面覆盖松、梨、杂等大木和树枝,两面洞开枪眼,滇军潜伏其中。无论是出逃法军抑或是来援法军,都是先开大炮轰击清军阵地,一番炮击之后,法军步骑兵方开始冲锋。当敌军炮轰时,清军躲在“地营”里,当敌军步骑兵冲锋时,清军则在“地营”的枪眼中开枪射击敌人,予以有效地杀伤。实践证明,岑毓英饬滇军诸军开创地营,取得了极好的战斗效果:“法兵大股由凉山来援宣光,毓英饬覃修刚迎剿,以道员岑毓宝居中策应。敌至,枪发如雨,加以巨炮,迄不能入地营。”岑毓英在反抗外国强敌入侵的战争中,开创性使用“地营”战法,有效地避开了强敌的武器优势,是我国对外战争中使用“地道战”打击敌人的先河。“地营法”应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宣光之役”虽然没有完成占领宣光城的任务,但中国军队在岑毓英的指挥下,与法国侵略军作了决死战斗,构成了抗法战争中惨烈的一幕,是中法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牵制了法国侵略军在北圻战场上一半的主力部队,极大地减轻了东线粤军的压力,为冯子才后来在镇南关反攻法国侵略军,客观上准备了条件。
岑毓英在宣光之役血战法军,给法军第一旅以重创之后,得知法军第二旅在尼格里的统率下,于1885年2月23日击败潘鼎新部的各路防军,占领了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原滇军将领、岑毓英的爱将杨玉科力战牺牲,东线粤军纷纷后撤。尼格里的法军第二旅得意忘形,竟在镇南关前插立木柱,用汉文写下几个大字:“广西的门户已不存在了。”为了打击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岑毓英发动了临洮会战。英勇的滇军和黑旗军经过20天的浴血奋战,终于在1885年3月24日取得了临洮大捷。据载:“大败法人于临洮府,阵斩法酋七画以下数十人,白帽红衣洋匪二千余人,教民七八千人,乘胜攻破梅枝关、不拔县、广威、永祥二府,进捣山西、河内等省。越南之兴安、宁平、南定、兴化、太原各省义民,闻风响应,共举义旗,来迎滇军。”临洮大败法军的胜利消息传到了镇南关,极大地鼓舞了正在与法军浴血决战的冯子才军的士气,粤军在冯子才的率领下,终于在临洮大捷的第二天,即1885年3月25日击败了法国尼格里的第二旅,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镇南关大捷。冯军乘胜收复文渊。尼格里率法军第二旅残部逃至谅山,企图重新组织力量顽抗,冯军乘胜追击,于1885年3月29日在谅山再次大败法军。此役尼格里本人险些重伤丧命。法军再也无心恋战,分两队慌忙撤出谅山向船头溃退。冯子才又亲率大军跟踪追击,接连收复谷松、威坡、长庆、船头等地,进而进攻郎甲、袭北宁,给法国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中国军队在北圻东、西两线均取得大败法军辉煌战绩的消息传至巴黎,引起法国统治阶级的巨大震动和惊慌。越南法军的惨败,宣告了法国茹费理内阁越南北圻殖民战争政策的失败。1885年3月30日夜,茹费理内阁在国内一片反对声中倒台,法国的军事和外交陷于一片慌乱之中。然而,正当前线捷报频传,法国政府倒台,抗法战争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清政府竟向战败的法国求和,并于1885年4月7日命令前线停战。岑毓英“正饬将领渡河以规北圻”直捣河内的愿望顿成泡影。当然,岑毓英一生中最闪亮的军旅生涯也由此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结 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法国殖民主义者加快了鲸吞整个越南的侵略步伐。特别是1883年8月法国强逼越南当局签订《顺化条约》,把越南变成法国的“保护国”以后,便把侵略矛头指向了中国。身为云贵总督的岑毓英,面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野心,忧国忧民。为保护国家免遭侵略者的铁蹄蹂躏和战火涂炭,他坚定地支持刘永福抗法斗争,将黑旗军与滇军一视同仁,感动了黑旗军的全体将士。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刘永福都心悦诚服地归属在岑毓英的领导和指挥下,继续创造了黑旗军抗法战争的辉煌业绩,最终成就了刘永福抗法民族英雄的威名。在国家遭到外族侵略的危急关头,不惧战场枪矢之险,挺身而出,亲率滇、黔清军出关作战,重创法军,在敌人手中解放了大片越南北圻领土,受到了越南北圻广大官员和百姓的热烈欢迎和爱戴。他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面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火力强大的洋枪洋炮,毫无畏惧。为了扬长避短,克敌制胜,他发明了“地营”战法,给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开创了中国反侵略战争史上“地道战”的先河,为中国战史留下值得书写的一页。他身居高位,不贪富贵,勇于任事,将生死置之度外,始终率部驰骋在抗法战争的最前线,指挥滇军和黑旗军与法军主力第一旅血战宣光,逐鹿山西,取得临洮大捷,和冯子才的镇南关大捷一起铸成中法战争胜利的丰碑。和左宗棠一样,岑毓英是中国近代史上英名不朽的清朝爱国将领,是广西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壮族人民永远的骄傲!
参考文献:
①张声震. 《岑毓英文集》(黄振南、白耀天标点)[M]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5年9月
②廖宗麟著. 《中法战争史》[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2年7月
③《中国近代史》编写组 .《中国近代史》 [M]北京 中华书局 1979年5月
④廖宗麟著.《民族英雄刘永福》[M]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7年9月
⑤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M]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 196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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